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与周作人
废名（1901—1967），是中国现代作家里名气极大的一位，也是读者很少，最寂寞的一位。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童年在乡下读私塾，乡间小桥流水的秀美风光，四祖寺、五祖寺禅宗圣地的香火，给他留下永难磨灭的文学记忆。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便学习写作，是“语丝”社成员之一，从1926年起，用笔名“废名”发表作品。1929年从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留校教书。已出版了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不久，又陆续创作并发表了长篇代表作《桥》的一些篇章。1930年创办《骆驼草》杂志，该期刊体现周作人平淡隐逸的文学风格，成为“京派”作家又一个阵地。
当时被称周作人三大弟子之一的废名利用假期，常卜居京郊西山，潜山创作，遂又创作了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周作人特为之作序。
抗日战争爆发，携家人回到故里，在黄梅小学任教，过了五年多清贫日子。日寇投降后，重返北京大学教书。后将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写入自传体鲜明的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
废名早期的乡土写实小说，已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不小的反响。沈从文小说的田园诗风格，即受其一定的影响。废名的早期小说《浣衣母》《桃园》等叙述乡间儿女翁妪间的冲淡故事，有一种沉静之美。鲁迅对他这些作品评价尚可。但鲁迅对他的中期《桥》以后的小说，评价就不高，认为“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与鲁迅持不同意见的周作人、沈从文、朱光潜诸人，对废名作品则有所肯定：“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偏重人物对自然景物的反应”，“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认为他的艺术个性与独特尝试是有文学史意义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废名的小说从探求人性向关注社会转化。
废名的散文化小说，对“京派”文学的渗透力较大。沈从文、何其芳等稍晚于他的作家，都从废名那里汲取了营养。后来的汪曾祺直到何立伟等，真正显示了废名的深长的文学价值。
1949年后一直在大学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从北京调至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停止了文学创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新民歌、美学、鲁迅等学术研究。甚至还有《******同志著作的语言是汉语的规范》这样的论述。1956年当选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政协党委等职务。
“****”间的1967年，因患胃癌逝世。临终前喃喃自语：“中国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不到它的结果，我是很不甘心的。”
废名，自小生活在家乡的小桥流水、沙滩枫柳之间，整日沉浸于四祖寺、五祖寺禅院圣地，人也就被熏染得有了空灵性，文章尤具空灵之气和禅味。他最带禅机的话，是“最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最不高兴我的文章的是我自己”。废名曾一度厌世，心好佛老。
20世纪60年代初，我正读大学，一天出我家遂安伯胡同东口，横穿南小街，进东总布胡同，到严文井家。严文井正与楼适夷闲聊，后来就讲到废名，说他的小说的诗化表现云云。严文井对我说，不要读他的东西，太空灵又太晦涩。
后来就产生阅读废名的愿望，只是他的信息太少，文学史也忽视他。说来很巧，在爷爷的书房里，竟然翻到一本周作人的书，里面有《怀废名》一文。文中说：
余识废名在民十（一九二一年）以前，于今将二十年，其间可记事颇多，但细思之又空空洞洞一片，无从下笔处。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所写文章甚妙，只是不易读耳……废名在北大读莎士比亚，读哈代，转过来读本国的杜甫、李商隐、诗经、论语、老子庄子，渐及佛经，在这一时期我觉得他的思想最是圆满，只可惜不曾更多所著述，这以后似乎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
后来又从图书馆借到废名的一些著作，对废名便有了大致的印象：敏而好学，天赋异禀，性格内向，狷而不狂，落落寡合。但对其人终归朦胧，模糊，加上不太喜欢他的作品，渐渐对他失去兴趣。
真正对他有所了解，是在1985年，我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废名的《冯文炳选集》之后。彼时，严文井已成为我的顶头上司、我社的社长。二十多年后，再与严文井重提废名，真的恍惚如隔世，之前谈废名，多谈他的消极，此时说废名，便多了些泉在涧石的意趣，他的“低徊”、“哀怨”成了耐人寻味的意境，似另一个世界的美丽的梦。曾在抗日战争前后写过长篇小说的严文井，似对废名格外偏爱。与汪曾祺谈到废名，他更是对废名充满敬意。和他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沈从文全集出版新闻发布会”上，他甚至开玩笑说：“废名是我的祖师爷。”他的作品的文字，有六朝、晚唐、南宋的影子，并脱口而出“求之六朝岂易得，去矣千秋不足论”。我才疏学浅，只好问其出处，笑曰：“《中国文章》。”于是再读废名。至今，废名美文所隐含的与道统、文统相异其趣的自由意志，仍令我如醉如痴，尽管他陌生的文字让我吃尽苦头。
（一）
废名的文名在当时响亮得很，但作品影响不大，有人如沈从文、汪曾祺重视，更多人并未重视。若谈到废名的狷而不狂，那可让人不能不敬重，其高洁的性情，至今为人赞叹。
废名家境殷实，童年在乡间读私塾。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迷上新诗，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对胡适、周作人等诸多领军人物非常崇敬。他从师范毕业后，到武汉一所学校教书时，已与湖北文化名人董心武、陈潭秋等人都有亲密交往，并开始给胡适、周作人写信。
1922年，二十刚过的废名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后入英文系就读。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虽然通信多年，但他与周作人初次见面，却在1923年9月。那时的废名，因文章在北大校园小有名气。周作人见到他时，读过他不少作品，尽管其文略带艰涩，但还是器重喜爱这位“面貌奇古”的学生。
1925年，废名的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曰《竹林的故事》。周作人欣然破例为这位文学青年作序。自此，大凡废名出书，皆由周作人作序，为周作人和文坛绝无仅有。几乎在同时，鲁迅也接见了废名。后来鲁迅在谈到废名的创作时，有三言两语的评价，如“冲淡中有哀怨”，不大“闪露”，这是褒；说废名小说的“直率”、“顾影自怜”，这是贬。褒贬分寸，恰到好处。
在周氏兄弟办的《语丝》杂志上，常发表废名的作品。1926年6月，在废名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脚在这荆棘的道上踏。”足见废名是很懂得鲁迅的。等到鲁迅自30年代始，站到了左翼的立场之后，废名很难理解鲁迅的抉择，旋即著文批判鲁迅连同左联，认为这是为“文士立功”，全然不顾师生情面。鲁迅也不客气，猛批废名，从此形同陌路，常常彼此写文刀兵相见。
1929年，废名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几经周折留校任中文系讲师。据汤一介回忆，废名初登讲台，第一课便讲与他有笔墨官司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废名历来快言快语，从不收敛锋芒。他将讲义往讲台一放，劈头便道：“谈到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我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此语一出，讲堂肃静，学生愕然。
说起来，真正彼此相知的，要算是他与苦茶庵了。废名与周作人既为师生关系，又有莫逆之交。1924年，废名致信周作人说：“我现在借得一笔款子，足够印行《黄昏》之用，恭请先生替我作序……我现在也有点畏先生，虽然明知道必定还嘉奖我。”《黄昏》后改为《竹林的故事》。几次想自费出版，又几次迟疑不决，体现了废名的浮躁和自卑。但对周作人的敬畏和“特殊的谦逊”打动了周作人。
1927年，因为留去的问题，废名致周作人的信中，体现了他的拘谨心态，书信说：“昨听说北大行将结束，则此地我实在不能再留。本想还留一年的，以学校住卒为藉口，只要邮汇通，还可以向家里设法弄钱，就在这一年内，尽力弄完《无题》。”接着写了不想回故乡，因为那里是“置自己于死地”，想去广州中文大学，想“请先生斟酌情形能否写信”“介绍”，是走是留“愿因先生决之”。从信中所述，废名完全把周作人当成友人和家长，向其倾诉，又向其求助。
以前很多文章都说废名自北大毕业后，是直接由周作人推荐而留校任教的，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经历了三年的努力，在胡适为废名作了一个任职资格证明，再有周作人的帮助，才在1931年底被北大接受为教师的。这从废名的1928年的日记中，也可得到证实，日记曰：“前日之来苦雨斋”，“可由先生介绍给我月二三十元一教职否？”证明废名毕业后，是失业的。
1930年，周作人等人办《骆驼草》。废名在此刊发表作品，其稿酬可勉强维持生活。1931年，废名又为工作奔走。废名再找周作人帮忙，足见废名是多么相信和依赖周作人。到1932年废名的《桥》《莫须有先生传》问世，其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为进北大任教铺平了道路。
仅从这几年看，周作人是热心地给一个外乡的学生很多的关照和帮助的，这令废名终身不忘。
（二）
废名的貌之奇古，言行乖张，音容笑貌，为众多文人的称引，但也多属奇谈甚或是美谈。如废名在北大教书，学生柴扉在《〈莫须有先生传〉的作者》一文中，有对废名这样的表述：“他说话时不住地摇着他的脚……黑皮帽，呢大氅，驼绒袍和短短的平头，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看他好像是个拘谨的商人。”
还有一篇《冯文炳的名该废么？》说：“京兆布衣周作人氏的三大弟子之一”，“他满脸是皮包骨头，而最显著的是两颗上门牙包也包不住，他穿布衣、布鞋，布……总不离他们的‘布’家之风”。甚至骂他“是一个十足的小丑”。
有骂废名的，更有不少力求写出废名真君子的文章。比如废名与好友熊十力的扭打“事件”，就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话说废名、熊十力往来密切，堪称好友，两人都研究佛学，常因观点不同争论不休，弄得四邻不安。忽有一天，争吵之声突然消遁，邻人好奇，前去探看，推门入屋，顿时大骇，原来二位学者竟扭打缠斗在一起。周作人曾对此记曰：“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烘烘地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怀废名》）
有些事，亦可见废名的情性。有一年，他独自一人发痴般在北京西山租了三间大房，一人住了好久。又有一年，他特为他所崇拜、爱慕的一个女人，写了整整一部诗集，却又始终没有向人家表白过一句。
废名有个好朋友叫袁家骅，是他的北大同窗，新婚燕尔，双方如胶似漆，废名看得眼热，便也把乡间的小脚夫人接到北京。废名夫妇常闹矛盾，吵吵闹闹。每到吵架后，废名便到袁家骅家去诉苦。废名在家受不了夫人的气，整天都躲在袁家，又闲来无事，就玩麻将消遣。袁家骅夫妇加上废名只有三人，就创始了“三人方城战”。方城之战原本玩玩而已，偏偏废名与袁夫人都太认真，常常吵得面红耳赤。不过闹过之后的第二天，又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继续“三人方城战”。玩麻将不妨碍他工作，抗战前一年，他为林静希《冬眠曲》作序，为程鹤西《小草》及《小园集》各作一序。
卢沟桥事变后，废名和他的老师周作人一样，没有随大部师生转到大后方。周作人留在北京的“苦雨斋”，废名躲到雍和宫西仓后院，与行脚僧寂照谈经说禅。后来回到老家湖北黄梅，在县城里一所小学教书。在此期间，废名潜心研究佛学，著有《阿赖耶识论》。后来在1949年废名曾给诗人卞之琳看，废名认为自己对佛学的理解“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
抗战结束后，废名经俞平伯的推荐，重返北京大学，任国文系副教授。1949年升为教授。废名从黄梅到北京，只带儿子，把妻子留在乡下。废名完全不懂家务，每到吃饭时，便拉着儿子到熊十力家去蹭饭。熊十力也未带家眷，却雇了个男仆人在家做饭。废名吃饱喝足之后，就与熊十力争吵。说熊十力的新作《新唯识论》如何如何不好。
（三）
废名一生都尊敬周作人。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附逆，被关进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监狱生活比起周作人的“苦雨斋”，自然要凄苦多了。在南京审判周作人时，社会广泛关注。这是由于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殊影响，他的个人选择就不再属于个人。郑振铎曾在《惜周作人》一文中，一方面谴责周作人“必败论使他不太相信中国的前途”；另一方面则对周作人事敌表示“痛惜”，甚至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
废名作为周作人的弟子之一，他当时也是同情周作人的，在他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坚持“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废名解释说：“知堂老一生最不屑为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入他的理智的深山”，“他只注重事功（这或许是他的错误！），故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
废名为周作人的辩护自然掺杂了太多的师生感情色彩，当然是站不住脚的，投靠侵略者，永远是民族的罪人，只能像秦桧那样，被人唾骂千古。但其敬师之情，其心其情亦可感人。
1947年12月19日，当时的最高法院对周作人作出最后判决：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处有期徒刑十年，裭夺公民权十年”。
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乘火车到上海。胡适不久也到上海。两位一起掀起新文化运动惊涛骇浪的勇士，因周作人拒绝，错过了见最后一面的机会。胡适曾约周作人晤谈，周作人知道胡适其意在劝他去台湾，故不见。周作人晚年忆起此事时，说：“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所谓诗者，系指卢沟桥事变后，胡适以诗劝他南下，注重文人操守。
周作人留在大陆，他自有权衡，他投日并未反共，他还有救助李大钊遗孤之举，还有帮不少进步学生去延安之劳，想必共产党也不会对一个过气的文人怎样。于是他于7月4日，亲笔给******写了一封长信。信中除歌颂共产党之外，便是为自己的罪责开脱。******见信后的反应，不得而知。据说后来将信转到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手里。后来从冯雪峰口里，知道他认为周作人写此信，无自知之明。但冯雪峰又关照有关方面，关心周作人，周作人始写回忆文章。
回到北京的周作人，在儿子周丰一的陪同下，重返八道湾。“苦雨斋”再无过去接待梁实秋那样的堂皇，清苦的日子使“苦雨斋”寂寥和清贫。
一直关心恩师周作人的废名，见周作人出狱后生活困顿，在别人避之唯恐不及，都怕惹祸上身的政治背景下，为老师热心奔走，并在北大为老师募捐。得知寒冬里“苦雨斋”寒冷难耐，废名想办法，为老师弄到一车煤炭，送到“苦雨斋”。为此，北大召开批判会，批判废名立场站到敌人一边。
文有奇气而生活平淡朴讷的废名，性格内向，习静思，言行乖张，狷介而又自卑。其性格颇为复杂。从对恩师周作人的表现看，他不啻一个重情重义，不委流俗的人。
文化人应读读废名，从他的作品中，可认识“五四”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时代，那时的文人是多么富有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