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清末宇宙期是目前已发现的四个宇宙期中周期最短的一个。关于清末宇宙期的具体起讫时间，研究者尚有较大的分歧，如“清末”、“清末民初”还是比较含糊的概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的巅峰阶段正处在19世纪中后期。夏明方经过研究，进一步指出清末宇宙期自然灾害的群发高峰是在“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5）”。他利用史学工作者充分占有史料的优势，查阅大量资料并吸收同行们的研究成果，指出19世纪以来，“大洪水、大地震、大旱灾、大瘟疫、大风、奇寒似乎不期而遇地汇聚在一起，交相并发，并在七八十年代达于极点”。和前三个宇宙期相比，“清末宇宙期”是一个较小的灾害群发期，期内自然变异程度较弱为大家所公认，但灾害所造成的后果却惨绝人寰，无与伦比。1888年11月23日《申报》社论在评述其时的灾害状况时即曾慨叹：“天下事固有莫之致而致，不期然而然者，今水旱饥馑之所以为患者，或者其天下古今一大变局乎？”夏明方总结出这一时期清代灾害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灾害发生频次急剧增加，持续时间显著拉长；第二，灾害的地区分布日趋扩散，成灾面积空前广大；第三，特大灾害迭至并起、集中爆发，具有群发性、周期性、破坏巨大等特征。
自然灾害是对社会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所谓“气候的极端事件”。夏明方的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证明“清末宇宙期”的存在；作为史学工作者，他更加关注“清末宇宙期”自然灾害群发的严重后果。他以晚清时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为依托，揭示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当时社会变局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比如，他以“洋务运动”——清末灾害群发期中这一典型的政治、经济事件和社会变革为考察对象，认为“这样的自然灾害势必要给在同一时期兴起和发展的洋务运动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它的历史进程”。接着进一步指出，与其他比较成功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除了大多数论者业已指出的种种国内外社会因素之外，“灾害无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除夏明方之外，不少学者从晚清群发自然灾害与中国近代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入手，对灾荒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在诸多研究成果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康沛竹所著《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作者视野开阔，双向探讨了灾荒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揭示了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又论述了晚清严重的自然灾害对当时政局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以天灾人祸频繁发生为依托，对晚清政权的灾荒应对机制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社会各阶层以及各个政治派别对灾荒的认识。可以说，该书进一步拓宽了灾荒史研究的领域。
主要论文成果有：孙玉敏的《论晚清灾荒的特点及影响》（载《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康沛竹的《晚清灾荒频发的政治原因》（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苏全有的《论晚清灾荒的成因及其影响》（载《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杨鹏程的《清季湖南灾荒与民变》（载《株洲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鲁克亮、刘力的《略论近代中国的荒政及其近代化》（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于文善、吴海涛的《晚清淮河流域灾荒成因及其影响——以皖北、豫东为中心的考察》（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等等。这些成果中，既有宏观性研究，也有以省区或自然区域为单位的局地性考察，进一步拓宽了灾荒史研究的领域。
明末清初是我国封建王朝的更替期，晚清时期是我国近代化进程的起步阶段，“明清宇宙期”和“清末宇宙期”分别出现在这两个特殊的时期，其学术研究魅力自不待言。我们之所以把此问题置于本书的首章，一是希望能够对本书的研究有所帮助，把研究的视野放得更开阔一些；同时也希望在以后的灾荒史研究中，人文社科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能够加强更加密切的合作，进一步拓宽史学研究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