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回陕后，拜读了您的大作《跋涉者》，越读越有兴味，已读罢多天了，还是余味无穷。这不是一部华丽的书，也不是一部素淡的书，它是严肃的，刚健的，深邃的，蕴蓄着巨大能量的书，它正像大同的煤矿，其光彩又像那九龙碑。
首先，我要为您描写煤矿职工生活而鼓掌。长时期以来，我总觉得我们三晋文学界应当有一支反映煤矿工人生活的作家队伍。山西地下是煤海，地上的许多城市是煤都，山西人民祖祖辈辈为全国人民贡献着光和热，为祖国的现代化贡献强大的能源，那里不论是工程技术人员，还是采掘工人，都必然有着不少的煤矿世家，他们的家世和个人的命运、生活史，应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影。他们的生活、劳动和斗争，希望、痛苦和欢乐，也是广大读者所乐于知道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近几十年来，革命的重心在农村，农村包围城市，由农村走进城市，对农村熟悉，对农民感情深，因而无论是秦还是晋，解放后多年来，在文学上，主要还是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这几年后起的文学新秀，又有不少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因而很自然地又多以农民和在农村插过队、劳动过的新老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而对于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先行者的能源工人，特别是在地层深处的能源工人生活，则反映得很少很少。因而，您的《跋涉者》，我认为有着特殊的意义。读这样的小说，是我多年的夙愿。我希望煤城煤乡，将有更多的作家，来描写它那多姿多彩的生活。
这当然绝不是说，您的《跋涉者》仅只有题材上的意义，《跋涉者》被有关部门列入向职工推荐的十种优秀文学书籍之一，是由于它的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表现，征服了广大读者的心。
这是一部并不繁杂的书，一部十七八万字的小说，只着力写了二三人之间的故事。但这却是一部深刻的书，它虽然只着力写了二三人，但却浓缩了他们二十多年的生活、遭遇和漫长的艰苦历程，浓缩了近二十多年来一个煤矿的历史。透过飞狐岭矿，我们看到了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这本内容并不繁杂的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从事四化建设的生活教科书，它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变得正直，变得对真理和理想无限忠诚。
您的主要贡献，是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杨昭远这样一个难得的典型。
这几天，电视台正在播放曲啸同志对青年谈理想的演讲的录像。每当我在屏幕上看到曲啸同志，我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您笔下的杨昭远。虽然曲啸同志是位心理学教师而您的杨昭远是位工程师、矿长，但他们是一样的典型。一个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典型，一个是艺术典型，但他们却像一双孪生兄弟。当然像曲啸这样的同志是成百成千的，这就有力地表明，您所塑造的杨昭远这个典型是真实的，是有着高度的概括性的。这本来是个最为明白的、似乎无需特别提及的问题，可我却偏偏要提这一点，这是有现实的原因的。
这几年，人们不大喜欢“英雄”、“先进”这类字眼，也不喜欢这种观念，文艺界也同样如此，人们不相信现实中这类人物的存在，只承认凡人小事或亦好亦不好的人物的存在为真实，把具有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人物称之为理想人物，甚至认为这样的人物是现实中找不到而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理想之中的人物。从而，在文学写作中出现了一个十分新奇的现象，即报告文学作品大写英雄，大写先进的群体和个人；但需要进行艺术虚构、需要进行典型化的小说和小说家，却不敢塑造时代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情操的典型，因为这样的典型往往不被人重视，有时还会遭到议论。比如像柯云路的《新星》，我注意到，就有不少人对顾荣这个否定形象感兴趣，而对李向南则兴趣不浓，甚而至于只肯定顾荣的真实存在，谈起来振振有辞，而对于李向南这样成千成万地出现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却持有保留的看法。因而，像我前边所说的，就出现了那种奇特的现象。但现实生活中不断地愈来愈大量地涌现出的社会主义新人，个人或群体，他们自然要求文艺要有所反映和表现。于是，作家们，特别是一些老练的作家们，便操起了报告文学这个武器。这一方面是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报告文学这一艺术样式的长处，及时、迅速、准确地反映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事件和人物，给当代人以鼓舞；另一方面，对某些作者来说，也不排除有另一种次要的因素，即报告文学所描写的英雄人物、先进典型，是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无论谁都无须怀疑或非议它的真实性，而如果写的是一部经过艺术虚构的小说，那情况可就不同了，作品的真实性就可能要遇到某些怀疑了。
您的杨昭远是一位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情操和现实主义作风的当代英雄，一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他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坚持实事求是而在政治上遭到不公正的对待，受了二十年的委屈和折磨，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党的感情丝毫没有淡薄，他那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坚持真理的原则态度丝毫没有减弱。他的思想性格更加成熟而不是变形。他对待共产主义事业和个人在为实现这一伟大事业的复杂的斗争历程中，个人所遭遇到的不公正对待所持的态度，饱含着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志士先贤，为国为民的传统的忠贞不贰的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信仰而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恩怨的传统风格。您的杨昭远，正是持着这样一种高尚的品格和处世态度，重新投入矿山生活，投入八十年代的改革的洪流之中的。在这儿，他重新遇到了他当年的对手邵一峰和邵一峰背后的那一股有碍生活进步的消极势力，他一如既往地，却又是更加成熟地向这一势力展开了一场凌厉的攻势，在斗争中推动着矿山生活起步向前。您用您那细腻而遒劲的笔触，描绘出杨昭远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生动活现的艺术形象，是有着充分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的。
您笔下的吴老明和吴冲父子虽然只是整个故事中的次要的和介系性的人物，但也是活生生的具有真实性和概括性的人物。他们是两代煤矿工人，两代劳模，但却是决然不同的两代人、两种典型。吴老明是曾受压迫剥削的老一代工人，他对旧社会和新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无限的忠诚，他的品性中有着如您在小说中所赞叹的农民的忠厚淳朴与工人阶级的无私。而他的儿子吴冲则是在“左”的土壤上生出的一个不成器的歪材、假劳模、新式的煤霸，邵一峰、殷洪手中的工具。您用您的彩笔绘出吴家父子两个真实形象，抒写您的爱和恨，崇敬和鄙夷。您是公正的，您的情感是纯真的，使我在读作品时深受感动。我想广大读者，也一定会为之感动的。
在这部小说中，您所安排的政治纠葛、生产中的纠葛和爱情纠葛这三条线，是安排得很好很周密的，匀称，契合，互相推动，互为因果，铺成了主要人物、特别是杨昭远和丁雪君的命运的轨道，织成了他们的生活的网。丁雪君这个人物也是颇有特色的。她的思想性格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她有着对爱情，特别是在政治历史转变关头，那种无限坚贞；这是东方的，是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知识妇女的典型性格。另一方面，她却是软弱的，抱着远离斗争漩涡，一心想把自己心爱的人拖出生活斗争的漩涡，急流勇退。这是一个被多年来的政治运动整怕了的人。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心爱的人。她处处想要充当他的“阿姨”，想为他造一个避风港，让他过无风无浪的平安无事的日子。这也是五十年代后期的政治运动之后二十多年来，为人妻子和恋人的最普遍的性格。即便到现在，党一再申明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了，但生活中，这种贤妻良母和恋人们的叮咛，还像水上的波纹似的，继续涌动着它的涟漪。
您的《跋涉者》在结构上采用了现在西方小说家中有人使用的时空交错的方法，很有助于把二十多年的生活事件，压缩在十七八万字的篇幅里，并以画面交错给人以鲜明的形象实体感。这一点，您用得很谨慎，但运用得很妥帖，很协调，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您在故事的进行中，对人对事所作的富有哲理性的分析，也是有见地的，很深刻，很动人，并有很强的可读性。
近年来，我国小说家在艺术上流派很多，主张各异，师法颇有不同。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就是师法西方小说家的作者，也各有所好。比如，有的作者崇尚海明威，在小说中摒弃作者的讲叙和议论，自始至终让形象表达作者的思想、哲理，让形象“说话”；另一些同志完全相反，崇尚心理分析和对生活作哲理性分析，在小说中，大篇大篇地分析人物，分析性格，分析心理，分析感情，分析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和事件。这两种小说，各有长处，前者给人以迎面兀立的强大的具体形象，一刻也不停止地运动着的形象和形象的运动，给人以久久难以忘怀的印象；后者，则通过对人对事的深刻透辟而又带有诗意的分析，给读者以振聋发聩的启迪，激发和提高人们对人生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把形象性和哲理性高度地结合起来，把动和静结合起来，引人向生活的深处钻研，引人思考。您的《跋涉者》正属于后者，它是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的，这恐怕是受总工会推荐的理由之一吧。
在您构思新的描写煤矿工人生活的篇幅较大的小说时，我愿意建议您把生活面放得更宽一些，景深放得更深远一些，生活和人物的层次更多一些，讲述的语言更精练一些，当然是在不损害您原有风格的前提下，适当加强艺术形象的描绘和加强形象的运动量，以适应更为广泛的读者的审美要求。
您的《跋涉者》是一部结构严谨，思想深邃，形象鲜明，激动人心，给人以生活启迪的书，您的杨昭远将成为改革者和广大群众的朋友，成为青年人的楷模而活跃在人们的心中，帮助人们奋起，改造自己和自己的环境。
王汶石
1985年9月西安
之二
祖尧同志：
您好！
本月八日信收悉。正如您信中所说，当前文艺批评界有不少奇妙有趣的现象，硬是回避一些回避不了的问题，拉低帽檐过闹市，不知为的何来。
上月给您的长信，完全可以发表，您愿给谁就给谁。专此复闻。
顺颂
文安！
王汶石
1985年10月12日
又及：原信因顺手写来，文中有脱字及写错的字，请您代为校订一下，改过来，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