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派粤军第一师师长友觐光由广西入贵州，另由安徽调倪毓？所属的安武军由湘西入黔，从侧面攻击。然而这三路兵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护国军共分三军，由蔡锷、戴戟、李烈钧分统，蔡军攻四川，戴军经贵州攻湘西，李军经滇南攻广州。袁世凯把这次战争的赌注全部压在了北洋军身上，不仅在兵力上占护国军的绝对优势，而且不断封爵赏俸，补足给养；而护国军人数不多，粮饷也不足，唐继尧又不积极加以补充，但在困难中仍然获得进展。蔡锷所统的护国军共分六梯团，兵额总共3130人，所带饷糈不够两个月的伙食津贴之用。蔡锷与戴戟所率领的滇、黔饥卒数千人和曹锟、张敬尧所部袁军数万人苦战于叙州、沪州、綦江之间，2月21日，蔡锷曾致电唐继尧乞援说：“我军激战数旬，耗弹颇多，炮弹现只存二百发，枪弹除原领者悉数用罄外，纵列弹药亦耗三分之一。各部队纷纷告急，请予补充。逆料在川境尚有数场恶战，务乞馀兵站速配炮弹三千颗，枪弹每支加发三百发，赶运来沪，不胜祷切。”24日，蔡锷又致电催问补给，电中说：“我军现额实不足四千，其中义勇队近千人，战斗力尤弱……所最苦者，弹药未能如时到手，每难收战胜之效……务望公（按：指唐继尧）将每枪所储弹药千发，悉数饬解，分存毕、永，并每月拨送补充兵五百乃至千人，则逆援虽重，不足平也。”但是，坐镇后方的唐继尧仍不积极支援，对前方坐视不顾，反而以余款扩充实力，致使两军“旷日相持”，而“敌能更番休息，我则夜以继日；敌能源源增加，我则后顾难继。”尽管如此，护国军仍能“士卒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能安息”，但“风餐露宿，毫不为沮”。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朱德同志当时就在蔡锷所部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任步兵第十团团长（护国军第一军下辖三个梯团，每梯团又辖两个支队）。朱德向以“勇敢善战，称于滇省”。在进攻沪州保卫纳溪的艰苦战斗中，从2月19日到3月7日，朱德率领部队在棉花坡一带与北洋军进行了16个日日夜夜的背水之战，在战斗中守则固，攻必克，成为护国军中的一支英雄劲旅。在第二次进攻沪州时，朱德支队面对号称“北洋精锐”的张敬尧部，冲破层层防守长驱百里，所向披靡，像尖刀一样直插张敬尧的大本营沪州。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张敬尧惊恐万状，形成“沪州方面万分紧急”的状态。朱德等护国军支队退兵多日，他还不敢行动。护国军与北洋军的这场战斗虽然没有达到夺取四川的目的，而曹、张也未能有所进取，这不能不说是滇黔护国军浴血奋战的结果。
在战争中，惯于搜刮、抢掠的北洋军阀到处作恶，人民视之如洪水猛兽。当时四川诗人吴芳吉描述四川人民被北军蹂躏，强拉兵差的苦状说：
“棘为鞭，铁为链，破柴门，行调遣，母伏林头避，妇惊灶下窜。缚手弃家赴兵站，老者运粮，少者肩弹。肩弹最要速，运粮不妨慢，危岩千寻，狭路如线……鸟飞绝，人迹乱，军令严，谁能怨？夜无住宿，日食餐饭，老男呕血死，瘦男骨折断，壮男独笑言，背地指天叹：愿娘勿念妻勿恋，今后已矣来生见。”
人民对军阀恨之入骨，根本谈不到对他们的支持。在湘省，袁军“因沿路地方居民避之若鹜，均不肯充当行军夫役，遂致运送军械军需万分困难，不能前进”。抵宝庆后，将该府中小女子各学校占据暂作兵房，使各学校纷纷停学。“其军队亦径入民家，恣行骚扰，全城商铺旅馆，有歇业者，有迁避者，附近一带青年壮士，亦恐被差使，均闻风他适。”不久，由于军阀内部的矛盾和全国形势所趋，广西军阀陆荣廷3月15日在柳州宣布广西独立讨袁，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原来袁氏企图对川、滇、黔的护国军采取包围形势，一面令曹、张等率大军由川攻滇，令马继增所部由湘入黔；一面令龙觐光率粤军与桂联合，由桂省的百色进攻滇南。没想到陆荣廷、刘显世等竟联合宣告独立，并迫使龙军缴械投降。这不仅使袁的围攻计划破产，而且使云南、贵州、广西连成了一片，直接威胁了广东、四川和湖南。护国军声势较前为振，战情出现转机。这时候，以日本为主的列强对袁表示不支持和爱莫能助的态度。同是，本是袁世凯所倚为心腹的一些地方军阀如冯国璋、李纯、靳云鹏、朱瑞等又密电请取消帝制。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反目，更使袁世凯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些都决定了袁世凯应得历史惩罚的命运已经开始。
在此之前，袁世凯本想于5月1日召集立法院，再演一套民意决定来取消帝制。这样，一面争取列强的同意，一面可以与滇军协商斡旋，弥缝一时，以作自己的周旋余地，并把筹备登极的机构取消，表面上表示要取消帝制，实际上是推延一些时日来观察一下形势变化再决定。现在，形势发展已经不允许他这样做了。2月25日，他便以因发生反袁战争而“痛念吾民”为遮羞布暂缓登极；3月21日，袁世凯又召集会议，提出立即取消帝制之议；22日，正式公布取消帝制之命令，废除洪宪年号，仍改民国5年，自称大总统，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并焚毁关于帝制之公文八百数十件；4月4日，又将政事堂改为国务院。
袁世凯在宣布撤销帝制后，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彻底失败。他宣称：“今承认（帝制）之案业已被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他仍然迷梦于总统位置的延续。他企图通过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向南方的反袁势力谋求妥协，拟定了以下议和条件，大总统无辞职及退位之必要；速召集正式国会；罢斥祸首；南北军队即日息战；）滇、黔、桂三省即日取消独立，归中央统辖；滇、黔、桂三省独立首领，不得任意提出他项权利之要求；滇、黔、桂三省军队除正额外，其独立后招募者解散之，速行修正宪法。其目的显而易见，不外是皇帝没有做成，回过头来想再当总统。袁世凯在种种谴责声中仍不肯下台，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当时有《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内称：“……欲民国而长治久安乎？非有真正共和国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真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于国法上能裁判袁世凯之罪案始……故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海外华侨也纷纷发出通电，声讨袁世凯，要求将袁“执行国法”，孙中山也连续发表讨袁宣言，号召人民要“除恶务尽”，坚定地表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决不肯使谋危国民者复生于国内”。这一切都表示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军阀、政党所不能替代的强大力量。
广东在4月6日、浙江在4月12日又相继独立。22日袁世凯请段祺瑞出任国务卿，宣布恢复责任内阁制，一方面表示对南方让步，一方面笼络段祺瑞为自己出力。但是南方反袁势力却在5月8日由护国军军政府联合了滇、黔、两广各省反袁势力成立了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的军务院，形成了一个以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军阀势力为主的反袁联合战线。这种联合表明了这些地方军阀和官僚政客照抄了辛亥革命的老办法，要利用人民中的反袁情绪来获取自己的权力。这样，以反洪宪帝制为目的护国战争也在唐、岑诸人偷换内容的手段下宣告结束。在南北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北洋军阀中的地方实力派冯国璋、张勋、倪嗣冲召集一些尚未宣布独立的省份于5月18日召开了一个南京会议，然而他们三人却是各有目的：冯想利用这个会造成自己可以操纵于南北之间的一种政治势力；张勋想做这个会议的盟主，为他复辟清室创造条件；倪嗣冲则完全是效忠于洪宪王朝。这个会议除了一些争吵以外，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而在会议期间，5月22日四川陈宦宣布独立，29日湖南汤芗铭也宣布独立。陈、汤原来是袁世凯可靠的家奴，如今也叛而独立，给袁世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袁世凯在29日宣布了帝制议案始末，企图推卸责任；但是，一切已经无法挽救，独夫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叛国、窃国、卖国的大强盗，在人民反对的怒潮中，既失欢于自己的主人，又受到敌人和党徒的围攻，尤其是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抗。他虽然竭尽最大的“智慧”，用遍他所独具的各种“政治机智”，但是一切终归无效，他在万众唾骂之下，极度难堪地死去，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
护国军之所以能达到去袁的目的，不是由于它的力量如何大和它的本身如何健全，而只是因为这个行动配合了全国人民对袁世凯反动统治的憎恶和反对帝制的浪潮。当时反袁力量已在全国人民中间普遍地滋长起来；这主要是由于袁世凯倒行逆施所造成的残破和困苦所致。在袁世凯反动政权的统治下，工农商各业均形凋敝。如1912年全国各种工业的职工总数是661784人，1913年为630890人，1914年为624521人，而至1915年则减退至619729人。农户总数1914年是59402315户，而1915年则减至46776256户。荒地面积则从1914年的19127万余亩增至1915年的22946万余亩。商业则由于“十里一卡，二十里一局，剥削留难，无所不至”而造成凋零衰敝，使“商人无生活之希望，而置诸死地矣。”对外又负债累累，据1916年9月30日北京日文《新支那》报所载《中国现在外债》一文所记，对英、德、法、俄、日、美、比等国所借外债为17190.6万镑，地方借款为1428.9万镑。内外交困，民生涂炭，致使人民存时日曷丧之感。
在各地蜂起的反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5月间在冀中一带由“山北社”领导进行的长期反袁斗争的实际行动。山北社是河北易县山北村因反对袁世凯政府丈量土地勒征税收而发起的一个抗捐组织，由于他们所反对的事情正是一般民众身受其苦的苛政，因此很快得到翼中十几县人民的响应，并且由反对验契而扩大成为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据《涿县志》载其事称：
“五年，易县山北社因抗杂捐，竟挟该县县长来涿，声言赴京起诉。涿县人民附合之，并乘势将由涿试办之经界局在事人员全行驱逐，迟则殴辱以随其后。两县人民填塞街巷。嗣易县电请保定道尹许元震来涿，会同驻涿之守备队营长陈长青及本县绅士尚廷弼等往返说合，其事遂寝。”
这次反抗斗争的情况，还在当时报刊上得到反映，如《大中华杂志》二卷六号报道说：
“（民国5年）5月5日，直省各知事收捐纳款，至为苛细。一般劣绅，从中渔利，人民颇有反抗之意。近日涿县纷纷告变，联络涞（涞水）、广（广昌，今改名涞源）、定（定兴）、固（固安）诸县群起攻击名处经界局，经界局人员闻风四窜，并每村每家各出代表一人，集于涿县，共同来京，要求政府停止地捐果木捐及一切杂捐，惩办营私舞弊之官吏，为数不下20万人。易县起因由于果木捐，涿县起因由于包办经界事宜云”。
这次斗争的结果，终于迫使袁世凯下令“将近畿清丈和清查各事宜暂行停止”，将“各省有奉前令举办清丈清厘田赋者亦著一律从缓办理。”6月间，袁世凯在人民反袁声浪中死去，这个反抗活动中心并未因此停止，一直持续到8月间才渐渐停止活动。这次斗争虽在中间经过地主阶级的破坏和军阀政权的镇压，最后又因内部不一致而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它终究表明了人民群众反抗军阀不甘缄默的态度。人民反抗浪潮正是袁世凯注定要失败的根本原因。
（摘自《北洋军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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