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王守仁)
“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说第一等话，抱第一等识。”(吕坤)
“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苏轼)
那么，我要问：立志也是由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决定的吗？脑是如何产生情绪、感觉和动机的？又是如何立志，产生使命感的？目前我们对这方面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仅仅是刚步入“脑研究”的时代。
使命感，这种人类所特有的动机，不仅天才和卓越人物拥有，普通人也有。比如1955年我家邻居王嫂，32岁，从22岁开始守寡，生有一子一女，分别是12岁和10岁。她家三口生活极端贫困。每天在菜市场捡烂菜叶度日。王嫂替人刷马桶、挑水和洗衣，挣点钱维持三口生计。
她每天起早贪黑，人生最高目标就是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今天我从“动机和人格”的角度去看王嫂的行为，才知道那便是一种使命感。在她看来，任劳任怨，忍受着一切艰辛，都是为儿为女。她把实现这一目标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阴历七月十五是鬼节。家家户户要烧纸钱给已故的亲人。王嫂烧给亡夫，边烧边哭：“你好狠心呀，扔下我不管，要我一个人带大刚儿和珍儿，我一个妇道人家有多大本事呀？”平时累积的苦水，这天竹筒倒豆，统统吐了出来。
黄昏，暮色苍茫，纸钱和灰烬，随着晚风上扬，散落，王嫂的哭声显得特别凄凉，感天动地，也触动了周围的左邻右舍。
第二天，她又默默地去替人家刷马桶，挑水，洗衣服……
她有不得不去这样做的动机或脑结构的原因。事隔40多年，今天我想起她自觉自愿的献身精神，对我依然是一种鼓舞。我把这精神称之为健康、向上、生机勃勃和建设世界的“强迫症”。它是“使命感系统”的一个成员，尽管没有很多崇高性、庄严性和神圣性。
一个人有了这种使命感，这样的立志，哪有做不到的事？
有位老一辈作家身上的“健康强迫症”也给了我难忘印象。他是这样主诉的：“我写文章好像是顺从一种冲动。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写。写完了就仿佛从一个梦境中醒过来似的，觉得心上的重压去掉了，身上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的心才感到片刻的安静。但这样的安静并不能持续多久。一篇文章刚送出去，第二篇又不得不开始写了。好像那个推动我的力量从没有把我放松过。我疲倦，但却不能休息。好几次我忍不住要发出一声叫喊：饶了我吧！然而我不曾被饶恕过。”
这段主诉在创造心理学中是比较典型的。
一种无形的、神秘的力控制、支配了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创造心理过程——今天，我们理应把这力，这过程，纳入脑科学研究视野。正是这力，驱动、强迫天才和卓越人物去执行使命。这力，来自人脑结构异常。人成了这力的忠实奴仆，这力才是主人。下面为了进一步揭示这力的不可抗拒性，我想再列举一些传记材料。并作出语言转换，或者说，用精神病学的概念和术语去刷新这些材料。尽管我没有使读者耳目一新的奢望，但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老问题新看，还是有几分可能性的。多条思路，总不是坏事吧？
三、玄奘一生的崇高使命感
他是我崇敬的人物之一。不是崇敬别的，是仰慕、敬佩他的视死如归的志向和使命感。它是由两种类型的冒险精神所构成：
第一，外在冒险。
他本姓陈，河南人。十三岁出家，刻苦学习佛教经典。因发现佛学诸家学说多有矛盾，他便立定志向，去佛教发源地印度求学解疑，并求索中国没有的经典。
玄奘西出玉门关，经戈壁大沙漠，由中亚诸多小国到达印度。行程5万里，费时17年，可谓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不是胸中有崇高、庄严和神圣的“使命感”，能有这样的胆识和壮举？能这样舍生求法献身于佛教哲学或哲学佛教？公元645年，玄奘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迎接。
第二，内在冒险。
回国后，玄奘潜心译经，可谓三更暂眠，五更复起，译出75部佛教经典，约1300多万字。
这内外冒险精神合在一起便是强迫人格的最高形式——使命感。
再也没有比用“使命感”来刻画玄奘的一生更为中肯、恰当的了。
我又联想起40年前我在北京安定医院观察到的那个受强迫症支配的、在那里专心一志按平凸出橡皮奶头的患者。
一个是健康、创造世界的强迫症，另一个是病理性质的、无所作为的强迫症。也许这两者都植根于同一处脑部位，但方向相反，化学信使的传导也截然不同。或者说，这两种现象也许都涉及神经递质。要知道，人脑中各个神经元之间都靠神经递质来沟通。
四、白居易的“病”
在《山中独吟》中，白居易写道：
“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
注意，诗人在这里大胆地用了一个“病”字。
在千万个方块汉字中，白居易为什么偏偏挑选这个触目惊心的字来形容他的创作欲望和冲动呢？这好像是一个患者的主诉。诗人是自发地把自己的文学艺术创作深层动机同精神病学联系在一起。
按我的理解，白居易所说的“病”，即强迫症。
诗的灵感和创作冲动原是他无法控制和摆脱的！这点颇像精神病患者。
当然。精神病患者是不情愿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创作则是他们内心的渴望。是一千个一万个心甘情愿！
诗人活了75岁，这在当时是长寿了。
古今中外，一切伟人的一生都受到高于自己生命的强迫症的支配。白居易也不例外。写诗于他，实在不是癖好，而是生与死的必要性，是精神为自己寻找家园和最后归宿。
是的，通过诗歌创作，寻找精神家园，得自由、自在、解脱，是他的“使命感”。所以他在多处给“家”或“故乡”下了定义：
“我生本无乡，岂限长安与洛阳？”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这些对“家”或“故乡”的界说，即便是在今天，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自唐朝以来的一千多年，我们人脑的结构并没有什么变化。在我们左右脑两个半球中，肯定有某个部位在支配我们寻找“家”、“故乡”和“心安”的归宿感。这日夜寻找，在本质上，是一种强迫感。
“家”的内涵因人而。白居易是写诗。宋朝画竹大师兼文学家文同是画竹：
“意有所不适而无遣之，故一发墨竹是病也。”
在本质上，一切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都是哲学。德国著名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N0valis，1772—1801)给哲学下了一个绝妙的定义：
“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
所以真正的科学和艺术创作活动在本质上都是哲学。
我们这些普通人在自觉或不自觉、有意或无意中，不也是在日夜寻找精神家园吗？原先上山下乡是无可奈何的，然后是回城、进大学、出国、回国发展……
总是在寻找心安、故乡和家。总是在路上寻找是一种连你自己也无法控制和摆脱的力。这力来自人脑。这力在支配你的一切观念和行为。它是最高权威。它才是主人，你是仆人。它在发号施令，命令你回城、考大学、出国和回国办企业……
当然，你不会像白居易那样用诗句表白你的“病”，身不由己的病。“使命感”说到底是一种身不由己的、高于一切的、无形的推动力。当然，我们这些普通人身上的使命感还远远达不到高于自己生命的神圣、崇高阶段。
把人区分开来，不是什么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而是你是否有使命感，是什么样的使命感。
你暗暗发誓，要揭开人类进化的秘密，你将来就有可能是位杰出的人类学家。
你暗暗发誓，要在2050年把中国建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你将来或许就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你暗暗发誓，要揭开时间、空间和物质起源的奥秘，你很可能就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的确，人的本质是在他生生死死追求的对象上面披露无遗的。
对象的意识，既是人的自我意识，也是使命感的意识。使命感才是一个人的最真实、最客观的“我”。
没有诗，没有写诗的“病”，哪来白居易？
有使命感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有最大支撑和最高寄托。
五、陆九渊的伟大强迫症
陆九渊(1139—1193)，享年53岁，江西临川县人。南宋杰出哲学家。三岁生母去世，这就把他推到了雅斯贝尔斯所强调的“边缘状态”(Grenzsituation)。这打击比幼年丧父的效应还甚。
四岁，他已“幼不戏弄”，“静重如成人”，对天地人间的万事万物充满了疑团，以至于到了“遇事物必致问”的程度。
这使我联想起精神病学中的“强迫症穷思竭虑”(Obsessive Rumination)。比如病人反复思考，一张椅子为什么有四条腿，人为什么长两只眼睛？
这也叫“强迫性观念”(Obsessive Idea)。病人自知毫无必要去追问，甚至极不合理，但仍然盘旋心头，挥之不去。
一天，陆九渊仰起头，瞪大眼睛，非常严肃地问父亲：
“天地何所穷际？”
这样的提问，自然遭到父亲的一番呵斥。但幼小的陆九渊却陷入了沉思或梦样状态，以至于废寝忘食。
他自小就喜欢坐在槐树底下追问天地有无边界这类艰深的宇宙论课题。很小，他就显露出敏感、善疑和穷思竭虑的天性。当然，这是健康的、生机勃勃和建设世界的强迫症。
它来自陆九渊的大脑是与生俱来的。三岁丧母的后天遭际又加强了他的哲人气质，过早地逼他走在哲学探索的路上，以至于很早就构筑了他的神圣、崇高和庄严的人生使命感。
他在8岁前后即开始自学，并成了一个少年老成、心甘情愿、自愿自觉献身哲学思考的志向远大者。这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对这种天才现象我们如何解释呢？
我们只能说，这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是一种脑现象。它同精神病学中的“强迫性穷思竭虑”和“强迫性观念”兴许有某些关联，两者植根于同一个源。一个代表真理，另一个代表谬误。如果能揭开精神病学中的强迫症病因和发病机理，那么，对我们解读“陆九渊现象”可能会有所帮助。
“宇宙”二字成了支配他一生的观念，即健康、向上、叫他生机勃勃的“强迫性观念”。这观念是凌驾于他的生命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