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大队副队长韩德禄――
姚继海（姚三麻子，保长）来找我，很含糊地说，有个事要我干。他一直把我领到旧政府衙门二堂上，见到城南狄家庄的狄万川、北街上的青年王思福，还有事后才知道是红军的黄部长等几名红军干部。黄部长给我讲了红军的宗旨、任务，还讲了许多我似懂非懂的革命道理，最后把话题转到要我们发动青年、组织青年队的问题上，并提出让王思福担任大队长，我担任副大队长。我未加犹豫就应承了。过了几天，又叫来县城内的赵玉天，也让他担任了副大队长。
以四隅乡苏维埃政权为单位，把发动起来的青年分编为四个中队。每个中队约60人，全大队共有200余人。
大队长：王思福（苏维埃永昌区政府委员），教导员：胡立清（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干部，原系营教导员，四川籍），副队长：韩德禄、赵玉天、宗正学（继任赵玉天）。
县城的中队长均派红军干部兼任，副队长由地方青年担任。各乡村基层政权也有青年队。每个中队都建立了检查组，每组16人，每人配发一枚书写“纠察队”的红色臂章。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检查青年队自身的纪律。
青年队的骨干成员配发了枪械、弹药、刀矛。青年队不时集中起来，进行红军军纪、政策教育，搞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以及安排布置外出执行任务等。
青年队主要承担的任务是：
一、协助红军侦察敌情。红军人员多操南方口音，易于暴露身份。青年队常常选拔一些精干的青年，深入到敌占领区域，侦察敌军调动、驻防、装备、火力布置等方面的情报。
二、配合红军宣传。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门印刷的传单、标语，分发给青年队，带到乡间散发、张贴。
三、当向导，抬担架。
四、征集粮食，筹集给养。
我带领一部分队员，在红军武装人员的配合下，具体从事了20多天的“搞窖子”工作。先后去过水磨关、南泉、新城子南湾、红山窑“广泰西”等处，搞开了王中伦、田有珍、王海龙、王中文等地主老财的商号和粮仓、夹屋，征集了大批的粮食、布匹、皮毛、毛毡、食盐、大烟、白洋等。除保证供应部队外，还将部分粮食物资散发给群众。
我们一行在南泉田家庄，将田有珍、田有泽的夹屋打开，一女红军发现一只盛满火药的瓷坛，遂将副队长赵玉天叫去察看。她擦着一根火柴，引燃了坛内火药，灼伤了赵玉天的脸部，当即送往县城治疗。赵玉天受伤回城养病，宗正学继任了副大队长职务。打开南湾大地主王中文囤积的数千石陈粮仓，县城内外群众和一百二三十条毛驴组成的运输队，人背畜驮，日夜运送了27天半时间，粮食未及运完，红军就撤离了。
红军注意做儿童、妇女的工作。组织了15岁以下的二三十名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一个姓田的小青年出任团长。学军训、学军乐、学唱红军歌曲。我记得是由红军军乐队派人组织教练。
妇女工作是由红军的妇女团长王泉媛等干部具体负责抓，发动了二三十名妇女，建立了妇女会。
红军从12月27日夜开始分三批突围。我们青年队的部分人员和红军妇女团的大部由红军教导员魏成发做动员并带队，于28日深夜最后突围。
部队突围时，我与赵六娃和另一青年与部队失去联系，从此离开了部队，却有家不能归。传来消息说，苏维埃政权成员、青年队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均为搜捕重点，县城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我只身在外躲避了四个多月，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反动势力的监督和仇视。1937年5月，刚回到家就被抓了壮丁，在马步青骑五军当兵直到1949年9月。
参加红军的永昌青年，也因红军作战失利，有的牺牲，有的失散回来。失散回来的大部分青年同样受到地方反动派的摧残和迫害，有的被杀害，有的被拷打致残，有的被抓了壮丁，有的被抄了家。
部队突围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红军到永昌不久，拘捕了国民党永昌县政府的科长张天佑（群众称张老夫子）、警察局警长王澍民、区长杜富堂和县城西街上的徐寿山等，红军撤离时被押解到南泉刘家北庄，在准备再次突围前被红军秘密处死，埋在粪堆中。青年大队二中队的放哨人员踩出，便向黄部长做了汇报。黄经调查，证实了死者确系曾关押的张天佑等人。此事属九军某营所为，黄认为这样处理欠妥，但因形势紧急未及追究。
青年队员、司务长狄兴泰――
我起初是青年队队员，西安事变发生前夕，又从青年队调到苏维埃政府机关搞司务长工作。
我家住在城南狄家庄，家中曾有土地300余亩，车辆耕畜俱全，房产可观，是个中等好户。1929年3月，马仲英在永昌大屠杀，我家的牲畜、粮食等被掠走。春种时既无种子又缺口粮，就借了地主老财周之甲（当时商会会长）的小麦五石，算计当年秋天可以偿还。不料连续两年庄稼歉收，利息成倍增长，债台高筑，不得不典出部分土地偿还债务。这样还不能满足周家企图全部霸占我家房产和土地的欲望，从此两家发生债务纠葛。县官府与周之甲串通一气，我们诉讼无门。我与父亲狄万川就拉了周家的一头骡子为脚力准备去兰州告状，打这场官司。周发觉后派人把我拦截回家，父亲挨了县官府200大板后又被投入监牢，关押了三个多月。从此家境破落、穷困潦倒。
这场官司之后，父亲对受剥削受压迫的老百姓有了同情心。他常用自己的一点文化，替城乡诉讼群众书写禀状，群众有了难解的惆怅也乐于找他。由于红军干部的提议和群众的推举，父亲狄万川当上了苏维埃永昌县临时政府主席。
我参加青年队以后，与政治部的宣传队一起，在县城内各街道的墙壁上刷写宣传红军、宣传共产党、宣传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口号标语，也张贴过类似内容的传单。我清楚地记得在旧政府门内的大照壁上，红军宣传人员刷写了刚劲有力的“联俄联共，抗日救国”八个大字。第二天黄部长看后，又让我们把“俄”字刮掉，改写为“苏”字。
苏维埃临时政府成立后，加快了城乡基层政权组建工作的步伐。在做地方工作的红军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县城四隅于11月23日同时建立了四个乡苏维埃政府，农村的基层政权也相继建立起来。各基层政权在选举领导机构组成人员的同时，也推选了出席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的代表。
12月5日，在永昌县城召开了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除各基层政权代表外，县城内的市民，城郊农村的群众也参加了大会。尽管寒冬腊月，到处一片冰天雪地，但会议却异常热烈欢快。
会场搭设在旧政府衙门大堂口。台前上方挂着“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成立大会”的红布白字横幅，台前放一张桌子，台后摆一条凳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以及供给部的部长，负责民运地方建政工作的许多军队干部在座。台下，各基层政权推选的代表，胸前佩戴着用红绸做成的代表证列队在前，青年队员排列在代表后面。近千名群众和红军部队把整个会场挤得满满的。
黄部长主持议程，宣布会议开始。红军军乐队演奏了军乐，增添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庄严气氛。
总指挥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李卓然等领导同志做了长时间激动人心的讲话。军政委员会主席、总政委陈昌浩同志宣布了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政府的成立。张仲科代表政府和人民群众也讲了话。
会议根据红军干部提出的候选名单，由代表和群众举手表决选出了以手工业工人、农民为主体的13名委员组成的政府委员会（其中军队委员四人）。木匠张仲科当选为政府主席，狄万川调选为副主席，王思福、张德文、冯怀义、刘万祥、许教琪等任委员。
当天晚上部队文工团还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
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发动群众，集中全部精力支援红军。青年大队是政府的一支骨干力量。
12月下旬，敌机每天空袭侦察、轰炸、投撒传单。县城南街神武庙、县苏维埃政府、红军总部驻地的天主教堂等处，先后数次遭到敌机的轰炸和炮击。政府配合红军人员向市民进行防空隐蔽教育，采取白天不冒炊烟、夜间不露灯光、市民不得随便在街头走动等防空措施。城防吃紧时，政府还发动市民拿出家具、木料，增修城墙工事，配合守城战斗。政府还号召、动员群众及工商各界，捐献铜、铁、硫磺、盐硝、木炭等，为修理枪械，研配火药，锻打长矛、大刀，制造子弹、手雷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红军撤离后，各级政府的成员遭到敌人的搜捕、迫害和屠杀。青年队员、曾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也未能幸免。政府主席张仲科、委员王思福等人，被恶霸地主王成业父子抓获后绑架到马家军祁明山旅，遭受酷刑后又转移到武威骑五师师部杀害。政府委员冯怀义，青年队员李万、徐教在敌人闯进城后的当天也被砍杀在县城西街。李二虎等一部分青年队员被抓获后，同参加红军失散回来的青年一起被以“通共”“参加红军”论罪，遭受了各种刑罚，又被充当壮丁送到马家军当了兵。我父亲狄万川、委员张德文，被捕后押在监牢，砸碎了踝骨，后经多方营救，保释就医，终身残废。张德文出狱后，郁愤成疾，不久死去。
青年队员高吉录――
红军刚到永昌，我们城南附近农村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们，出于好奇心，结伙到县城看热闹。看到城内城外驻守的红军，有的搞城防布置，构筑碉堡，城墙上修垛口，街道街壁上掏窟窿，还在街道上挖掘交通壕；有的在县城内外、街头巷尾、群众家庭出出进进调查情况，传人开会，宣传演讲；有的在刷写标语，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我们熟悉的狄万川当上了永昌县政府的主席，他也整天帮助红军找人、办事，脚不停顿地奔波。
有一天，王浩义、李德禄、鲁娘娘保和我，四人进入县城，在街道碰上狄万川。他把我们喊在一边说：“娃娃们，红军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专为穷人办事情的。红军要组织青年队，你们发动联络些青年人参加。参加青年队，一者可以为红军办事，二者可有个吃饭的路数。”我们亲眼见到红军对穷人热情和气，为穷人办事，听说让我们参加青年队，既能帮红军做事，还能找到吃饭的路子，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当天就联络了中庄子的李兴元、涝池庄的任有年、城南黄家学的哈某某和一个姓王的等，共十个穷苦青年找到狄万川。他领我们到县政府旧衙门参加了青年队。我们这十个人被编为一个班，班长由王浩义担任。
我们班第一次任务是，配合供给部的红军为政治部的军马购买运送饲草饲料。从此，和供给部的红军人员吃住在一起。红军对我们的生活关怀周到，我们浑身也有使不完的劲儿。谁的家中有草料，底细我们最清楚。我们带领红军到县城周围有粮草的人家去购买，绝大部分时间都满载而归。买的草料，人背、驴驮、车拉运进城来。那时，与其说是买，还不如说是交换。红军的管理人员每天出去时，携带一部分整块的四川大烟，还携带一把匕首和步枪刺刀，用于别戳大烟用。根据对方提供草料、豆禾的多寡，从整块大烟上别下一块偿付给群众。红军始终坚持公平买卖。
当时，一般穷苦人家草料少，我们的眼睛盯住了一些大、中、小地主及其富户人家。县城附近的地主周二鬼（即周之甲）、梁开、刘兴业（尕老）、孙汉州、刘镇长（云川镇镇长）等几十户地主家购买的较多。
我们从供给部回到青年队以后，城外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马家队伍一批批拥到县城附近，包围攻打红军。东十里铺、教场山、东水泉一线，敌人摆下阵势与红军激烈争夺阵地，飞机大炮不时轰炸炮击县城。
我们又领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一天，黄部长把我们集合到东街一座车马店里布置任务，说：“你们可以装扮一下，以玩耍、拾粪或者讨饭为掩护，潜入马家军所在地，侦察敌人调动、驻守、兵力、装备、炮兵阵地火力等方面的情况。”我们这一班人按照黄部长的吩咐，分别以拾粪、玩耍、讨饭为由分散活动。我们先后去过东十里铺的沈家庄、杨家天桥庄、东水泉、北海子的杜家庄子马家军驻地，侦察马家军驻守情况、兵力装备、教场山敌人炮兵阵地上小钢炮的情况。数日内早出晚归，将侦察的情况向黄部长和其他红军干部一一作出报告。
东十里铺、武家油坊等处是红军英勇阻击进攻之敌，和敌人反复争夺的阵地。战斗持续了近20天时间，红军伤亡较严重。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区政府主席张仲科、副主席狄万川、青年大队长王思福调派青年队员，组织城内群众，组成担架队，多次赶赴战场救护抬运伤员，把重伤员抬往县城文庙的红军医院进行抢救、包扎。东关武家油坊争夺战中负伤的红军伤员，被抬到东街潘家皮坊附近居民家庭养护。
许多青年队员的家属也为支援红军做过不少事。我父亲为红军连续宰羊剥皮一个月，哥哥高吉荣接受红军安排，用地主梁开的一头骡子、一头毛驴和征收来的一批糜子碾米一个月。一天，我还在县城东街碰到他和另外几个受红军委派进城的青年，到红军兵工厂背过兵工厂锻打的长矛，交给了驻守在城南王廷俊庄内的红军。
红军撤离时，经过动员我们这个班十人在供给部参加红军。夜里，我们出西城门，经过中庄子直达南泉，在陈家南庄住了一天，又在夜间开始行军到新城子南湾地主王大老的庄内驻守了三天。翌日早晨，来了一股马家军骑兵，企图包围攻打红军。庄内的红军登上庄墙，利用垛口监视敌人。我们几个人被安排到一个角墩上坚守。凶恶的马家军发起几次进攻，想攀梯登上墙，都被红军反击下去。敌人攻不开庄子，又爬到附近一棵杨树上向庄墙顶部射击，也被红军一个个打了下去。
部队经山丹到达张掖西的一个地方，遇到敌人，发生战斗。我与李兴源、任有年、哈某某在战斗中掉队失散，离开我们同班的王浩义等六人，走了回头路。
父母兄弟见我回来，都为我的安全捏着一把汗。晚上，为我炒麦子磨点炒面，准备连夜让我外逃躲避。不料恶霸地主周二鬼（周之甲）携带儿子周三和刘尕老、甲长王廷俊一伙将我抓获拷打，陷害说我把他的一匹马拉给了红军。其实，红军刚来时，周二鬼的五子周兴昌骑着一匹马准备躲藏，到东十里铺时遇飞机投弹轰炸，惊跑的马被红军拉走。我被毒打了一顿后，又被五花大绑赶到他家中悬吊在廊梁上继续拷打。半夜，这伙强盗勒紧了绳子准备回去休息，指派给他们做活的长工官兴贵看守。快到拂晓，官拿来一把菜刀砍断绳子，帮我逃了出来。周二鬼一伙发现我逃走了，又追了来。我哥急忙帮我越墙逃出，黑夜中摸到胡家坟的地沟里隐蔽。数九严寒，冻了一夜的手脚如揪心似的疼痛难忍。双手挟在两腋，用体温暖和也无济于事。我哥背一捆柴草找到了我，叙述了这些家伙又在家里搜查。他点火让我烤，从火光中发现两手皮肤开始脱落，随即撕下衣襟包裹了一下，去到七坝叔父家躲避，治疗冻伤。几个月的治疗，冻伤虽有所好转，右手手指全部脱落残废。我后来回到家中，冻伤未愈，拖着脓血的双手又被指派充当壮丁受训，不久被编入马步青的部队。1939年春，我从马家军中逃回。地方保政反动势力视我为眼中钉，随时想置我于死地。我乘这伙恶霸正在打我的主意时，只身外逃到天祝茶树沟谋生。
张培荣――
县城四隅发动起来的数十名十五六岁左右的儿童，参加了儿童团。仅我们居住的东南隅街道上参加儿童团的小青年及儿童们就有萧湘祖、陈登云、萧绍祖、杜元娃、王保保、王加庭、刘锁娃、官生娃等十多名。
儿童团是在红军的儿童团组织及其政治部的青年部门具体领导下进行活动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队列操练训练，学唱红军歌曲，教学秧歌动作，教学军乐队的军乐，如击打军鼓、学吹军号、管乐，也参加过县城内的街头政治宣传。
红军剧团在街头、东会馆戏台上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向市民演讲。宣传部队在街道墙壁上用红土、白泥、黑灰刷写“工农抗日红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活捉卖国贼蒋介石”、“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等大字标语。
那时，天气严寒，滴水成冰。刷写墙头标语时，刷子被冻得硬邦邦。用胡麻草、油草扎成火把，一面烤手，一面烤化冻硬的刷子再继续写字。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的政治宣传工作再一次进入高潮。红军驻守的各地方，军民集合搞联欢庆祝活动。各部队还抽调政工人员组织群众集会，组织文艺工作队，组织秧歌队。有快板说唱，有活抓蒋介石消灭日本鬼子的活报剧等。活报剧是由红军战士扮饰张学良、杨虎城二位爱国将领活捉蒋介石。剧中有不抵抗日军入侵的蒋介石头戴高帽和抓获的日本侵略者投降的情节等，很吸引观众，惹得群众哄堂大笑。
儿童团吃饭也跟红军在一起。每餐前，站成队列，排在红军队列前面，必须要唱歌。我们至今熟记的饭前歌词是：
这些饮食是人民供给，
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国民之敌，
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