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惠的小女儿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父亲逝世的消息时，我惊呆了。文惠小我9岁，一向身体不错，且又懂针灸、按摩等自我保健法，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20世纪70年代，我认识了刘文惠这个“回乡知识青年”，初次交谈就很投机，自此我们便有了交往。
刘文惠到中宁县文化馆上班后，我们常在一起闲谈，什么小说的情节、散文的意境等，我们一起成长。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段“舌战群儒”的故事：
1973年，他创作了轻喜剧《枸杞红》。演出后得到了中宁县和银南地区干部群众的好评，认为这是难得的反映农村真实生活的好作品。身为革命老文艺家的姚以壮看后评价也很高。第二年被推荐参加自治区调演。谁知“高天滚滚寒流急”，正逢全国大批《三上桃峰》、《不平静的海滨》等作品。于是一些人跟风向《枸杞红》发难，说什么该剧“反对江青同志的指示”，“反对样板戏创作原则”，“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等，大帽子扣了不少，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别人发言，他一直做记录。待主持会议的人让他表态时，他想，反正我是个社员，你总不能把我开除社籍吧？便豁出去孤注一掷。借力打力更有力。他搬出“老人家”的大矛，运用中宁农民的生活实际和他对农民问题的思考，针对激进分子们的“左盾”，一一直刺，最后又不管不顾地调侃说：“毛主席讲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要亲口尝尝。你们谁愿意和我一同到枸杞之乡住个三年五载，写出更高水平的剧本来献给宁夏人民？”
无人回应，总结会无果而终。
刘文惠既有清贫的书香之气和质朴无华，又有寒门天才的自信与傲骨，他告诫我：“软与硬是个哲学问题，在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上，一定要坚持自认正确的观点，还要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只有把智慧和胆量恰当结合好，才能使自己清白，不被玷污！”这就是真实的刘文惠，一身正气，不从俗、不媚上，有骨气。我知道他思想深刻，有远见，秀外慧中，对戏剧很有研究，我们探讨戏剧的人物设置，对话技巧、冲突铺排等，他可以称得上我的老师。
1980年，在中宁县委宣传部倡导和文化馆的主持下，经大家共同努力，《鸣雁》杂志编辑部成立，刘文惠与我都参与工作。出版了中宁县有史以来的第一本文学刊物，也是银南地区乃至全宁夏最早的县级文学期刊，促进了中宁县文学事业的发展。
3年后，刘文惠从中国戏剧学院编剧系深造回来，他的思想、理论与艺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为创新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他创作的《妻哥妹夫》、《汪来喜》、《寻鸡》、《提干之前》等作品不断获奖。
刘文惠淡泊名利，在我跟前从没提起过什么奖项啊，这个那个头衔啊等。谈的总是他又在构思什么，下部作品怎样才能“更上一层楼”。山不厌高，他始终追求上进。
刘文惠是个很讲情义的人。他虽身为高级编剧，又创作了很多获奖作品，有的电视剧还上了中央电视台，但他的骨子里还保留着农民的真挚与朴实。去年7月，我由京返回宁夏悼念亡妇，在中宁县见到了他。谈起个人的成长时，他念念不忘《鸣雁》、《文苑》、《朔方》等杂志对他的栽培，说杨森翔是位很好的同志，《文苑》培养了许多人才。
刘文惠调到宁夏电视台后，我问他：“你进城后创作方向怎么确定？”
我担心有的青年作家进城后，放弃了自己原有的丰富生活积累，反而转向一时不熟悉的城市生活进行写作，结果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又走了弯路。
“‘三日不书民疾苦，文章辜负苍生多。’我要在农民固有的心态与现实生活矛盾的交叉点上做文章。要把握农民的苦难、觉醒、奋斗、欢乐与希望这根主线进行创作，因为未来总是光明的。”刘文惠信心的坚定令人钦敬。
1989年，我到中卫出差，正赶上刘文惠在那里创作《中卫深化改革四步曲》电视片。三句话不离本行。我说文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他说，“我们搞文艺创作的人，应该具有战略家的眼光，艺术家的灵感，苦行僧的修炼和扎根生活的务实，才能创作出把握时代脉搏的好作品来。农村改革，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想通过这部专题片，提示人们关注农村改革的重点、问题和方向，以期对改革深入进行做些工作。”果然，这部电视片播出后，在全自治区农村引起了轰动。
我知道近几年他的创作颇丰，生活激情激发了他的思想，创作欲望给了他动力，刻苦奋斗增进了他的才能，他的作品质量在不断提高。有一次，见他精神有些疲惫，我劝他注意劳逸结合。他说，岁月不待人，我正在创作《中宁枸杞甲天下》这部电视片。我要倾一生心智，为故乡人民作些贡献。
刘文惠一生共创作戏曲、广播剧、话剧、歌剧、电影、电视剧和小说等文艺作品20多部，其中《女村长》一剧曾乘“大篷车”，赴京津沪万里巡演，广受好评，并获文化部第四届文化剧作奖。20集电视连续剧《黄河渡》及《上弦月》上下集，都由中央电视台拍摄播出。
“古来才命两相妨”，刘文惠悄悄地走了，未带走一片云彩。
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