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诗言志”，是关于“诗歌”概念的最早的定义，是中国诗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考论详甚。但是，关于“诗言志”的原初含义，还有讨论的余地。《尚书·舜典》：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段文字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乐”这个概念，不是音乐的简称，而是诗歌、音乐、舞蹈、教育、祭祀各种文化活动的总称。帝命夔典掌的“乐”，就包含诗、声、律、八音、舞蹈、祭祀、教育等，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上古时期的文化艺术活动并非像后世这样分门别类、分行分家，而是浑整不分、浑然一体，诗歌、音乐、舞蹈、教育、祭祀等总名之曰“乐”。
第二，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乐事活动是有机整体：“诗”通过言说来表达“乐”的内容（“诗言志”）；“歌”在“言”的基础上渐渐将音调拖长（“歌永言”），即由言说而变为慢慢地咏唱；随着咏唱声音的高低抑扬调整乐器的声调（宫、商、角、徵、羽），使之与言说、歌咏的音调相一致（“声依永”）；同时用六律调和声调（“律和声”）；这样使各种乐器（“八音”）和谐鸣奏（“八音克谐”）；同时伴以舞蹈（“百兽率舞”）……以此沟通神人，使神界、物界、人界和谐、和顺、和平、和睦、和乐（“神人以和”）。在乐事活动中，“诗”是通过言词的宣诵来表现“乐”的内容，音乐是通过五声、六律、八音来表现“乐”的内容，舞蹈是通过形体动作来表现“乐”的内容，故《乐记·乐象篇》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这就是说，在乐事活动中，不仅诗言志，音乐、舞蹈也可言志，“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就是说以不同的方式言“乐”之志。故，“诗言志”者，“诗”言“乐”之志也。
在乐事活动中，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浑整不分，因之，也就不存在今人观念中的诗人、音乐家、舞蹈家、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之类的名目，而是诸“家”合一，实为“乐人”。乐人身兼诗人、音乐家、舞蹈家、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行政官、司法官诸职，但其主要职守是“乐”，即以“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活动为核心的乐事活动。
第三，这就自然要注意到乐事活动的目的、乐人作“乐”的目的以及“乐”的文化功能。言志之诗，永言之歌，依永之声，和声之律，克谐之八音，百兽之舞蹈，其目的在于“神人以和”，即沟通神界和人界，和谐天地，协调阴阳，使万物繁荣、百姓安康、家邦兴旺、万事如意。所谓的“乐”，并非今人观念中用于个体抒情泄愤或欣赏消费的纯粹艺术，而是具有神圣、神秘的实用功利目的的娱神、享神之具，简言之，“乐”即祀神乐。故，乐诗所言之“志”，不应等同孔颖达《诗大序正义》所说的“悦豫之志”或“忧愁之志”，也不应看做是诗体文学自觉后诗人笔下的“终身之志”、“一日之志”或“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乐诗之“志”，是神圣、神秘却又现实、功利的“以和神人”之志。
第四，因为乐事活动的目的是“以和神人”，“乐”是祀神乐，因此对从事这项事业的乐人有特殊而严格的要求。首先，乐人必须是上层贵族之子，即“胄子”（《周礼·大司乐》中又称“国子”）。其二，乐人的品德修养要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周礼·大司乐》说乐人之德是“中，和，祗，庸，孝，友”）。其三，“乐人”在智能方面要“精爽不携贰”，“齐肃衷正”，“智能上下比义”，“圣能光远宣朗”，“明能光照之”，“聪能听彻之”。其四，“乐人”在技能方面要掌握“乐语”：“兴、道、讽、诵、言、语”；“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六诗”：风、赋、比、兴、雅、颂；“六律六同，五声八音”等。唯其如此，乐人才能“大合乐，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故，“掌乐之官，即降神之官”，又是行政、司法官吏（《周礼·乐师》云：“凡乐官掌其政令，听其治讼。”）故而，后世学人、官吏的最高人格追求是上古对乐人品德要求的“中庸人格”。
二
对上述四点，有必要再作些补充论述，以期对“乐诗”的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有新的突破。
关于第一点，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即认为文学发展初期，诗歌与音乐、舞蹈等艺术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但是，这一认识是以诗歌与音乐、舞蹈分离之后的历史事实为背景，从后世诗歌的角度去看上古诗歌与音乐、舞蹈的联系，而不是从上古诗歌与音乐、舞蹈浑然一体的原始背景出发，去研究乐诗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功能、形态、结构，也就是说，未能将诗置于“乐”这个文化活动中，放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事活动中去考察研究，未能很好地重视先汉之诗是“乐”之诗，是“乐”之构成部分这一文化现象。因此，当我们研究《诗》《骚》、汉乐府时，我们却完全按我们后世观念中的“诗歌”概念和标准做“纯粹”诗歌的研究和赏析。其研究成果虽不乏启人心智的见解，但总不免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和越说越糊涂的困惑。我们认为，对于《诗》《骚》、汉乐府的研究赏析，不应以诗体文学自觉后诗人诗歌的概念、欣赏标准和习惯，作“纯粹”诗歌的研究，而应将其放在“乐”的文化系统中，放在乐事活动中，将其看做是乐人之乐诗，那么，我们的认识将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于第二点，需补充说明的是，乐事活动作为一个系统、完整的文化活动，个体的意义是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诗言志”者，非言某个人的个体情志，而是乐人所属或所代表的部族、群体之“志”，是乐事活动之“志”，即“乐之道”。故，不论是诗言志、还是歌言志、舞言志，其“志”都具有集体普泛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阶段性，诗体文学的发展也不应例外。诗体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用来抒写个体情志，那是汉末魏晋之后的事。汉末魏晋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从文体而言，是诗体文学的自觉期。所谓诗体文学的自觉，是指诗体文学由叙事为主、集体创制、演习的乐人之诗转向抒情为主、个人创作的诗人之诗，这一时期，诗体文学完成了自身的抒情化、个性化、文人化、审美化特征。也就是说，从汉末魏晋时起，才有后世意义上的“诗人”，才有后世意义上的诗歌和诗歌创作，而在此之前，有乐事活动而无“抒愤自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乐人”而无“诗人”，有“乐诗”而无“诗人之诗”，有“乐坛”而无“诗坛”。《诗》《骚》、汉乐府是乐人之乐诗，而非“诗人”言志抒怀之诗。诗人之诗和乐人之诗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诗人之诗抒写一己之情怀，乐人之诗用以沟通神人、和谐阴阳；诗人之诗通过语义的建构见志，乐人之诗主要通过声音的宣诵达意。
关于第三点，“乐”即祀神乐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是不难从古代文献中找到大量资料来证明的。《周易·豫·象》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颜注云：“殷，盛大也。上帝，天也。言王者作乐崇表其德，大荐于天而以祖考配享之也。”孔颖达疏云：“先王法此鼓动而作乐，崇盛德业，乐以发扬盛德故也。”“用此殷盛之乐，荐祭上帝。”“以祖考配上帝。用祖用考，若周夏正郊天配灵威仰，以祖后稷配也；配祀明堂五方之帝，以考文王也。”
郑康成注曰：“崇，充也。荐，进也。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乐，以文得之者作龠舞，以武得之者作万舞，各充其德而为制。配，合也。乐以象祖考之德，感而合谟。祀天帝以配祖考者，使与天同飨其功也。”
《礼记·乐记》云：“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是说，“乐”能通达神明的“德音”于人，同时也能通达人的祈愿于神，它能使上神降下而下神升出。孔疏：“兴犹出也。”“能降上下之神，谓之降上而出下也。”它能使万物各依其应有的大小成形。孔疏：“凝犹成也，是谓正也。精粗谓万物大小也。言礼乐之能成就正其万物大小之形体。”
《周礼·大司乐》云：“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祗，以和邦国，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作。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汉书·礼乐志》也说：“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性类”即生类，指各类生物。
那么，“乐”是如何感天动地，沟通神明，协和阴阳，安定生民百姓，促成生类繁衍的呢？
《礼记·乐记》云：“乐”能使“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觡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乐之道”，即“乐”的目的和效能就是通神明、和阴阳，使万物繁荣、百姓安康、家邦兴旺、万事如意。所以，我们说，“乐”即祀神乐。
上古之“乐”是具有神圣、神秘的生命性和育化功能的祀神乐。这一点，只要我们留心一下原始文化或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或亲身感受了某些神秘文化氛围尚浓的少数民族的“诗—乐—舞”大合乐的大法会，就能够理解何谓祀神乐。
古人对乐事活动看得特别神圣，“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这就是说，天顺、地昌、人和才可作“乐”，乐诗、乐舞与民间的歌谣是不同的，这里不仅有雅俗之别，更重要的是它们承担不同的文化功能，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史记》载，汉武帝得大宛汗血马而作《天马歌》，中尉汲黯谏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汉武帝对汲黯的批评虽“不悦”，但也“默然”认可，故当丞相公孙弘进谗“黯诽谤圣制，当族”时，汉武帝并没有开斩汲黯，因为汲黯的观点是上古人们对“乐”的目的、功能的基本看法。
综合言之，诗体文学未自觉的两汉之前，诗歌、音乐、舞蹈、教育、祭祀等诸种文化活动浑整不分，总名为“乐”。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都包括在“乐”中。“乐”是乐人集体创制、运用、演习的，具有神圣、神秘的育化功能的，“以和神人”的祀神乐，是邦国之大典。“乐”之诗、之乐、之舞通过诵赋、歌唱、演奏、舞蹈等形式表现“乐”之志，实现“乐之道”，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诗言志”者，是指乐诗通过言的宣诵、赋唱完成“神人以和”之志。
今存之“乐”如《诗》《骚》、汉乐府，都表现了“神人以和”之志，是曾用之于乐事活动的乐诗，是祀神之乐诗，是治国安邦、协和阴阳、沟通神人之乐典。《诗》或是净身祭司“寺人”在祭祀时的颂祷词，或是“部族级、部族联盟级和天子级的不同层级、多种类型的仪式性礼辞”，即“祭祀的礼辞”。屈骚是楚王族祭司莫敖屈氏家族典掌、传习的楚王族之大典——祀神乐。“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乐府机关“采诗夜诵”、“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令童男女七十人俱歌”的乐府诗，是用于敬天礼地、以和神人的祀神乐，这从《史记·封禅书》《汉书·礼乐志》的有关记载中可得到确证。这些乐诗表现的不是某个个体的情志，而是群体性的“神人以和”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