1895～1904年10年间，山东口岸的对日直接贸易额上升至383.5万海关两，显然，当时烟台、青岛口岸的日商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尚不足以支撑这样的贸易规模。也就是说，相当部分货物贸易的经营商或经手人实际不是日商，华商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烟台对日贸易大部分掌握在当地华商和旅日侨商手中；同样，青岛港的对日贸易，“十有八九属于青岛或神户的华商、德商经营，日商不能参与其中”。1908年后，虽然三井、汤浅等洋行在棉纺织品和土产贸易中的经营比重大幅上升，但在杂货等诸多商品贸易领域仍无法取代华商。1913年，日本农商务省官员太田世雄在调查青岛贸易状况后曾说：大阪川口旅日华商对上海、天津、汉口的输出贸易权已转入日商之手，但是由华商经营的对青岛的日货输出，仍然十分兴盛活跃且有发展。这一状况的形成源于通商口岸华商实力的增强，同时也与旅日华商的贸易经营活动息息相关。在近代日本对华贸易中，旅日华商的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华商在日本的创业发展又可上溯至日本开港时期。
早在日本幕府时期，中国商人就已渡海到长崎从事商业贸易，向中国出口海参、干鲍、海带等海产品。在幕府末期的庆应二年（1866年），神户设置了外国人居留地。1867年5月，神户与大阪同时开港，实行对外开放。两地开港后，为中国沿海商人提供了向海外发展，拓展贸易经营的绝佳契机。面对这一契机，华商做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嗣后，闽、浙、粤、鲁等省商人便开始渡海到日本经商，活跃于对日贸易的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早先在长崎经商的华侨商人也开始移居大阪，除了面向本国输出日本海产品之外，还从事日本火柴、棉织品、阳伞的出口及砂糖、大豆、杂货的进口，成了大阪当地欧美商人和日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是在1871年中日通商条约之前，华侨在日本一直处于无条约国国民地位，商业活动只能依据旧的惯例进行。
从188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侨商人数一直呈逐年增长之势。旅日华商商号1880年为102家，1885年为139家，1890年达305家。从地域上看，华侨商人集中在神户和大阪，而同期欧美商人则集中于横滨，其次才是神户和大阪。由于华侨商人在神户和大阪商贸活动的发展，两港与中国的贸易关联性很强，欧美商人在两港的活动因此也不如在横滨那样有利。
侨居日本的华商按乡籍分为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和包括华北、东北商人在内的北帮，而当时北帮中人数最多的为山东籍商人。广东、宁波商人多集中在长崎、横滨，山东商人则多集中于神户和大阪两地，另外，在长崎、横滨也有少数山东商人居住经商。据1889年日人调查，长崎至少有4家山东人开设的商号，即经营杂货业的东和盛、长发号，经营面粉业的同和号以及经营客栈的鸿昌号。1891年2月，日商南次三郎、酒井龟吉曾一次向长崎山东籍行栈洪盛福号订购豆饼25万斤，货值4375银元，“约期银货两交，略不拖欠”。旅居日本的山东商人实际是以烟台商人为主体的胶东商人，后来其来源扩大至青岛和济南。烟台、青岛的行栈商人与旅日侨商声气相通，或委托旅日华商行栈，或派人寄居于侨商开设的行栈中，以设立“外庄”（“站庄”）的方式，从事日货进口和土产出口。
从1880年代到1910年代初，是山东旅日华商发展最盛的时期，输往烟台的日本商品十有八九系通过侨居大阪、神户的华商之手，如在烟台所见的日本纺织品销售，悉为华商杂货行栈经营。当时除瑞蚨祥外，烟台没有专门从事纺织品经营的商号，经营商家一般要同时兼营柞蚕丝出口或其他杂货买卖，大商号在上海、大阪、神户设有分号或外庄，他们不需藉外商之手，而是自行经营输出入。烟台商人和内地商人采购外货，主要通过瑞蚨祥、万盛栈、裕盛号、丰裕号、双盛泰、同泰和、西盛永、生城同、西公顺、阜丰兴、盛和昌等商栈，他们既很少购买外商直接输入的商品，也不愿看到外商在烟台自行经销外货。在这种情况下，日商开设商行来直接推销商品的做法往往困难重重。1890年代末，曾有日商输入日货在烟台试销，结果受到当地几家华商会馆组织的联合抵制，使日货推销归于失败。因此，当时烟台直接经营纺织品贸易的日商除三井洋行营业所外，其他概不多见。
其实，华商不仅是日商的竞争对手，而且也是欧美商人的竞争者。华商竞争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前后有别的变化过程。开埠之初，烟台港的贸易大部分在外商的掌握之中，主要商品的进出口贸易都要经由外商之手，故价格为外商所左右，华商全然只能充当中间人的角色，经营中介业务。但是华商通过参与贸易经营，力量慢慢壮大，逐渐在许多领域争得了优势地位，将相当部分的对外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到1896年时，烟台“洋商生意专在草辫、丝、煤三宗，其余均归华商生意”。第二年，烟台海关报告对华商的发展及贸易地位曾给予这样评述：
本口贸易，几为华商独占，而洋商生意年少一年，设非有洋煤厚利，则本口洋商将见减少。本关征收税课得洋商者，除船钞外，每百分几不及五分。
在这一贸易格局之下，烟台港不同于国内其他口岸的一个特殊之处，是华商的直接对外贸易经营异常发达。一方面，他们与上海、香港的进出口商直接交易，不再经本港外商代理；另一方面，资本实力雄厚的商栈或在日本、朝鲜、海参崴设立分号，或在日本派驻外庄，通过与分号外庄的联系，不经日商代理，直接经营输出入贸易。到1900年前后，除了缺乏资本和经验的轮船航运、保险、银行及某些特殊商品（如发网、花边、丝绸、煤油等）外，烟台一般贸易大部分已落入华商之手。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华商的对日贸易业务日益扩大，交易极为活跃，许多日货须经华商之手才能进入口岸市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旅日侨商因战衅已开，在日本的贸易经营难以为继，遂纷纷回国，致使华商实力减弱。战后，华侨商人陆续返日，重整旧业，渐渐恢复商贸经营，但是因“昔日商权半入外人之手”，实力已不如前。直到1900年前后，随着北帮华商向大阪的聚集，侨商经营活动才重新活跃。
最初到大阪经营贸易的华商大部分为广东、福建商人，另有少部分上海商人。1897年后，旅日华商的地域分布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原先居住于大阪的广东、福建和上海商人大部分迁往神户；相反，原先侨居神户的北帮华商则鉴于大阪已成为对华输出品的一大制造基地，京都、和歌山、岐阜、爱知等地对华贸易商品也多由大阪输出，因而相继迁往大阪营业。1899年，大阪商船会社开通了日本通商口岸与渤海湾沿海港口的航线，渤海湾通商港口与日本的航运贸易迅速上升，从而吸引山东、天津等地一批新商人东渡日本，在大阪设立专门代理华商贸易业务的商栈，接纳国内来的客商，自营或代理各种日货和土产进出口贸易。于是形成了北帮商人集中于大阪，而南帮商人集中于神户的新格局。山东商人选择大阪，既有大阪为棉纺织品及杂货的生产集散中心，采买便利，与中国北方港口之间有固定航线，海运便捷等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大阪华商行栈能为国内商人提供周全的服务。
1910年，在大阪共有北帮商号27户，其中山东商人17户（），天津商人5户，哈尔滨商人2户，营口、仁川、北京商人各1户。另外，在神户还有1户（原为2户）北帮商号。当时山东帮商号在大阪主要经营棉纱、棉布、火柴及杂货的采购输出业务，同时组织山东丝织品的对日出口。
1910年，天津、烟台籍华商在大阪发起成立北帮商业会议所，1916年会议所按日本社团法人法律改组为中华北帮公所。大阪北帮商人基本属于国内总店派驻的站庄或分庄性质，不仅经营人员经常更换，而且住栈商人数也随季节和商况而增减。从事贸易业的北帮商人按所经营商品分为三类，即棉纱布商、杂货商、杂货与棉纱布兼营商。此外，还有客栈商、运输商等。
通常，烟台有实力的华商或在日本大阪川口派驻外庄，自行接洽贸易业务；或委托旅日华商行栈代理购销，由行栈行使代理商的职责。20世纪初，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函馆以及朝鲜仁川设立分号或代理店的烟台商栈有大成栈、西公顺、同和成、同豫源、丰裕盛、震盛兴、成和昌、洪顺源、盛建隆、展太滋等。当时华商不仅掌握着北海道海带的输入贸易，而且自日本输入的大米多半也由华商经营，另外，日本煤的进口则为合顺泰控制。在大阪派驻外庄的商号有益生东、中盛栈、长盛东、同大和、双盛泰、阜丰兴、万盛栈、万顺恒等，其中双盛泰、万顺恒都是当时烟台最著名的大商栈。大成栈、西公顺、盛建隆、双盛泰、震兴、福兴、瑞盛、双顺泰、万盛恒以及宁波行栈商合顺号、广东行栈商顺泰号，大都有着20年以上的经营历史，在烟台属于实力最强的行栈商。1906年前后日人再次调查时，上述商栈中的大部分仍是“营业稳固，信用深厚”，依然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巨商。
输往烟台的日本商品，十有八九是由这些侨居大阪、神户的山东商人经办。集中于大阪的山东商人，其经营方式与南方商人不同，南方商人以商号店铺经营为主，而山东商人多以开设行栈的方式从事经营。与这一经营模式相对应，烟台、青岛经营贸易的行栈商通常在旅日华商开办的行栈派驻商人，设立外庄（“站庄”），从事日货进口和山东土产的出口。这一时期大宗日本棉纱、棉布、火柴的进口，有相当部分是由华商通过这种方式代理进口。侨商或外庄按照烟台总号的订货单，在大阪工场或市场采购货物，由于采购量大，其采购价格往往要比当地日商的采买价格还低。而大宗贸易所产生的汇兑承付业务，则经由上海转汇。
大阪行栈商原指经营贸易代理业的商行，在日中贸易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们与国内行栈有着密切的资金和业务关系，其职能一是为旅日华商提供寄住寓所，并为住栈商人提供借贷、担保、托运等贸易上的便利；二是自己经营行栈代理业，为国内各地的商家采买棉纱布和杂货。在行栈寄住的商人绝大部分为北帮商人，几乎没有南帮商人。小行栈一般有客商十数人，大行栈寄寓客商多至五六十人。行栈经理从国内总店资东中选出，两年回国一次，向国内资东报告经营情况，同时调查国内市场需求以及住栈商本店的信用状况。行栈经营者中有不少是“日本通”，日本厂商往往根据行栈的实力和信用与驻栈商交易。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前，华商在日本经营的日货主要为海产品、煤炭和杂货三大类，即使到战后，这三类日货的进口额也仍占重要地位。从长崎、神户、横滨、函馆输入海产品的行栈主要有大成栈、西公顺、裕盛、成和昌、永来盛、同德等，而在烟台通过与侨商做对手交易，经销日本海带的商号则有隆茂、成春德等近10家。战后10年间，随着日本产业发展的加快，工业品竞争力的增强，华商经营的日货转以棉纱、火柴为主。当时烟台进口业中最重要的华商有11家，他们通过在上海、大阪、神户设立的分号、站庄，不假外人之手，直接自营进口，尤其是大宗输入的日本棉布与火柴，几乎全由华商经手输入。
在土货出口方面，尽管因山东物产资源与手工业生产与日本固有产业有一定的趋同性，出口项目和规模一直难以扩展，但即使如此，华商在这一领域也不是毫无作为。1898年烟台向日本输出丝32970斤，其中万顺恒一家输出量即达23000余斤，其余部分也全部由经销日本杂货的华商输出。
20世纪头10年，在烟台从事日货（主要是杂货）销售的日商只有三四家，而华商则有数十家（）。日商直接从日本国内购运货物，而华商通常是经由大阪、神户旅日华商之手来采购。华商到日本采购货物，除个别例外，同一商品（如火柴、杂货）经由旅日华商行栈购入，华商的定价要低于日商，各项费用也比从日资商号进货节省。因此华商在日选购商品，除个别日商专卖品外，一般均从旅日华商处进货。结果，一方面日货进口逐年增加，火柴市场为日货独占，16～20支日本棉纱也几可与英印棉纱相抗衡；另一方面，大宗日货的进口实际基本由华商经手和控制。
日俄战争结束后，随着日本国力的增强，日商在海外的贸易经营逐年增长，而在日本通商口岸经营多年，以对本国贸易为核心业务的侨商，却因国内政治动荡而蒙受经营损失。民国初年，内外形势对旅日华商的竞争压力愈益沉重，经营实力不断受到削弱，经营出现逐渐衰落的趋势。
过去不少研究往往把日商在华经营活动在某个阶段出现的特征和性质，如日商对口岸贸易的控制，日商倾销日货等等，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判断，用来概括说明早期阶段的情况，而忽视了不同贸易阶段发展特征上的差别和历史特殊性。其实，从当时日商在口岸城市的经营状况看，真正有能力从事大宗贸易的洋行为数不多，具有资本实力的大商行更是只有寥寥几家。与通商口岸的对日贸易额相比，当时日商的资本实力和经营规模，显然不足以支撑起同期对应规模的贸易。这一特点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日商的经营实力还比较弱，日商并非日货最主要的进口经销商，相当部分日本商品的贸易要依靠华商来进行。
华商的经营活动及其意义，在过去显然被忽略了。实际上，华商在日本开埠口岸开设商号，从事商贸经营的时间不晚于日商来华经商，以山东而言，甚至要早于日商。1880～1910年代初期，旅日华商在对日贸易中实际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山东商人通过与日本、上海、香港华商的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若干重要商品的贸易。从日本大阪、神户到上海及山东烟台、青岛、济南等城市，华商有一条完备系统的日本商品的营销网或进出口购销链，华商在这一链条中有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他们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汇率行市和资金周转情况来决定每次的进货，而无须假手日商。这一事实蕴涵着以下重要的意义：
其一，无论在国内通商口岸，抑或日本的开埠港口，华商作为一个具备市场开拓意识的商人群体，对当时的市场变化做出了迅速而积极的反应，他们并非贸易条件单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为自身经营拓展新领域的主动开拓者。
其二，由于大量日货和土货的进出口实际是由华商组织，尤其是相当部分的日货系由华商组织输入，而这一过程又是华商主动性的经营过程，因此，不应将这一时期的贸易笼统地定性为商品倾销或原料掠夺性质的贸易。同样，这一时期的“日商倾销日货”之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其三，由于华商在早期贸易中所处的主导性地位，华商在国内和日本的发展，促进了华商资本和贸易经验的积累，使之具备了相当的经营势力，从而成为近代早期中日贸易的主导力量，日商在贸易中尚不能对华商取得优势，贸易的消长在一定程度上以华商的经营为转移。
§§第二章 独占山东政策的实施与殖民统治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