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华北地方经济接近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各式秘密会社纷纷活跃起来，教会教众成为秘密会社的仇视对象。传教士依据不平等条约中的“传教宽容”条款取得合法身份。不可否认，传教士们做过一些善事。但治外法权也造成少量传教士有恃无恐，欺压百姓。
看到传教士享有治外法权，不少无赖地痞趁机混入教会，北方把这种做法俗谓“吃教”。“吃教”者借势欺人，加上传教士干涉诉讼，与民众产生冲突，各种反教揭帖、檄文流传，群众信以为真，导致群情激昂，聚众问罪，间或形成大规模抗争，这就是教案。
甲午战争期间，地方防营开赴前敌，匪患趁势而起，大刀会从地下发轫，转入了公开活动。大刀会是以村落为联结纽带的民间武装团体，和官府并无任何隶属关系，抓到盗贼后，“初尚送官惩治，嗣以送官后必照案办理，不能尽杀，众心不快，后遂获贼即杀，不复送官”。从相关记载中可以看出，大刀会之所以会有如此举动，是官府未能将盗匪全部杀掉，因此自己冲了上来，补充法制缺失的一块。
在普通民众看来，大刀会是协助官府捉拿盗匪的，与反洋教之类事件无关。其实，那时民教冲突已愈演愈烈，当大刀会以抓强盗为名取得官府的某种认可后，他们就会越干越大，一旦有个风吹草动，这一干半武装人员就向教民和教会发威。
第十四代梅花拳掌门叫赵三多，直隶威县沙柳寨人，豪侠仗义，粗通文墨。他早岁习梅花拳，收徒两千余，衙役中也有徒弟。
梅花拳开创于明末清初，分为武场和文场，先进武场，所谓“三年架子两年捶”，学几年拳术、刀枪、棍法和气功，经考察转入文场，学习文理和经典，兼修烧香治病、占卦吉凶、阴阳八卦。
在同门拳师的要求下，赵三多站出来反对洋教，为了不连累传承了几十代的梅花拳，把愿意同自己一起干的兄弟重新组合，为此，新起了个名叫义和拳。“义和”可解释为“义气和合”。由此，义和拳不再是简单的拳棒组织了，而是对“义气和合”的认同。在教会眼中，拳民是砸教堂的暴徒，而在拳民心目中，他们肩负着乡间公理和正义，具有正当合理性。
赵氏义和拳和庚子年蜂拥而起的“义和拳”不是一回事。赵三多在无意中当了自己并不十分情愿的“先驱”，为“义和拳”提供了几个元素：一是名称，后来义和拳采用和赵三多同样的名称。二是口号，“扶清灭洋”口号是赵三多最先叫出来的，充满了聪明农民的心智，似乎是在维护大清统治，让地方官揪不住辫子。
赵三多的本意是不和官府作对，把矛头指向洋人。而官府首要任务是稳定，对义和拳“扶清灭洋”的动机，从来没有认同过。换句话说，义和拳自始至终是清廷的怀疑和打击对象而非依靠力量，官方可能一时间对义和拳有所理解，但在必要时，还是要打杀。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际发生巨野教案，德军侵占胶州湾。在拳民眼中，教会侵犯了传统中国文化，教民不参加求雨等传统仪式，不在清明祭祖先，都是异己分子，给当地带来不安全和不稳定。这使他们无法与西方的教会和皈依的教民和平相处。
官府对传教士和教民有些肝儿颤，所谓“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教民无不左袒”。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地面上，反洋人洋教呼声日益高涨。拳民反教是因为“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办理教案的官员畏洋而不能公平办理，使得“平民受教民欺辱无可控诉，柔弱者甘心忍受，刚强者激而思逞”。早在平原事件之前，毓贤就批示平原县令蒋楷，让他在处理民教争端时不能“概指平民为匪，动辄言剿”。
在义和团将兴之际，袁昶曾短暂地离开京师，到山东、直隶一带考察过。否则，不可能产生他那些主剿奏折和笔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的一天，袁昶奉懿旨进颐和园。
颐和园以东门为正门。门檐有光绪皇帝写的“颐和园”匾额。光绪皇帝题匾时，袁昶就在一边伺候着。进入东宫门是仁寿殿，皇上和太后很少在这儿坐朝，偶尔见外国使节什么的。
仁寿殿七间，坐西朝东，两侧有配殿。配殿是六部九卿的值房。
太监把袁昶领进仁寿殿，迎面是御座。太监向右拐，在暖阁门口躬下身子，往里一让。
袁昶惴惴不安地进去，连头也不敢抬，就扑通跪下。
一个老女人的声音在他头上方响起：“太常寺卿，昨儿个，太监给我念了几份奏折，据山东巡抚启奏的折子，那帮拳民嚷嚷出了一句话，叫‘扶清灭洋’。拳民的头儿好像姓赵，活动地点是什么十七村十八店儿的，就不用管了。‘扶清灭洋’这话，挺耐琢磨的，要是拳民真的能这样也不错。但是，我不清楚拳民是怎么想的，也不清楚他们‘扶清灭洋’的骨子里是什么。你不要和别人说了，我派你跑趟山东，到什么十七村十八店儿的摸清楚了，赶紧回来禀报。”
袁昶回到家里，即刻准备，第二天早上离京。
袁昶去山东，只带了刘大江和俩男仆。一行人乘马车出发，沿途各驿站换马，不足四天就到了济南。
山东教案频发，巡抚两年中换了三个。李秉衡处理巨野教案得罪了洋人，朝廷马上把他调离，继任的山东巡抚叫张汝梅字翰仙，是河南密县人。冷峻客观，对拳众不主张硬性镇压，觉得后患太大。清廷令他加紧镇压济宁、单县、寿张的大刀会。他却奏报说：“查明义民会即义和拳，并未滋事”。
清廷责其弹压无力，遂革职，接替者是毓贤。
毓贤的来路是内务府汉军正黄旗，和李秉衡一样，没有参加过科考，以纳赀为同知府。他就任山东曹州知府时，以治盗闻名，曾经在三个月内诛杀了一千五百人。朝野说他不分良莠，以诛戮为乐事。由于在朝廷里有根子，毓贤胆儿大，始终用自己的办法解决民教冲突问题。他曾经用“惩首解从”办法，成功地处理大刀会的反教活动，当上山东巡抚后，继续认为这是个有效的办法。
这一日，山东巡抚府的人报告毓贤，来了一位二品京官，官职是太常寺卿，还带了一个举人，俩男仆。太常寺卿，居官二品。毓贤一琢磨，品衔在自己之上，这样一位大员来济南，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而且没有带随员，仅带了一位举人外加俩男仆，莫不是衔有口谕？他哪里敢怠慢，当晚就在巡抚府中设宴招待。
在京师时，袁昶对毓贤有所耳闻，知道这位山东巡抚死硬支持拳众。因此在赴宴前对刘大江有所交代：如果毓贤死缠烂打摸我山东之行的底，你就东拉西扯，把话题岔开。刘大江自是心领神会。
上了饭桌，毓贤做东，给客人敬酒，袁昶和刘大江随了几小盅，气氛逐渐活跃起来。按照常例，这就要往正题上转了。
毓贤是汉军旗人，既然如此，别看他不是在北京出生的，也是满口的京腔。他客气地问道：“太常寺卿到我们小小济南府，有何公干？有没有用得着巡抚衙门的地方？”
袁昶说：“像本官这样的，在京师，不过是个闲差，太常寺卿，听官名，你就知道，管皇家祭祖什么的。在京师没有多少要紧的事，这次来山东，更没有什么正经事。巡抚大人如果愿意出把力的话，就派几个人和车，我们到冠县那边转转，摸摸舆情。”
毓贤紧张起来，“太常寺卿，冠县那边不大安生，民教冲突四起。你们要摸哪方面舆情？”
袁昶说：“就我这样的，还能摸哪个方面。我和我的这位学生都有出身，我是光绪初年的进士，我这位学生不到二十岁就中举了。我们俩就看看民风，再看看学风吧。”
毓贤看了看刘大江，说：“袁大人，您的这位学生身材伟岸，不大像个弱不禁风的举人，倒像个赳赳武夫。”
“嗨，巡抚大人，您甭提这段了，”刘大江说：“其实我算个什么玩意儿，虽然不到二十岁就中举了，可到现在也没有通过会试，连个进士都不是。”
毓贤干笑了一下，“好了好了，不说什么举人进士了，太常寺卿到冠县打算摸什么呢？”
“怎能不提举人进士，必须要提。”刘大江慷慨激昂起来，“我多次参加考试，领了考卷，坐在号舍里，把题纸铺开，细想每个字、每句话，笔走龙蛇，物我两忘。有几次，我的试帖诗做得好，策论也做得花团锦簇。哈，考得过瘾，考得过瘾！”
毓贤知道这个大个子是在有意打岔，立即转向袁昶，“袁大人，恕本官直言，冠县那边的确不大安生，您到底要问什么事，本官派几个人去冠县帮您打听就是了。”
袁昶正思忖如何回答，刘大江又说话了，“毓贤巡抚，你不知道，我不到二十岁中举，而这么多年却没能再高中进士，心里很不是滋味。北京这么些年就没有出过状元。我曾经梦到，一天顺天府衙门皂吏跑到我家：报报报，皇恩浩荡！南城教子胡同刘大江高中今科一甲第一名！一甲第一名就是状元，四邻八舍围着我蹦啊跳啊，都嚷嚷着，原来你是文曲星。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惊。天下有志皆读书，世间无水不朝东。你是有志好男儿，鲤鱼腾身化为龙。好多人向我作揖，顺天府尹亲自扶我坐轿，戴上红花彩绸，到横街转悠，一路走到前门外大街。京师里的大官人立马就‘宗’上了我，状元哪，我有个女儿，长得如花似玉，会唱小曲儿，情愿倒贴嫁奁，嫁与你为妻。还有的说，状元哪，我有俩女儿，都长得白白胖胖，一并许给你，大女儿为妻，二女儿为妾，成吗？毓贤巡抚，你说我是不是答应他？”
毓贤不傻，听出来了，人家不想回答正题儿。第二天，他安排人和车马，陪同袁昶一行去冠县等地。袁昶一行在山东行色匆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摸的情况很快就摸到了。
历史档案馆中保存着袁昶和许景澄的联名奏章，名为《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从奏折看，袁昶真的是把义和拳的“扶清灭洋”看透了。
拳民活动蜂起，各地教会和教民受到攻击，各国公使、领事的抗议书飞向总理衙门，矛头直指山东巡抚毓贤。就连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国公使康格也掺和进来，指责毓贤对保护教会和教民的要求置若罔闻。因为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不久后，康格再次致书总理衙门，提出“山东巡抚不能统制暴徒、保护宣教士和外国人的话，就应该撤换派一个能干的人去代替他的职位。如果他的兵力不足，我们或可从天津调遣训练有素的军队前往协助。”在各国公使声称要用自己的武力保护的威胁下，清廷担心局势如果不迅速平息下去，一旦有外国人被杀，可能会导致胶州湾事件重演。在这种情况下，毓贤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二月解职，并被召回北京。
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位山东巡抚即便曾经下令弹压义和拳，骨子里还是在奉行安抚政策。洋人的思路是将义和拳斩尽杀绝，对于三位“老右”当然不满。三位之后，下一任的山东巡抚是袁世凯。
老袁究竟会怎么玩儿？引起舆论关注。袁世凯是当兵的，少有地方官经历。他之所以走马就任山东巡抚，实在出于偶然机会。
《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签订后，德国人大批涌入青岛，朝野心存怨愤。别人心里窝火也没辙，因为没有撒气儿工具，而袁世凯手里有硬货。在天津小站练新军时，他聘请了不少德国教官，多少知道德军的战斗力，从而看好手下的新军，认为打起仗来，新军的战斗力不会差，总想找个机会与德国正规军过过招儿。
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在紧急关头忠于后党。慈禧太后投桃报李，给袁世凯部奖赏白银四千两，以示体恤。不久，慈禧太后连续召见袁世凯，袁世凯是能臣，对军事问题尤其在行，他的有条不紊、思路敏捷及对中外军事力量的洞察，给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朝廷“考核”当中，对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给予较高评价。
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荣禄莅临小站点校新军，对新军规模、训练、精神以及操演阵形极满意，令袁世凯就编组北洋新军提出具体计划。袁世凯拟就新军的军制和组织，名为武卫军，分为武卫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荣禄任武卫军统帅兼统武卫中军，马玉昆统前军，聂士成统左军，袁世凯统右军，董福祥统后军，每军九千余人。武卫右军由新建陆军改编而成，是武卫军中最精锐部队。
同年四月，三名德国工程师在山东日照被民众殴伤，德国以此为借口，派兵侵占沂州、日照。朝廷命袁世凯率部开赴德州。袁世凯似乎有战胜德军的把握，途中给留守营务的徐世昌写信说：“此行怦怦，颇有战兴，未知能如愿否？”到德州后，他再次给徐世昌去信，“电来，夷兵不及二千，此来将士均甚高兴，志在一打，如又了事，必挫锐气。德人兵力有限，应不致谋我后路，伊必专心谋山东，各守瓜分之说。”然而，甲午战争的余悸犹在，别看山东只有两千多德军，清廷也不敢丝毫招惹德国人。袁世凯纵然带新军去山东，与德军近在咫尺，也得不到任何作战的谕令。
美国公使康格向总理衙门提出，撤换毓贤，派一名能干者代替他的职位，以平息山东民教纠纷；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这是不点名推荐袁世凯代替毓贤。
各国公使看好袁世凯，主要是袁世凯编练新军，手里有七千人的现代武装，是中国最强军事力量，袁世凯将新军带入山东，必震慑拳民而使局势平息。公使团还认为，袁世凯是倾向洋务的开明派。
美国公使康格写给国务卿海约翰的信中说：“我很高兴地向你报告：昨日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出任山东巡抚代理。他是个能干、勇敢的人，与外国人交际甚广。相信皇上赐予适当的谕旨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马上就能恢复，我们希望如此。”英国公使窦纳乐向伦敦报告：关于山东的未来局势，目前最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是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袁世凯已将部队带进山东。此人一贯决策果断，该动武时决不手软，所以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平定山东的拳乱。
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圣诞夜，平阴县白云峪教堂内灯火辉煌，教民们聚在这里过圣诞节。次日凌晨，教民因通宵达旦的庆祝活动而酣睡时，拳民突然对教堂发起攻击。英国传教士卜克斯赶上了最背的点儿，路上遭遇拳民，被抓住打死。山东民教冲突数年了，在打打杀杀中，双方都死了不少人，但是还没有哪个洋人传教士遇害，卜克斯是被义和拳拳民杀死的第一个洋人。
同一天，袁世凯到任，得到卜克斯被杀消息，板凳还没有坐热乎，就下令武卫右军立即出动，而且很快就抓住了几个案犯。
英国公使窦纳乐派遣上海副领事坎贝尔前往济南，要求袁世凯亲自审讯、严厉惩处地方官员。袁世凯强调没有接到北京指示。坎贝尔拿胶州湾事件威胁，言下之意英国可能采取同样措施。袁世凯愤怒地说：“我请领事先生不要再提胶州湾那惨痛事件，德军的作为是纯粹的强盗行径！为什么你们要残酷地追究那些可怜的地方小官？他们对此事并无直接责任，而且像我一样，对这件事感到痛心。”
这段话发自内心，通情达理。最终英国稍微做了点儿让步。
在对卜克斯事件的处理中，判处二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三人充军，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并且，山东巡抚府命令当地村民交纳赔偿费白银九千两，给卜克斯建一座纪念碑。
一段时间以来，清廷对义和拳陷入两难境地，不镇压，越闹越大；镇压，在民众中激起反弹，也会越闹越大，大清江山不保。在保守派和清流呼吁下，再三给袁世凯发电报，告诫“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处理义和拳“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即使动武，也“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
袁世凯面临着两个极端倾向，即“视夷如仇”和“畏夷如虎”。他不同意将山东问题都归咎传教士，认为官员也有责任。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鲁西北拳民制造了一些小教案。袁世凯令武卫右军出动，在武城县对拳民展开猛烈攻击，打死二十多人。山东义和拳活动陷入低潮。四月直隶和山东交界下了场透雨，拳民纷纷回家播种，使得当地的义和拳活动平息。
袁世凯的脸蛋和身材不搭配，五官有风采，驻京洋人和外国记者说他是美男子。但矮胖，整体评价够不上美男子。不管是不是美男子，他的心计很深，对义和拳摆出强硬姿态，而且动真格，前后打死几十人，具体操作又很节制，对义和拳头头不客气，底下喽罗解散则个，把义和拳整得没脾气，把清廷拔出两难境地。归里包堆，袁世凯对义和拳雷声大，雨点小，左右逢源，谁也挑不出毛病。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称：“袁世凯曾被告诫不要惩处拳民。但是袁世凯拒绝照办，并成功地将山东的义和拳运动镇压了下去。”这段话的措辞很有分寸，说的仅是袁世凯把“山东的义和拳运动镇压了下去”。山东之外，不是袁世凯能管得了的。而正是山东之外的直隶义和团运动，捅了天大的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