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侵华期间，日本在山东占领区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殖民地经济以统制经济为基本特征，其突出特点是排斥资本的自由竞争，以获取经济资源为目标，对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实施国家资本的绝对控制。它以日本国家资本主导，动员日本财阀资本和民间中小资本加入，利用盘剥华商资本，来建立“日满华”经济共同体；通过掠取煤炭、矿石、原盐及农产品资源，变占领地为日本战时“兵站基地”和日本经济的附庸。
为了建立国家资本强力控制的经济统制，日本占领当局在山东设立了各种统制机构，这些机构分布于不同的经济部门和领域，形成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在工业方面，统制表现为对主要工业行业的独占，对工业原料与成品采购、销售及分配的控制；在商业方面，统制表现为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取缔，对自由经营和贩运的严厉限制，以及对重要商品物资流通的控制；在金融方面，日伪政权设立的银行成为金融中枢，掌握垄断了货币发行、外汇交易、票据集中交换和金融监管特权；在农业方面，棉花、小麦被日军定为“重要军需品”，成为其在农村进行掠夺的主要对象，而掠夺方式是以低价实行强制收购，在其无法完全控制的地区，则采取直接掳掠方式进行。
经济统制是日本为战争需求而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改造的产物，目的是增强日本的战时经济实力，日本战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占据了支配地位，而日本资本的扩张垄断又在其中具有主导意义。因此经济统制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军事性和独占性。战时日本不仅在其国内大力发展与国防和对外扩张密切相关的产业，而且把这一国策应用于殖民地经营。战时山东及华北地区被纳入日元经济区，以发挥“兵站基地”的作用，其实质就是为日本提供战争资源。日本在山东的经济统制和开发始终围绕着战争需求而展开，将其作为补充日本国内短缺的战争资源的补给来源。日占区人力、物力资源的统制开发活动，均是在日本军部一定程度的控制下进行的，统制的各个环节都有日本军队参与的踪迹。日本华北方面军设有特务部，“作为现地机关指导经济开发的计划性实施”。充当日占区经济统制主导机关的华北开发公司及其子公司也由军部掌管人事安排，其开发计划多以军部的方案为基础，并采取种种方法积极引导财阀民间资本投资统制性企业，限制其对纺织等非统制性企业大量投资。在对华商资本的侵夺方面，日本军队充当了重要角色，无论是初期对重要企业的军管理和委托经营，还是此后的收买合办，大多是由占领区日军特务部策划和实施。占领区内港湾、铁路、公路、河道、邮政、电信及矿山资源地的警备亦有当地军队实行一元化领导，以维护治安保证生产。军事强权下统制经济，完全排除了华商资本自由经营的可能性，民族工商资本陷于萎缩败落状态，日本财阀和民间中小资本则在国家资本的诱导、支持和鼓励下，快速膨胀势力，在国民经济诸多领域取得对华商资本的排他性优势，为日本获取战争资源、维持殖民统治奠定了基础。
其二，计划性和目的性。目的是牢牢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行业，建立依附于日本经济的殖民地附庸经济体系，为战争需要服务。战前，山东城乡经济基本是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运行，民族工商资本本着市场利润的原则从事企业经营活动，由市场调节生产和流通，消费与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企业掌握自身经营。抗战时期，在统制经济政策的控制下，日本对经济的运行制订了计划，日本统制机构成为控制指挥经济的最高权威机构，凌驾于经济组织和实体之上，指挥驾御经济活动，不仅日资企业，而且民族工商业，全部都在日本的强行管制之下运行，多元的市场经济变成日本计划调节下的统制（实际即管制经济）。
其三，垄断性和协作性。统制政策始终以日本国家资本和财阀资本作为经济垄断的主体，负责全面经营包括山东经济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即是这样一个国策公司，它通过交通、电力、盐业、商业、棉花、矿产等一系列子公司，将占领地经济完全操于手中。与此同时，国家资本与民间财阀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合作，亦成为统制政策实施扩展的具体内容和条件。日本为满足其国内垄断资本组织的投资扩张欲望，在成立国策公司，确立以公司为中心开发产业的统制政策时，也一再强调与财阀资本集团的协作经营。日本处理华商企业的方式，便处处体现了这种协作。首先，通过协作公司制，委托日本国内大资本财团经营军管工厂矿山。如华北开发公司与三井合作经营中兴煤矿，与三菱矿业合作组成大汶口煤矿；华丰、华宝煤矿因地处津浦沿线，被列为重点开采对象，委托三菱公司经营。胶济沿线重要矿产在由原山东矿业公司、山东盐业公司接手时，也吸收财阀资本参与经营。其次，委托实力雄厚的日资企业经营一般加工企业，借以形成行业部门垄断和区域分工。济南鲁丰、成通纱厂委托给日本东洋纺织会社经营，仁丰纱厂委托给钟渊纺织会社经营；华北区30余家面粉工厂大部分委托日东、日清、日本制粉三大面粉会社经营，济南和天津由此成为日本制粉会社的势力范围。
其四，开发性和掠夺性。统制经济与掠夺意义上的开发密切相关。为了利用山东的经济资源能力和工业原料的“供出”潜力，就需要投资对相关部门进行“开发”，日占时期，与战争相关联的产业部门，如煤、铁、盐、电力、交通、港湾、通讯等，日本国策公司和财阀集团曾投入相当资金，倾力开发扩充，高峰时期各项数量技术指标超过了战前。这种发展服务于日本获取战略资源的需要，目的是推行“以战养战”政策，为建立殖民经济统制体系提供条件。基础产业的急速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采矿、冶炼、制盐、化工等行业的扩展，然而这种依靠榨取、挤压华商民族资本、利用武力强权维持的扩展方式，遇到了由自身矛盾而产生的障碍，在军事统制力下降、资金投入不足时，破绽便显现出来，急速膨胀变成迅速萎缩，开发基础产业促进重化工业发展的举措最终只能归于失败。
经济统制对占领地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和影响，打断了正常的历史进程，使占领地民族经济陷入空前的灾难境地。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遭到严重破坏，原先发展程度较高的商品流通中心市场、集散市场、专业市场以及中转市场残破不堪，丧失了大部分市场功能，商品集散流通被统制政策割断。由于日本在占领区强行推行统制经济，取消自由市场经济，推行所谓计划经济，战前曾繁荣一时的农产品市场和日用消费品市场出现严重萎缩，日本当局制订的限价往往低于商品的成本，商品无法按实际价值在市场流通，正常的市场运行完全被打乱。日本当局指定的价格交售，由其控制流通，结果导致黑市盛行，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市场一片萧条。
战前，济南原是山东乃至华北货物集散中心，然而由于统制政策的实施，许多商品无法正常在市场流通，商人资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加之与外界联系的不畅，商业和商品流通的范围越来越小，棉花、花生和其他农畜产品的贸易规模大幅度缩减，金融呆滞，商人经营业务全面萎缩，整个城市商业和市场流通陷于停滞状态。
（2）经济近代化和产业改进进程骤然中断。在手工业领域，潍县铁轮机织布业、周村的丝织业、胶东地区的花边、发网业原始工业化的进程被全然打断，手工业离开原先的中心地，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华商工业则遭受灭顶之灾。民族工业几乎成了日本资本的囊中之物，战前已有相当发展基础，在国内具有重要地位的面粉、火柴、染料以及化学、机械等工业行业，或者被日本当局强行军管收买，或者被迫与日资合办，成为实际上的日资企业。劫后残存的华商企业原料缺乏，经营受到重重限制，且背负沉重的税捐负担，生存处境艰难，甚至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只能缩小规模，倒退到分散化状态之中。
（3）经济畸形发展。日本在山东的经济统制，旨在使山东成为“日满华”经济体系中的战争军需品生产和战争资源的供应地。它要求全部生产力服从于日本的战争需要，靠大幅度压缩民需来保障军事工业的需求。譬如，以资源获取为主旨的电业开发就带有严重的畸形扩张特征。增建的发电设备和输电线路集中于主要矿产区，城市新增电力大部分为日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配套服务，以增加军需物资和资源的供应，但这种扩张与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相脱节，也与市场的供求无关，而且大多数城镇的电力并没有得到发展，在供电管制下，华商企业和城市居民的用电需求处处受到限制，企业经营和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军事化的经济体系，既加重了当地人民的经济负担，也造成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畸形发展，即少数与军需和资源获取相关的重化工业出现急剧膨胀，矿业冶炼等畸形扩张，而与民生直接关联的轻纺、食品工业，因缺乏资金投入，得不到起码的原料保障、销路受到重重限制，则普遍陷入衰落萧条境地。1942年后，日本为供应军需钢铁材料，甚至将部分纱厂的纱锭拆毁，作为军用材料，以致后来纺织工业基本处于停工状态，面粉厂也因原料不足处于半停工状态。
（4）日本工商资本的经济垄断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经济统制最初从重工业和矿业等部门开始，后来扩及到轻工业中的一些重要部门。在日本推行统制政策的过程中，始终与财阀资本和日本工商资本密切合作，日本工业资本借助日本军政当局的支持，通过受托经营、合办、收买、合并等手段，将大批民族工业企业占为己有，结果在全部工业中，日本资本所占份额超过了总额的七成，体现了殖民经济结构的特征。在商业领域，日本资本通过成立各种组合，将华商强行纳入其管理监控之下，从而控制了主要商品物资的流通和分配。
（5）社会经济陷入全面萧条和破败。经济统制表现出的殖民掠夺性以及与正常市场经济发展的悖逆，抗日力量的日益壮大，占领区人民的抵制，使经济统制的运行遇到了源于自身矛盾而难以克服的困难，各种矛盾、危机日益严重。统制经济造成物资奇缺，工商业处境艰难，生产日益萎缩凋敝。战争引起交通阻塞，货物运转困难。民族工业因原料短缺，资金缺乏，运销受到多种限制，被迫减产直至停工倒闭。华商资本的产权甚至人身安全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随时有可能被征用，资本家的活动随时有被加以各种“违法”罪名受到取缔和惩处，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企业为此相继停业。工商业无法正常的经营，迫使工商业者去从事囤积。在社会日常生活方面，统制经济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困顿。
总之，在日本统制经济的控制下，占领地社会经济已由不断萎缩走向破产，处处表现出殖民地经济濒临瓦解的征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