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在昏黄的灯光下，商鞅从书架上取下一卷书，书名是《法经》。
他还沉浸在公叔痤去世的悲伤和惋惜之中。公叔痤对他有机遇之恩，与他谈话最为投机。虽说他向魏王取荐商鞅没获采纳，但商鞅还是很感激他。
就在几天前，公叔痤向他询问过《法经》里的一个问题，现在公叔痤死了，他不禁又想起这个问题，想把这卷《法经》钻研一番。
商鞅虽然是贵族的子孙，可是在几代以前，他的家庭已经没落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平民，既没有做官掌权，又没有田地、奴隶等等财产，家里并不富裕。
卫国有个贵族，家里请了一位老师教子弟读书，商鞅的父亲托人说情，好容易才让商鞅也到这个贵族家里，跟那些贵族子弟一起读书。老师姓尸名佼，是个博学的人。
贵族家里非常讲究“礼”。这“礼”，并不只是一般人和人相见的礼节，而是奴隶主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的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礼节仪式。例如贵族子弟穿丝绸衣服，商鞅却只能穿麻布衣服，因为他是平民。贵族又分许多等级，不但衣服、帽子的质料、式样、颜色和所加的装饰要依各人的等级而不同，吃的饭菜、住的房子、坐的席子以及出行的车马、死后的棺木等等，也都依各人的等级而不同。这都叫做礼。他们用礼来划分贵族和平民、奴隶的界限，又用礼来划分贵族的等级。
周朝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但到了战国时代，平民的力量开始崛起，试图打破这坚冰一般的等级，使人的能力都得到发展，生产力得到解放，这无疑是进步的。商鞅就代表这股进步的力量。
一个社会有等级、有秩序当然是必要的，但它的缺陷太僵化，使人感到压抑。对统治者、既得利益者来说是好事，对被统治者、被压迫者来说就不那么美妙了。
孔子与商鞅同为没落的贵族，孔子就试图恢复周礼。他有句名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总之离了礼，人就无法从事一切活动。他做官以后，席子没有摆正就不肯坐，肉切得不方正就不吃，处处遵循着礼。孔子代表一种社会理念，商鞅也代表一种社会理念。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一方是对的，另一方是错的。这世界不是只有黑白两种色彩。
商鞅很讨厌孔子的说教，他认为“礼”就是贵族压迫下等人的工具。有一天他对老师尸佼说：“孔丘的话是一派胡言，这种书我不想读了！”
尸佼是鲁国人，史书上说他“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有法家倾向。他听了商鞅的牢骚，微微一笑，拿出一部《法经》，交给商鞅说：“这部书和《论语》完全不同，你好好学习吧。”商鞅就是这样与《法经》结缘的。
《法经》共六卷，讲的是对那些杀人、抢劫、偷窃、赌博、贪污等等犯罪行为的处罚办法。商鞅读完一卷又读一卷，如获至宝。最使他满意的是：《法经》的规定不但适用于平民和奴隶，而且适用于贵族。贵族犯法，也按规定处罚！从古以来，贵族之间用礼来约束，刑罚专用来对付平民和奴隶。孔丘就是这样主张的。《法经》打破这个老规矩，商鞅感到非常痛快。
商鞅问尸佼：“《法经》的作者是谁？”
“作者叫李悝，是几十年前魏国的相国。魏国在李悝治理下，进行政治改革，成为‘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李悝不但编著了《法经》，还提出了‘尽地力’的主张。‘尽地力’就是尽量发挥土地的作用，例如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精耕细作，提高产量等等，都是尽地力的办法。他反对贵族们依靠亲属关系把持政权，主张选派有才能、肯实干的官吏来治理国家。他还主张奖励有功劳的人……”
“好呀！”商鞅激动地叫了起来，又问：“李悝现在在哪里？”
“早已死了。他手下有一个地方官叫吴起，是个有名的将领，著有《吴起兵法》。吴起也主张革新政治，可是受人陷害排挤，在李悝死后逃到楚国，现在也死了。”
尸佼还告诉商鞅，李悝、吴起这一类主张革新、重视用法律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法家”。法家在魏国一度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李悝死去：吴起出走后，法家受到贵族们的攻击，势力小了，可是影响还很深远。例如当今相国公叔痤，就是同情法家一派的主张的。
尸佼的谈话，使商鞅大开眼界，受到莫大的鼓舞。商鞅非常崇敬李悝，决心沿着李悝的路走下去。
商鞅因为爱读《法经》而崇敬李悝，因为崇敬李悝而决心离开卫国到魏国来。因为他和公叔痤都相信法家一派的主张，所以公叔痤对他很重视，很信任，他也雄心勃勃，想在魏国做一番事业。
可是今天，公叔痤已经死了，魏惠王又不愿重用他。前路迷茫，何去何从？
看着眼前的《法经》，他陷入了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