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孔子与斯密
权力集中一切资源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增长主义，在创造出壮观的经济增长业绩的同时，也制造着严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社会精神问题。近几年来公众普遍关注的权贵私有化、贫富分化持续扩大、暴力拆迁与征地、房价疯狂上涨等热点问题，无不导源于增长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其政策组合。增长主义也广泛而严重地侵蚀着国民的精神，令国民普遍陷入焦虑、不安乃至怨恨的状态。
执政者倒是很早就意识到了增长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于2005年年初提出了“和谐社会”纲领。人们也曾热烈期待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型，但过去几年，这一纲领似乎很少被人提及。增长主义依然凭其巨大惯性，支配着整个政府与社会。这样，前几年已暴露无遗的诸多经济、社会问题，几乎无一被有效解决，反而持续恶化。
动车组特大事故以及民众的强烈反响，大连民众为抗议PX项目而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以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方式提醒人们，增长主义已经接近于它的极限，再也不能奉行鸵鸟政策了。面对今日诸多严重精神、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治国者必须坚决抛弃增长主义意识形态，改变一味追求和维持高增长的政策组合，转向治国的正道：以正义治国，以维护公道秩序为己任。
确立此一治国理念的关键是认识到：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它由各自具有不同信念、价值观的个体及其结成的团体构成，每个人以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与他人合作、交易，解决问题，追求幸福。这一点，也就确定了政府的正当职能。古往今来之圣贤、思想家与伟大政治家几乎一致坚持：治国者、政府的正当职能，是以公正的第三者身份执行法律，维持和平、公道的社会秩序。
圣人孔子早就指出了这一点，此即《论语·季氏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八十年代知识人在反思集中计划体制弊端时，总爱搬出孔子这一句话，作为国人偏好平均主义的依据：“不患寡而患不均。”而且不幸的是，由于反对虚拟的平均主义，而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也即信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就走向了不顾其他社会价值的增长主义。
其实，孔子指出了一条中道，而这些批评者没有理解这一点。这里的“均”，当然不是平均的意思，儒家始终强调君子、小人的社会分工，怎么可能主张平均主义？其实，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孔子所理想的治国之基本原则。
孔子所说的“均”，按照孔安国的解释，是“政理均平”的意思。（69）朱子注四书则解释“均”意为“各得其分”（70）。这个意思十分接近西人对“正义”的经典解释，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第一句话说：“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坚定而恒久的愿望。”（71）而只有政府的制度比较公正，民众才有可能“各得其分”。
“寡”是指土地、人口数量之寡少。春秋时代人口稀少，人力资源最为珍贵，贵族们竞相吸引人民。孔子的意思说，土地、人口寡少并不要紧，关键是国家安宁，人民具有安全感，相安无事。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提出的治国原则，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效率优先，而是“均平主义”。它的意思是，政府必须建立合理的制度，并公平地执行法律。政府应当把主要精力用于维护正义，这就是政府的关键性正当职能所在。如朱子所说，政府唯一要做的事情让每个人在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中“各得其分”。这样，财富的初次分配大体就比较均平，社会就比较安宁。如果不能做到人们各得其分，那么即便财富迅速增加，但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尤其是存在一个赤贫阶层，这个社会迟早将陷入动荡。
孔子所论述者乃是古典国家的职能。当然，到今天，政府必须承担大量公共品供应、因而需要充沛税源，政府不能不关心财富的生产活动。重商主义的兴起有其一定的逻辑依据。但到了这个时代，治国者越发需要审慎明智，拒绝经济的诱惑，决不能听任政府之商业化。
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政府从商人变回政府。斯密集中批评之对象是重商主义体系，这个经济学体系就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它指导君主为了积累国家财富而对工商业进行控制、管制。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是反物质主义的。在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之诸体系》卷首写道：“被当做国务活动家或立法者之科学之一分支的政治经济学，为两个不同的目标而运思：第一，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收入或必需品，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们能够自己向自己提供那样的收入或必需品；其次，向国家或共同体提供足供公共服务之需的收入。政治经济学为使人民和国家同时富裕而运思。”（72）
也就是说，治国者也是需要关注经济，因而需要经济学的，但治国者所需要者乃是政治经济学。这门经济学确实关注“国民财富之性质和源泉”，但斯密告诉治国者：创造财富是国民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向自己提供收入或必需品。因而，斯密眼里的政府三大职能，不包括资源之直接占有与财富之直接创造，仅限于提供公共品，维持秩序。
换言之，斯密所设想的作为治国者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财富无关，而与秩序有关，与正义有关，它是一种秩序或正义的科学。它讨论的主题是：政府如何维系社会创造财富的秩序，此秩序本身是国民基于分散的知识自发地合作、交换而形成的。
因此，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政府不能成为商人。他曾说过：“论气质之不相容，无过于商人与君主。”（73）商人可以以最大化收益、最大化财富作为自己人生目标，按照斯密的说法，在恰当的制度框架下，商人的这种努力将有助于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如果也以最大化即时的收益和最大化资源占有、财富积累为目标，则必然使整个经济体系扭曲。或者是政府既为裁判员又为运动员，而置非政府的商人以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给予某些商人以特权，让其他商人处于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让投资者、经营者作为一个整体处于特权地位，而令其他社会群体如劳工、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简而言之，一个按照经济的逻辑行动的政府，必然让自己成为特殊利益群体，进而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制造权利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却面临种种问题，即是因为这种不平等。
或许有人以为，这样的政府未免过于消极，恐不适合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实现赶超式现代化的需要。这种看法似是而非。财富是由企业家，或者说是由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的。只要政府维持了人人平等、和平交易的社会秩序，人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经济自可实现增长，社会自可创造出财富。
而且，在此一正义制度约束下，财富在不同群体、个体中间的配置将自然地较为均平。在这样的一次分配基础上，政府只需进行最低限度的再分配，即可造成一种均富的社会格局，从而维持共同体的凝聚力。至关重要的是，惟有正义的政府才有可能进行相对公平的第二次分配。
反过来，增长主义政策组合的致命缺陷在于，政府偏离了自己的正当本性，成为逐“利”的公司。这样的政府必然忽略其基本职能：正义地维持秩序。甚至更糟糕，增长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政府在很多时候反而是正常社会合作、交易秩序的破坏者，社会健全精神秩序的侵蚀者。比如，政府以强力征地、拆迁，引发与民众的大量冲突；政府人为操纵地价、房价疯狂上涨，引发全社会的房产崇拜与精神焦虑症。这样的政府进行的再分配，也必会出现收入较高者福利收益也较多的“逆向再分配”现象。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构建现代国家，甚至只是为了维持正常社会秩序，都需要回归孔子、斯密的智慧。增长主义特别容易在官员、在专家那里诱发一种总量谬误：把GDP总量当成唯一重要的目标来追求。但在很多时候，总量会掩盖结构的失衡与秩序的扭曲。孔子和斯密要求治国者把关注点从经济总量转向经济社会的过程、结构，也即转向透过实施正义来维护公道的社会秩序。有此秩序，就有一切。无此秩序，一切华丽都是浮云。
要让政府官员以维护秩序为己任，恐怕需要对官员进行必要的儒家教育。孔子说“君子喻于义”，这里的君子就是治理者；《大学》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这是儒家之核心理念。这个理念确实十分古老，但也十分现代。让官员接受必要的儒家教育，可以将儒家的这些理念灌注给官员，有助于官员走出物质主义迷信，走出商人角色意识，而以君子自我期许。由此，官员将能明白政治伦理，清楚自己行为之界限。
九、商人的君子化之道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家群体。大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挤入这个群体就成为国人心目中人生成功的标杆。但差不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群体就陷入了角色混乱与精神困顿之中。他们财富增长的速度固然很快，但他们社会形象下滑的速度更快。他们还有可能自我构建为社会领导者吗？
众所周知，在大众媒体上，在公众心目中，商人的形象毁誉参半。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容易理解，渐进改革意味着权力之手始终控制着最重要的资源，而导致商人不得不攀附权力。因而，不少商人也确实活动于灰色地带。民众对于官与商的勾结十分反感。而这在给企业带来异乎寻常的成功之外，也给商人带来了灾难：中国商人的犯罪比例，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经济在快速增长，而企业家却一个接一个地进了监狱。
对于商人群体自己来说，这是一个悲剧；对于中国社会的转轨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悲剧。近代自由社会之建立，商人阶层居功至伟。但是，中国的商人阶层有没有资格承担这样的历史性使命？
显然，为了自救，也为了承担其使命，商人群体需要一场道德自觉，养成自己为君子式商人，也即新式绅商。
企业家群体的成长与失败
在古代中国社会，工商业阶层始终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汉初的工商业者拥有巨大影响力。宋明以降，工商业者的地位再度上升，与享有道德和知识领导权的士大夫阶层共同领导社会治理，大量公共事业是由士、商合作组织供应的。
十九世纪后期始，伴随着现代公司形态引进，在追求富强的理想的激励下，士、商两个群体更是相互融合，形成了一个“绅商”阶层。清末立宪运动的主要力量——立宪派——之社会基础就是绅商。也正是在绅商推动下，中国人在一百年前建立了宪政的共和国。这是企业家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
不幸，此后的中国时运不济，跌入不断强化的激进革命漩涡之中。这一系列激进革命让绅商在社会治理舞台上逐渐边缘化，本来处于社会结构边缘的落魄文人反而进入社会治理的中心场域。边缘人群控制了权力之后，系统而有计划地消灭了绅商群体。
这样，五十年代之后，至少有三十年时间，大陆再无企业家。这期间确实存在很多工厂，但这些工厂全部由党政官员管理。不能说这些管理者没有企业家精神，但他们确实不是企业家。他们生活于“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中，他们就是干部。直到今天，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身份依然大体如故。
没有企业家的经济体注定了是无法正常运转的。这个体制从一建立起，就不得不进行改革，放松控制。中国民众本来就具有强大的企业家精神，并在顽强地寻找表现自我的机会。到七十年代末，被体制压制、剥夺了机会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趁着意识形态松动的机会，突破了体制的约束。时隔三十年之后，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批真正的企业，基于分立的产权的企业。
这是过去三十年间的第一批企业家。他们多来自旧体制的边缘，如农民、城镇无业人员。他们从事的是经济计划者眼里不甚重要的产业，比如农副产品生产、加工，轻工业，小型商业等。按照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这些企业家属于异己分子，官府不可能与他们建立密切关系，他们自己也不敢抱这样的希望。
第二批商人是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从国家控制体系中流动出来的，包括乡镇企业家，从机关、科研机构下海的商人。他们与官府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随后，成长起了第三批以知识起家的商人，他们深深地介入全球化过程中。
这三类商人同时活跃在当代中国的商业舞台上。随着其规模扩张，原来由国家借助权力来安排的经济活动，逐渐由私人企业家接管，私人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大量人口的生计从依赖国家转向依赖私人企业，也就是依赖私人企业家，后者对社会的其他领域也就开始具有较大影响力。
但是，这个商人群体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其他精英群体一样，远不够成熟。企业家的精神始终不够健全。
所有这些私人企业家都是在国家控制体系松动的缝隙中发育出来的。但旧体制的控制虽然松动，却仍然存在。即便到了今天，在法律上、在政策上、在政治上，私人企业与国有企业并不平等，私人企业依然低人一等。因此，自卑心理已深深印刻在企业家群体心底，他们也始终无法获得可靠的安全感、稳定感。这两种心理对企业家群体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具有重大影响。
比如，不安全感会让企业家的行为短期化。其中一种反应就是用金钱购买特权。官府依然垄断着经济活动所必需的最为重要的资源，如信贷资金、土地以及市场准入。面对这种约束，企业家群体可以有两种策略选择：第一种是集体寻求改变制度，第二种则是个别地购买特权。因为缺乏长远预期，中国企业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第二种策略，以各种形式贿买官员。商人由此获得的并不是所有人可以普遍享有的权利，而是贿买者自己独享的特权。
企业家很快会尝到了这个贿买体系的甜头：特权可以为个别企业家带来垄断利润。为了保有这种利润，商人继续向政府投资。这样，官商合谋、勾结，也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制度，此即中国模式的支撑性制度。可以这样说，成功地做大了的私人企业，无一不是官商合作的产物。至于企业家为此支付的贿买资金，他们自己心里都清楚——公众也都清楚。
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尤其是台面上那些企业家们，完成了官商共谋网络的构造，以房地产行业最为典型。毫不奇怪，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公众对市场化开始产生怀疑，原来环绕在私人企业家头上的光环黯然失色，“原罪”的追问声渐起。
行为短期化也助长了企业家群体的物质主义。二十世纪中国的主流价值是物质主义，只不过，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形态。对当代企业家影响最大的是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它把“经济人”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的学理假设，当成唯一普遍的伦理准则向全社会贩卖。企业家有地利之便，最为系统地接受了这种物质主义伦理学。他们狂热地追求金钱，追求金钱带给肉体的享乐，进而否认金钱之外的一切价值。
在这种哲学支配下，企业家很容易堕落为眼里根本没有他人的利己主义者。因此，在诞生三十年之后，这个企业家群体几乎没有发展出什么像样的商业伦理。企业家们最多只是充当青年学生的成功学导师，而不能传授商业伦理。在不少行业，企业家们展开了一场奔向底线的竞赛，乳制品行业当属典型。中国的企业家们用二十年时间构造了全球最大的相互伤害的经济社会体系。
到头来当然也会伤害自己。官商共谋与商业伦理匮乏，让中国企业家群体成为这个社会中最成功的一群人，他们很有钱。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这个社会最失败的一群人，他们最没有安全感。官府可以与他们共谋，但在官府眼里，他们永远是从属者。政策可以随时地揉搓他们，而因为有太多的把柄拿在官府手里，对官府带来的伤害，他们只能忍气吞声。至于公众，对他们只有怀疑甚至仇视，当他们遭受不公道政策伤害的时候，公众都高声叫好。比如，在国进民退的浪潮中，山西省强行关闭私人煤矿，受害的温州企业家们没有得到多少同情。企业家群体的这种社会形象与中产阶级、与弱势群体相比，确实非常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