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来没有神话，但人们创造了神话。在如今高科技浪潮中，中关村无疑是这样的一个神话。从1980年的只有7名高技术人员创办的以咨询、开发新技术为目的的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到2005年底，已经发展成为一区10园（包括：海淀试验区、丰台科技园区、昌平科技园区、北京电子城、亦庄科技园区、德胜园、建翔园、石景山园、通州园、雍和园和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企业总数达1.7万余家，销售收入超过4800亿元的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高科技发展的代名词。在发展科技的大好形势下，中关村处于历史的要冲位置，扮演着“承上启下”的历史角色。“承上”就是指中关村代表着中国人对硅谷模式的期望和努力，承载着我们与世界同步的愿望和理想；“启下”是指中关村是全国各地高科技发展模式的唯一样板，是全国上下学习和模仿的唯一参考，影响着未来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因此中关村与其说是海淀的中关村，北京的中关村，不如说是全国的中关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关村的发展问题就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道路抉择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关村科技园区国际化路径对于整个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国际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本节将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例，探讨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国际化问题及其发展路径。
一、中关村模式：缘起与演进过程及其效应分析
要分析中关村，首先要将其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梳理清晰，把握住其中最本质的内在发展阶段。直观点，就是将中关村当做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确定它的缘起与演进过程，从而更好地对中关村各阶段的模式特点进行效应分析。
1.中关村科技园的缘起及其效应分析
1980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陈春先研究员为首的7名高技术人员率先在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东侧的中关村小区创办了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以咨询、开发新技术为目的。这个小小的知识服务机构却打出了一面不平常的大旗：“参照美国硅谷技术扩散的经验，在中关村发展先进技术。”当时知道“硅谷”是什么的人很少，就连倡导做这件事的人，也只限于一种朴素的印象：“科研成果快速变为商品，知识和钱的结合创造巨大财富。”这是中关村高技术企业的雏形，也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区的发端。
中关村科技园的缘起效应在于中关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80年这30年间建立起来的独特的技术、人才区位优势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革开放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80年前后的30年间，中关村从一个郊区农村小镇成为全国闻名的科学城，这凝聚了全国科技界、教育界及各界人士的辛勤劳动。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在只有一个清华学堂和北大校舍的北京西郊的农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国科学与教育基地。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拔地而起，各路人才聚集到这里，用几代人的青春、智慧、经验和汗水造就了中关村的辉煌。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一代中国著名科学家，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性科研成果都是中关村的骄傲。到1980年，中关村已经成为北京市乃至全国科技、智力、人才和信息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其中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39所，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的科研机构200余家，数十万在校大学生及科研人员。这些形成了中关村科技园独特的技术、人才区位优势，也为中国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创办提供了人才上和技术上的必要条件。
中关村前30年积蓄的足够能量，终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释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敢于写下血书，试行包产到户，于是，一场伟大的农村改革浪潮席卷了全国。这场改革浪潮给北京中关村的知识分子同样带来了启迪，于是，北京中关村中科院里的7个勇敢的知识分子，抛下“铁饭碗”，创办了第一家民办科技企业。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政策是驱动中关村发展的原动力，只有改革，科学技术才能变成真正的生产力，而中关村改革的根本任务正是要解放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
2.中关村科技园的演进过程及其效应分析
（1）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这一时期是中关村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的黄金期，也是中关村机制不断创新、改革的过程。随着机制的优化，大大激励了中关村科技人才的工作热情，伴随着机制创新的热潮，技术创新黄金期也同期到来。
随着1980年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建立，中关村在新的社会观念和氛围下破土而出，越来越多不甘心局限于封闭沉闷的计划机制的人，率先走进中关村。他们在没有更多束缚的新空间中如鱼得水。在这一空白阶段，高科技的民营企业纷纷涌现，中关村的机制架构和产业生态雏形就在机制创新中确立下来。
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积极的政策扶持与创业者自发的改革精神共同造就了中关村机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黄金期。以下事件记录了中关村这一阶段的发展历程：1982年8月23日，海淀区政府会议同意了区科委、区财贸办公室关于建立“科普一条街”的请示，决定先在海淀地区搞试点。1982年12月，陈春先的服务部由于给员工发一些补贴被扣上高帽，被指责“科技咨询搞乱了科研秩序，搞乱了科技人员思想”。针对该情况，1983年1月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了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方向和中关村科技人员的积极探索。在党中央的认可下，同年4月15日，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海淀区科委和海淀区工业公司的支持下，在“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基础上，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成立，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同时成立了所属华夏电器技术服务公司和华夏电器厂，形成了中关村第一家技工贸一体化的新型科技开发机构。此后，京海、科海等11家科技企业相继出现。这块当年清王朝的皇家园林，近代中国沧桑悲欢的见证地，经过长期的孕育，终于萌发出一股全新的变革力量，开始推动中国新的发展。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性改革从此大潮涌动，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大力支持下，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开发公司迅速增长至40余家，营业额1800多万元，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骨干基本形成。1987年，国务院发布“双放”政策，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放宽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开始流动，中科院成为最主要的源头。中科院及属下研究所办公司达50家，占中关村企业总数的1/3以上。各企业50%以上的科技人员来自中科院。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中关村真正沸腾起来，当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9亿元。中关村基本形成从白石桥到中关村302路汽车终点站的南北大街为主干，以中关村—海淀路—海淀大街—土城路为支线的“T”形地区的科技企业群。其中计算机、电子产品和技术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1988年5月，国家正式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至此，科技人员的创业积极性大受鼓舞，中关村从此迅猛发展。1988年，试验区一建立便出台了18条优惠政策，明确了以市场作为主体的企业地位。同时，规定了平等地扶植各类企业发展的税收返还和减免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政策，中关村各种经济成分不同的企业普遍获得了一次生产力的大解放。与此同时，科技企业勇敢地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进行探索。它们在坚持“四自”原则的基础上，又创建了“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依托、技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例如靠2万元借款起家的四通集团，20世纪80年代末为确定企业产品的发展方向，有关人员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京城，最后针对还相当落后的办公手段，选定了文字处理机的研制开发。他们边组织开发生产，边建立销售网络，产品投放市场一炮打响。一个时期内，“打字机”成了四通的代名词，为其带来300%的利润。20世纪80年代未，中关村为中国IT业奉献了联想、方正、四通、希望、金山等一大批领先中国软、硬件的企业和一系列先进技术：王辑志的打字机，倪光南的汉卡，王选的排版软件，还有求伯君的WPS，吴晓军的1-2-3等产品与技术，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引导着中国IT业的技术变革，甚至在国际上也有不少同步的创新。可以说，现有大多数国内IT主流厂商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真正的积累（资金、人才、技术和产品）。尽管1988年下半年到1991年我国经济开始了长达3年的治理整顿时期，全国银根紧缩，市场疲软，经济下滑，但试验区以技术为后盾，在“自筹资金、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灵活机制下，依然保持高速发展。三年中经试验区认定的新技术企业达920家。
没有机制创新就没有民办科技企业的诞生，没有机制创新就没有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大发展。机制创新是中关村发展战略中的灵魂，任何忽视机制创新，只谈高科技不谈民营运行机制，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也没有看到未来发展的规律和要害。中国政府正是看到了机制创新的重要性，因此积极为中关村的创业者提供了政策扶持。而创业者们在政策的扶持下，不断进行机制改革，为中关村今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在机制的不断完善下，技术创新黄金期迅速到来。中关村地区覆盖了北京市科技、智力、人才和信息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园区内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39所，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各级各类科研机构213家。1988年试验区建立之初出台的18条优惠政策，对大院、大所、大学的改革推波助澜。在新的机制下，沉积在传统机制中的许多技术创新开始流入中关村，大大激活了创新活力。凭着研究所、高校积累的技术项目，以及从中科院、北大、清华等象牙塔走出的有识之士用技术在中关村的创业，众多民营IT企业依靠这一技术之长，汇成了中关村技术创新的黄金时期。
四通集团的实践，中关村的探索，显示出机制创新与制度创新碰撞后产生的巨大魔力。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中关村进一步兴旺繁荣，企业数量、经营规模都大幅度增长。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打破了“姓公”还是“姓私”之争带来的精神枷锁，使一直“身份不明”的中关村人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以更大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创业，进行技术创新。
依靠良好富有生命力的运作机制和国际领先的技术，中关村在这一阶段保持了高速、协调、健康的发展态势，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以年均30%的速度向上递增。
（2）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后期。
这是中关村市场创新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IT市场大发展的时期。依靠过去十多年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力量积累，中关村在市场上的优势格外凸显。甚至在技术创新受到冲击，国外一流厂商全面进入的背景下，国内IT厂商也能够完成漂亮的防守反击，在市场上表现出色，尤其是当时产业的标志性领域——PC业，国产品牌后发制人，重新引领风骚。
以联想集团为例，始建于1984年的联想集团在这一阶段创下了辉煌的战绩，联想电脑在国内市场逐渐占据了领军地位。到1996年，联想电脑超过世界上各大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1位；1998年，联想集团攀上中国电子百强第一位置，年销售额达176亿元。联想的成功，在于其审时度势所采取的适应形势发展的策略。联想掌舵人柳传志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没钱赚的事不干，有钱赚但投不起钱的事不干，有钱赚也投得起钱，但是没有可靠的人去做，这样的事也不能干。”经济学家周其仁对联想经验有一个完整的阐释：“联想的经验并不是掌握可以与硅谷竞争的高科技，而是首先靠手里一个高科技产品的营销网络。先帮你卖东西，挑好的卖，落下一个好的销售网络，有了这个网络，名牌厂家只好找你谈判，跟你合资，最后就有实力上自己品牌的产品。”联想就是靠这条“贸、工、技”，走到了中国电子百强第1位。
联想的道路也正是这一阶段中关村大多数高技术企业选择的发展道路。因此，依靠注重贸易与服务这条道路，各个厂家各显神通，通过各种办法来吸引客户，占据国内市场。例如代理多家外商的产品；代理外商产品同时兼卖国产品，用性价比更为合理的国产品吸引客户；提供的产品种类多、专业面广、服务项目多；采用价格战，屡屡降价或定时间段的特价来吸引用户。这些办法使中关村的企业适应了快速多变的国内计算机市场，并迅速占有了国内大部分PC市场，从而创造了中关村的市场创新黄金时期。
中关村在市场创新黄金时期这个阶段，技术创新的激情渐渐退去，市场创新成为主流，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关村的技术创新优势的消逝；另一方面是中关村在市场占有方面优势的逐渐凸显。
中关村技术创新优势的消逝，体现在中关村的公司对于技术创新热情的衰退上。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有些公司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但是，在过去的技术储备发掘殆尽，而新的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又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公司的决策者变得踌躇不前了，并寄望于中关村科研院所所提供的廉价研究成果。但是，这种希望显然是落空了。因为在信息技术领域，所有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关村的研究机构尽管数量庞大，却拿不出几项在国际上具有先进性和竞争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在此背景下，中关村的公司就自然而然地把重点转向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而不是自主创新方面。另外，中关村的创业者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市场的历练后，已经完成了由科技人员向“商人”的“蜕变”。事实证明，许多创业者并不是“书呆子”，他们在经商方面的学习能力是超乎常人的。一旦成功地转变成商人，对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不会像创业前以及创业初期那样强烈和执著，商人的精明和理智使他们优先考虑成本和收益，对失败和风险的恐惧完全压倒了技术创新的冲动。这些商人深刻地了解到，与引进国外成熟技术相比，自主性的技术创新的风险要大得多，而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性技术，其风险就更大。这种对技术创新风险的规避，使中关村公司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入处于该行业国际的平均水平之下，越来越少的公司包括中关村的主导公司在前沿性和关键性技术的研发领域进行投入。没有高技术产业公司的跟进，即使政府在研究开发方面投入再大，也难使中国在高技术产业的关键性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中关村技术创新优势就此渐渐消逝。
北京为中关村高技术产业在市场占有上提供了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优势。北京作为首都，是中央政府各机构的所在地，而中央政府对计算机设备、软件和系统集成服务的采购一直是计算机产业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北京也是中国许多银行以及大型集团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这些公司构成了计算机商用市场的主体。用户在北京地区如此高度密集，成为中关村公司占有大份额市场以及贸易和计算机服务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当然，北京的商业区位优势不仅体现在北京本地庞大的市场需求上，而且也来自北京对全国市场的辐射力，作为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信息交流和金融服务的中心，中关村的公司在面向全国市场进行竞争时也具有其他地方公司所不具备的优势。
（3）第三阶段：1998年～21世纪初期。
这是中关村转折的时期，经过机制、技术和市场的一次性喷涌后，中关村开始了转折。之所以将中关村发展的转折点定位在1998年是因为：这一年，“知识经济”成为最热门的词汇，使得中国IT业开始超越产业界限，实现突变，一举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一年，后PC时代的到来和互联网热潮掀起，预示着产业内在也将发生深刻的变革；这一年，信息产业部正式组建，结束了国内IT业机制和体制障碍，一个面向未来的中国IT业新架构正式形成；而对于中关村来说，从这一年开始，她作为中国IT业的绝对中心地位开始遭遇越来越强大的挑战，变化不可抗拒地开始了。
中关村先遭遇挑战的是其在我国的市场地位。1998年随着台湾的钟琼亮带着电脑大卖场的先进理念来到北京并落户于中关村之外的朝阳区的百脑汇，预示着中关村传统的小店铺式销售模式在新的变革面前不得不退出历史的潮流。一直引领中国IT业潮流的中关村，在经历了几年的抵制之后，不得不第一次选择了追随潮流。随着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IT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加入WTO之后，国外巨头对中国市场竞争的投入力度和决心可能大大提高。中关村面对新的市场竞争，不得不面临更大的挑战。
随着互联网热潮的到来，中国IT企业发展模式由销售为基础的产品模式开始向资本运作模式转变。对于领导中国市场十多年的中关村来说，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游戏规则。虽然，新浪依据中关村积累的底蕴，在互联网热潮中依然引领风骚，但我们看到，更多的搜狐、中华网、网易、阿里巴巴、易趣等互联网公司在中关村之外如野火般地燃起。而中关村的大多数企业在两年以后的2000年才开始认清这场革命的本质，才开始有所行动，但一切为时已晚。中关村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显然已经败下阵来，不再是我国IT业的领军人物；而互联网也促成了中国IT业力量格局开始分散的事实。2003年互联网在中国的强劲复苏，中关村并没有重拾其在我国IT业的老大地位。2003～2004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我国互联网企业中，除了慧聪和百度两公司与中关村有关系之外，几乎都已经与中关村没有关系。而且，慧聪和百度等公司也只是中国互联网第二次浪潮的第二梯队，真正领导这次浪潮的是中关村之外的盛大、腾讯、携程等公司。而曾经在第一次浪潮中引领潮流的新浪，已经将总部搬离中关村，注册到了上海。北京的市场主体也迁移到朝阳区，曾经热闹一时的电子商务公司8848和雅宝以失败告终，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中关村不但眼睁睁错过了互联网的第二次浪潮，而且在硬件、软件和通信等领域也痛失领导权。在半导体领域，虽然几款“中国芯”中也有诞生在中关村的，但是真正撼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中国力量，基本都在上海。汇聚硅谷和中国台湾新竹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的上海在未来半导体产业的领导性地位，已经牢牢确立。在软件领域，除了政府主导的红旗Linux在中关村外，新兴崛起的永中Office，证券、金融、电信和电力等领域的行业软件和服务公司，也基本与中关村绝缘，而“旁落”上海等地。在中国移动通信全球一枝独秀的今天，无论是移动增值服务还是手机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中关村也只能袖手旁观。有华为、中兴等公司坐镇的深圳已经成为全球通信设备领域新兴力量中心。
曾经引领中国高科技产业走向和技术创新潮流的中关村在这一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失落。不但再也没有涌现领导全国的新兴的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而且像方正和联想这样的产业领头羊也开始陷入前所未有的停滞之中。中关村在中国的高技术产业方面，开始丧失中心地位，逐渐边缘化。
为什么中关村不能像美国硅谷那样，像活火山一样生生不息，却像一座死火山，繁荣之后逐步沉寂呢？最关键的原因是：高技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条是靠生产者驱动的，这种价值链的核心能力为“技术”而非“贸易”。因此，尽管走“贸工技”道路的中关村曾经繁荣异常，但是一味注重贸易而忽略技术的高技术产业最终会由于失去动力而走向衰亡。
中关村自身并不想忽略技术，但是其自身发展特点决定了其由市场销售的生态网络向技术创新栖息地升级的失败。如前文所述，中关村的企业渐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大企业为了规避风险而回避技术创新，小企业由于资金的缺乏更没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高技术企业集群需要一个拥有创业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和生存成本最低的环境作为栖息地，可是中关村的发展方向却完全背道而驰。中关村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越来越诱人。本来应该作为保证高技术企业集群持续发展的土地资源，却成为了房地产开发商一次性疯狂开采的财富。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和公司数量的高速增长，中关村的地价和房租呈现出飞涨的势头，从而使公司的经营费用直线上升；空间的拥挤也导致交通的拥挤，信息通信设施的滞后，工作和生活居住环境难以改善。区内的风险投资机构缺乏，这样难以扶持缺乏资金的优秀项目和创业者，对大型高技术创新项目更是无能为力，这就使得产业技术与资本不能自由组合，不能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中关村没有提供适于高技术人才栖息的环境。尽管中关村制定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但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块心病，那就是户口问题。硅谷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向全世界高技术人才的开放，不论是美国本地还是来自华裔、印度裔的技术人员都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但是，在中关村，面向外地人才的大门却几乎是关闭的，或者说是半关闭的。由于中关村本身也是北京市拥挤不堪的城区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远离北京市的独立行政区，因此，如果中关村实行门户开放，那也就意味着北京市的门户开放。在此情况下，尽管中关村迫切需要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但受制于北京市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一贯政策，中关村管委会难以有所作为。假若中关村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而是远离北京这一大都市，那么，一个门户开放的中关村可能就很容易实现。因此，在中关村的环境劣势不断显现的过程中，高技术企业集群很难继续在这里发展、成长，优秀企业外逃或扎根于中关村外就成为了必然。
过去中关村的胜利，是在“鼓励冒险、鼓励成功、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下，真正市场原发性的创新与创业的胜利。在这里，曾经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比较纯粹的“企业家精神”，并推动这种更强调自主创新、小企业创业的精神和经营风格、不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精神成为社会主流所接受和推崇的观念。那时的中关村是草根阶层的天下，为草根阶层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种创业文化下，中关村迎来了自己的辉煌。
而现今的中关村，追捧的仍是那些曾经的“企业家”，现今的“资本家”们。这些曾经的“企业家”们已经不再拥有当年勇于冒险，积极创新的创业激情，他们思考更多的是如何降低风险、减少成本、守住已经拥有的一切。可真正努力拼搏创业，促进产业新陈代谢的无数还没有崛起的创业者，那些真正的“企业家”们，却被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角落，也越来越缺乏成长的空间，甚至生存的空间。中关村“鼓励冒险、鼓励成功、容忍失败”的创业文化渐渐消逝，中关村也再不为草根阶层提供服务，想从草根阶层攀爬到中关村社会阶层的顶端，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
中关村的这种转变使中下层的创新源头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抑制了活力，反过来也使最上层的群体失去持久发展的源头。这阻碍了整个行业创业和创新的文化与氛围，使中关村失去了其发展的真正的活力与动力。在这个阶段，中关村的发展模式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繁荣之后逐步沉寂。
（4）第四阶段：2004年之后。
这一阶段中关村开始了迈向国际化的历程。
中关村的没落在2004年有了转机。2004年7月2日，法国电信的研发部门入驻北京融科咨询中心，同时几乎世界500强的企业都有意在中关村成立地区研发总部，中关村即将成为跨国企业地区研发总部的俱乐部。这是由于随着中国“世界工厂”的形象日益明晰，作为制造业的支撑，研发部门向中国迁移可以降低成本。而且，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也要求跨国企业推出中国市场所欢迎的产品，研发部门设在中国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市场动向。研发总部设在中国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就近同中国的大型企业合作。选择中关村作为落脚点则是考虑这个地区的人才、科研以及产业等因素，可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目的。至此越来越多的国际高技术企业走进中关村。
2004年6月，中国曙光集团自主研制的4000A超级计算机成功入选TOP 500的第10名，中国与美国、日本共同“分享”TOP500前10名的领地，也证明了中国在发展得比较成熟的科技领域具备了超越的实力；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对IBM全球PC业务全面并购。这些都标志着中关村的企业开始走向世界。
随着国际企业走入中关村以及中关村的企业走向全世界，2004年，中关村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化阶段。
世界500强的企业研发总部迁移至中关村无疑会给中关村带来国际先进技术，也会间接地为中国培养人才。但这些研发总部与中科院和清华、北大等科研院所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在带来新的技术与公关项目的同时，又很有可能打压本土的研发力量，使中国的产业经济会更深层次地陷入国外知识产权铸就的壁垒，中国也有可能沦为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殖民地。不过，技术的国际化潮流是一种趋势，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正是这种国际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并在新的科研领域进行超越。
随着国际企业走入中关村，中关村的高技术企业面对国际化的潮流只有积极应对挑战，找到提高自身全球竞争力的办法，成功地嵌入全球价值链，才是求生和发展的基础。4000A超级计算机的成功和联想集团对IBM全球PC业务的并购为中关村的其他高技术企业树立了榜样。中关村科技园高技术企业集群应该是考虑如何国际化问题的时候了。
二、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国际化问题分析
中关村已经进入发展的第四阶段——国际化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厂商进入中国，中关村的企业越来越在各自领域遭遇全面的国际竞争。中关村的企业要想继续生存发展必须建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关村科技园高技术企业集群在努力建立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不得不看见存在很多问题。
中关村科技园是典型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其园区内96%以上的企业生产高新技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有如下独特的特征：高技术：这些产品必然采用了一种复杂技术的最新科技成果，其核心技术决定了该产品的主要功能。高频率：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短，更新换代速度快，对技术的商品化和市场推广的时间要求快。高投入：高技术产品的R＆D费用高，像国际上一些著名大企业的研发费用经常在每年几十亿美元以上。高利润：高技术产品的利润空间大，领先者可以获得丰厚的技术和市场领先利润，这使得高技术产业可以超常规发展，新贵频出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某些高技术产业十几年内就会产生一个百亿富翁，而传统产业则需要百年以上的时间。高风险：高技术产品具有极高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财务风险，此外，在高技术产品创新过程中往往缺乏管理经验，从而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创新失败。
高新技术产品独特的特征决定了高技术产业集群在进行国际化的过程中所注意的问题与其他企业集群有所不同。而中国以中关村为代表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由于其地区文化独特的根植性，也面临着一些自己独特的问题。
1.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高新技术产品高技术与高频率的特征决定了该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力的基本条件：该产品必须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并且产品的技术必须不断更新换代。因此，高技术企业集群若想在全球竞争中拥有竞争力，必须保持集群内部拥有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的能力和动力。
中关村科技园恰恰面临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中关村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贸易和服务导向的发展路线导致了高技术企业过分注重眼前利益，对研究和开发风险的规避，对进口技术的模仿和依赖心理；政府主导的研发体系效率低下，研究开发与产业化之间脱节，周边大学及科研机构的技术不能快速转化为产品；过度注重商业化炒作，忽视技术创新人才，造成对高级技术人才排斥的倾向，使中国顶尖高技术人才向国外流失。
2.环境问题
（1）政策环境问题。
首先是产权政策问题。尽管20世纪90年代初中关村就率先开始了股份制改革的实验，然而中关村公司复杂的隶属关系严重抑制了产权制度的改革。除了完全私营的公司以外，中关村的许多公司，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由中科院和大学创办的公司均面临着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在公司的初创阶段，产权模糊并不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随着公司的逐渐成长和规模的扩大，产权界定不清已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尽管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在给予企业自主权方面极为开明，但是，在清晰地界定产权，特别是给予创业者和员工以股权奖励方面却往往是止步不前，因为产权的清晰界定既可能导致主管单位对公司控制权的消失，也可能面对诸如国有资产流失、分配不公平、激化矛盾等问题所产生的政治和其他风险。而产权问题又是中关村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因为在中关村急需人们拥有创新的能力和创业的热情的时候，产权激励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激励机制。
其次是税收政策问题。个人所得税过高。高技术产业是创造高利润的产业，那些靠高技术企业发财的有钱人当然希望选择低税区去生活。因此，只有当中关村成为一个低税区的时候，更多的有钱人才愿意去，中关村才能更好地发展。风险投资基金的税率过高。高技术产业是高风险高投入的产业，因此需要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存在。如果税率过高，这些投资基金就不会落户和扎根于中关村了。
最后是政府采购力度不够。硅谷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采购。过去多年里，硅谷企业的政府订单占营业总量的37%～45%。中国政府也应该启动这种采购，这样可以拉动中关村的发展，支持中国公司的成长，并且避免外国人在产品中故意设置的安全问题、逻辑炸弹、软件陷阱等问题。但是现在中国政府对中关村的采购力度不足，而且在采购过程中一味追求低价格，造成购买的产品质量低劣，不利于整个国家高技术企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2）金融环境问题。
在硅谷的发展中，风险投资公司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投资公司为企业提供了最初创立所需要的资金，使这些企业的研究构想和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中关村95%以上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就更加需要一个健全的投融资体制来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尽管中关村科技园区在2006年启动了创投企业风险补贴，以期给风险投资公司一定的政策扶持，但中关村的投资公司和金额仍旧很小，远远不能满足园区内新的企业和新技术出现对资金的需求。在中国也仍旧没有形成保护提倡风险投资的一整套法律体系。这个问题使得中国很多好的高新技术难以发展起来，同时还存在着最好的创新公司被外国公司买走的危险。所以，中国开放金融政策迫在眉睫，这样才能有更多的资金投资在高技术企业，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
（3）法律环境问题。
中关村缺乏良好的法律基础和道德基础。市场经济要有良好的法律基础和道德基础才能更好地发展。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健全，因此三角债泛滥，盗版猖獗（使得中关村的软件产业很难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关村的发展。因此，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必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公司法、税法和证券法中有关高技术企业的细则，制定适合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实施细则，确立健全的法律基础和道德基础。
（4）生存环境问题。
1988年以前，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下成长的，这种自发的成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基础设施的拥挤，市政建设和规划的混乱，以及宏观管理和政策不到位等。尽管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和管委会的成立使中关村试验区拥有了明确的地域界定，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因此难以享受地方政府所具有的自治权。在此背景下，中关村试验区在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必然严重受制于北京市政府和中央政府，没有后者的支持，任何与试验区有关的新政策都难以出台，试验区的市政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将难以付诸实施。
因此，中关村科技园的基础设施和生活工作环境不能令人满意。再加上高昂的房价和难以解决人才的户口问题，使生存在中关村备感生活的压力。生存环境的问题使得中关村难以吸引更多的人才留在此处。
3.产业聚集程度较差
如前文所述，产业聚集程度较好的企业集群具有直接经济要素的竞争优势（主要由垂直和水平联系的企业间合作与竞争形成）和非直接经济要素的区域创新系统（由支撑机构和企业群间相互作用形成）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产业聚集度较差的企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将相应地被削减，不能充分体现出以上竞争优势。而中关村由于产业聚集程度较差这个问题的存在，使该高技术企业集群在发展的过程中没能充分体现出其自身的竞争优势，削减了该集群的全球竞争力。
中关村科技园区内企业集聚存在脆弱性，集聚效果不明显。园区内的企业和机构彼此之间的产业和技术关联性不强，又缺少与区内产业配套的投资。据北京市社科院对中关村的摸底调查得知，中关村的企业内部产业链条并未形成，实际上有大企业而缺乏龙头企业，也没有龙头产业。尽管中关村企业自主开发的技术占3/4，但却没有多少核心技术，而且进入商品化阶段时，多数企业却与外地企业合作，依托外部平台。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和上下游关系尚未形成，企业的集聚效果微乎其微。
另外，中关村科技园区没有形成自组织（或自组织与组织相融合）的社会网络和区域创新网络。在自组织或自组织与组织相融合的社会网络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常可以使自己的非正式网络保持活跃，他们互相交流，共同解决技术或专业性的问题。这种网络产生出创造性的协同作用，使商业竞争的推动力转化为通过合作进行技术创新的渴望。在自组织或自组织与组织相融合的区域创新网络中，存在着为获得高额报酬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努力奋斗的观念和这种观念得以实现的巨大机会。从而使得每一个人都相信得到高报酬的可能性来自自身的努力创造。我国技术市场的供给者主要是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这些供给者有很强的技术实力。但由于缺乏良好的合作机制和合作氛围，致使这些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在中关村内尚未形成自组织或自组织与组织相融合的社会网络和区域创新网络，这样就导致科研低水平重复和技术创新动力不强。也没能使集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性”得到良好的发挥。
三、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国际化路径
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国际化路径仍旧基本遵循企业集群国际化路径的一般步骤，即首先增强集群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寻找及创造适宜的机会使企业集群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最后使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成功升级，获得高附加值地位，在国际市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按照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自身的特点，本书归纳出了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国际化路径的具体步骤。
1.提高高技术企业集群国际竞争力
由全球价值链条的二元驱动力学说可知，高技术产业属于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其动力根源为产业资本，其核心能力为对产品的研发与生产能力。因此提高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在于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价值链条中的核心技术，使其不断更新，始终立于该产业的发展前沿。因此，关于提高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国际竞争力的种种手段，归根结底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地促进集群内部技术创新进行探讨的。
（1）完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产学研”密切协作。技术创新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和市场开拓三大环节。要提高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创新能力，必然要重视“产学研”的密切合作；要明确“企业是技术创新主体”的观念；要健全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引进和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增加技术创新方面的资金投入；帮助企业建立信息网络，加强企业间的沟通与合作，密切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形成“产学研”结合的运行体系。大学、科研机构应鼓励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到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使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技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产品，提高集群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
（2）发挥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作用，为高技术企业集群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企业成为了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往往不能直接有效地组织和推动技术创新，因此为高技术企业集群创造适宜的技术创新的环境就成为了政府推动技术创新的主要手段。
（3）在政策环境上，要解决技术创新需要的利益刺激机制。积极进行产权改革，促进有效激励。技术创新需要利益机制的刺激，对技术创新活动既有效又有约束的利益机制就是产权（股权、优先认股权），即使企业管理骨干和技术骨干乃至普通职工得到相应的产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体制创新，使企业成为产权明晰的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容许技术和管理等智力因素占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和参与分配。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尽快推出科学、合理的关于技术创新价值和所占股份的计算方法，并让有关评价机构对已有技术创新进行评估。而对于那些投资者愿意承认其价值的技术创新则交给市场评价，只要合乎有关法规，政府有关部门就不必干预。这种产权（股权、优先认股权）改革无疑会刺激人们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很快造就不少富翁。这必然要求国家对人们通过技术创新而获得的巨额财产，依法给予充分的保护。同时，政府和社会要对这些人的巨额财产的支配方式要有理性的认识，即相信这些巨额财产大部分还会回馈社会。
（4）制定良好的税收优惠政策。在现有的基础上对所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不断改进，要通过实际效果的反馈来调整税收优惠的幅度，尽量使税收优惠取得最佳实际效果。例如，降低个人所得税，为企业集群留住人才；降低风险投资基金的税率，为企业集群吸引更多的资金，确保高技术企业研发资金的充裕等来起到促进技术创新的效果。
（5）加大政府采购力度，拉动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发展。政府的领导应该不断学习科技进步和技术革命的新知识，充分了解政府采购产品的成本与价值，以合理的价格在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内部采购产品。在集群内部创造了有效的竞争机制，在为集群内企业创造利润的同时，促进了整个企业集群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6）在金融环境领域，技术创新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为技术创新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技术创新需要投资，而技术创新对其投资具有风险性和长期性的要求，符合这一条件的只能是资本市场。一是因为资本市场本身就是风险投资，股票涨落的风险性很大；二是因为人们一旦投资于股票，就不可能从投资企业抽回资金，只能通过在股市上卖出和买入以调节投资数额。因此，资本市场投资的风险性和长期性正好符合技术创新对投资风险性和长期性的要求。所以，政府应使资本市场成为技术创新投资的主要渠道。政府应急需增加我国上市企业的数量，并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专门的高技术企业板块，简化高技术企业上市的程序、降低门槛，让更多的高技术企业能上市融资。
另外，容许和促进我国各个地方建立小型的、地方性的股权市场，通过这种股权市场获得风险投资；充分利用国内资金成立多元投资主体的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极为重要。
（7）在法律环境方面，要给技术创新以有力的保护。政府应该在高技术企业集群通过制定规章细则建立起良好的法律基础和道德基础，这样能够有效地推动技术的进步。例如，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软件产业至今没有得到应有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软件盗版和各种假冒伪劣行为。因此，政府要从法制经济和信誉社会的高度，花大力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侵权者给予重罚和严厉的打击；同时，加强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将其纳入各类学校法律课程，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侵犯知识产权和侵犯其他财产权一样是违法和可耻的。
（8）在生存环境上，要给人才以安居乐业的空间。在建设高技术企业集群的过程中，要搞好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与配套工作，为集群内企业和人才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一是生活环境优美。园区内应有优美的绿化环境、安全的居住环境、良好的文化生活环境等，这样才能留住人才。二是基础设施良好。基础设施对任何工业都非常关键，但不同工业对基础设施有不同要求。常规工业一般对大流量货运、用水和用煤等有较高要求，而高科技产业因其产品体积小而不耐震，用水少而用电多，故对基础设施的要求集中在充足廉价的电力、靠近机场货运，以及便利的交通上。三是服务设施便利。服务设施主要指法律服务、财务服务（银行、股票等）、专利服务、工商注册及进出口服务等，它们对支持高新技术的发明与投产有重要意义。四是人才引进的政策到位。高技术企业集群应该为人才能够自由地移动到集群创造良好的条件。例如，为人才提供园区内廉价的住房，户口政策开放等，以便更好地集聚人才。
因此高技术企业集群应该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划，享受地方政府所具有的自治权，在此背景下可以更好地提供一个适于发展的生存的环境。
2.促进产业聚集程度，发挥产业聚集效应
在企业集群内部要重视相关产业之网络体系的建立，要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紧密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针对高技术企业集群内产业配套能力弱的现状，可以以大中型高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衍生出一批具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关联企业。另外，高技术企业集群不应追求产业结构的“大而全”，而应追求较强的专业化及核心技术、核心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通过专业化分工来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及信息共享优势。每个企业集群应围绕一两个主导产业进行重点建设，配套开发，形成各具特色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尽量避免产业结构的趋同倾向，造成重复建设。
在企业集群内部培养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文化，加快企业集群内部创新型科技企业的孵化，提高成活率，降低科技型小企业的创业风险，从而促进集群内部产业进一步聚集。
建立高技术企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人文关系网络。市场在传递价格信号方面是非常有效的，但对于其他类型的信息传递往往是不够的，这就需要用企业间的学习和交流来弥补。所以，在集群内部推动企业间建立联系以促进学习和交流，增强企业之间的信任和承诺。例如，可以建立企业家协会、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协会等来促进使用技术的扩散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此外，组织新产品展示会、博览会等交易会，既能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又可以为供需双方进行产品技术交流提供更多的机会。通过建立企业之间的信任和承诺来推动企业间的学习与交流，促进信息与知识的传递，进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3.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
我国地方企业集群需加强与全球发达集群的联系与互动，通过频繁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网络，积极利用外部资源，把握全球产业变化动态和关联产业联动态势。在此基础上，根据自身已有的条件和价值链的治理能力找到最合适的嵌入点或价值环节。如前文所述，企业集群的国际化路径，即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办法有两种，即企业集群的内向国际化（简称：“引进来”）和外向国际化（简称：“走出去”）。那么，我国高技术企业集群以其自身的特点，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也主要有以下两种。
（1）企业集群的内向国际化。
“引进来”的全球化，如加工贸易，或者通过与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或被欧美日等跨国公司并购的方式，纳入他们的国际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以此进入全球价值链。由于中国具有的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以及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极易吸引价值链内主导企业选择在中国进行一些低端、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从而嵌入全球价值链，使我国高技术产业便捷地切入全球生产体系，获得难得的资金、技术和销售网络等要素条件，推动我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发展。另外，中国政府还应该学习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高技术企业集群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经验，例如，积极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跨国公司落户于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用优美、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优惠的政策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为本国集群带来更多国际生产机会；积极搭建国内高技术企业集群与国际成功高技术企业集群的跨国技术团体，实现两地之间人才、信息与技术的共享；在国际成功高技术企业集群建立分支机构，寻求机遇等。通过以上办法的实施，是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成功地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内向国际化。
（2）企业集群的外向国际化。
“走出去”的全球化，通过在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并将产品打入其市场，或者收购跨国公司的业务，购买其技术性资产，以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个人电脑事业部（PCD），京东方科技集团收购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的TFT-LCD业务以及冠捷科技，我国一些优秀互联网企业在美国纳斯达克的上市等，其目的都是取得直接进入高端产品领域和全球市场的通道，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集群内部的主导企业成功外向国际化后，其所在集群的其他企业将通过与这些主导企业的分工、协作关系，也成功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从而实现整个企业集群的外向国际化。因此，中国政府应积极提供政策支持，扶持一些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企业成功进行外向国际化。
4.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演进与升级
当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后，接下来企业集群应该考虑如何在价值链中成功升级，以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如前文所述，价值链内的产业升级包含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价值链条升级4种方式，并且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价值链条升级这一规律。随着产业升级不断深化，附加价值不断提高，经济活动非实体性或产业空性化程度也不断提高。
对于采取不同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技术企业集群，其在价值链内的产业升级方式起点也有所不同。
（1）内向国际化的企业集群的产业升级方式。
采取内向国际化的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通常是以低成本作为竞争优势，从简单的加工组装或低技术含量的加工贸易开始，通过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而嵌入全球价值链，该类企业集群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低附加值地位。因此，这类企业集群应采取从工艺流程、产品升级开始的产业升级办法。
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价值链中处于低端是中国当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总体特征。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价值链中，中国高技术产业组装能力较强，研发和设计能力较弱，产业发展依赖国外的关键产品和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严重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标准、专利等方面几乎是空白，产业主要增值来源于加工制造，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程度仍很低，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与国外产品竞争，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仍主要处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加工环节，附加值较低，产业基本上是加工生产基地，能进行高端环节研发、设计和生产的企业较少；国内企业国内营销能力强，国际营销能力弱；不少企业已放弃制造，专门从事贴牌销售；民族产业存在“空心化”的危险。
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办法。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该种特征预示了中国大多数高技术企业集群要采取内向国际化的产业升级方式，即从工艺流程和产品升级出发的产业升级办法。
高技术企业集群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系统，采用与跨国公司合作（即内向国际化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升级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不像有些人认为的以此种办法参与国际产业的分工将使我国的高技术产业永远处在为别人打工的阶段。比如印度的班加罗尔，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其软件业成功摆脱了低级加工的阶段，向概念设计、模块设计的高层次靠拢。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选择海外投资地或选择委托代工对象时，大多不是通过生产基地的不断转移来降低成本，而是通过提升当地技术能力、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群聚优势等来抵消成本的上升，流动性相对较小。受委托的OEM厂商若被纳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体系，在其供应链管理条件的苛刻要求下，不仅要担负生产制造的任务，同时还要担当起服务的角色，即要求厂商另外还须负责在当地组装、出货甚至提供售后服务。这种转变虽然增大了OEM厂商的风险，但也增加了OEM厂商向附加值更高的销售与服务环节升级的机会。被纳入跨国公司供应链的OEM厂商，经过长期、稳定的合作还会产生品牌厂商与接单厂商的互相锁定效应，从而抬高竞争对手进入高技术产业的门槛，增强国际竞争力。
因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引进先进技术仍然是推进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也应该抓住机会，在OEM的过程中积极实现工艺流程和产品的升级。
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在OEM的过程中，企业集群可以实现资本积累、技术积累以及为品牌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并且，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学习，应该慢慢积累起自己的制造经验，同时，通过反求工程，对引进的设备、工艺进行摸索、探求、仿制和改进，通过这个过程，实现对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过程，实现初步的工艺流程升级。在形成自己的设计和初步研发能力之后，逐渐过渡到ODM，向价值链的上游扩展，实现产品的升级。
升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虽然通过内向国际化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可以通过资本积累、技术积累以及为品牌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逐步实现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的升级，但以该种方式嵌入价值链的企业集群很难进行更高层次的功能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
通过OEM的方式，很可能使企业集群逐渐放弃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延伸的主动权，面临丧失研发新产品、开拓市场的动力的危险。因为，在国外市场上，中国本地企业集群涉足设计销售环节，将对国外下单企业产生威胁，以至于承担丧失国外订单的风险；而且，相对于企业自身研发、设计投入的昂贵费用，承接先进集群知识、技术的扩散成本更加低廉，风险更低，因此，中国集群内企业容易产生对跨国公司的过分依赖。于是，造成了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只能徘徊在低层次的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因为这两类升级足够满足保住国外订单的需要。
另外，该类集群多属于模块型治理模式和关系型治理模式这两类网络组织模式，这两类网络组织模式内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很难有一家独立企业具有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的内在控制力，因此只能选择成本降低型“改良”为主的技术创新路径。即使在外在需求动态变化与内在竞争要求双重压力下，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工艺流程升级与产品升级，但是，功能升级与价值链的升级却很难发生。
针对此种情况，中国政府应该制定政策，为企业提供研发资金，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和创新成果转化基地，在重点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使高技术企业不再为研发资金与进行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担忧。另外，鼓励企业集群内部起主导作用的大型厂商的出现，使集群内部其他企业在大型厂商的带动下，进行整个集群的功能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通过以上办法，使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突破低层次产业升级的“瓶颈”，实现更高层次的产业升级。
（2）外向国际化的企业集群的产业升级方式。
采取外向国际化的高技术企业集群通常是集群内部的主导大型厂商以自己的品牌和产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并带动集群内的其他小企业通过对大型厂商的配套协力工作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所以，这类企业集群在整个价值链一般处于中高端和中高附加值地位。因此，这类企业集群应采取功能升级和价值链升级的办法。
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2003年北京中关村高技术企业集群的京东方集团对国际知名品牌显示器业务的收购与2004年联想集团对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的收购标志着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外向国际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在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全新产业升级方式的开始。
下面以联想集团为例，探讨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应在全球价值链中采用的升级办法。中关村高技术企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在价值链中升级较为成功的当数联想模式。面对技术、实力和品牌远远比自己强大的国际IT巨头，联想先通过产品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再通过规模制造解决发展问题，最后，通过向技术驱动型企业的转变，走向国际市场。经过20年的发展，联想已经初步解决了生存和发展问题，在市场和管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的基础上也使企业拥有了较强的技术实力，并提出了关联应用的宏大框架。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投巨资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事业部，使得中国PC完全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并获得了沿全球IT价值链进行较高层次的升级的市场机会与技术能力。此次并购中联想集团还获得了自身扩张所急缺的研发力量和全球销售渠道。由于笔记本电脑市场总体上处于上升阶段，而IBM的笔记本电脑业务又拥有良好的赢利能力和极佳的口碑，根据协议，新联想集团在5年内有权使用IBM的品牌，并完全获得商标及相关技术，这就使得联想集团的产品在全球PC市场上具有了最广泛的品牌认知度。因此对这项业务的收购，将使联想集团开辟出一个以前难以涉足的巨大国际市场空间，并影响到全球PC产业版图的划分。另外，联想集团将把新公司的总部转移到北卡罗来纳州罗列，那里是IBM个人计算机公司的设计、开发基地。这些重要部门将极大地帮助联想集团逐渐进入PC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参与国际竞争。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分析，这次并购使联想在PC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已经处于微笑曲线附加值的中高端位置。前向，联想集团控制了研发、专利权；后向，联想集团控制了市场、售后与品牌。所以，在此种大好情况下，联想集团应该抓住机遇，积极进行新一轮的研发、设计与品牌推广，使其IBM个人笔记本电脑产品进一步功能升级。同时，还应利用IBM个人笔记本电脑的品牌认知度带动全世界对联想的品牌认知度，积极学习IBM个人笔记本电脑所具有的先进技术，对联想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完成工艺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并跨越到功能升级的层次，从而使自有品牌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地位。
当联想成功获得价值链的主导地位后，中关村高技术企业集群应抓住机遇，使联想成功地带动整个中关村的发展，并在该集群内形成领导型网络组织模式。集群内其他企业可以通过对联想的协力配套工作，嵌入全球价值链。作为企业集群中心地位的核心企业，联想能够利用自己在分工协作网络中的强势垄断地位，去要求其供应商体系接受诸如成本持续消减、零时差供货、技术主动升级等特殊形式的超市场契约条款，并要求和协助其供应商体系随着自身的技术动态升级主动升级。这样联想就能够攫取整个企业集群分工体系价值链中垄断利润最大的一块，而且可以利用自己在网络中的强势地位侵占其分包商的一部分生产利润，从而为其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积累了足够多的“熊彼特式”垄断利润。更为重要的是，在联想的带领下，与之相配套的外包、下包多层小企业体系进行与主企业相适应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过程，以便在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下获取灵活、动态、柔性的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一旦集群成为具有技术创新、品牌、信息、专利控制领导地位的主核心企业领导型企业集群，就具有了在产业或产品价值链中处于高价值含量环节的内在组织能力，也就具备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争夺高端资源的实力与可能性，使整个中关村高技术企业集群实现功能升级甚至更高层次的价值链的升级。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国际成功高技术企业集群的经典发展模式为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的国际化路径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范本。中国高技术企业集群国际化的路径实际上就是成功嵌入全球价值链，并在全球价值链中成功升级，以获得更高附加值的过程。为自己创造机会，寻找最佳嵌入价值链的方式嵌入价值链。并根据不同嵌入方式，选择对应的升级方式。在升级过程中不断累积资本、技术、经验和品牌知名度，最终达到功能升级和价值链的升级，从而使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主导的高附加值地位，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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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关村高技术企业发展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