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军事生产布局
正当南宋政权江河日下的时候，北方大漠上的蒙古族日益强大。公元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公元1269年，世祖忽必烈南下据汉地建国称汗，建元中统。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中国。元朝传12帝，立国98年。公元1368年，元被朱元璋领导的明军推翻。由于元朝以少数民族建国，军事生产布局具有鲜明的“蒙古本位”的特点。
蒙古族是一个善于征战的民族，统治者深知军事生产，尤其是武器装备生产的重要性，因而十分重视军事生产布局。根据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军事手工业生产布局的重心是放在国都及其附近。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代主管军工生产的武备寺下辖有提举司14、甲局17、弓局3、弦局4、军器人匠局4、军器局7等数十个武器装备生产及管理单位。其中主要生产能力分布于元大都，以及与大都连为一体的大同、太原等战略地带。元统一全国后，在各地相继建立一些军事手工业作坊，但有严格的限制，即地方官府和民间工匠都不得随意制造兵器。元统治者还规定，民间不得私藏武器。蒙古军南下灭金伐宋时，每战一地，都要下令收缴兵器。对收降军队的兵器控制也十分严格，如新附军只有在作战时或出戌时才许持有武器，用过之后就要交纳仓库统一保存。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则不受此限制。元朝的军事手工业生产布局及其有关的法令和规定，反映了元朝政府对汉人、南人的恐惧和歧视。此外，元统治者还禁止武器向海外出口贸易。
元朝的军事农业生产
蒙古建国之初，畜牧业是军事经济的基础。随着战争的发展，蒙古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畜牧业生产。尤其是忽必烈即位后，已把农业生产放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史载“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当年就立十路宣抚司，“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游惰”。第二年立劝农司，设各地劝农使。第三年，就命中书省、宣抚司、诸路达鲁花赤、管民官“劝诱百姓开垦田土。”1270年，又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每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是晓农事者一人为长，以教督农民为职。三年之后又颁行《农桑辑要》之书于民，指导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积极组织军民屯田。
最初的军屯，是由归附于蒙古的汉军将领来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解决蒙古军队的粮食不足的问题。由于军屯成效显著，使蒙古军在与南宋军队战争中得以坚持多年。于是，统治者便把军屯作为军队一项重要的军事活动手段。基本是“敌至则战，退则耕田，”每征一地，如果久攻不下，部队就屯驻下来垦荒屯田，以满足战斗中粮草需要。元朝统一以后，忽必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军屯制度。据不完全统计，元代的屯田总数已超过十七万余顷，其中大部分为军屯。
元朝的军屯是军事体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按照军队组织系统进行管理。在中央，侍卫亲军各卫，都设有屯田千户所，专门组织屯田事务。另有左、右翼屯田万户府，地位与侍卫新军务卫相等，都直隶枢密院。参加军屯的人数很多，待卫亲军各卫因有宿卫任务，抽出一部分参加屯田。而屯田万户府则以全部人员从事屯田。首都大都周围的军屯，主要由亲军各卫和左、右翼屯田万户府组织，地方则由各万户府调集军人屯田。最高统治者十分关心军屯，有关军屯事宜，必须由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呈报皇帝批准。但屯田的籍册，则由皇帝责成中书省户部保管，这充分反映，元统治者已把军屯纳入国家财政管理范围。
屯田士卒耕种土地多少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因地而异。北方地广人稀，每个屯田军士五十亩左右；南方军屯标准适度减少，平均每个屯兵耕地十五亩。由于屯田的籍册在户部，军队屯田的收入要交纳国家。这种粮食既是地租，又是赋税。军赋的交纳标准南北不一，基本原则是按耕地多少量定。北方军屯地多，有的地区人耕五十亩，亩纳六斗，共计三十石。而南方屯兵人均十五亩，按亩纳六斗计，合九石。事实上，南北军屯并非都是这样一个标准。一般说来，户部对军屯赋税征纳是比较灵恬的。
统治者对军屯是比较重视的，年年对军屯进行检查评比，并以军屯成效如何作为军官奖罚升降的重要标准。如果军官管辖的田地不够规定的数额，所收粮食数不足，或者耕牛死疲弱数多，就要受罚；如果军官管辖的军屯，粮食收获量大，耕牛肥壮，上纳赋税没有欺隐，则给予奖励。
元朝军队的军事屯田，对支持国家财政，弥补军需不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军屯内部一直存在着难以克报的种种弊端。主要是军屯官吏贪污和压迫剥削屯军的现象十分严重。元代后期，曾经兴旺一时的军事屯田完全废弛。
元朝的军事牧业生产
作为以弓马之利取天下的蒙古族，视马如命，因而对马政建设极为重视。为了增加牧马数量，增强骑兵力量，蒙古族不断扩大草原面积，由游牧漠北一带，逐渐扩大到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至大沙漠，北达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蒙古人勤劳勇敢，英勇善战。从小一边放牧，一边练习骑射，整天随马出入，“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牧养。”为了确保军马数量，统治者不仅要求部族男子作战自备军马，而且要求牧民每年定期向百夫长，千夫长献马若干匹。所以，自古以来，蒙古国的养马业十分兴旺。
进入元朝之后，因军事斗争的需要，牧马业又有新的发展。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在朝廷专门设立了掌管马政的郡牧所，隶属太府监。以后又把群牧所升为尚牧监、太仆院，最后改为太仆寺，直接隶属于中书省。在全国建立了十四个大牧场，东至朝鲜南部，西至甘肃，南暨云南，“周回万里，无非牧地”。牧场设有千户、百户进行管理。和军队一样，牧场的千户、百户也是世袭的，反映了元朝马政的军事性质。朝廷对马政管理极严，每年太仆寺官员都要巡视全国各牧场，进行普遍检查，一一核对马匹数量。隶属太仆寺的马，要在左股上烙以官印，称为大印子。由于朝廷重视、管理严格，官府牧场亦有很大发展，“太仆之马，殆不可以数计。”官牧、军牧的发展，致使元朝养马，一时达到极盛，骑兵大有发展。蒙古军、探马赤军官兵几乎人人有马，而且一个骑兵有三至五匹马备用，除了用马奶充饥外，在行军和战斗中冲击时马匹可以轮换使用。汉军和新附军中也有骑兵。
官府牧场养殖的马匹，绝大部分保障军队需要，只有一小部分满足皇家乘骑、仪仗以及生活需要。由于元朝军队以骑兵为主要兵种，在战争频繁、军马消耗过大的情况下，仅官府牧马还不能完全满足军事上的需要，因而官府还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民间养马。元朝鼓励民间养马，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而且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军牧生产范围，解决军马不足的需要。因为元廷有一个成文的规定，“军事紧急，比及和买，诚恐迟误”，官府可以随时在全国各地征调军马。
蒙古国在牧民中征发军马，主要是采取“抽分”和“刷马”的办法。所谓“抽分”，就是在牧民中征收马、牛、羊等。元廷规定：“探马赤军马、牛、羊等一百口，抽分一口。与下户贫乏军接济物力。”一般蒙古部民不足一百者，见群充分一口，探马赤军人所属牧群不足一百者，则可因“军与其余百姓不同”而免去抽分。
“刷马”政策，就是强夺民马。蒙古兴起于北方草原，“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元朝建立之后，元军仍以骑兵为主要兵种，南北征战皆借助于马力。因而马匹对元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元朝中央财政十分困难，不可能提供大量经费支付巨大的购置军马费用。于是，元制定了在民间“刷马”、“括马”、“和买马”制度，来满足军需。按照这种政策，每遇发生重大军事活动时，政府可以临时发布命令，强搜刮民间马匹，并称为“刷马”、“刮马”（也称括马）。也可以采取“和买马”办法征集军马。实际上，“刷马”、“刮马”、“和买马”都具有强制性，政府虽然要拿出一点钱物支付，实际并不按市价交易，只是给少量的纸钞或实物（如布匹之类）作代价。在国家财政匮乏，而军事需要甚急时，官府常常一点不给。这种“刮马”制度，从元初一直贯彻到元亡。早在窝阔台汗统治起，就不时发布命令强行搜刮民间马匹，到忽必烈时，先后五次命令“刷马”、“括马”，而且数目惊人。如至元十三年，二十五年两次“刷马”，超过二十二万匹，最后一次是至元三十年（1293年），计划刮马十万匹，由于“刷马之故，百姓养马者少”。结果只刷到七万余匹，反映了统治者的“刷马”政策影响了民间的养马积极性。“刮马”政策也是一种种族歧视政策。元政权在“刷马”、“括马”、“和买马”过程中，蒙古人、汉人，以及官与民持不同的标准。一般说来，蒙古人与官员（包括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官员）可以得到一定照顾，允许保留部分马匹；汉人、南人百姓则往往全部征收。因为在元统治者看来，马匹是最要的作战工具，搜刮汉人、南人所有的马匹，既可以保障作战之必需，又可防止汉人、南人的反抗。所以在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统治者千方百计在民间“刮马”。仅至正十六年（1356年），就“以今秋出师”为名，“和买马”六万匹。“刷马”、“括马”政策，实际上是不经过财政，把军费直接转嫁到人民身上，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只能激起更多的人民群众起来反抗。元统治者的“刷马”“括马”政策也造成民间养马业的极大破坏。为了从民间征发很多军马，统治者还严格民间马的使用，忽必烈曾下令禁止人民用马拉车、拖碾和耕地，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和运输。
随着马政的发展、军马的增加，蒙古贵族王公和蒙古军队抢夺民田，圈占牧地的事时有发生。史载：“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山东滨州一带的军队“多占民田为牧地，纵牛马坏民禾稼桑枣”。这些行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元朝的军事手工业生产
1.兵器制造
元王朝统治者以兵战立国，十分重视军事生产，尤其重视兵器制造。为了加强对军事手工业的监督和管理，元朝政府设立了武备寺（最初名军器监，后改武备监，又改为寺），专门管理兵器的生产、贮存、发放。武备寺秩正三品，级别很高，与最高军职将帅相当。武备寺下辖仓库、甲局、箭局、弓局、军器局数十个单位，分散在全国各地。地方官府和民间工匠都不得随意制造兵器，也不允许民间私藏武器。蒙古军南下灭金伐宋时，每战一地，都要下令收缴兵器。对受降军队的兵器控制也十分严格，如新附军只有在作战时或出戍时才许持有武器，用过之后就要交纳仓库统一保存。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则不受此限制。
为了发展军事手工业，元朝十分重视搜罗技术工匠。凡屠城，“唯匠者免”，每占领一地，都注意掳掠被征服者的器物和工匠。官府对于技术工匠管理甚严，归兵部的工匠（即军匠）入军籍，归工部者入匠籍，不入户部所管的版籍之中；凡系官匠户地位皆世袭，免除官工场制造以外之差科；官局匠户眷属之婚配，亦受官府之管制。这些特殊规定之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更多更新的兵器。
元朝军事手工业生产的武器，有冷兵器和火器两大类。冷兵器种类很多，长兵器类有枪（矛）、长柄刀、朴杷等。形制与前代相比，有较大变化。如生产的长枪，在铁颈上有一钩，便于把对手从马上拉下来。这种武器与中国传统的单钩或双钩枪相似。属于短兵器类的，有刀、剑、斧等，形制也有变化。如刀，轻薄犀利，略弯，可能是仿效“回回刀”的样式。属于抛射兵器的，有弓、弩、炮（抛石机）等。弓箭是马上主要兵器，元代骑兵最盛，弓箭制造数量最多。在对金、宋作战过程中，蒙古军学会了使用弩和炮。所以元时，统治者十分重视对炮的制造。炮的种类和数量较前代，都有所增加。属于防卫武器的，有盾牌和盔甲，盾牌有旁牌、团牌型状，用皮革或柳条制成。还有一种叠盾，“其制张则为盾，敛则合而易持”，“古所未有。”甲的形制比较多，有皮甲、铁甲。头盔上部用铁和钢制成，保护颈部的部分由皮革缝制。火器在元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蒙古军在西征、攻金、灭宋的战争中，就生产并使用了毒火罐、火箭、火炮等。1258年，蒙古军攻报答（巴格达）时，就使用了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至元十一年（1274年）和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军两次征日本，曾使用了铁火炮。元朝在南宋发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造了金属管形火器。现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仍保存着一尊至顺三年（1332年）制造的铜火铳，这说明在十四世纪上半期，中国已发明并生产了火铳。比欧州现存在古代金属火炮要早约半个世纪。元末农民战争中，火铳已为农民军、元军双方广泛使用。火器在元代战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愈来愈重要。元代军事手工业的革新进步，促进元军队建设。元军事力量由单一的蒙古骑兵，发展成为具有步兵、炮军、弩军、工兵、匠兵、水军多兵种的军队。不仅能适应陆地作战，而且在江河湖海也能一展雄姿。在作战方法上，由单一骑兵野战，发展为既可进行防御战，又可进行攻坚战。军事活动的领域更加广阔。
2.舰船制造
从唐代中期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以海道为主。海外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对造船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再加上大规模的海上漕运和开展海上军事活动，建造了大量的江海船舶。元代的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水平都超过了前代。
元代造船业的发达，主要集中在造船能力十分惊人。尤其是军事舰船生产能力有很大提高。元代战船有很多种类。总的说来，可以分为内河船和海船两大类。“海船重大底小，止可海内行驶”，在江河类行驶不便。海运开辟之处，“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进行探索性试航。江船相对较小。无论海船还是舰船，都以“料”为计算单位，一料一石，百料船载重100石。海船一般载重千料、二千料或者更多。江船则载重三百料、五百料居多。
从军用船只的种类来看，有漕运船只和兵船。漕船军民兼用，造船规模巨大。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二月，为济州河运粮，一次就造船3000艘。兵船的造船能力也不小，据不完全统计，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到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的22年间，共造江船8000艘，海船9800艘，合计17800艘。在当时的情况下，兵船常常是作战与运输两用。史书曾有过相关的描述：“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包括弓箭手和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石油弹战士……这种船船桨（应译为橹），一桨旁聚集十至十五人，站着划船，船上造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这样的船载重量大约在300吨左右，比当时波斯湾一带的船只大得多。由此可见，元代的造船能力和造船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