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共党的领导下，创建了无产盼级专政性质的苏维埃政权，进而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确保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是历史性的伟大进步，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毕克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进程中，有着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环境，在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的指导，政治体制的运行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公出观这样那样的错误和问题，诸如在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倾向，在政治体制运行中民主化不足，领导制度方面以党代政、高度集权，党与政权机关建设方面的官僚作风，用人制度方面的干部终身制，监督机制方面缺乏自上而下的人民监督等等。为此，需要进行改攀去解决这些问题。1953年，斯大林逝世，给苏联进行改革提供了契机与可能。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苏联的改革断断续续地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赫魯晓夫时期、勃列日捏夫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在这三个时期改革的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发展，错误向及其影响越来越大，而合理因素及其作用越来越小，政治意识明显变化，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倡导“改革新思维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根本改革政治体制”，全面引发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危机，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第一节 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一、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后果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骁夫在同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赫魯晓夫执政时期。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首次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时細，赫鲁夫的改革是以批判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为其先导的。这一时期以“非斯大林化”为重要标志。从苏共中央七月全会（1953）开始，到苏共20大（1956）和苏共22大（1961），在苏联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持久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揭露斯大林的错误的“非斯大林化”活动。这一活动对办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斯大林晚期，苏共党内政治生活很不正常，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十分严重，障碍了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需要进行改革。按说，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到主义理论为指导，必须竖持社会主义方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错误，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客观全面地评价斯大林，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自己也摆进去，切实地解决经济、政治体制中的弊病，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是，赫鲁晚夫提出和反对个人崇拜，批判斯大林错误，虽然适应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客观上促进了思想解放，但是，他立场不对，动机不纯，方法错误，导致了严重的恶劣后果。
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就不点名地提出了反对个入崇拜问题。1956年2月苏共召开20大趣间，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有关党的论述中，提到了要批判个人崇拜，强调要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但亦共20大期间，并没有讨论反对个人崇拜的议程。1956年2月24日正式议程全部结束。在赫鲁晓夫的主张和坚持下，经苏共领到同意，在当天晚上又把代表们召回克里姆林宫大厅，出席一次事先没有安排的秘密会议，所有的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参加。赫鲁晓夫在秘密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长达4小时之久，从午夜11时半一直持续到25日凌晨。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共集体领导的原则；二是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主要是破坏了革命法制，使许多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者遭到迫害，并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助长了有害的方法，产生了机会主义和各种歪风邪气；三是认为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是斯大林个人品质不良，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斯大林“任性、粗暴、专横，滥用职权，自我吹嘘和缺乏最基本的谦虚精神等”所造成。报告发表后，在苏联国内外，掀起了反斯大林的浪潮和大规模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在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和自然利学等各界、各领域都有强烈表现，报告在苏共党上层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国际共产上义运动内部产生了巨大分歧。但赫鲁晓夫并没考虑国内外的正确意见、采取正确的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引导反对斯大林的各人崇拜运动，而是主观主义，一意孤行，别有用心地进行反对个人崇拜。在1961年10月的苏共22大上，赫鲁晓夫再次掀起反对和批判斯大林的高潮。这次反对斯大林的浪潮不仅没有全面客观地评价斯大林，而是对斯大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并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从红场的列宁——斯大林陵墓里迁出，搞焚尸扬灰，仅在克里姆林宫墙靡下立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只写“约·维·斯大林1879—1953”而这次掀起的反斯大林的浪潮，还明显地同揭露“反党集团”相联系起来，实际是要借助反对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打击政权的目的。同时，这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十分明显地突出赫鲁晓夫的“丰功伟绩”，实际是搞对赫鲁晓夫的新的崇拜。这次反斯大林浪潮更明显地表现出赫鲁晓夫在玩弄政治权术，文过饰非。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下大搞“非斯大林化”的两时，还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理论观点。他打起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的旗帜，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用人道主义的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他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鼓吹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排除战争，认为可以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用裁军省下来的钱来支援发展中国家来发展经济，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他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不再是必要的了”，苏联在“现阶段已变成全民国家”，“全民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声称只有用“全民国家”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使民主进一步发展；才能变成“真正的全民的民主”同时，他打出“全民党”的旗号，声称苏共党的性质已改变，已“成为全民政治组织”。他还宣布，苏联要在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并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人上超过美国。
这样，赫鲁晓夫在“非斯大林化”运动过程中，一方面，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公正、全面地评价斯大林，没有树立斯大林应有的地位，而是历史唯心主义地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恶毒地谩骂污蔑，实际上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斯人林任党和国家领导人长达30年之久，对斯大林的总结评价，关系到对党和国家这段历程的评价，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是全盘否定党和国家的这段历史同时，赫鲁晓夫把个人崇拜的根源完全归咎于个人的不良品质，完全离开了苏联的社会历史条件，根本抓不住个人崇拜的要害，难怪他在激烈地反对个人崇拜时又陷人对自己大搞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在制造种种理论观点、制定觉的国内外路线、方针、政策时以超阶级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如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了混乱，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改革”不可能不遭致失败，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赫鲁晓夫自身于1964年10月下台，并为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二、赫鲁晓夫路线的继续和调整
1964年10月14日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6年起改名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明确宣布始终不渝地贯彻由党的20大、21大、22大所制定的总路线。10月19日，在欢迎宇航员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发表演说，明确宣称：我们党的20大、21大和22大所制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整个内外政策的惟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说，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由于实现党的20大、21大和22大决议以及苏共纲领所规定的党的总路线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它是不可动摇的。在十月革命47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阐述大政方针，再次强调要坚持过去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再次重申，“我们的全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自然发展”，“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我们党活动的准则”。1965年苏共中央还授意发表文章，批驳社会上流行的所谓苏共正在重新审查20大和22大路线的说法，强调由20大开始的进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就表明，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总体上路线不变，决心沿着赫鲁晓夫路线走下去，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由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在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造成了混乱，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路线不得不迸行调整、“充实”和“发展”。
第一，在经济上，为了克服赫鲁晓夫“主观主义和唯意论”的错误所造成的混乱无秩序状态，强调要谨慎、稳重地继续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经1964年到1965年的试点，在1966年提出和推行新经济体制。其内容主要是：改变工业管理的组织结构，重新按部门原则建立各专业部，撤销按地区原则建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改进计划工作，强调长期计划的作用，提高计划的科学依据，缩减计划指标，实行以销售额、利润和赢利率为核心的新指标体系；在保证国家对企业集中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杠杆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调整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加强对企业集体和职工个人的经济刺激。新经济体制的推行，至70年代初基本完成，成效较为明显。1966—1970年间，在劳动力增长速度下降的情况下，苏联国民收入每年递增7.7%，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年递增5.7%，整个工业企业的赢利率也从1965年的13%提高到1970年的21.5%经济上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1966—1970年年平均增长为8.4%，农曼碍产值1966—1970印年平均增长为4.2%。之后，勃列日涅夫经济上偏重稳定，停顿改革，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日趋下降的趋势，逐渐出现经济危机，陷入经济困难状况。
第二，在社会发展阶段思想上，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的超越发展阶段思想并稍作修正。1967年11月，在庆祝十革命50周年大会上，勃列日涅夫正式宣称，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77年苏联宪法确认：“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只是赫鲁晓夫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观点的一种改头换面的不同提法而已，虽然把“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改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而眼前的任务，仍然同以前一样，是“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是“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既然是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那么，社会上就已不再有敌对势力和阶级斗争，社会各阶级、集团逐渐接近，整个社会越来越成为“单一的社会”，“全民国家”“全民党”成为发达社会卞义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在民族关系上，苏联各族人民有了不分民族的“统一经济体”，有了没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产生了“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等等。所有这些，都越来越远离苏联社会现实，越来越背离时代潮流，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社会的被扭曲和变异。
第三，在政治上，1966年苏共召开的23次代表大会上，重，苏共将遵循20大、22大所确定的路线，并认为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大会没有提出新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只是为稳定千部队伍，取消了夾于领导千部按一定比例定期更换的制度，删去了党章中有关定期更换干部的细则。此后，党政各级领导干部的变动大大减少，实际上实行了干部职务终身制，以致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老龄化。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平均年龄，由1964年的61岁，上升到1981年的70.6岁，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年龄，由1964年的54.1岁，到1981年上升为68岁。1981年苏共26大，党中央政治局中70岁以上的委员占57%以上，勃列日涅夫等5人领导核心，平均年龄达75岁。领导集团严重老龄化，政治上刻意求稳，干部职务终身制的实际实行，大大助长了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保守主义倾向，并使官僚主义现象日益严重，腐败现象滋校，教条主义盛行以致社会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进而思想信仰发生动摇，产生了信仰危机。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思潮泛滥起来，民族主义、宗教神学和迷恋西方世界等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日益缩小。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苏联国内政治舞台，虽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表面上相当稳定，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许多社会矛盾被掩盖着，腐败现象滋生，特权观象严重，党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整个社会生活缺乏活力，处于一片保守、僵化的凝滞状态，蕴涵着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第四，在外交上，勃列日涅夫上台初期，总体上仍然奉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从大国主义出发，全力争取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主张“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对外政策逐渐发生变化，从过去的大国主义发展为世界霸权主义，实施全球性进攻性战略。所谓全球性进攻性战略，就是苏联在全球采取主动积极的介人姿态，一方面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另一方面提高自已对世界的影响力。为了推行全球性进攻性战略，同关围争夺世界霸权，勃列日涅夫在缓和同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签署《苏美关系基本原则》及有关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协定、条约的同时，大力发展军事实力，不断增加军事支出，从1972年84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2570亿美元，同期美国的军费支出从770亿美元增加到1960亿美元。苏联在这十年间连续在绝对数上超过美国。直接军费大约占到社会总产值的15%，大约1/3左右的工业生产和1/2左右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生产直接为军事工业服务，科研经费的一半以上用于军事。在洲际导弹、潜艇发射的导弹的数量从原来只占美国的1/3发展为达到同美国大致相等，甚至在潜艇导弹数量方面超过了美国。正是由于苏联军事实力的增长，使得苏联最终同美国并驾齐驱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并使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在世界上确立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为了提高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力，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四面出击、到处插手，先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挑起珍宝岛事件，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同时加紧在亚、非、拉美的军事干涉，诸如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介人埃及事务，密谋推翻埃及总统萨达特；卷入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武装冲突；积极策划南也门的军事政变；支持古巴军队侵入安哥拉；直接出圬人侵阿富汗等等，俨然以霸主的地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但是，苏联为了推行全球性进攻性战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资源，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致将国家引向灾难深重的境地。
总之，勃列日涅夫在继承赫鲁晓夫路线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的“调整”、“发展”，不仅没有使苏联社会得以发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是造成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信仰危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严重的社会危机潜伏在苏联社会。
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执政伊始，面对国内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主义改革方针，一再声明苏联正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阶段”，“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不搞西方议会制和多党制，经济上也不搞全面私有化。但由于改革的举措失当，对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估计不足，结果改革开始一两年后，并未看到成效，遇到了一些阻力，陷人了“空转”。这时，戈尔巴乔夫忽然提出了他的“新思维”。为了宣传他的“新思维”，他应美國出版商的请求，撰写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于1987年11月在苏美两国分别用俄文和英文同时出版。戈尔巴乔夫宣称，“新思维”是核时代的政治思维，它不仅是针对核战争和国际政治问题的，而且也是针对苏联国内问题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急剧转折时期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指导苏联的“改革”一时间，“新思维”就成为苏联改革的代名词和指导思想。可是，《改革与新思维》明确地把“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人道主义的观点来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这就为放弃社会主义原则，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参见本书《导言》第19页注释）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目标，正式举起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他强调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中占有中心地位”，社会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他把改革归结为揭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从而使苏联改革的方向发生根本性转变。会议拫据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做出了决议，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社会改革的目标。据当时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回忆，当他看到这次会议的文件时兴奋不已，“新内容比比皆是”，“有些‘议题’似乎是从美国宪法中翻译过来的。除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之外，文件与《共产党宣言》，甚至与《资本论》几乎没有一点联系。有关‘社会主义’的那些苏联惯用提法也不见了。从某种程度而言，‘议题’所谈论的更接近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这是一个很好的注解。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又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理论文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论证，强调指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七条，这就是：“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社会公正的制度”；“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的制度”。问时，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化、公开性、政治多元化”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个“革命性倡议”。之后，经过1990年7月苏共28大制定《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声明党章以及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得到深化，成为苏联整个改革的纲领和党章的准则。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人道主义和多元主义为理论基础，向私有化过渡的混合经济及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作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同无产阶级世界观格格不入，是西欧社会党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变种。如果说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西欧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改良还有某种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对于取得社会主义政权数十年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在陷人困境和危机时向民主社会主义寻求出路，那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由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苏共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改变，带来党内一片混乱，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多党制的推行，政治反对派的势力迅速扩大，逐渐与中央分庭抗争；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失败，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矛盾加深和民族冲突不断，民族分裂主义情绪上涨。在这种形势下，1991年8月19日，以当时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一些党政军领导人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恢复秩序”阻止苏共分裂、联盟解体，然而很快遭到失败。“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不得已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解散，苏共迅速瓦解。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反对派全面夺取联盟政权。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签订“明斯克协定”，宣布“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地理政治实体停止存在”，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其他八个加盟共和国以倡议國身份加人“独立国家联合体”，至此，苏联宣告正式解体，同时表明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彻底破产。
为进一步研析苏联解体迸糨中政治意识的演变，下面各节将进一步剖析“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实质及其后果。
第二节 “新思维”的民主化、公开性与多元化
一、民主化、公开性与多元化是“改革新思维”在政治领域的特有标记
1987年年初，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人之约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向世人“阐明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以及苏联改革的原因、实质，目标和途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问题激化，人类已经进人了不同于三四十年前的新时代，“现时代的特点是核威胁在增加，其他全球性问题在激化，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国际化在加强，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因此，必须“抛弃以前某些看来是不可动摇公式”，“确立新的政治思维，以及能保障人类生存的新的和平概念”。在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和核威胁的情况下，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就退居次要地位，“全人类的价値”和“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已经过时。戈尔巴乔夫把“新思维”泛化到政治、经济、思想、军事等各个领域，要求在每个问题上都要有“新思维”。所谓政治领域的“新思维”就是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
民主化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最明显特征之一。
戈尔巴乔夫刚开始上台时，改革重心还在经济方面，但他在各种场合已经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化”。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就职演说中宣布，“党把进一步完善和发扬民主以及人民的整个社会主义自治体系看做是国内政治中的一项根本任务”。他当时比较关心的是党内的民主。在1985年10月的中央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对代表们说；同志们，我想着重强调指出：不大力扩大和加深社会主义民主，既不创造条件让全体劳动人民及其集体和组织经常地、积极而有效地参与解决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在1986年的苏共27大上，他已经把“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看成并列的目标。27大第三部分提出“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社会主义人民自治加深”的问题。此时，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民主化”基本上是一幅以人民自治为中心目标的民主化篮图。苏共27大后，苏共认为过去几次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发扬和扩大民主。因此，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改革中十分突出“民主化”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一月全会上大肆鼓吹民主化。他说：以往阻碍社会发展的“根源”就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方面的“严重缺点”；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不发扬民主，不让劳动人民广泛参加，就完不成改革任务。“正因为如此，苏联社会的进一步民主化才成了党的紧迫任务。”在大会的闭幕式上他自信地说：“我认为，在政治局的报告中把一个极其重要的题目认真加强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提到首位是完全合理的。”后来他对这次会议的评价颇高，认为一月全会的主要意图是发扬民主，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同年11月，他提出了“民主化，再民主化”，“多一些社会主义，多一些民主”的口号。他认为，民主化是“改革的基础”，“改革的主要动力”，改革的“首要任务”，“改革的灵魂”，“社会主义的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强调“我们完全有权在大的方面和原则上把我们的苏联社会全面民主化的纲领看做是现有政治制度变革的纲领”等等。同年，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认为需要使整个社会生活广泛地民主化，而且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实现。为了进行“根本而全面的改革”，“应当发挥民主的全部潜力”。为了突出自己改革的“民主化”特色，在谈到苏联政治体制的发展由来时，戈尔巴乔夫把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对政治体制的建立、改革和调整几乎说得一无是处。但说到他自己领导的改革时，则盛赞“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发扬了民主。他离开了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抽象地谈民主化，陷入了民主化“万能论”的空想。
在苏共很多重要会议中，戈尔巴乔夫继续极力地鼓吹“民主化”1988年2月召开的中央令会上，戈尔巴乔夫又较详细地阐述了“民主化”问题。他说，“上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的目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手段。民主化符合对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它可以使我国实现十月革命所要实现的理想。必须使全党清楚地知道，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充分地把人的因素注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深刻改造，注入管理和自治的实际过程。只有通过民主化和公开性，才能杜绝根深蒂固的漠不关心态度，使劳动者的社会政治积极性有极大的动力。只有通过他们本身有利害关系地和有意识地参加所有社会事务，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目的”。在改革新思维指导下出笼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中，进一步发挥了“民主化”思想，戈尔巴乔夫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是违反人道主义的不民主的“恐怖制度”。他主张实行全民的“一般民主”，这种民主，体现在政治体制上，就是多党制、议会民主、自由选举、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在党的组织上，提出党是全民党；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民主的一致。
“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第二个特有标记。
戈尔巴乔夫把公开性作为实现民主化纲领的重要形式。他在苏共27大政治报吿中指出“扩大公开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应当使公开性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此后，他不断强化公开性口号，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提出“最大限度公开性”强调公开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形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及其重要的特点在2月会见舆论和宣传界领导人时他又说：“公开性是我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也是使业已开始的变化不可逆转的极其重要的保证之一。”在同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又提出“让公开性大放光明”的口号，他写道：“我们要力求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我们需要公开性就像需要空气一样”，扩大公开性“是党的原则立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他强调说：“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光明正大一些，以便让党和人民知道一切；使我们这里没有又开始发霉的阴暗角落。没有我们现在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所有现象重新滋长的地方。我们离这场斗争的结束还很远。因此，需要多一些光明正大”。可见，戈尔巴乔夫似乎是把“公开性”作为和腐败、自私、专制斗争的一种工具。对于“公开性”带来的负面效应，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如果有人企图利用广泛的公开性和民主进程来达到自私自利的和反对社会的目的，有这样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和自已祖国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还对付不了吗？”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党和国家如此强大，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只是民主的点缀。他还强调说，“我们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有人问：公开性、批评、民主有无限度，我们坚定地回答：如果公开性、批评、民主是为了社会主义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是无限度的”。为此，苏共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体现“公开性”的原则：（1）及时通报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情况，组织群众对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2）倡导说真话、批评缺点和揭露错误，强调不存在“不受批评的禁区”。（3）重视发挥社会輿论的作用。通过研究和利用人民来信、声明、申诉、发言和广播电视、出版物、有关机关的倡议、征询意见、民意测验、公开讨论和辩论等渠道，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情绪。但是，戈尔巴乔夫离开党性去讲公开性，结果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为各种反苏反共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并诱发了民族矛盾的爆发。
“多元化”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的第三个特有标记。
戈尔巴乔夫对“多元化”的论述没有“民主化”和“公开性”那么多。但是，“多元化”是“民主化”和“公开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反过来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形成直接的影。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把“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并列为三个“革命性倡议”“多元化”是“民主化”和“公开性”发展逻辑的归宿。在大力鼓吹“民主化”和“公开性”到一定程度后，“多元化”不可避免的出现。
戈尔巴乔夫认为，观实社仑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是由于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思想垄断而造成的异化。为了克服异化，就要消除垄断，实行多元化。他说：“我赞成多元化”，1987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媒体和各创作协会领导人时第一次提出“多元论”。他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同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实行“社会舆论多元化”。在《改革与新思维》中戈尔巴乔夫说，要“广开言路”，“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系统地论述了“利益”多元化、“意见”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问题。1990年戈尔巴乔夫接见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时说，未来的苏联将是一个多种经济成分、多元化的政治和面_人的民主国家。从以上可知，戈尔巴乔夫宣传“多元化”的初衷也许只是希望在舆论上出现各种意见，以推动改革的发展，而且在讲到“多元化”时，他常常用“社会主义”一词加以修饰，或者说“多元化”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逐渐背离马列主义，他的“意见多元化”在思想上发展为“思想多元化”，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混乱；在政治上发展为“政治多元化”，最后导致了多党制；在经济上发展为经济成分多元化，导致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是解体苏联的三把刀子
如果说经济的、历史的、民族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是苏联解体的深层内因，那么，“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可谓是直接分割苏联的三把刀子。
1.“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诱发民族矛盾和分裂浪潮。
在戈尔巴乔夫上任时，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大量积累，但还没有达到爆发的程度。民族关系问题还没有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最大问题。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先是热衷于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碰壁后，又忙于政治改革，对逐渐暴露出来的民族问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民族问题日趋严重的直接原因则是戈尔巴乔夫极力鼓吹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
如果说“阿拉木图事件”还只是戈尔巴乔夫对待民族问题经验不够，那么民族矛盾和分裂浪潮的愈演愈烈则是他不顾一切巩固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后果。在戈尔巴乔夫大力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口号下，苏联一再下放联盟权利，扩大“自治”，并提出“不留历史空白点”，使民族问题的爆发逐渐具备了国内外的政治气候。民族问题号称苏联的“潘多拉的盒子”，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就是打开这一盒子的钥匙。在“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的浪潮中，民族分立主义势力迅速崛起。“阿拉木图事件”后，苏联一些地区陆续爆发了和民族问题有关的冲突和游行示威。1988年2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归属发生了冲突，造成了人员伤亡。在调解无效后，1989年1丹，苏联政府不得不宣布在该地区实行“特殊管制形式”。但是由于改革指导思想的错误，民族问题愈演愈烈。1989年民族问题的全面爆发成为左右苏联政局的重要因素。为了边境或土地归属问题，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发生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其中对苏联的统一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运动。
波罗的海三国自从加人苏联后一直存在独立的势力。在传统体制下，民族分裂势力没有发展壮大的条件。随着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政策的实施，分裂倾向逐渐公开化，分裂势头渐高，1988年8月23日，拉托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三个共和国爆发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1939年签著的苏德条约，参加人数达十万人以上。继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大会之后，1988年10月8日拉托维亚人民阵线又举行成立大会，宣布不受苏共领导，独立活动。1989年达到了和苏联决裂的严重程度，同年，三国先后宣布“主权宣言”或宣布本共和国的法律和权利机关独立于苏联的法律和中央机关。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还利用苏共自暴其丑之机，人肆攻击苏共和苏联。民族分裂浪潮严重冲击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程，威胁苏联的统一。在严重的危机面前，戈尔巴乔夫惊慌失措，居然想利用更多的“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来摆脱危机。1989年，苏共公布《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纲领认为，长期的“行政命令体制”使共和国的自主性受到限制。为此要“显著扩大自治共和国的权利”，各共和国“实行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从而在苏维埃联盟内部进行根本的改造。可见，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改革解决民族问题。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在苏联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扩大各民族的自治权力，就可以消弭民族问题于无形中。因此，对极端民主分裂势力，他没有采取断然措施，而是寄希望于通过几部法律来解决问题。1989年9月19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在民族关系方面进行全面深刻改革的必要性业已成熟”，“已经到了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来禁止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和其他极端主义的组织的活动并解散这些組织的时候了”。苏共中央的步步妥协退让是和改革新思维的指导分不开的。但是妥协没有任何效果。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宣布该党脱离苏共独立。此后，民族分裂情绪蔓延到苏共内部，一些地方党组织紛纷脱离苏共。本来，完整的苏共和维护苏联统一强有力的力量，随着苏共的分裂和失去对国内政治局势的控制，苏联的解体已不可避免了。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維埃正式宣布立陶宛独立。不久，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先后宣布独立。苏联政府开始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持强硬立场，但在西方的压力下，被迫终止了在立陶宛和拉托维亚的军事行动。三国的独立已无法阻止。在“八·一九事件”后，三国取得了彻底的独立。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力在加强。戈尔巴乔夫为了维持联盟形式上的统一绞尽脑汁，但一紙“明斯克协议”使戈尔巴乔夫的一切努力成为泡影。
2.“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搞乱了党员的思想，削弱和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使苏联失去了维护统一的最强有力的力量。
1987年，经济改革失败的戈尔巴乔夫把目光转向了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有一个“障碍机制”在阻止改革。“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是“打破”、“摧毁”“障碍机制”的法宝。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推行过程中，他提出要改革“旧的权力机构”，“恢复苏维埃全权”，实行“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1988年7月和9月两次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的机构进行大改組，既取消了党委直接管理社会经济事务的职能，也取消了党委对国家机关的一切组织领导关系。党只靠自己的政治思想影响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党员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接着苏联进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代表选举活动。一批“激进派”代表进人了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1989年5月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激进派代表萨哈罗夫首次正式提出要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关于觉的领导地位的内容。他认为，要恢复苏维埃的全权，就不应在法律上规定苏共的特殊地位，《宪法》第六条妨碍党政关系的解决。当时他的主张遭到大多数人民代表的反对，未被列人议程。苏联第一次人代会后，“激进派”走上街头，組织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修改《宪法》第六条。1989年11月底立陶宛最高苏维坎率先通过修改立陶宛共和国宪法第六条，勾销了有关党的领导地位的内容。1989年12月12日，萨哈罗夫等人在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虽经多方面的工作，大会否决了萨哈罗夫等人的提案，但支持改替案的票已达839，占代表总数的1/3以上，反映了苏共领导地位已遭极大削弱，党内已明显地分裂成不同派别。
由于实施“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和“权力中心从党向苏维埃转移”，使苏联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全盘否定苏联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已成为一股潮流；非正式团体迅速发展并逐渐转变为政党，激进派势力与民族分立主义势力结合成强大的压力集团，苏共的领导地位已经动摇，苏共作为维护苏联统一强大的力量已经削弱并趋向消失。
3.“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使政治局势失控和导致多党制的实行，为联盟分裂做了制度上的准备。
在苏共不断自我否定，内部分裂的同时，党外的反对派力量借助‘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运动迅速壮大力量，各种各样的政党层出不穷。反共势力利用人民对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方面问题的不满，策划了一连串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向苏共施压力。到1989年，全苏发生5300次集会，有1260万人次参加；1990年1月至2月，举行的集会达到1500多次，参加人数竟达到近7000万人次“激进派”在集会上鼓动修改宪法、取消党的合法地位，要求打破“一党垄断权力”。公开打出“打倒苏共”的标语。特别是实行人代会选举后，反对派有了夺取苏共权力的合法阵地。苏共在一系列的地方选举中连连败北，逐渐失去了对全国局势的控制。在反对派的步步进逼下，戈尔巴乔夫从未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进行过认真反思。在“民主化”的口号下，戈尔巴乔夫赋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为以后地方脱离中央埋下了伏笔；“公开性”使苏共名誉大为受损，社会影响力急剧减小；而“多元化”则从“意见多元化”演变为“利益多元化”，最后演变为“政治多元化”，导致了多党制。
1990年苏联实行多党制后，形形色色与苏共对抗的政党纷纷成立。苏共处在党内反对派和党外反对党的夹攻之中。1990年春季，波罗的海三国反对派抓住地方选举的机会，组织“人民阵线”进行竞选，从共产党人手中夺取政权。然后取消了原国名中的“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同时恢复旧国旗和旧国歌。1990年5月，叶利钦经过激烈地竞选，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又当选俄罗斯总统。在“八·一九事件”前，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已有7个共和国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等重要城市的政权被反对派夺走。他们的策略是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化”为掩护，通过合法斗争先在地方夺取政权，然后一步步遥苏共退出政治舞台。地方共和国政权落入具有民族分离倾向的政党手中，为苏联的解体做好了制度上的准备。原联盟条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为了維持苏联形式的统一，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首先，举行全国公决，结果大多数苏联公民同意保持联盟。其次，以几乎完全承认各共和国主权为代价向各共和国做了空前的让步以换取新的联盟条约的签署。事实上，新的联盟条约一旦签署，将意味着原苏联的终结。为了挽救原苏联，部分共产党员在签署新盟约的前一天发动了“八·一九事件”。但是事变很快失败。之后，戈尔巴乔矣继续做了无望的努力，但联盟的解体已经无法避免了。
第三节 “新思维”与苏共政治控制的衰变
一、从党的一元化领导到多党制确立的演变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曾问左派社会革命党实行联合执政。由于一些问题的分歧，两党联合执政破裂。1918年5月，列宁宣布布尔什维克党一党执政。列宁在建设苏维埃：国家的过程中，强调提出了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斯大林片面继承了列宁的思想并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党的一元化领导牢固确立起来。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的改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政治体制，但没有突破高度集权的基本框架。勃列日涅夫则保守僵化，苏联整个社会在他的领导下日益走向停滞和危急状态。戈尔巴乔夫上任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不仅没有改善党的领导，却在党内外反对势力的夹攻下使党的一元化领导演变为多党制，最后导致觉丧失了执政地位。
1985年苏共四月中央全会和1986年2月苏共27大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加速经济发展战略上。关于党的领导，在1985年十月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修改党纲有助于增强苏共在解决国家面临的新任务方面的领导作用，他说：“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党对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领导的基本原则。”苏共27大通过了《苏共纲领新修订本》，保留了1961年党纲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原则，它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与指导力量”。可见，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还是坚持苏共的领导地位。值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中，已经潜伏了导致党的一元化领导向多党制演变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多元化”的思想。1987年7月，在会见媒体和各创作协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戈尔巴乔夫首次使用了“多元论”一词。他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思想的变化是行动的先导，多党制的禁区就这样被似乎无意识的撕开了一道口子。在1987年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了要实行“社会舆论多元化”。在民主化、公开性，特别是多元化等口号的推动下，党内外的激进分子提出否定苏共领导，要求实行多党制的主张。1988年5月，政治组织“民主同盟”成立。该组织发表声明建议实行西方式民主，实行多党政治制度。面对反对派的进攻，苏共党内也有人进行了反击。同年6月，利加乔夫在纪念陶里亚蒂城建城250周年时发表讲话，批驳有人提出的在苏联允许政治反对派存在，实行多党制的主张。但是由于苏共指导思想的错误，多党制的主张还是在党外泛滥开来。同月，一批非正式组织成员在莫斯科市中心集会，公开主张实行多党制。
1988年，戈尔巴乔夫寄以厚望的《苏联国营企业（公司联合）法》推行困难重重，并在下半年遭到失败。戈尔巴乔夫认为经济改革不成功的原因是在政治方面有一个“障碍机制”。于是，戈尔巴乔夫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改革上来。核心是党的改革。然而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从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增强觉的战斗力等方面对党进行改革，相反，走了一条导致党丧失领导地位的道路。在具有转折意义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政治多元化以及允许建立多党制的建议，值是，政治局否决了他的建议。同年6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还似乎承认党的一元化领导，他说：“我国历史上已经形成和确立起一党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有一种在党内和社会中进行各种观点的比较、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常发挥作用的机制。”但在这里他所说的允许党内存在各种观点，事实上是他允许在党内存在反对苏共领导的观点。戈尔巴乔夫看似民主的思想为党内反对派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方便。随着党内日趋严重的分裂局而，戈尔巴乔夫不是坚决地姑在党的立场上，相反，却在党内各派之间搞平衡，以图维护他的权力，结果多党制思想在党内蔓延开来。苏联国家与法研究所的库拉什维利发表文章，首次呼吁在苏实行多觉制。他说，“有必要实行多党制并因此有议会中的反对派……社会主义多党制是将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因素。”在党内反对派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同时也为了利用苏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力，戈尔巴乔夫曾一度站在传统力量维护苏共的领导。1989年1月21日在苏共莫斯科市组织第27次代次之议上，他说：“谁也不能再政治上代替党，今天，在发扬公开性、民主化……的情况下，党是一支强大的思想政治凝聚力量”，有些人认为“需要多党制”，但他们只是在寻求“监督机制”方面来说是正确的，而这正是通过政治改革，通过民主机制、公开性和批评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会上，戈尔巴乔夫再次声明苏联是一党制国家。他还在一次会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人代表时指出多党制的辩论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反对派利用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思想大肆宣扬多党制。叶利钦在电视台发表讲话，他认为，大众媒介可以就多党制问题开展一场辩论，这样专家们可以有机会各抒已见。在苏联国内反共势力吵吵嚷嚷要实行多党制的同时，国外敌对势力也积极配合，大造舆论。美国著名反共分子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呼吁，“西方应利用这种‘历史机遇’，‘谈判新的东西方安全协定’，制定真诚帮助苏联东欧实行系统改革和政策，坚持苏联东欧‘实行经济政治多元化’为条件换取美国、西欧、日本的三边援助。”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苏联国内关于多党制的争论日趋激烈。苏联国家与法研究所的库拉什维利在党的喉舌《消息报》公开呼吁实行多党制，并在议会中建立反对派。政治观察家孔德拉绍夫也说，建立多党制是向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复杂和现代化模式发展的独特而自觉的步骤，他与达到该党的战略目标并不矛盾。而戈尔巴乔夫此时在党的公开会议上还坚持说，苏联是一党制国家，这是历史形成的。在实行公开性和民主化的今天，觉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在政治上任何人代替不了党但戈尔巴乔夫只会夸夸其谈，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党的领导。相反，反对派却大力在群众中宣传多党制。叶利钦不断地对选民、工人鼓吹多党制，并获得了他们大部分的支持。叶利钦在人们心目中成“反体制英雄”。
到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时，多党制思想已经在普通群众中有相当的市场，叶利钦以绝对优势当选人民代表。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使苏共中央开始丧失国家最高权力，在制度上为多党制的形成打开了了缺口。西方輿论也认为，这次选举结果将增大国民今后的发言权，并把苏联引向多觉制的方向。戈尔巴乔夫针对选举过程中关于多党制的争论指出，民主不是由政党的数量来决定的，而是由人民在社会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虽然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公开承认可以实行多党制，但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已经对局势渐渐地失去了控制。在“多元化”的鼓舞下，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组织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对苏共的领导地位形成严重的挑战苏共党内对多党制的认识也极为混乱，没能对反对派组织起有效的反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格拉西莫夫在答记者问时说，苏共已习惯一党舒适的政治条件，一旦失去这种条件，就会陷入困境，在选举中败北。因此，需要深入认真地研究多党制问题。多党制问题应该在党内加以讨论。但他又说，苏联不存在实行多党制的条件……实行多党制将会使这个社会发生分裂。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切布里科夫指出：“现在有一些具有明显反社会主义倾向的集固，煽动社会不满情绪，妄图使党同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公开提出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多元化和多党制。遗憾的是，一些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这种不光彩活动。”如果说最高苏维埃的独立性使苏共中央感受到压力，那么“跨地区议员团”的成立则是反对派试图在体制内“合法”夺权的开始。1989年7月，苏联人民代表中的300名激进分子举行两天会议，正式成立“跨地区议员团”，选出了一个由25名委员和5名主席组成的协调委员会。这5名主席是叶利钦、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和维克多·帕尔姆。在记者招待会上，阿法纳西耶夫说，他和该组织其他成员认为，建立多党制是最终实现民主化的最佳途径。8月1日叶利钦在对《劳动报》的讲话中则大肆攻击“团结”对国家造成的危害，为多元化和多党制大造舆论。之后，在对美国的非正式访问中，叶利钦到处散布攻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言论。并向美国人表示他赞成在苏联实行多党制。面对党内外反对派的进攻，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党内一些党员也进行了反击。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谴责了以叶利钦为首的“跨地区议员園”，的分裂行为。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塔斯社发言，掲露一些人主张转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方面，将私有制和多党制引人政治体制。但是由于改革的指导思想背离了马列主义，这些反击效果有限。反对派的步步进遥和苏共领导人的软弱无力引起普通党员的不满。1989年11月，列宁格勒两万名共产党员进行集会，表示不赞成反对判宁主义，不赞成私有制，不允许利用改革打击共产主义。在会上还有党员表达了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要求他下台。由于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无能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使国内局势持续恶化，反对派力量不断加强。在列宁格勒党员集会后不久，非正式组织人民阵线举行了针对它的群众集会。会议明确提出支持戈尔巴乔夫，甚至有人呼喊“我们共产党员支持多党制”。
在苏联国内为多党制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直在争取独立的立陶宛迈向了多党制的第一步。1989年12月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修改共和国宪法第六条的决定。原宪法第六条规定：苏共是苏联社会的“领导与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制、国家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核心”；经修改后，这一条表述为：“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根据立法程序规定的办法成立并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样，立陶宛就成为苏联各共和国中的一个修改宪法允许实行多党制的共和国。此后，是否在苏联实行多党制的焦点集中到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去留上来。针对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修宪决定，真理报发表社论指出，必须仔细地、不带感情地、不发表不负责任的呼吁分析全_内容。仔细考虑一下：人为地煽动立即取消宪法第六条，对改革是否有利。但是，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等人呼吁举行全国罢工以便迫使最高苏维埃把宪法第六条判为第二次人代会议程。这一呼吁遭到了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的谴责，指出这一做法违背了人民代表的道德标准但在苏联入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前，仍有数千人在莫斯科集会，要求取消宪法第六条。在1989年12月的第二次苏联人代会上，围绕着是否将讨论、修改宪法第六条列人议程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经过一整天的辩论，大会否决了讨沦、修改究法第六条列入议程的建议。但叶利钦还是在分组讨论上呼吁向多党制过渡。虽然人代会否决了讨论、修改宪法第六条的提议，但在党内外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戈尔巴乔夫本来就动摇的思想在结束立陶宛之行时突然发生重大转折。他表示愿意接受在苏联实行多党制。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说：“我们不应害怕多党制。我并不认为多党制就是悲剧。如果多党制是一种历史进程的结果，并且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我们不应当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戈尔巴乔夫态度的转变使形势急转直下，党内再也没有力量阻止多党制的实行了。同年2月苏共召开全会。在二月全会前夕，数十万群众举行示威集会，要求苏共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在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阐述了向苏共28大提出的纲领草案。”关于党的地位，戈尔巴乔夫说：“党革新的必要条件是根本改革党同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关系。放弃向他们发号施令和越权代行它们的职能的做法。在进行革新的社会中，党只能作为民主承认的力量而存在和起到先锋作用。这意味着，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苏共自然要为取得执政党的地位而斗争，但是这样做要严格限制在民主程度范围内，放弃某种法律地位和政治优越地位。提出自己的纲领，在辩论中捍卫自已的纲领，同其他社会力量合作，经常在群众中工作，以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为重这实际上宣吿苏共放弃了一党制和宪法第六条。经过激烈的辩论，中央全会通过了向苏共28大提出的、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草案，声明要实行民主制、政治多元化和搞三权分立。虽然随后苏共党内还有党员对实行多党制进行了抗争，但多党制在苏联的实行已不可避免。西方对苏共二月全会的变化“感到高兴”和“令入鼓舞”。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在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的认可下，人代会修改了宪法第六条。修改后的宪法规定：
“苏共、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被选入人民代表苏难埃的代表和其他形式，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就为多党制的正式确立奠定了法律基础，而苏共也就从执政党变成了议会党。
二、苏共质变的发展轨迹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苏共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传统，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继续承担社会领导的职能和任务。但是自从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新思维”的名义下推行一系列改革后，苏共的性质逐渐蜕变，演变为事实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最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传统意义上的苏共在组织上也不存在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共经过安德罗波夫的短暂改革，仍然保持了原有的特征。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苏共的党纲和党章都明确规定，苏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党，党的全部活动“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关于党的奋斗目标苏共始终把消灭囊削、消灭盼级、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关于党的阶级性质，苏共历来宣称自已是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即使在过去宣告自已是“全民党”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还总是为“全民党”的提法辩解说，苏共“就其阶级实质和思想体系而言，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党关于党的组织纪律，苏共坚持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初，他的思想潜伏着极其危险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改革中不断发展，成为苏共质变的重要内因。”
戈尔巴乔夫在上任之前，就已经育了彻底改变苏联社会的想法。
1983年访问加拿大时，他同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亚·雅科夫列夫进行了一次深谈，他们认为，苏联“社会应当发生变革，应当按新的原则建设国家”；“我们的社会要改头换面，彻底改变自己的性质……”只是对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当时他们还没有把握。1985年4月到1987年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侧重于探索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党的各种文件还表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段期间，戈尔巴乔夫的思想、理论和政策已经孕育许多背离传统原则的危险倾向。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研究落实“加速战略”的同时，对苏共中夹政治局进行了重大改组。改组后的政治局虽然走出了“老人政治”的怪圈，却使一些具有激进改革思想的人如叶利钦进入权利核心机构，在组织上为后来党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同时，一些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觉员被戈尔巴乔夫当做保守势力赶出政治局。到1986年2月苏共27大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只有葛罗米柯、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和戈尔巴乔夫4人了。27大时苏共已经潜伏走向质变的因素。从27大开始，苏共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有意识地引进西方社会党的某些理论观点，为“新思维”、“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播下种子，埋下了苏共质变的祸根。苏共27大的“新观点”有：把人道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内涵和特征。戈尔巴乔夫在政治报告中指出：“人的尊严、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基础上”的“生活方式的特征”，社会公正的表现是“尊重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他这里所讲的“人”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所讲的“人道主义”是抽去了阶级内容的一般人道主义。（2）开始从人道主义立场阐述国际问题，提出了全人类的价值观。苏共27大的政治报告说，解决全入类和全球问题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权利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在当前的条件下，斗争的主要方面是为各国人民创造应有的、真正的人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保证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存条件，关心地对待它的财富，首先是关心主要财富——人本身和人的能力”。抹杀了世界还存在阶级和不同的社会制度。（3）提出在“核宇宙时代”，各国除了合作别无选择。苏共认为，世界进入核宇宙时代，人类开始面临共同的利害关系，不是共同生存就是一起毁灭。“核武器孕育着一场能使人类从地球表面上消灭的龙卷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只能通过“合作与协作”来解决，这便是“共产党人的人道主义和道德价值的体观”。（4）片面宣扬“民主化”、“公开性”和人民自治的口号。苏共27大把这些口号摆到了不适当的地位，说什么要把人民自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扩大公开性是“原则性问题”、“政治问题”，应该使它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离开阶级性强调民主、公开和自治，实质正是加强资产阶级阵地，无形中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了。苏共27大的这些思想，为党内不健康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某种条件，在漂亮的口号下开始不知不觉的腐蚀党。27大后，“新思维”的提出则使苏共指导思想开始背离马列主义，并随着改革的发展越走越远。戈尔巴乔夫虽然极力提倡民主，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但其政策的积极拥护者和执行者被大量安插进党的领导机构，“保守分子”则被冷落或排斥。1987年5月，西德青年鲁斯特架着一架飞机越过苏联边境，长驱直人到达莫斯科后在红场降落。苏联举国哗然，戈尔巴乔夫乘机政组了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一批被戈尔巴乔夫认为“惧怕党朝着改革方向转变，惧怕新思维”的军方领导人被解除职务。新思维从此在军队内泛滥成灾，党逐渐对军队失去控制。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并把“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提高到“革命性倡议”的高度，同时提出“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导思想出现重大转折。关于苏共，戈尔巴乔夫在“苏共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民主化”的题目下，猛烈抨击了党内的官僚主义，强调民主、公开性的重要性。他说：“党本身、党的活动内容与劳动者的联系发生了某种变形，使党一始就固有的和列宁及其战友通过多年努逐渐培育起来的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传统消失了”，并指责苏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一定阶段很大程度上被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所取代。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因为基层党組织和普通党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对党的活动内容施加影响的现实可能性……随着行政命令体制的确立，党内的同志气氛就逐渐让位于以命令与执行、党员分为首长和下属、违反党员平等为基础的关系。虽然有时也承认这种状况不能容忍，但实际生活中一切依然如故”。又说，“四月全会坚决主张苏共民主化，主张党的工作有公开性……应当使党内全面恢复坚持原则、开放性、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遵守纪律、党内同志情谊和无条件履行个人职责以及求实的气氛”。为此，戈尔巴乔夫要求党进行“自身改革”。他说：“苏共已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之中。为了避免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成为真正的社会先锋队，它应该加速自身的革新和自己队伍中的民主化。”他还强调说，“党今天摆脱处理事物的执行管理职能，便就成了制定政治纲领和思想纲领的中心，并通过选举产生的机构会和国家提出这些问题。”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大力推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将党的职能和国家机关职能分开的原则，要求“使党从直接管理一切事物的核心的国家系统中彻底摆脱出来”，“党回到自己最初的使命上去，即成为社会的先锋力量，为社会制定并提出将党的职能和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的共产党员努力实现各种方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苏共开始社会民主党化的重要标志，其指导思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他说，“我们在谈论作为向共产主义前进中的重要阶段的我国社会的崭新状态时，所指的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面貌。”在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多元化”。“多元化”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之一。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接受这个理论，表明苏共的指导思想已经开始社会民主党化。戈尔巴乔夫还全盘否定苏共的历史。此前，他在谈到苏共的历史时，还说有错误也有成绩。但在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把改革造成的混乱统统归咎于历史。在他眼里，斯大林是“独裁体制”，赫鲁晓夫是“贬低民主”，勃列日涅夫则“僵化停滞”。戈尔巴乔夫把过去说得一团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并乘机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列主义。
由上述可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党的地位作用、组织纪律、性质和机构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党迈出了极其危险的一步。其后不久在波兰会见文化和科学界人士时，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社会比喻成一座大厦，他认为，“现在情况清楚了，修整门面是不够的，这座大厦需要根本改建。而且，它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它的物质部分、精神部分、道德部分，它的科学，它的文化都需要改造。”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已经把苏共推向了一条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道路。同年10月，第11届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同意葛罗米柯辞去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选举戈尔巴乔夫为主席。此外，最高苏维埃也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巩固了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的地位。至此戈尔巴乔夫党政军大权在握，苏共已经没有力量阻止党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演变了。
在动荡不安的1989年，苏共庄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继续向民主社会主义演变，在苏共广大党员仍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身上时，西方国家却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他究竟把苏共带向何方。1989年4月18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题为《戈尔巴乔夫同马克思和列宁唱反调》的文章指出，戈尔巴乔夫所谋求的是根本背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许多主要特点。当他使用“革命”一词来形容那些目标时，他公开地和引人注目地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管理一个集体化社会的计划失败了……在这之后，戈尔巴乔夫决定卸掉一个不灵的经济制度的重负……苏联共产党的性质即将发生重大变化。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它（指修正主义——引者注）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然而，戈尔巴乔夫仍认为对苏共的改造还没有达到他满意的程度。在同年7月18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说：“党的改革大大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造成党的领导作用“可能削弱的实际威胁”；“党的干部队伍需要整顿，需要注人新鲜血液。车间、地区、城市、州、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等积极党组织都需要整顿更新”，“凡需要实行改革的地方，必须安插新的人并开始积极工作。”事实上，这是戈尔巴乔夫不满意苏共演变的程度，千方百计地把拥护他的路线的人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以便按他的意愿把苏共彻底改造。苏共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在12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苏共的变化。他说，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迅速进行和发展，党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正从国家体制的核心变为政治先锋队。
在戈尔巴乔夫不遗余力的推动下，1990年，苏共迎来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二是全会是在政治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社会处于恶性危急状态的背景下召开的。为了遏制全面危机召开的这次大会，是苏联，也是苏共在政治演变方面迈出重大步骤的标志。经过激烈的争论，苏共向仝世界公开宣布：苏共将不再独揽国家领导大权，不谋求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殊地位；苏联将朝着政治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准备实行多党制。这次全会标志着苏共的重大转向，苏共的政治纲领离民主社会主义越来越近。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了28大。这是苏共进一步社会民主党化的一次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苏共章程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既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的形成与系统体现，为苏联共产党改变性质，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提出了基本原则，也为搞垮苏共、从根本上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做了充分准备。28大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改变苏共性质，向社会民主党方向转变。这主要表现在六大变化上：第一，指导思想变了。过去讲，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苏共，在全部活动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28大只提“创造性地发展马、恩、列的思想”，“继承摆脱了教条主义解释的马、恩、列的遗产”，同时强调“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第二，奋斗目标变了。过去讲，苏共的最终目标是在苏联建立共产主义。28大则说，苏共“以在国内建立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由的目标”。第三，阶级性质变了。过去讲，苏共“已成为全民的党，而就其阶级实质和思想体系而言仍然是工入阶级的党”。28大只提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过去讲，苏共是“苏联人民的久经考验的战斗先锋队”。现在讲，苏共既是先锋队，又是议会党。戈尔巴乔夫说：“（苏共）将在民主过程范围内，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选择范围内争取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第四，地位变了。过去讲，苏共是“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是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到28大时，已经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宣布苏共将“在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中悍卫作为政治领导的权利”，苏共同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第五，组织原则变了。过去讲，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机构、全部生活和活动的指导原则”。在28大上，“民主集中制”提法虽还保留，但其实质内容大都已被否定。例如，（1）虽然规定少数必须服从多数的决定，但允许少数人利用党的舆论工具悍卫自己的不同观点；（2）虽然规定不许建立“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但允许党内横向组织活动，允许党员“按纲领进行联合”，科组织各种俱乐部、辩论中心、论坛等，这实允许党内存在派別组织；（3）还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是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家中央如不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渉及本共和国的决定，有权不执行；所有苏共组织，从基层组织开始，“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等等。第六，党的作用变了。过去，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由先进分子组成，基层组织建立在工作单位，成为各单位带领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核心、坚强的战斗堡垒。然而在多觉制的条件下，它的任务只能组织竞选，争取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然后从事议会斗争，争取政治权力了。这样，党的作用改变了，党成了议会党。可见，到28大时，苏共已经初步完成社会民主党化了。
三、苏共政治控制的丧失与政权更迭
苏共政治控制的丧失过程事实上也是苏共大权逐渐旁落，最后导致政权更迭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主要有三个势力严重冲击苏共的政治控制。这三个势力是，苏共党内逐渐壮大的反对派；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反共反苏势力；民族分裂势力。这三股势力交织着不断地对苏共政权提出挑战、而苏共则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自乱阵脚，步步妥协退让，最后导致局面失控，丢了政权。
在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执政时，苏共仍牢牢地控制着国内的政局和政权。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苏联社会总体状况有所好转，经济增长速度回升，国内外环境获得某些改善。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苏共中央初步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威望，人民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苏共的身上。但是，戈尔巴乔夫很快犯了一系列错误，苏联经济形势逐渐恶化，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开始蔓延。在社会矛盾加顧时，苏共没有能及时调整经济战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反，却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来。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导下，苏共党内外各种反对派力量迅速发展，对苏共的政治控制提出挑战。
从1986年开始在舆论开放的思想指导下，苏联国内舆论界掀起揭露、批判苏联历史问题的浪潮。《真理报》点名批评勃列日涅夫，指责他缺乏“改革紧迫感和民主作风”。接着，1987年的中央全会决定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历史事件及其所犯“罪行”进行审理和平反工作。大规模的平反工作，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对人们历史观念的重新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否定苏联及苏共的历史。文化教育界也掀起了“解冻”、“解禁”的“反思热”。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却开始大力鼓吹“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为他的政治体制改革鸣锣开道。同年苏联还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并允许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返回莫斯科居住并参加政治活动。然而苏共的这些举动并没有使“持不同政见者”们在苏共希望的范围内活动。相反，打着各种“民主”“人权”旗号的民间组织纷纷建立。其中一个叫“赫尔辛基-60”的组织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在苏共错误思想指导下，国内政治局势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既发扬民主又保持安定的局面。各种非法政治活动愈演愈烈，非法组织层出不穷。到1987年年底，所谓的非正式組织达到了三万个。
在苏联社会动荡不安时，苏共党内也开始出现纷争。党内纷争直至后来反对派的出现，使苏共不能团结一致的维护党的领导，有效地回击社会上反共势力的挑战。在1987年十月苏共全会上，叶利钦首次把苏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在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公之于众，在党内外造成了恶劣影响。苏共领导人的意见分歧被公众所了解后，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苏共分为三派，即所谓的“主流派”、“稳健派”和“激进派”，也就是后来的“苏共中央纲领派”、“马克思主义纲领派”和“苏共民主纲领派”。社会上的反对派有意支持“激进派”，打击“稳健派”，导致党内反对派的气焰嚣张，苏共党内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共党员日子很不好过。
在苏共内忧外患的时候，民族问题的激化更是给苏共雪上加霜。1988年2月，亚美尼亚共和国与阿塞拜疆共和国因“那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自治州”问题发生大规模冲突。这次民族冲突在“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成为民族问题激化和公开化的导火索。同年6月，波罗的海沿岸三國发生群众示威，抗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强迫移民事件。此时，苏共还可以控制局面，但民族分裂的苗头已经出现。
在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非正式组织已经开始走上街头，使用“街头政治”向苏共施加压力。据塔斯礼的报道，仅上半年莫斯科举行未经过批准的群众集会和游行达246次，其中有挑衅性的反国家性质和发生了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这期间苏共还控制着国内的政治局势，对非正式组织违法活动还比较强硬。如拘捕了反共的“民主同盟”的一些成员，并把他们遣返回原籍：驱散和取缔了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前的一系列游行示威集会。反对派不甘示弱，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指责利加乔夫是“一支反动力量”并试图对苏共代表会议施加压力。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是苏共开始自动放弃政治控制的一次大会。戈尔巴乔夫在大会报告中猛烈抨击了苏联现行政治体制，批评它“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令；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是践踏民主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和公开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把党政职能分开，改革苏维埃政治体制。重新提出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决定成立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并设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立与党政职能的分开，削弱了党在政府事务、国家管理方面的领导权。人代会的设立使反对派获得了向苏共进攻夺权的一个合法阵地。一批激进分子、持不同政见者、苏共内部的反对派和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势力利用人民代表选举“合法”来宣扬自已的竟选纲领，和苏共争夺群众，削弱苏共的执政基础。苏共内部的反对派也利用这一机会大造声势。
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对中央高层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988年9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大会接受了苏共元老级人物、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的辞职申请。随后拥护戈尔巴乔夫路线的一批入进入敕治局，同时有多名政治局委员退休。根据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苏共中央设立6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各种问题。事实上，各委员会的设立剥夺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是苏共领导体制的一次重大改变。对此，利加乔夫说：“这件督清的微妙之处有意无意的表现为，甚至没有一个人提议取消书记处会议，好像谁也无意取消会议。可是在各种委员会成立后，书记处会议便马上停止了。党失去了进行日常领导的指挥部。”利加乔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雅科夫列夫一起摧毁了书记处。但他只能无可奈何。戈尔巴乔夫一系列的机构和人事调整，客观上削弱了苏共前战斗力。
1989年3月1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选举苏共中央的人代会代表。一些坚持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著名党员纷纷落选，而叶利钦却以绝对优势当选，并一波三折地当选民族院议员。此后，最高苏维埃内形成以叶利钦为首的“跨地区议员团”，成为苏雄埃政权成立七十年来的第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党内外的反对派以最高苏维埃为合法的政治舞台，向苏共发起了挑战。苏共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宪法第六条的修改问题。宪法第六条是苏共执政地位的保障，反对派欲先除之而后快。在第一、二届人代会上，挫败了反对派修改宪法第六条的企图。但在苏共吃力地对付党内外的反对派时，民族冲突利和民族分裂猛烈地冲击着统一国家的根基，最终成为使苏联政局发生根本逆转的重大因素。第二届人代会期间，立陶宛共产觉宣布脱离苏共。此后，民族分离情绪引起了各共和国的独立浪潮，不少地方的共产党组织脱离了苏共，苏共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名存实亡。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治经济全面恶化。经济滑坡、法制削弱，爆发了各种社会问题。面对社会总危机的爆发，戈尔巴乔夫不是紧紧地依靠党的团结共渡难关，而是在左右两派之间搞平衡。苏联各项经济改革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并导致了雷日科夫政府的垮台。戈尔巴乔夫无奈之际向西方国家求援，但西方国家乘机施加压力，胁迫苏联朝他们希望的方向改革。在民族分裂势力、党内外反对派以及西方的压力下，走投无路的戈尔巴乔夫终于在立陶宛之行后决定实行多党制。在苏联宣布实行多觉制后，形形色色与苏共对抗的党派纷纷建立，包括十月革命后被镇压和取缔的反动旧党也死灰复燃。苏共处于四面八方的夹攻之中。1991年以前，苏联境内的“非正式”组织达六万多个，全国性政党约20个，共和国一级政党500多个。反苏反共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游行集会向苏共施压，逼苏共下台。在苏共28大丄，苏共中央分裂为三派。这次分裂是自1930年苏共16大以来第一次发生的严重分裂，表明苏共中央已完全失去了领导苏联的坚强核心地位，开始处于全面危机中。面对危机，戈尔巴乔夫没有选择加强党的领导以结束混乱局面，而是匆匆出台总统制，并当选苏联总统，国家大政方针前决策权和管理权集中到了戈尔巴乔夫手中。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失去了决策中心的地位，事实上也是苏共失去了对全国的政治控制。而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态度足以决定苏共的命运了。
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反对派夺取了一些地方政权，尤其是叶利钦当选了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集中火力把雷日科夫政府轰下了台。苏共在1990年开始对全国的政治局势失去控制，成了似是而非的执政党。在这种形势下，戈尔巴乔夫一度靠向了传统派，实行了一系列强硬政策稳定国内形势，取得一些效果。但是，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对戈尔巴乔夫发动了空前的攻势。1990年年初，叶利钦发表电视讲话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随后反对派陆续组织了规模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示威游行和大罢工。面对叶利钦咄咄逼人的进攻，戈尔巴乔夫也曾试图进行反击。在他的支持下，俄共议员团曾试图在俄罗斯非常人代会上逼叶利钦下台，但功败垂成。此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无法制服叶利钦了。
在一些共和國宣布独立，整个联盟摇摇欲坠、社会危机总爆发的威胁下，戈尔巴乔夫再次选择了和叶利钦合作的道路，并默许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大权在握后，发布“非党化”命令，把苏共从政府机关、社会团体、企业等组织机构排斥出去。1991年，各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苏共和苏联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戈尔巴乔夫则幻想抛开苏共，单独和九个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一份新的联盟条约，以挽救苏联。这个条约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别于原苏联的“自由的、松散的联邦”。社会的全面危机、联盟的可能解体以及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派”的明显倾斜，引起了苏共党内主张使用坚决手段克服危机的“强硬派”的强烈不满。1991年9月18日，“强硬派”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八·一九事件”成立了副总统亚纳约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但是事变不到三天就告失败。“八·一九事件”失败后，反对派掀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高潮。叶利钦接二连二地发布针对共产党的命令；在苏联军队中实行非党化；禁止共产党报刊发行；撤销苏联武装力量、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及军事院校中的军事政治机构，禁止政党组织在这些机构的存在等。与此同时，一些加盟共和国纷纷做出了限制和禁止当地共产党活动的决定。有的甚至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没收其财产，逮捕其领导人。在危急关头，戈尔巴乔夫彻底抛弃了苏共。9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随后，戈尔巴乔夫颁布命令，宣布停正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在苏联武装力量、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他护法机关和军事单位、国家机关中的活动。苏共事实上已经丢掉了政权。随着《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12月6日，大势已去的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徐徐降下，宣吿了政权的更迭。
第四节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体制质变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高度集权体制本身伴随着一系列严重的弊端，这些弊端随着第二世界大战后苏联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而暴露得更加明这主要表现为：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苏维埃制度形式化，缺乏民主，广大人民群众与政权疏远；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崇拜盛行；联邦制原则遭到破坏，引起各加盟共和国的不满；法制不健全且屡遭破坏；干部的层层委任及终身制等等。
斯大林逝世后，在从赫鲁晓夫到契尔年科的领导年代里，苏联各屈领导人都程度不同地对政治体制做出变革和调整。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苏联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对苏联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这些变革和调整都是在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革的条件下进行的，并且受到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因而没有改变权力高度集中这一基本特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最终导致了国家体制的质变。
一、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演变
思想是行动的基础。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导致苏联的剧变，以彻底失败告终。当然其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但他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演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演变过程大致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为界限而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以经济改革为中心任务的同时，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政治体制改革构想中的一些错误意向已初露端倪。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1985年4月，苏共中央召开著名的“四月全会”，会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阐述了他的以“加速战略”为核心的施政纲领，表达了通过改革“争取达到社会的新质状态”，即要对苏联社会模式进行重大改革的意向。这时，苏共的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为配合这一中心工作，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这些提法和做法已表现出明显的方向性错误。戈尔巴乔夫认为加速发展的方针不仅仅是改造经济领域，还“要求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戈尔巴乔夫认为苏传统体制的根本缺陷是缺乏民主，而“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改革的实质是“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甚至把苏联社会的“全面民主化”看做是“现有政治体制变革的纲领”。此后，苏联领导人在谈及发展和改革时就言必称民主化和公开性。不过，在这一阶段，总的来看，戈尔巴乔夫还是强调改革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和苏共领导下进行，苏联领导人对政治体制的提法一直是“发展”，连“完善”都很少提，更不用“改革”。直到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提法是，苏联社会进一步民主化“不是指对我们政治体制某种破坏，我们应当最有效利用我国政治体制的所有潜力”。在同年六月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并不要求更改我们的体制”。直到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仍说，这“不是改变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以确保我们社会的胜利发展”。
第二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发生改向，走向全盘否定苏联过去的政治体制，主张以“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全面改造社会。
苏共在1988年6月底7月初举行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走向歧途。戈尔巴乔夫在会上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会议认为“加速战略”之所以没有实现，阻力来自苏联的政治体制。会议对社会主义弊端进行了批判，称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严重变形”，“独断专行”，这种批判明显地带有否定社会主义的性质。会上第一次提出苏联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人作为“万物的尺度”而存在。这明显反映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已开始逐渐背离马克思主义。
为了对“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做详细论证，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思想与《改革与新恩维》相比又有了较大变化。这时的他已把苏联七十年形成的政治体制看成是“官僚主义制度”、“兵营式社会主义”。他认为，列宁以后历届领导人都程度不同地犯了重大错误，或是制造了“官僚主义制度”，或是保存了“官僚主义制度”，彻底摧毁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的历史责任自然落到了当今苏联领导人的肩上。很显然，既然过去的社会主义一直是专制的体制，那么苏联的改革目的就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改造”了》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闻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并说“要放弃专制的社会主义体制，形成真正民主的、自治的社会机体”。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开始逐渐向“西方”靠拢，这次全会接受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形式。1990年7月，苏共召开28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行动纲领和政治路线。苏共明确宣布，改革的实质就是从极权官僚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过渡。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前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律斯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1990年二月全会后，布热津斯基又说：“苏联现在放弃的不仅是斯大林主义，还有列宁主义。”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布热律斯基不幸言中了。
可见，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折中主义色彩，是个混合物，既有正确的成分，也有荒谬的东西。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推行，错误倾向及其影响越来越大，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断增多，而社会主义的成分却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至于到了改革的后期，特别是从1991年起，“改革”的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预想的那样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
二、从苏维埃制度到三权分立体制和总统制的演变
苏维埃是俄国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权力形式。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为劳动人民行使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创造了条件。1918年第一部苏维埃国家宪法在第一条就规定：“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均归苏维埃掌握。”1924年、1936年、1977年苏联宪法明确规定苏维埃是国家全部权力的载体。在苏维埃国家初创的阶段，苏维埃的权力很大。当时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书记的雅·斯维尔德洛夫形容说，党把全部精力注于苏维埃，它通过苏维埃和在苏维埃内部从事自己主要的工作。但在后来的实践中，苏维埃制度遭到破坏，苏维埃的权力大为削弱，苏维埃及其执行机关之间的关系出现倒错，苏维埃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受控于执行机关。地方苏维埃更是形同虚设苏维埃成了履行批准党政机关决议的工具。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历届领导人对苏维埃权力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地解决，情况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如最高苏维埃的权限得到了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有了较大提高，人民的权利有了较多的法律保证等等。但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维埃制度仍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有：苏共中央仍然过多地包揽苏维埃的职能，不尊重最高苏维埃的立法权；在实践中，执行机关严重挤压苏维埃权限的弊病仍很严重，苏维埃工作更多的表现为形式。
在六年多的执政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制度的变革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即由最初的对苏维埃的“发展”、“完善”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再到“非苏维埃化”，最后以“三权分立”和“总统制”取代了苏维埃制度。
戈尔巴乔夫刚一上台就非常重视苏维埃制度的改革问题。他是从社会主义人民自治这一概念入手的。苏共27大指出，“只有当人民自己切实管理起自己的事业和千百万人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顺利发展”；苏维埃是“人民自治的主要坏节”，人民自治是“苏维埃政权的实质”。27大后几次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都提到要进一步改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作用，并要求苏共组织杜绝重复和代替苏维埃的现象。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强苏维埃选举中的民主原则问题。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强调要“充分恢复苏维埃作为政治权力机关和强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因素的体现者的作用”，应该对苏维埃“实现创新的变革”。可见，这一时期对苏维埃制度的变革还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最主要表现为把苏维埃同社会主义人民自治结合起来，认为苏维埃既是国家权力机关，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者和人民自治的主要环节。
1988年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作了题为《关于苏共27大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主张党政职能分开，改革苏维埃制度，恢复苏维埃的“全权”，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会议决定实现国家权力中心从党的系统向苏维埃系统的转移，并成立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代表人数由原来的1500名扩大到2250名，负责决定最重要的立法、政治、社会及经济问题。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常设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最高苏维埃組成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这次会议是对苏维埃制度进行变革的一次重要转折，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次转折“借鉴了十月革命头几十年的经验”，即曾是“广泛享有充分权力，使它成为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标志这次转折的还有如下一些变化：最高苏维埃成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实际上是新的立法机关。它每年开会两次，会期为3—4个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已经相当于兼有内政、外交和军事大权的国家元首，他为苏联最高公职人员，负责解决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问题，领导国防委员会，推荐政府首脑人选；为了防止和消除政府等机构凌驾权力机关的可能性，恢复各级苏维埃对执行机关的领导地位，规定政府官员（部长会议主席和苏难埃执委会主席除外）、法官、检察长、国家仲裁员不得当选为同级苏维埃代表等；为了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发布的文件以及公职人员的行为是否违宪进行监督，新设了宪法监督委员会，委员会由人代会从法律、政治专家中选举产生等。
当然，对于这次转折，首先应当肯定它至少有表面上的积极性的一面，它既保证了人民代表机关的“全权”，又考虑到了“公权”与“制衡”原则，如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就是实现制衡机制的重要尝试。但这次转折表现出来的党政分开、行政、立法职能进一步分解的趋势是明显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后来的实践系列事实表明。这一变革没有带来预想的效果。首先，根据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苏共撤消了领导经济的机构。首先，根据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的机构，交出了权力，苏维埃却没有掌握“全权”，国家出现了“权力真空”。而此时，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都已被大大削弱。此前，为适应科技发展，各行各业具有高深业务知识的专家被选拔、充实到党的各级机关（据1981年的统计，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有3/4；党的市委和区委书记有2/3受过工程技术、经济或农业教育，熟悉专业正是他们的优势），而调整后的党的机关不再决策社会经济事务，一大批党的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冲击；苏联国家管理体系逐渐陷人混乱，经济失去控制并遭受严重破坏。其次，戈尔巴乔夫设想通过选举使共产党人掌权。但他一方面把苏共看做是影响改革的“障碍机制”，另一方面又纵容各种社会团体与苏共竞争，结果造成各种社会组织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和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思潮大造声势，抢夺苏共让出的苏维埃权力。1990年3月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在波罗的海三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共产党丢掉了三国政权。再次，人民代表机关内部意见严重分歧，许多问题拖而不决，延误时机；很多立法质量不高。在选举中，一批苏共的反对派头面人物当选，他们兴风作浪，成了社会动荡的策源地。改革前，1984年3月底11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中，工人、农民和妇女代表的比例分别为35.2%、16.1%和32.8%，而1989年5月选出的首届苏联人民代表中，其比例分别降为18.6%、11.2%和7.1%。许多工农代表在选举中落选这时，苏共内部政治上、思想上也不统一，形成了各种派别。各加盟共和国自行其是，严重地威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立法权，入民与国家权力相脱离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在苏联国家管理体系陷人困境的时候，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认真考虑自己的“改革计划”是否符合国情，也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运用法律手段反击极端势力等方面去寻找出路，而是企图以妥协、让步求稳定，逐步放弃苏维埃制度，决心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解药。在变革苏维埃制度方面，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性质发生根本改变的一次转折。他由不赞成三权分立、总统制转变为肯定三权分立和急于建立总统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三权分立学说一直为苏联官方所批判和反对。勃列日涅夫时期曾将其表述为“苏维埃把立法、行政、监督三权结合于一身”。从70年代起，官方对有学者论述权力分立学说仍持否定态度。1983年，安德罗波夫撰文认为，“除了自身联合的政权以外，人民不承认任何别的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一思想在立法、管理和监督合为一体的苏维埃的活动中得到了体现”。1984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的决议重申了这一思想。直到1987年出版的《苏联法律百科全书》的条目中，仍视权力分立学说为资产阶级学说。1989年年底，苏联领导人开始出现肯定三权分立学说的倾向。
在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撰文指出：“国家和其他政治机构发展的主流是社会主义人民自治的思想和实践同銓过多年经验考验的代表制议会民主机构的辩证机构；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具有下列优越性：利用直接民主的种种可能性，公民通过多种渠道直接表达意志来积极参加对社会一切事务的管理，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则保证执行权力与立法机，关的严明分开，并保证司法的独立性。”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了设立总统制问题，在通过的纲领声明中强调说：“三权——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对于管理效率来说具有关键性意义，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应当把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同议会制的好处相结合”。2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以多数票通过设立总统制。1990年3月，苏联召开了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苏联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以59.2%的赞成票当选。由于总统制的建立和第一任苏联总统的产生，初步形成了苏联式的三权分立结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为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苏联部长会议作为政府行使行政权；苏联最高法院、苏联最高检察院等机构行使司法权；而苏联总统则独立于议会之外，与议长互相制衡，并保证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国家最高管理机关之间的协作，宪法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
总统制是西方国家以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原则建立的以总统为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的一种政权組织形式。总统制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推行很大程度上为了克服和弥补议会制条件下政府行政权过分软弱的缺陷。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3月仓促推行总统制也正是期望以此来加强行政权力、克服已绘出规的政权瘫痪的局面，以期来解决各种危机。当然，也必须看到，戈尔巴乔夫建立总统制也有另一面用意，那就是摆脱苏共的钳制。其实，当时苏共内部只有一小部分党员如尼·安德列耶娃等坚决反对总统制，大部分人持观望态度，还有不少人希望总统制能够使局面转好，维持和扩大苏共的执政形象和地位。1990年7月，苏共召开28大。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指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能保障避免篡夺毫无限制的权力，防止滥用权力，能明确地分清权限与责任”，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1990年12月17日，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时国内空前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局势，再次修改宪法，对国家权力体系做出新的变动。择其要者有：政府归总统直接领导并立即改组为内阁，取消其作为苏联最高执行和命令机关的地位及其原有的立法倡议权；建立隶属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联邦委员会和内阁；设立副总统职位等。这是两年内的第三次修改宪法，再次从法律上加强了苏联总统的权力，其中内容是全部行政权归总统管辖。至此，苏联三权分立的权力体制格局已基本形成。由此可见，从1989年年底以来，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权力体系方面的基本思路已经不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完善苏维埃制度，而是彻底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过渡。苏联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改变。
总统制和三权分立的确立并没有出现戈尔巴乔夫所希冀的“权威的立法机关、强有力的总统、高效率的政府、独立的法院”。情况恰恰相反，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持续混乱，苏联社会政治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形成并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社会政治危机的局面，苏联已面临解体的边缘。主要表现为：首先，经济危机日益加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加快。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两年实践中，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但没有提高，而且出现逐年下降的局面，并且经济出现负增长，苏联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緣。据苏联学者的分析，当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1990年前约占苏联人口总数的1/7，199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大约为1/3.其次，苏共的信任危机不断加深。在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旗帜下，苏联的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和材料，揭露斯大林的“暴君和暴政”的面目，把斯大林和苏共的全部历史等同起来。教育界、文学界、舆论界更是非常混乱。人们开始对政治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对苏共和苏共领导国家的能力丧失信心。由于苏共的瘫痪导致政权机构的指挥不灵和软弱无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无政府主义猖獗，形形色色的政治性游行、示威，集会、罢工等活动此起彼伏。仅1989年前8个月每天平均有3.2万人罢工。社会秩序混乱，刑事案件剧增，犯罪率持续上升。1990年1月至9月登记在案的犯罪案件达200万起左右，比1989年同期增长12.3%。再次，国内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民族矛盾是苏联最深刻、最复杂的深层次矛盾之一。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提出以后，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被亵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被动摇，苏共的领导地位被取消，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思潮更加泛滥开来，各共和国的离心力加剧，存在了68年的苏联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苏共中央书记安·库普佐夫于1991年4月深有感触地指出：“絶大多数的‘民主派’是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参加选举的……这不过只是一种政治手腕而已。先取消苏共对苏维埃的影响，然后再把苏维埃本身作为劳动者政权加以消失，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现在正在把‘非苏维埃化’的思想顽固地强加给社会，而有的地方苏维埃作为权力机关已被取消。”
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对苏维埃制度的改革，既没有实现“全权”归苏维埃，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也没有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其结果是“非苏维埃化”——劳动人民政权的丧失。教训是惨痛和深刻的。
三、国家结构变更与苏联解体
单一制和联邦制是國家结构的两大基本形式，并都以中央集权作为其共同特征。联邦制国家在维护中央权威方面面临着比单一制国家更为艰巨的任务、苏联的解体是中央权威衰落的直接后果。
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联邦制的社会主义国家。1922年苏联成立条约和苏联各个时期的宪法规定，加入联盟各共和国是平等的，实行联盟中央与各共和国的分权制。但在列宁之后，联邦制原则很快就成了纸上谈兵。斯大林执政后，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宋30年代初开始，加盟共和国的权力不断受到削弱，1936年宪法将削弱加盟共和国权限的做法固定化。各加盟共和国在许多问题上逐步丧失自主权，从而引起各加盟共和国的不满。30年代一些加盟共和國中曾有入对此提出异议，皆被以“民族主义”罪名镇压。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历届领导人也曾就加盟共和国权限的扩大问题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完善，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加盟共和国的积极性，同时，却义引发了“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但还是基本上维持了将权力集中于中央的做法这一切极大挫伤了加盟共和国的积极性，伤害了各民族的利益和感情，违背了列宁以联邦制原则组建苏联的初衷，从而造成全苏联利益和各加盟共和国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削弱了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凝聚力。
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并没有对联盟与加盟共和国权限划分问题给以太大的重视，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形势的变化，这一问题才逐渐凸显出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问的矛盾开始呈现出激化的趋势，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民族独立主义倾向加剧，各加盟共和国越来越多地要求经济自主权和国家政治主权。
针对这种局势，戈尔巴乔夫开始将这一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88年起许诺要重新划分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权并把这个向题与改革联盟制放在一起考虑。1989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党在当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行动纲领，对联盟与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做了明文规定，1990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与联邦主体权力划分法》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基本思想是在维护联盟存在并拥有国防、外交和对涉及全苏利益的经济部门拥有全权的前提下，扩大加盟共和国对其内部政治、经济事务的自主权。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紧接其后，格鲁吉亚宣布独立。到1990年10月，15个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都先后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告共和国的主权“至高无上”；共和国的法律“高于联盟法律”；共和国的所有资源归本共和国所有。10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保证苏联法律效力”的法律，重申：在苏联范围内，苏联的法律高于共和国的法律。然而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立即针锋相对，通过《关于苏联机关文件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效法》，宣告：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的各项法律和其他文件、苏共总统的命令和苏联政府的文件，“经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后才能在俄罗斯境内生效。”10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工会第19次代表大会发表讲话，认为国家在所有问题上“已到了最后一步”，再往后退，“就是社会制度的更迭”了，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国家的解体”。面对着局势失控和联盟解体的现实危险，戈尔巴乔夫企图在权力分配上做出了一些让步，以换取激进派的妥协，保持统一的联盟国家。1990年12月23日，戈尔巴乔夫向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提交新的联盟条约草案。戈氏做了一系列让步，其中包括把国名改为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去掉原国名的“社会主义”性质；大大加大加盟共和国的权力，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在各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内，共和国的法律对所有问题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属于联盟权限的问题方面不在此判”。1991年3月8日，苏联政府公布了《主权联盟条约》的修订稿。3月17日，全苏联就是否保留苏雄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举行了耗资1亿卢布、令全世界瞩目的全民公决。
3月26日公布了最终统计数字：参加投票的占有投票权公民的80%，在全部投票中，对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古76.4%，做出否定回答的占21.75%，结果表明，絶大多数公民赞成保留统一的共和国联盟。但是，在俄罗斯联邦赞成设立总统的票数也占57%，“激进派”也取得了胜利，形势依然很严峻。此时，戈氏面临着选择：继续对抗，以军事手段维持联盟，还是再度与“激进派”妥协？第一种选择是他难以接受的，因为这违背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而且他还将会面对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僵持的局势和紧张的对抗，又一次迫使戈尔巴乔夫选择与“激进派”和民族分离势力妥协的道路。
1991年4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日本国会发表讲话，表示他的“改革总路线不变”，将“坚持中间政治方针”。4月23日，他绕过苏联议会和苏共中央直接与九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发表《关于稳定国内局势的声明》，即所谓“9+1”声明。在声明中，戈尔巴乔夫在联盟问题上做了两点重要的让步：同意各共和国是“主权国家”，新建的联盟名为“主权国家联盟”，改变全民公决已通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名；承认拉托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有权独立解决加入联盟条约问题”，即承认了它们的独立权。“9+1”声明发表后，戈尔巴乔夫改变过去的维持联邦性质联盟的主张，修改了新联盟草案。1991年8月15日苏联总统公布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正式取消了联邦的社会主义性质。条约规定：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新的联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联邦国家。”塔斯社全文播发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宣布该条约将于8月20日开始签署。1991年“八·一九事件”爆发，签署“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计划落空。之后，局势更加动荡，各加盟共和国对大俄罗斯生义的疑虑加重，为防止中央的再度集权和大俄罗斯主义的控制，紛纷宣布独立。在这种形势下，戈尔巴乔夫为了能够挽救分崩离析的联盟，还是不断向共和国妥协、让步。11月26日再次修改后的联盟条约规定“联盟是一个联邦制的民主国家”，参加联盟的国家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已的民族体制、国家体制、行政区域体制等。但联盟仍是国际法主体，设有元首议会、国务委员会及执行机构政府等，并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乌克兰坚决不同意保留具有任何国家性质的、有中央管理形式的联盟，并于12月1日举行了完全脱离苏联的全民公决。苏联的第二大共和国宣布独立，使签署新联盟条约成为泡影。紧随其后，12月8日，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在明斯克举行会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明斯克协议》，它宣布了苏联的实际解体。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会晤，并作为“独联体”的创建国共同签署《阿拉木国宣言》，宣言声明：“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通过苏联中央电视台和美国有线电视台，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形势，我停止自己作为苏联总统的职务的活动。”他承认“许许多多的局部改革的尝试，都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了，国家已没有前途”。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維埃宣布：“苏继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19时38分，克里姆宫上空飘扬的苏联国旗降下，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的红白蓝三色旗。这一切标志着存在了七十四年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六十九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解体。
从过程的演变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在联盟与共和国权限的改革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首先，他缺乏始终如一的标准，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戈尔巴乔夫曾提出了“建立强大的联盟，强大的共和国”的设想。这一提法在遭到某些人的批评后，他旋即又提出了这样的公式：“没有强大的联盟就没有强大前共和国，没有强大的共和国也就没有强大的联盟。”民族行动纲领通过后不到半年，还没有认真贯彻实施，1990年2月，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联邦联系多样化的问题。到了1990年7月，在苏共28大上，他又提出了：“联盟……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的联盟。”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在分权的问题上变化无常，步步退让，逐渐放弃了必要的原则。而且，在分权问题上，他是在苏共杈力开始削弱、执政地位开始动摇的不利条件下进行的。从1922年苏联成立到此后70年的苏联历史中，都证实了苏联共产党对维系苏联联盟國家的重要作用。苏联自身的瓦解和分裂，等于剪断了维系联盟存在的纽带，加速了联盟解体的进程。戈尔巴乔夫原想通过分权，建立“主权国家联盟”达到“联盟的更新由于他的一系列错误，其不但没有合理分权，最终却导致了联盟的解体。”
原载《苏联演变进程中意识形态研究》2004年12月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