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气之清和肃壮，奇丽古淡，互有出入。”(《离勾书决》)
就是说，人的情感发生变化，所写的字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美。然而情感、情绪归根到底受到高级大脑皮层的调节。有一点是肯定的：帕培茨回路和边缘系统参与了情绪的产生和表达。
还有人主张：“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
当然，这只是书法家的一种创作态度(态度可以是多种的)。
大书法家像其他天才和杰出人物一样，在进行艺术创作活动的过程中(从头到尾)。脑内会分泌出多巴胺和内啡肽的生化物质，这些物质会使人无比兴奋、快乐。这也是他们获得的最高报酬。或者说，这些生化物质是“使命感”带给他们的。
韩愈是这样通过肯定张旭的创作方法来说出自己见解的：“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送高闲上人序》)
天才或卓越人物对外部世界(至少是对某些事物和现象)极度敏感。张旭正是这样。他把一切情感都转换成了一个个会说话、有表情的汉字。他的“可喜可愕”都通过书法表述了出来，恰如海菲兹通过小提琴，施纳贝(Schnabel)通过钢琴，埃灵顿通过爵士乐把“可喜可愕”表达出来。有“可喜可愕”，又能用语言(这里是指广义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人，是有福的。
小表达，小福；大表达，大福，因为脑内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也越多。
张旭约生于658年，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是个重要人物，他性格异常，疯疯癫癫，是一位站在天才和疯子交界的“边缘地带”的怪才。
《新唐书》是这样形容他的：“……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这行为举止还不异常么？注意，是异常，不是反常。
张旭是狂醉派的激动，是醉后创作。美酒对他的大脑皮层和杏仁核团等大脑边缘系统有刺激作用。
张旭若不疯，就不会有他的狂草。
当然，疯有两种：健康的，病理的。
正是健康的建设世界的疯，推动了东西方艺术世界从一个高峰走向另一个高峰。
在宋人中，我偏爱苏轼的书法。
他的格言是“天真烂漫是吾师”、“浩然听笔之所之”。是的，苏轼听笔，而笔听手，手又听脑。于是便有了这条链：脑→手→笔
所有天才的画家都在这条链上，无一例外。
汉朝杨雄说：“书，心画也。”
古人不知道心和脑的区别。正确的说法是：“书，脑画也。”
唐朝有位学者在《文字论》中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文章要靠许多字组成语言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书法只要一动笔，便可泄露作者的心理状态或大脑的情绪起伏、波动。
明朝的徐渭是万历年间的杰出画家、书家、诗人，生于1521年，死于1593年。从性格异常、精神病与天才、介乎于天才和疯子的“边缘地带”的角度去看，徐渭是最值得去探索的人物。我们理应从“疯”、从“狂”、从“病态人格”和“精神病学”的着眼点去写一本有关他的传记和“语词新作”。
徐渭一生潦倒，八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一度精神失常，致误杀妻子，坐了七年牢。出狱后已是53岁，才开始他一生真正的文学艺术创作时期，许多重要的“语词新作”都产生在这段时期。所以他的出路不外乎有三条：第一，发疯；第二，艺术创作；第三，自杀(即向自身发起攻击)。
早年他还写过剧本。不过他自己最看重书法艺术，并把它看成是心理能量的主要发泄口：“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不过对于他发疯也是一个发泄口子。袁宏道描写他“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死。”
这是名副其实地疯了。
要知道，精神病患者常发生自伤和自杀行为。
涂渭到了晚年，疯的程度更重，如上面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描写的。他是以书法、以画、以诗和以浪游发泄胸中的郁结。也正是在晚年，他的书、画和诗文也益奇。两者成正比。
他的《青天歌》(1966年江苏出土)就是典型的“语词新作”。那是出自天才与疯子交界处或“边缘地带”的神品。其字忽大忽小，忽草忽楷，忽干忽湿，忽轻忽重。这是疯字，也是疯的书法建筑结构。但极佳，极妙，能感染其他千百万个大脑皮层。
这种“无法中有法”，“乱而不乱”，正是徐渭反秩序的天才表现。在《葡萄图》的题记中，他写道：“丰坐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在苦闷、抑郁状态时，他曾“忍饥月下独徘徊”。
综观中国书法史，人们强调的是一笔有一笔之势，一字有一字之势。字的“间架结构”本质上是建筑结构。笔画之间的血脉贯通、筋骨相连，是个建筑空间排列组合问题。这就是翁方纲说的“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全具”。
它可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将日和星错乱地拼凑在一起。这样病理性地拼凑，不仅不会感染他人，反而会使别人毛骨悚然。设想，你把“毛”和“骨”这两个字组合成一个汉字，贴在你对面邻居的大门上，你的邻居准会觉得特怪，不舒服，有种邪气迎面扑来，预感里面有种不祥之兆，准会把你揪住不放，问个明白。
七、伟大建筑师的排列组合天才
建筑艺术的定义是：
建筑师用石头、木头、钢铁、混凝土和玻璃……这些建材从自然空间围隔、排列组合成一个人造的实用空间，而且又具有审美价值。既实用又给人美感。
就围隔这层意义而论，建筑和中国书法家的创作活动有类似处，因为都是围隔，人为地造出个艺术空间。只是书法没有实用价值。
综观一部世界建筑史，里面有多少天才的“语词新作”啊！这Neologism不是病理的，而是健康的，建设世界的。
我特别欣赏中国古城和传统民居。
1969—1975年我下放在辽西。遇上休假进城，我就抽空去考察兴城古建筑，并做些笔记。我的生存原则是：不让环境牵着我的鼻子走，而是我驾驭环境，让环境为我所用。所以在单位时间内，我尽量从外部世界(即便是牢狱)获得最多的信息。许多年，这好像已成了我的强迫症。
兴城地处辽西走廊中部，渤海之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存的正方形城墙建于明代。城墙周长为3274米。有一回我特意走了一圈，为的是加深印象。其高10米，底宽6.5米，顶宽5米。为花岗岩条石和青砖所构筑。
我多次用双手去触摸这石和转，为的是调动我的沉睡触觉去感知它的硬度。因为城墙的要害只四个字：
坚硬，牢固。
许多年来。我有动用触觉去感受伟大建筑的习惯。比如我在德国就用双手去触摸过科隆大教堂的基石和墙体。触觉能从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侧面加深人们对伟大建筑的体认。我知道，在精神病学中，有一种“触觉失认症”。比如医生让病人闭目，然后将不同物品如小刀、铅笔、硬币和棉花球分别放在他的手中，让其回答手中的物品。有的病人仅感到手中有物，但不能定性，当然也不能感知物品的软硬。青年时代的我，读到这类病例，内心确有一种惊异。我知道这是一种自然哲学性质的惊讶。我就是通过一系列这样大大小小的惊讶走向成熟的，直到今天，我还在惊讶的路上。惊讶使我的脑内分泌出较多的多巴胺和内啡肽，叫我兴奋、年轻、有活力。
我庆幸我没有患“触觉失认证”。
所以我要充分调动、动用、发挥我的触觉，密切我和外部世界的这层关系。我珍惜我有触觉。
兴城的古城墙结构我是体验够了。它有完整的城门、城楼四座。东南西北分别为“春和”、“延辉”、“永宁”和“威远”。中国的古城是中国数千年农业文明的精华所在。吃透兴城，再去举一反三。
古今中外，伟大的建筑师都是天才的结构大师。因为建筑就是结构。世界的本质即结构。
新一代建筑大师是应用新材料、新结构和新的施工方法去从事“语词新作”的卓越人物。
建筑“语词新作”的美，根本在于结构力量显示出来的美，以及建筑对结构的艺术处理。中国的木构建筑物(比如兴城城内十字正街上的鼓楼)、古罗马建筑和哥特式主教堂都很注重结构的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和审美，同木质的梁架结构分不开。
古罗马建筑风格和审美，同券拱结构和混凝土承重墙分不开。
哥特式教堂建筑风格和审美，同框架式券拱结构分不开。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西方，经过英国的产业革命，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钢铁和钢筋混凝土渐渐成为主要的结构材料，把传统的石头替换了下来，掀起了一场建筑大革命，其浪潮波及世界。
离开了新材料、新结构和新的施工方法，建筑大师的“语词新作”是不可能的。比如，在日本木构的神社上，能有穹顶吗？在中亚(如阿富汗)的土坯建筑上，能有飞檐翘角吗？
天才的建筑师的“语词新作”怎能脱离先进的建筑材料、结构方式和设备呢？否则，他便无法作出杰出的排列组合。
哦，天才建筑师的结构感！这是多么重要的一种大脑功能！
正是这种功能把天才建筑师同普通人(包括你我他或她，还有泥瓦匠、木匠……)以及精神病患者区别了开来。要知道，意大利建筑师纳维正是在预制装配式壳体建筑上展示了他的“语词新作”的才华。当然还有设计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勃鲁涅列斯基(1379—1446)。
他们的结构天才和思维，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精神病学中的“结构障碍”(Structure Disorder)这一症状。
比如医生让患者用火柴杆摆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或让他搭积木，他没有这个能力。患者拿着火柴杆或积木无目的地移来移去，或乱摆、乱堆一气。
就是说，患者丧失了起码的结构能力！
这能力同“顶叶后部皮层”有关吗？
要知道。如果损伤顶叶后部皮层5区和7区神经元，那么患者便不能正确绘制三维图画。或者说，患者不能把自己的手指所要做的运动同附近物体的空间坐标协调一致起来——这就是我说的“结构障碍”和“绘画障碍”。
两个障碍紧密相连，都是大脑皮层运动机能出了问题，发生了病变。瑞士杰出脑科学家赫斯(W。R。Hess，1881—1973)用脉冲电刺激的方法(配合使用电影纪录)绘制出了猫大脑皮层的运动代表区，发现下丘脑、间脑的某些作用，并画出了问脑各个部位控制机能的代表点。他的代表论著有《间脑的机能组织》《下丘脑和丘脑》《心理学的生物学面貌》。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交代这些。无非是想追问三个问题：
1.精神病患者的“结构障碍”源自大脑皮层吗？
2.天才建筑师的“结构天才”也是源自大脑皮层吗？
3.这是同一个问题的正反两个面吗？
用这一观点，通过这条思路——语言转换的思路——去对世界建筑史上一些天才建筑师以及代表作——语词新作——作些重新梳理，不是有点新意吗？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脑结构和功能是互为条件的。创造力是大脑之谜最大的谜。因为创造力是思想的诞生。
生于1928年的日本精神病学家笠原嘉(在日本访问期间，我错过了同他交流的机会)的著作《精神病学》(1998年版)是我的床头读物。第8章是“分裂症的原因”。他主张从以下几个方面(或层面)去探讨：
遗传和环境、脑科学研究、心理学的层面、文化精神病学层面和社会精神病学层面。
这条多视角、多层面的思路是对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