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越封锁线
上甘岭战斗中，炮二十团三营的指挥所设在五圣山的一个山坡上，两边都是山连着山，坑道口朝西北方向，右侧四五十米处，有一条运输要道，是我们营指挥所，通向七、八、九连的必经之路。一天，上甘岭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定好到离营部五六公里远的九连去检查战士文化教育情况。那时，各连都有1～2名文化教员，利用战斗间隙，想方设法组织战士学文化。每班的坑道工事，既是战场，又是课堂，炮架上、炮弹箱上，甚至防盾板和炮身上都贴满学文化的战斗口号。我是跟着营部通讯员从营部出发去九连的。刚通过运输要道口不到5分钟，突然听到离要道口不远处一声巨响，约有50发敌排炮一齐袭来，通讯员忙把我按倒在炸过的炮弹坑里，这我才幸免于难。周边浓烟一片，弹片碎石“噼啪”落地。尽管这样，我们也没理会是否再有危险，便迅速爬起来就走。但沿山走不到一公里路，又遇到前面被步兵的运输骡马队挡住了去路，一了解，原来前面也被敌炮封锁，运送弹药的步兵骡马队正在敌排炮过后通过封锁线。后来，我们就是依托有利地形和炮弹坑，经过五道敌炮封锁线到达九连的。据实地摸索，敌炮封锁要道是无规律的，有5分钟发射一次，也有8分钟、10分钟发射一次，有在这个要道口封锁，也有在那个要道口封锁，更多的还向目标附近的山顶、山沟发射；有时一次发射30、50发，也有发射上百发的。尽管发射的时间没有规律，炮弹有多有少，但两次发射的间隔，至少有5分钟左右，这5分钟，就是巧越封锁线的机遇。这一点，我不仅亲自经历过，也亲自看到过。一天，我和文书在营部附近树林里张贴标语，亲眼看到十余名步兵战士赶着骡马向前沿阵地运送弹药，每匹骡马驮着四箱子弹，不料，敌一阵排炮打来，在距步兵骡马约30米处爆炸。顷刻间，从巨响中飞起的弹片夹着炸碎的岩土向四处飞散，烈火熊熊，树木倾倒，周围一片烟雾。这时，有经验的驭手们不仅没有被敌炮吓倒，反而沉着地指挥着一匹匹骡马，乘敌炮爆炸的瞬间迅速离开封锁线，骡马越过封锁线后，像经过训练似的乖乖地站在远处，等待着“主人”的到来，而驭手们等敌炮又一次打来之后的瞬间，迅速赶过去与骡马一起继续前进。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感到步兵战士和炮兵战士一样，是多么的辛苦，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们的心中始终藏着多一份艰险就是多一份贡献，多运一颗子弹，就是多一份胜利的信念。胜利来之不易，胜利是前方后方，步兵炮兵诸兵种全体指战员战斗的结晶。
当一名特殊通讯员
上甘岭战斗后期，我一度调至团里负责《前进报》新闻记录工作，成为战场上的一名“特殊通讯员”，既不下连采访，也不编写稿子，而是专门记录中央台的新闻。那时，炮二十团团部驻在松洞。在政治处，主任刘志新、宣传股长徐殿惠、宣传干事倬军（后任股长）、新闻干事周培松等，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人数不多，力量很强。文印工作人员仅两人，一名负责刻写，一名负责油印，工作很辛苦，黑夜白天在防空洞里点上一支蜡烛，便在自制的小方桌上刻钢板印小报。尽管条件艰苦，但他们刻印出来的报纸质量都是顶呱呱的。大家都夸小彭的钢板字刻得好。他把一张蜡纸放在钢板上刻写，刻出来的是仿宋体字，加上油印得好，小报如同打字机、电脑打出来一样，整齐、匀称、美观、易看。为了记录新闻，需要借助收音机。一天，我一人爬山越岭，冒着敌机、敌炮的危险，来回走了60多里路从师部宣传科领来收音机。为了及时让干部战士知道国内的大事、要事、新事，我每晚10至11点钟，趴在防空洞里，耳朵紧贴收音机。把中央台《记录新闻》一节的内容，一一记录下来，以便在第二天的《前进报》上登出。这一工作，当时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做起来却有不少困难。一是趴在防空洞的坑头上紧贴收音机记录很吃力；二是在蜡烛下记录，光线不佳，眼睛很吃力；三是由于朝鲜山多的缘故，晚上收听时，收音机的声音很小，有时几乎听不到完整一句，稍一溜神，就会记不下来。因此，记录时，我竭力做到认真听，加快速度记，边听边记，边记边对，记完复对，直到句、段、标点没有差错后，再誊在方格稿纸上，交文印室统一编排、刻印。战地办报，是战地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担负着宣传战地的动态、胜利消息，宣传战斗经验以及广大指战员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克敌制胜的勇敢精神和英雄事迹，宣传祖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心声等职责。我觉得当一名战地收音员——一名特殊的通讯报道员，为战争的胜利增砖添瓦是无上光荣的。
吃一顿白水面
炮20团三营九连是上甘岭战斗中的“二级英雄连”。在屡次战斗中，九连始终发扬“猛、准、狠”的战斗作风。在高岱里战斗中，率先以86发炮弹粉碎了敌42辆坦克的进攻，其中击毁敌坦克11辆，创造了朝鲜战场上榴弹炮击毁坦克的新纪录。在上甘岭战斗的日日夜夜里，敌人为了攻占我军两个连在上甘岭前沿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一天要发射炮弹30余万发，飞机要倾泻重型炸弹500余枚，有时为了一个小山头，一个小山包，一天要冲击30多次。九连炮阵地在五圣山左侧，离步兵前沿不远，全连的坑道工事都构筑在山坡上，每天落下的炮弹不少于千余发。特别是11月初连续数天的战斗，整个小山已被敌机、敌炮炸成焦土，岩石已被炸成黑色粉末，给后勤供给造成极大困难。指战员有时喝不上水，有时吃不上饭，5日那天甚至连盐也送不上去。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坑道外敌机敌炮仍在不停地轰炸。中午到了，司务长心急如焚，请示连长没有盐怎么办。连长房维彬在指挥所里传来电话：“没有盐，全连吃白水面”。指导员张继宗也在话筒里动员各炮：“胜利在即，同志们务必克服困难。”全连战士齐心表示：“战友们在流血，别说吃顿白水面，饿上几顿、几天又何妨！”一天下去了，战士们斗志昂扬；火炮人员减少，便与八连合并再战；炮弹发射多，复进机受热不易上去，炮手们便用肩扛，扛一发打一发。在敌人一次次以整排整连甚至整营的兵力，向步兵阵地进犯时，四炮（四班）打得英勇顽强，均以猛烈的炮火一次次为步兵冲锋开辟道路。仅11月1日至10日统计，共支援步兵胜利反击10余次，歼敌3千余人。战斗胜利了，吃白水面就成了全连的永久记忆。回国后，便把11月5日这一天定为连队的传统纪念日。连队不论迁到哪里，干部、战士不论调到哪里，每到11月5日那天，全连干部、战士都要吃一顿白水面，以纪念上甘岭战斗的胜利，接受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
完成一次特殊任务
在1952年的四五月间，我仍在三营营部工作。一天，教导员赵建元通知我，去团政治处受领任务。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指示，我心里顿觉茫然。来到政治处后，刘主任、徐股长对我说：“你回国一趟，把全团300余名干部、战士一年的津贴、积蓄寄往每个人的家中，名册在组织股。这是个光荣的任务，不要辜负同志们的委托。”我接受了任务，自己感到这是牵动300余名干部、战士的切身之事，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第二天一早，便领着一只大旅行包和团里的一名保卫干部，跟着有任务的押送车和两名武装战士，日夜兼程，经阳德、新义州回国。在四五月，祖国江南已是春意盎然，百花盛开，而朝鲜早晚仍是寒气袭人，冻手冻脚。行车十分艰难，白天，头上不时有敌机在盘旋，轰炸扫射，夜间，一听防空枪声，就要停车，立即隐蔽起来或闭灯行驶。第一天夜间，车还未到阳德时，可能是前面的运输车被敌机发现，3架敌机立即扔下照明弹后，就疯狂地对准目标进行轮番轰炸扫射。不料，一枚炸弹正落在我们车的不远处，后来得知，原来这是一枚“哑弹”，没有爆炸。经过两天的路程，第三天上午9时到达安东市（今丹东市），继而乘火车直达沈阳，到达沈阳的时间已是下午4点了。我很快住进了和平区的一个招待所，晚上即开始工作。首先把300余名干部战士的地址按省分县重新造册，查对每人的详细地址、汇款数额与信件。当时干部、战士实行的都是供给制，战士每月的津贴费大致6元，班干部8元，排干部10～13元，连干部18～21元，营团干部25～30元以上。记得300余名干部战士汇款数额少的50元，一般都是80～100以上，少数的也有150～200元的。全团汇款总额达3万余元。这对当时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为安全起见，我办理汇款手续都在邮局办公室进行。邮局领导对军人汇款十分重视，专门派了一名会计，协助我点数、核对、分包、开票、发信，做得可谓是不差累黍。整个工作整整搞了两天三夜，在邮局未越雷池一步。第四天一早，呼吸着祖国的新鲜空气，沐浴着祖国的灿烂阳光回到安东，转而乘师部留守在安东的汽车，跨过鸭绿江返回部队。
2004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