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科研生产体系之所以有较高的效率，是因为它采取国内竟争体制。俄国的军事科研生产部门的水平较高，同样是因为它采取竟争体制。中国电讯现在的效率比较高是因为中国在电讯行业引进了竟争体制。中国目前的军事科研生产部门的效率总体上不如别国，原因也在于内部竟争不够。现在中国不管愿意与否，参与军备竟赛已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下中国军事科研生产体系的效率就是生死悠关的问题。
解决中国军事科研体系的效率问题象解决经济体系的效率一样，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引入竟争机制。竟争有三个重要的作用：
一是激励，竟争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平时人都比较懒，可到了要与别人比一下高低的时候，每个人的好胜心就会使他积极努力，何况这种竟争的结果还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从体育竞赛中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在竟争中能极大的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出难以想象的优异成绩。相反，对一个铁饭碗，大锅饭的科研单位的领导而言，反正经费等上面拨，福利靠上面发，任务向上面要。升不升官由上面定。所以，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走好上层路线，拉关系，找人，搞好上层感情投资。至于工作作得好不好，反而不重要，只要你那个年终工作汇报搞得好，表面上看得过去就可以了。对下面，因为没有做好工作的必要，也没有必要去调动人的积极性，整个单位就死气沉沉，大批的人整天无所是事。
如果是竟争体制就不同了，比如上级对他说，现在有一个项目，几个单位都可以搞，钱是大大的有，但要竟争。一家搞一个样机，谁搞得好钱就是谁的，就吃肉喝汤。搞得不好的什么也没有，只能喝西北风，最多给点救济，让你死不了也活不好。竟争成功的单位就发展，领导就升官，职工就多发奖金。至于竟争失败的，一两次失败的还可以再给你个机会，三，四次竟争失败的单位领导，不用上级来赶，自己就收拾收拾走人，就地免职，让有能力的来搞。在这样的压力和动力下，谁敢马马呼呼？要竟争成功，这些单位的领导必须要象三中全会一样，来一个工作重点转移。从走上层路线转移到苦练内功。他必须要调动职工的积极性，选拔能干的人才，改革内部的人事分配制度等，因为成败不但在于工作做得好不好，还在于能不能做得比别人好。这样一来死气沉沉的单位就变成生气勃勃了。
二是客观公正的标准。在缺少竟争的情况下，因为缺少一个合理标准，很难知道谁好谁坏，结果是一些单位在用人和分配方面只能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比方说文凭标准，职称标准，甚至感情标准。在很多这样的单位里，因为上岗，提职，分配都与文凭和职称挂钩。很多人就没心思搞工作，忙着搞文凭搞职称。初中的要读高中，高中的要读大专，大专的要搞本科，本科的要搞硕士，硕士的要博士。职称嘛初级的搞完了搞中级，中级的搞完了搞高级，高级的搞完了也差不多退休了。其实搞文凭容易，搞职称也不难，就是要花钱。
第三是择优中国现在总是觉得缺乏人才。朱总理去加拿大访问时，对当地工商业说，乱世出英雄。所以，只要解决了竟争问题，中国军事经济部门现存的种种问题如，人才使用，差别报酬，职称崇拜，官位迷信，人事路线，吹牛经济等就会一扫而光。务实精神会再此成为中国军事经济部门的主流，优秀人才会脱颖而出。现在中国要在军备竟赛中战胜美国，必须要用美国的竟争方法同美国竟争，提高中国军事经济部门的效率，这样中国人多的优势才能起作用。一句话，要参加国际大赛，先要搞好国内联赛。以下是网友“中方”的建议。在下认为如果中国真的这样作了，其对中国军事经济的意义不下于，1979年包产到户对于中国农业的意义，1980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对中国民用经济的意义。
前清时期的军事手工业生产
1.军事手工业基础
清较元明，社会经济有进一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有所提高。清军入关前，满族统治者十分重视与军事相关的手工业生产，纺织、冶铸、造船能力均有较大提高。如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冶铁和铸造技术，出现了专业的分工和具有专门的技术匠人，“银、铁、革、木皆有其工”，建立了军事生产基地。在都城赫图阿拉，“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冶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清王朝建立之后，相继采取一些措施恢复明末衰败的经济，农业和手工业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采矿业，在云南，自从康熙二十一年云贵总督蔡毓荣请允商民自行开采以后，矿厂逐渐兴旺，史称：当年蔡毓荣定云南诸矿厂征课额，“为额课之始然为数尚少，仅及令（指康熙四十五年）二十分之一也，至是而后，年增月加，盖又倍矣”。广东、广西、四川、湖南、贵州等省的矿业也很发达。康熙四十四年，商民何锡奉部文在广东海阳县仲坑山开矿，聚众至十余万。四川一宛水地方开矿，也聚众一万余人。矿业生产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
由于清政府放松对矿业的统治，雍正、乾隆时期，矿冶业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金银钢铁铅等各矿的开采，康熙五十九年共七十处。雍正十三年便增至一百六十一处，乾隆四十八年更增至三百一十三处，其中铜矿七十处，铁矿百余处，在半数之上，可见铜铁矿在矿冶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时，广东是铁冶最发达的省份之一。铁矿区基本上集中在潮州府。到清雍、乾以后，则向潮州府以外各府州县扩散，新的铁矿区不断涌现，如肇庆府的新兴、东兴和嘉应州等数处，当时，开采矿石和冶炼钢铁是结合在一起的。广东出产的生铁，惟罗定大塘基炉铁最良，悉是锴铁，光润而柔“，是制造兵器的好材料。该地冶铁规模比明代最大的遵化冶铁厂还要大，且使用机械力来操作，冶炼生铁的技术有了一定提高。史称，冶炼生铁的大炉，状如瓶子，底厚三丈五尺，高约一丈八尺，身厚二尺有奇，有二扇门式的鼓风设备。”下铁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车从山上飞掷以入炉“。与采矿业密切相关的冶铸业，在佛山非常发达。乾隆时，全镇已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昼夜烹炼，火光烛天。清前期冶铸业的发展，为军事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2.军事手工业管理
清军入关前，后金政权已十分重视发展军事手工业，建立了相应的军事生产管理机构。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建立了包括工部在内的六部，由工部下辖的虞衡清吏司职掌兵器制造，虞衡清吏司下设硝黄库、炮子库、枪子库、分掌枪炮弹药的制造和贮存事宜。
清建国后，顺治初年设立了管理兵器制造的机构“鞍楼”。顺治十一年，改为兵仗局。十八年又改为“武备院”。武备院下设御枪处及内火药库，分别收藏御用枪炮及火药。当时，军事生产大抵沿袭明代后期的各种制度。兵器生产由中央和地方分别实施。火药制造由工部所设濯灵厂统管，并命大臣监督制造。凡八旗所用火器，都由兵部定式，交工部安排制造。前线所需的火器，可由各省督抚奏报，经批准后，可自行制造。
康熙朝对兵器管理和制造制度作了一些调整，规定兵器的制造，包括兵丁随身所用兵器以及火炮、舰船的制新修旧等，由工部和兵部分别职掌，工部负责兵器的制造核销，兵部负责兵器的经发核查，即所谓“造作军器，职隶工部，而给发则兵部掌之”。
当时的兵器生产，有冷兵器和火器两大类，清政府对冷兵器的生产管理权适度下放，无论自备和官备部分，大多由各地方省府州组织生产。然而对火器的管理特严，一般由中央政权所属系统管理制造，并严令各地督抚，如若生产制造，必须报清兵部、工部批准后，才能就地设丁制造。凡大型和精良的枪炮，外地一律不得擅造。就是各省多余和退役的废旧火炮，都要按规定解送京师，或整修改装再用，或溶铸新炮。
为了加强对火器生产的垄断和有力控制，中央政权实行集中管理。根据当时的需要，朝廷在北京设立了三个制造枪炮的厂局，一个设于紫禁城的养心殿，所造枪炮称为“御制”，专供京师守备和满人八旗所用；一个设于景山，其枪炮称为“厂制”，质量稍次；一个设于匠营，其产品称为“局制”，主要供汉军之用。养心殿造办处是当时朝廷的主要造炮场所，比较重要的火炮，都由皇帝亲指派官员督造。后两个厂局归工部管辖，每年的造炮数量视需要而定。枪炮制成后，要由皇帝钦命官员进行验收，合格后才能入库收藏和分发军队。
3.兵器的制造
清一代的兵器种类繁杂，据史料记载，兵器有冷兵器和热兵器两大类，有刀、枪、炮、甲、船几大项，品种数百。其中：刀之属有刀、朴刀、挑刀、腰刀、斩马刀、滚被双刀、牌刀等数十种；枪之属有长枪、雁翎枪、梨花枪、虎牙枪、鸟枪、虎枪、排枪、马上枪、神枪、三眼枪、四眼枪、威子追风鸟枪等数十种；炮之属有母子炮、威炮、红衣炮、西洋炮、连球炮、地雷炮、大将军炮、二将军炮等近百种；甲等属有铁盔花甲、裙袖素甲、无裙袖素甲、绵甲等数十种；船之属则有大鸟船、小脚船、马船、水底木贡船、四桨船、六桨船、八桨船、赶缯船，双蓬船、沙船、快船、急跳船等数十种等等。
顺治朝，初期清军所需的兵器，大多利用明降军的西洋火炮和明自制火炮。随着政权的逐渐巩固，朝廷在北京设立炮厂与火药厂，制造各型火炮。八旗所设兵器、火药制造房，已超过一百间，但规模比较小。
清前期兵器制造的高峰，是康熙年间，军事手工业规模扩大，兵器种类增加，尤其是热兵器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综观清前期军事手工业状况，兵器制造大项有以下几种：
（1）单兵枪
清前期，单兵枪统称鸟枪，共五十八种。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有：御用枪、线腔枪、燧发枪、兵丁鸟枪。御用枪是为皇帝和王公贵族行围打猎或护身所用，设计美观、工艺精细，造型别致，多选用名贵材料制造，具有工艺的性质，但产量有限，且实战价值不大；线膛枪为直槽式，枪身全长一千五百毫米，枪管长千零六十五毫米，口径十六毫米；枪管安有准星、照门，其下有两上叉架；燧发枪全长千一百八十五毫米，管长八百八十毫米，口径十七毫米，枪机的龙头衔有火石，前竖火镰，火镰兼有火门盖的作用，扣动板机后火石与火镰猛烈撞击，引燃枪膛中的火药，将弹丸射出；鸟枪长二千零一十三毫米，枪托下有叉脚，火绳点火，性能较差，威力不大。除上述枪外，还有花枪、交枪、线枪，奇枪等单兵枪。清单兵枪、形制杂乱、规格各异，发火方式落后，杀伤力低。
（2）火炮
清前期的火炮一般以炮身重量区分为轻重两种类型，四百斤以上为重型，四百斤以下为轻型。
重型火炮有天佑助威大将军炮、神威大将军炮、神威无敌炮、浑铜炮、武城永固大将军炮、神功将军炮、制胜将军炮、木镶铜炮、九节十成炮、岸防炮等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重型火炮有以下几种。
一是神威无敌大将军炮。该炮为大型攻城炮，制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共五十二门，其中有铜炮八门，各重二千二百七十四斤，长七点七尺，口径一尺，铁弹重八斤，用火药四斤；另有二十四门铁炮，各重一千六百一十三斤；还有木镰枪二十门，各重八百七斤。这种炮与神威将军炮、龙炮、子母炮、远威炮一起，在收复雅克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武城永固大将军炮。制造于康熙二十八年，共六十一门，重三千六百斤至七千斤。炮身前细后粗，有八道宽箍。炮尾有盖如覆盂，上有球形尾珠，炮用铁轴炮车运载。炮管口径十六厘米、长三十三厘米、弹重十公斤，装药五公斤，威力较大。
三是九节十成炮。炮身分九节，各节长短粗细相同，使用时，将各节相继旋接，组成炮身。全重七百九十斤至七百九十八斤，载于四轮车上。炮身前后有瞄准装置，是构造较为特殊的大铜炮。
四是重型岸炮。嘉庆、道光年间制造，重一千五百斤，炮身长二百三十五厘米，口径二十八厘米，属守城炮系列，安置于厦门海口作岸防炮使用。
轻型火炮有龙炮、神威将军炮、子母炮、奇炮、神机炮、神枢炮、得胜炮、威远将军炮、严威炮等，具有代表性的：
一是奇炮。康熙二十四年制造。形制如佛郎机，炮身长五点五六尺，重三十斤，附子炮四门，铅弹重二点五两，尾部装弹发射。
二是神枢炮。用铁铸造，仿制于明朝神机炮。长二点六五尺，有六道箍，无瞄准装置，载以四轮平板车。嘉庆四年，改为得胜炮。
三是威远将军炮，属射远型火炮。该炮有两种制品。其一为康熙五十七年制造，铜制，长三点一尺，重一百七十斤，发射十九两重铅弹。其二是康熙五十八年制造，铜制，长三尺，重一百四十斤，发射十五两重的铅弹。这种炮大多用于守城。
除重型、轻型各类火炮外，还有两种类的短管炮。即冲天炮、威远将军炮。这种炮容易携带，便于行军，常使用于征伐战争运动之中。如清在平定大金川之战中，多次使用这些炮轰击石碉、官寨，往往击毁其中十之八七，是清军取胜的重要火器。
4.火器的生产由盛转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器的国家之一，其火器制造技术，使用范围，种类数量，长期优于其它国家。但是，从十六世纪中叶起，西方国家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力，迅速追了上来，尤其是火炮的制造和运用优于中国许多。十七世纪初，明朝为抗击后金军的军事进攻，开始引进西方红夷炮，从而引发明末火器发展浪潮。清王朝建立后，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由于全国统一战争基本结束，各地局势趋于稳定，火器制造逐年减少，曾一度出现停息之势。
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起。为了出兵平乱，清王朝又重新重视火器制造，出现造炮高潮。十三年八月，康熙谕示兵部：“大军进剿，急需火器，著治理历法南怀仁（比利时人，1657年来华，通多种科学技术）铸造火炮”，并要求制成的火炮要适应南方的地形特点，便于在战场上机动。此后，康熙多次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火器制造，并数次观摩火炮试射，并要求迅速将造好的火炮及时转输前线将士。二十年八月，在南怀仁督造下，铸成二百四十门神威将军炮，经过几个月的实弹演习，命中率甚高，证明质量较好，有的炮在发弹三四百发后，仍完好无损。由于南怀仁造炮有功，二十一年四月，康熙封他为工部侍郎，专掌铸炮之事。康熙二十二年，清廷为驱逐侵占雅克萨的沙俄军队，再次出现火炮铸造高潮。仅用两年时间，又铸造铁心铜炮八十五门。史载康熙时期（1662—1722），共制造大小铜铁炮九百余门（不含地方制造），这些火炮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雅克萨、平定噶尔丹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了雍正朝（1723—1735）时，又把骑射奉为“祖训”，要求在营兵丁“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推行“只有马上枪箭熟悉者”，才能“勉以优等”的保守政策。于是，兵丁纷纷弃习鸟枪而尚弓箭，致使枪炮等火器的研制开始衰萎。雍正一朝所铸火炮寥寥无几。从此之后，清王朝的火器制造每况愈下。乾隆时期（1736—1795），清廷制造的八十五种火炮，没有一种是创新炮种。嘉庆时期（1796—1820）造炮不过五十五门。改制的“得胜炮”，射程只有一百步，还不如原来的旧“神枢炮”。道光年间，火炮制造全面衰退，既无性能上的改良，更无铸炮理论和技术上的创新。直至1836年，清王朝面对西方各国的步步进逼，才不得不提出“军诸利器，枪炮为先”，但不久又继续强调枪箭并用，不容偏废。1840年当齐齐哈尔等地请求造炮时，清王朝只能令工部按《皇朝礼器图式》神威将军炮的尺寸粗制滥造。因此，在鸦片战争前，清军的火器装备落后，而且数量不足，冷兵器成为战争的主要工具。
西方军事经济的崛起和中国军事经济的衰落，使中西军事力量形成强烈的反差。当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入侵时，中国就难以作出果断而有力的回应，给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
前清时期的军事生产管理机构
清入关之前，军事生产管理机构不健全。军事生产以部落组织为基础，一般女真人“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平时耕猎，战时出征，其首领即是政治长官，又是军事统帅和生产组织者。由于军事生产力薄弱，军事后勤保障不力而影响战争的事情时有发生，清军“进守无兵，驻守无粮，旋得旋失”的弱点日益暴露出来。为解决长期以来“饷绌兵单”，顺治将后金官制与明朝官制结合起来，健全和发展了努尔哈赤始建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由最高统治者与八旗大臣共议国政。他们定期开会，“协议国事，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使清朝有了军事生产的最高议行和决策机关。清入关之后，在大清军事财政体制尚未完善之前，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军政大计，包括军事生产决策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史载：“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每朝期，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有关军事生产、军品储备、军事运输、军品分配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往往由他们商议后做出决策。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顺治皇帝根据明王朝的官制体系，在中央建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根据《大清会典》、《会典事例》、《六部则例》，各类军事生产分别由户部、兵部、工部管理。
武器装备的生产，主要由工部负责。工部下辖的虞衡清吏司，职掌兵器制造。虞衡清吏司下设硝黄库、炮子库、枪子库、分掌枪炮弹药的制造和贮存事宜。顺治初年还设立了管理兵器制造的机构“鞍楼”。顺治十一年，改为兵仗局。十八年又改为“武备院”。火药制造由工部所设濯灵厂统管。火器由兵部定式，交工部安排制造。康熙朝火炮、舰船的制新修旧等，由工部和兵部分别职掌，工部负责兵器的制造核销，兵部负责兵器的经发核查，即所谓“造作军器，职隶工部，而给发则兵部掌之”。为了加强对火器生产的垄断和有力控制。中央政权实行集中管理。如朝廷在北京设立了三个制造枪炮的厂局，除火炮厂都由皇帝亲指派官员督造外，其它两个厂局归工部管辖。此外，工部还设有屯田司专门管理屯田事宜。
户部是国家最高财政机关，“掌天子之地政其版籍，以赞。上养万民，凡赋税征课之则，俸饷颁给之制，仓库出纳之数，穿陆转运之宜，百司可达于部。”户部“掌军国支计，以足用”，全面负责军资的估拨、支出、奏销、稽查。皇帝对军事生产十分重视，很多有关军事生产方面的重大问题，指令户部与兵部、工部合议。皇帝有时还间委军机大臣管理户部。户部在军事生产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不仅直接管理运输、仓储等业务，几乎所有的军事生产费用由他预算、总成、支出、奏销。军事生产所需的主要物料大多出自户部。如下设宝泉局三库，即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它们既是分掌管银、绸缎布匹及颜料等钱物的出纳，又是中央银钱出纳和各省起解物料和绸缎布匹的总库。许多军事所用之钱物，皆出于三库。另外，还建有具有军事性质的京通十三仓。凡各省运京之漕粮，按种类或支入用途分存各仓。白粮专供内府王公官员等食用，一般粮供发放八旗官兵俸米与养马饲料。
兵部在军事生产的运筹、管理方面也有一定作用。如兵部设有武选清吏司、车驾清吏司、职方清吏司、武库清吏司。他们也是专门管理军资的机构，如车驾清吏司掌“驿传邮符，中外马政”，管理八旗、绿营的马匹定额和牧放，在各边防之地设马厂、驼厂以畜养备用，并管理驿站人夫、车马、船只和经费，并设有马政科负责购买军马；职方清吏司设有督漕科，管理漕运；武库清吏司设有俸粮科、营科，分别管理兵粮和军营建造。兵部还设有武库司管理兵器和兵籍。
晚清时期的军事生产
晚清时期的军事生产布局
1.军事农业生产布局的调整
晚清时期的军事生产布局，是在中国失去完整主权，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外力强行打入中国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侵略的痕迹。晚清时期的军事农业生产布局，尽管主要的是本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内在质变的结果，但这种军事农业生产布局的形成，主要不再是以防范周边异族军队的入侵为目的，而更多的是考虑对付世界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对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在北部和西北部边疆的蚕食，在内地军事屯田日益衰落的情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有军事选择性的在边境屯田，如1874年，左宗棠兵进新疆，大力推行军屯，以供兵饷。与此同时，组织边民大兴民屯，建立守边军事农业生产基地。
长期以来，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行封禁政策，禁止商民到边疆地区进行贸易和开垦，尤其是禁止移民东北。随着边境形势的日益恶化，清政府不得不调整政策，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放边禁，移民实边、移民开垦。咸丰十年（1860年），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以后，清政府解除东北移民的禁令，鼓励内地移民东北。1902年，清政府又宣布取消“封禁”蒙地政策，准许内地居民到蒙古地区开垦土地。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带来劳动人口分布的变化。移民实边重点地区——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等省，人口密度明显上升，如1904年，东北人口估计已达到1700万人。而原来人口密度最高的江苏、浙扛、安徽、福建等省的人口有所下降。随着劳动力人口的转移，使西部、北部边疆的军事农业生产得以发展。清末，仅黑龙江土地耕种面积增加到580000顷。军事性农业种植，不仅发展边疆经济，而且对外敌造成一种威慑力量。日俄战争后，俄国陆军大臣鲁巴特金在一次谈话中说：“俄国最惧者，为中国之移民于蒙古北境盖沿西伯利亚之国境”。说明晚清时期的对边疆政策的调整所造成的军事农业生产布局，在巩固国防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近代军事工业生产布局
晚清时期，尽管北部、西北部边疆危机始终未绝，但外敌入办，以被军需，而收利权。“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中国自行仿办，权自我操作，彼亦无可置喙。”洋务派为“求富”而提出的“分洋商之利”、“保我权利”的口号，反映了对外国经济侵略的不满和抵制，刺激了中国民用工业的创建。
洋务派从“求强”到“求富”的演变，对后期的军事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人们在提及增强军事实力时，总与治理财政，发展经济联系在一起。1895年7月16日，刘坤一在《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提出“变法”口号，主张采用西法练兵、用人、理饷。这一主张得到光绪帝的支持。7月19日光绪下谕旨说：“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为先……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于是，新式陆军、铁路、矿务、银行、教育等均先后较大规模兴办。
1896年，盛宣怀在《条陈自强大计折》中，把练兵、理财、育人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提出发展军事工业和增强军事实力，不能只依靠官力，而应“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在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之初，实行封建军事垄断，洋务运动完全以靠国家财政来推动，后来才逐渐发展为官力与商力并用。盛宣怀这里主张“藉商力”来发展军事生产，是对洋务派“求强”、“求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求强”到“求富”思想的演变和发展，甲午战争后新办企业基本以商资为主，所借洋债亦以公司名义举借，不由政府出名。原来由官本官办者，大多改为商本商办。当时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于1896年招商承办就是其中一例。中国工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坚实了近代军事工业生产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