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江湖”一词的渊源，学者们发现它几乎是与京航大运河同步诞生的。正因为先有了一个可以贯通九州的发达的水运交通系统和一张巨大无边的物流运输网络，才会有盛唐时代城市文明的崛起。然后历经中唐、晚唐、五代三百多年的持续发展后，至北宋中叶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文明发展到了最颠峰：全国人口统计首次超过了一亿大关，其中人口在五十万户以上的州府就多达九个；人口上十万户的府州在中唐时仅有十几个，而发展到了宋神宗时代则增加到四十多个，至徽宗时复增至五十三个；人口上五万户人口的府州军在徽宗时统计已经多达一百二十二个。
这些人口繁密、商业发达的大中型商业城市无一不是分布在大运河以及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水系的重要交通枢纽位置上，其中犹以黄河、淮河、长江的中下游河段与运河交汇处的城市群落最为密集。“一叶小舟可浪迹江湖，云游天下”之说遂由此而诞生，“江湖”——这一独特的空间概念也随之形成。
宋代早期的说书艺人们还把这个词汇写进了小说话本里，该词汇的含义在此些话本里的含义已不仅仅代表了一种广阔的时空概念，还包含了一种逐水而居，流浪于沿湖、沿江、沿海的各个城市群落之间，谋求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随着话本故事的广泛流传，人们就把一切生存于民间下层社会的，由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和流浪艺人所组成的成分极其复杂的，那一群明显具有特殊性、流动性、普遍性的下层社会人群，称为“江湖人”。由他们组合而成的下层秘密社会团体、松散团伙、宗教组织以及犯罪集团称之为“江湖帮派”和“盗贼”、“贼寇”。
当然，这类下层社会人群和这类秘密社团、宗教组织以及犯罪集团的诞生历史，远远要比这几个词汇的历史久远得多。如同阴和阳、黑和白，是同时诞生的一样，“江湖人”和“江湖帮派”以及“盗贼”、“草寇”，也是伴随着社会秩序、阶级、国家和法制等事物的产生而产生的。
他们要么隐藏在司法管辖区交叉地带的偏僻乡村、市镇、山林、水泽里，过着以打劫、抢夺路人商旅、敲诈良民为职业，以抢夺妇女为婚姻的生活方式。要么生存在城镇市井的阴暗角落和边缘地带，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特种行业”、“特种职业”。
他们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寄生于城市商业社会，把持着传统的演艺业、保镖业、武馆业、漕运业、乞讨业、*业、赌博业、盗窃业、抢劫业、诈骗业、绑架业、人口贩卖业、包揽词讼业、刺杀业、造假业、私酒制造和贩卖业、私盐制造和贩卖业、违禁商品“保险”业、盗墓业、文物走私业、违禁商品走私业、武器私造业和走私业等等，千奇百怪的“特种事业”。
他们所从事的“特种行当”里有一些是合法的且对民生有益的，如：保镖业、民间武术教习业、演艺业、漕运业、游医业、占卜业等；有一些是属于不法性质却有益民生的，如：私酒制造和贩卖业、私盐制造和贩卖业、私茶贩卖业等；还有一些则是属于合法职业但却有害于社会的，如：包揽辞讼业、行会垄断业、乞讨业和赌博业、*业（后两个行当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或者属于合法性质，或者是官方默许性质或者或者是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的行业，而乞讨业则是因为许多丐帮组织参与了拐卖残虐儿童和贩卖人口的犯罪行为而臭名昭著）等等；他们所从事的“特种行当”中的绝大部分应当归属于列国历代刑法所明文规定的对社会具有极大危害的犯罪行业。
江湖人的特殊性还体现在他们独有的生活方式和婚姻状态上。他们基本脱离了主流社会安定、规则、有序的生活模式，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携家带口地穿州过县，居无定所，身无常物，浪迹于江湖间讨生活，凄凉冷暖无人问津，生老病死全无保障，他们唯一可倚赖的便是自身技艺或所归属的帮派、组织。
他们的婚姻状态也不同于主流社会所认可的婚姻模式，考究起来极为复杂，几乎包容了一切被文明习俗淘汰过的以及被主流社会否定的婚性习俗：有合法为婚的；有私奔为婚的；有抢婚为家；有终身坚持无性生活的苦行僧；有热衷于一辈子打光棍并与娼妓保持姘居生涯的流浪汉；还有很多走江湖的艺人在缔结了婚姻的同时还兼营*业；山沟里的土匪喜欢长年给一些人家“拉帮套”；市井里的流氓地痞最热衷跟娼妓厮混，间或也喜欢干干骗奸、诱奸、拐骗、抢夺、强奸、贩卖良家妇女等等不法的勾当，这类过着极其混乱的堕落的生活方式的人通常是一些犯罪集团的成员，老百姓称呼这些堕落一族为“锅匪”、“地痞流氓”、“淫棍”、“采花贼”。
所有这些居无定所自由流浪着的“江湖人”，就象一群生活在“金字塔”最底层的黑暗阴沟里的生物，虽然阳光无法普及他们，雨露无法润泽他们，但他们却始终存在着，并从事着各种各样的、为主流社会的人们所鄙薄的谋生行当，顽强的生存着。
尽管他们如此被主流社会大众所批驳，但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却并非天生就是生于阴沟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早年往往有着很优越的社会地位，甚至出身于主流社会“金字塔”里的中上层家庭，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得已而流落于下层江湖社会。至于让他们沦落于下九流的那些原因，考究起来更为复杂，包含了经济、政治、战争、社会、个人等等诸多综合因素，但往变不离其宗，所有造成他们沦落江湖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社会因素，即源自于主流社会各项竞争当中遭到失败的失意者。这些失败的人是“江湖人”的最主要的来源，包括：在江湖谋求出路的科场落第书生，在官场倾轧中失败的文官武吏，在土地兼并中破产的小地主和农民，在商业竞争和各类风险中遭到失败破产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等等。他们失业后迫于生计不得已加入了宾幕、清客、帮闲、脚夫、水手、流浪艺人、乞丐、娼妓、走私贩和盗匪流寇等等下九流的职业大军，这一部分人占据了江湖群类总人数的十之八九。
第二种是源于个人和社会的综合因素，即某些人的个人行为被当时主流社会的宗教、道德和法制等秩序规范所不容许，继而成为当时主流社会秩序和规范的被排斥者和被迫害者，为逃避迫害和歧视，也为追求自由生活，他们不得已逃避于江湖间。比如：被祖国驱逐的流亡政客，被家族排挤的庶子、小弟，被父兄抛弃的破落子弟，被政府视为异端贬逐的诗人学者，被律法不容的逃亡犯人，被世俗规范不齿的私奔男女，以及世世代代被人们贬抑蔑视的优伶娼妓，败尽家产的破落户，躲灾避祸的亡命徒、以及不务正业的游手闲汉等等。
第三种来源则是出于比较单纯的个人原因，他们的总人数只占江湖世界纭纭众生里的极少数，但却是江湖世界中最精粹的风liu人物，他们往往是一些在各个领域中独树一帜的杰出人物：他们中既有被黑暗的官场规则淘汰出局的清廉官吏、知名文人和武学宗师，也有被统治阶级迫害的宗教领袖和政坛名流；既有一文不名的落拓的诗人、梨园名旦、民间艺术家，也有声名显达的杏林名宿和能工巧匠。他们其实是一群对社会、对客观世界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的社会精英，虽然为世人所尊崇，却往往在主流社会怀才不遇，或生不逢时，或被统治阶级所不容，或被打击，或不甘同流合污，以致于难以有所作为遂对现实社会产生不满而选择避居江湖。
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却不同于寻常的江湖匹夫，他们或者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终老林泉，或者独善其身不问世事，或者广收门徒开宗立派，或者著述立说自成一家，或者游历四方传业授道。他们创造的精神财富多彩多姿，同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上三种来源，包含了社会因素、个人因素、经济因素、战乱因素、宗教因素、律法因素、道德的因素、天灾和人祸因素等等，诸多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将处在“金字塔”各个阶层、各个地位、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人们逐级淘汰到了社会最底层的江湖世界。
如同那些被木匠从同一棵木材上切锯下来弃之不用的遗材一般，他们被当作社会的边角废料，抛向自生自灭的江湖间；又如同那些藏身于金字塔的缝隙里沙石尘埃，在受到暴风、雨水双重的侵蚀和冲刷时，被带进了“金字塔”底暗无天日的排水沟里，最终汇聚成了这片色彩浓墨的神秘之海。
这片奇异江湖世界其实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并且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而发展延续着，区别只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形态的江湖世界，不同的时代也有着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江湖人。
在某些“名匠无遗材”的清明盛世，“江湖世界”是藏污纳垢的渣滓堆，萎缩在某些被人们遗忘的黑暗角落里，苟延残喘。而到了某些****的历史年代，“江湖世界”是苦难的贫民大众最后的求生之地，就象在雪地里旋转滚动的球体一样迅速膨胀，并且以惊人的速度无限制的疯长，直至布满社会“金字塔”的角角落落。
千百年来这片黑色世界始终存在于白色主流社会的周围，就如同太极图里的黑极与白极一样，共同组成了变化莫测的大千世界！这也是一片神奇的自由之海，和平凡的规则的大地一样，有着它自己的规则和秩序。
在这片黑色的自由之海，既游弋着人类最精英的一些人，同时也藏纳着最丑恶的一些人；既包容了最贫穷最柔弱的一群人，也滋养了一群最富有最强横的人。
总之，这是人类社会中一片包罗万象的广大领域，所有被主流社会贬抑、排斥、迫害和被淘汰、抛弃的人们都汇集到了这片领域。他们就象一群游离于“金字塔”之外的水族生物，象水一样的流动，是他们的生活形态；象水族一样的迁徙洄游，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象水生生物一样进行残酷的自由竞争，就是他们生活的内容。
和生活在“金字塔”内的芸芸众生相比，浪迹江湖的流民们所面对的生存环境更恶劣，更凄惨，生存竞争也更残酷。他们必须随时适应变化，从每时不断变换着的城市、人事、地域、政治、冲突、时事、和风俗、民俗，到每刻不断变化着的天气、住宿、饮食、意外、事故、生老病死等等，每一个影响因素他们都必须做到无条件的、绝对的适应，而且必须是长年累月地处于适应变化的紧张生活状态。
为了应对残酷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竞争，他们通常会自觉地发生结伙、组合，以合作化的方式相互依存，逐渐聚合成形形色色的隐秘的团伙、帮派、行会、社团、集团和秘密宗教组织。同时，为谋求到最大限度的生存境遇，他们必然要不断地对外、对内进行残酷的争夺，争夺范围包括生存资源的争夺、内部利益争夺、内部权力争夺、外部权益争夺，生死争夺和配偶争夺等等。
但人类社会终究与自然界生物间那种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竞争不同，即使是“江湖帮派”这样自由激烈的残酷争夺，也会需要必要的规则来制约，否则他们将会连这种最后的生存领地也无法保障。故而每一个秘密团伙、帮派、集团和宗教组织的内部，不约而同地抬举出了“义气”和“迷信崇拜”作为他们的道德行为规范和联系纽带。
愈是庞大的帮派组织，愈是重视“迷信崇拜”的蛊惑力，他们不仅对帮派的起源要炮制出一些荒诞离奇的神话传说，还会通过牵强附会编造一些故事让本派的创始人跟道教或佛教的宗师扯上关系，通过宗教迷信传说来强化对内的权威和外部的号召力。
江湖帮派所信奉的道德规范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对内，要求成员之间绝对的团结；对外，要求徒众绝对保持团结一致；对叛徒，必须进行无限期追究和绝对惩罚。
他们信奉的“江湖义气”也同样是一种不问是非曲直、不问因果原由的、无条件服从帮派利益的狭隘信条。“重义轻财”是他们作人原则，“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是他们公认的高尚道德。如果有人加入了社团帮会却依旧抱着商业社会重财轻义的思想行事，不肯接纳前来求助的陌生同门，那人必定会遭到同道人最严重、最普遍的蔑视，甚至还要受到最严厉的帮规制裁。
“江湖帮派”内部的制裁刑罚之多样，对人体凌虐屠戮之残忍，堪称为人类自残秉赋创造力发挥之极限！从鞭笞、挑筋、残指、斫臂、刖腿、剜目、阉割、剥皮，到火烧、冰冻、水浸、暴晒、烹煮、煎炸、炙烤、零割、活剐……，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是前代暴君、酷吏、豪强发明的虐人法门，他们统统会拿来在叛徒身上一用，即便那些被历代官府废除了的残酷刑罚也都可以在“江湖帮派”的行刑实例中找到相类的残遗作风。至于处置的规则通常没有明文规定，全凭头头们一时的喜好心性即时决定。
如此挖空心思地搜寻残无人性刑罚来使用，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恫吓徒众，最大限度地强化“当家的龙头老大”家长制下的个人权威。
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组织的内部成分、结构和组织形式，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联系看起来非常象自然界里的食物链——“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蜉蝣”。
如果把娼寮里的粉头、私窠子里的妓女，瓦肆、街头的民间艺人，码头上讨生活的脚夫水手、职业乞丐，集市里的小商小贩，小市民等等，这些普遍被“江湖帮派”侵食的广大下层社会民众里的弱势人群，比作自然界食物链最低层的“浮游生物”。
那么，降粉头的班头，盘剥小商贩和艺人的泼皮、无赖、破落户、地痞、流氓，压榨乞丐的丐头，抢夺打劫过路商旅的喽罗、小盗，以及摸鸡偷狗的小偷小贼，就是这个“食物链”中稍微高一级的“小鱼和虾米”。
而管理那些形形色色的社团、团伙、行会、帮派、宗教集团和犯罪集团的一小撮把头、当家、首脑等枭霸之流的人物，则是这张“食物链”里较高层的“大鱼”。
这一小撮“大鱼”就是“江湖世界”里赤裸裸的剥削阶级、高层显贵和“下层建筑的尖顶部分”。他们不工、不农、不商，既不依附于土地而生存，也不倚赖于固定的生产资料生活，而是象寄生生物一样，倚赖“虾米和游鱼”的无偿供奉，一小撮“大鱼”们过着近乎挥金如土、甚至是“贵族式”的奢侈生活。他们就如同追逐着渔汛的抹香鲸，游弋在城市边缘；又如同捕食百鸟的猛禽，盘旋在山林水泽上空。正是这一小撮人，统治着一个与主流社会并存的广阔空间和一个被压制在“金字塔”最底层的秘密社会领域。
和所有的寄生生物一样，这一撮人对自己所寄生的宿主也有益与害的分别：在某些政府职能失效的时空或领域，他们能及时地填补权力真空，给混乱的状态以必要的秩序；但同时他们又会破坏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或者相互争夺地盘而制造出更多的混乱。
这些江湖帮派、秘密社团和犯罪集团的首脑们，往往有着多重的社会身份，亦民亦贼、亦官亦盗、亦商亦匪，亦侠亦寇，出现在行会他们就是商人，出现在街市他们就平民，出现在官场他们就是官吏，出现在犯罪现场他们就是剧盗贼枭。他们千变万化，聚集在商业城市的周围，盘踞于商业社会，对生活在城市群落各阶层的人们进行*：或经营着各种各样的“特种行当”，或向正当行业渗透，或侵占、侵食、侵夺商贩、雇工、旅客的财物利润，或直接对商会、行会进行勒索、掠夺。故而越是商贸往来频繁的路段，流浪艺人和劫匪的踪迹越多；越是商品经济发达的通衢大阜，江湖帮派和犯罪集团的规模越庞大。
当他们领导的团伙、社团、集团、组织，一旦和统治阶层里的权贵和官僚势力勾结起来时，这一小撮人就会变得象妖魔灵怪一般，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在某些****的历史时期，他们甚至能依仗帮派的强势对各种权力组织——行会、商会、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渗透和篡夺，从而走向中上流社会。
于是，过“大当家”一样的生活方式，象“大哥们”一样潇洒、威风地活法，就成了所有流氓、混混、小角色破落户们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不论“江湖人”生活在何种地域，出身于的何种阶层，从事着何种营生，加入过何种社团组织，有着何种精神信仰，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油滑乖觉，见多识广，强悍顽劣，狡诈机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敢于蔑视主流社会的一切规则和秩序，敢于挑战主流社会的一切风俗、民约、道德、伦理、律法等等社会规范体系，敢于跟社会对抗。
人们很早就发现他们共有的一些特性。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变成这样呢？
是高度风险的“特种职业”，是高度不稳定的生活环境，是高度紧张的生活状态以及极度残酷的竞争和无止境的变化因素，这一切迫使得他们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中，逐渐进化为一个异乎于寻常人的特殊群类。
如果把主流社会里生活的人民比做在井田里生长的农家植物，那么他们，就是生长在农田边缘、山沟、水渠里的杂草和野花，并且跟那些野生的植物一样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能在任何性质的土壤里生息繁衍。
不论人类社会进行到何种社会形态，发展到何种社会阶段，统治阶级制定的一切秩序、律法、道德等行为规范的管理对象——都是依附于土地和生产资料及其上层建筑而生存的人们。但“江湖人”则不然，他们是一群超越了土地，超越了生产资料而生存的人们，他们寄生于商业社会的阴暗角落，不停的流动、迁徙。所以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对这类特殊人群进行管理和执法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漏洞。
“法网恢恢疏而有漏”，处在“天高皇帝远”的角落里，王法“鞭长莫及”，他们就成为超越于主流社会伦理规范和司法管理之上的一群弄潮儿。
太平盛世里，他们是影响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因素，就象生活在堤坝建筑之下的白蚁一样，只能躲在地底暗无天日的洞穴里自生自灭。只有到了秩序混乱司法废弛的没落社会里，他们才有机会蛀空压在他们头上的堤坝，将司法和秩序玩弄于股掌之上，并最终完成向中上流社会大举扩散的目的。
至于将堤坝蛀空后，那随之而来的洪水猛兽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他们才不会去理会呢！那样深远玄奥的社会问题毕竟不是白蚁的智慧所能认识到的，即使他们中偶尔出现一两个精英认识到了那层危害，也不会改变他们本身固有的破坏性。
所以，愈是司法混乱的地区，江湖组织的规模愈庞大，江湖帮派势力愈强大；愈是混乱的年代，他们愈是能纵横驰骋、肆虐恣睢。乱世就是他们的春天，也是他们书写历史的唯一机会。只有在乱世他们才有机会蹿进上层建筑，沐猴而冠，做社会大舞台里翩翩弄影的长袖舞者；或者创造出更大奇迹，一跃跳进历史的大舞台，成就一时功业。
他们在乱世里充当的角色就跟他们的来源成分一样，既矛盾又复杂：他们可能会作旧秩序的反抗者，也可能会作维护者；可能就作自己的老本行；也可能会质变为新秩序的破坏者，或是新秩序的辅助者；还有可能进化为割据地方的第三极。总之，他们一定会作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一定会干些让人咋舌的事情，他们决对不会浪费难得的大好时机，去让自己庸碌的度过一生。
不管他们怎么样的叱咤风云，怎么样的横行一时，他们始终也只是一群白蚁，和意图改造世界建立新秩序的起义军、革命军有着本质的区别。
当起义军、革命军打着创造新世界的大旗浴血战斗时，他们中间也会涌现出一部分进步力量：或者勇敢的选择独自反抗****，或者理智地加入起义者、革命者的队伍，成为建立新秩序的辅助角色。民间传说里有个妇孺皆知的“草莽皇帝”程咬金就是这类人中最著名的一个人物。
然而更多的江湖人，是属于茫然的一类人，和所有空怀武力而又缺乏思想和信仰的人们一样，要么在混乱的时势中象墙头草似的随着各种风向盲动狂舞，要么被邪恶力量收买充当爪牙、走狗，然后在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再被其抛弃或是杀戮。
在书写乱世历史的“江湖人”中间，还会涌现出一部分为数可观的投机分子：他们或是投机加入镇压者的阵营，博取平素无缘窥取的功名富贵；或是坚持以往作风，混水摸鱼，霸上更大的地盘当土皇帝，再后继发展质变为拥兵割据的地方军阀，比如五代时，以打劫为生，后来发迹，割据江东十四州的吴越王钱镏；还有以贩私盐起家的前蜀国主王建，就是这类投机家当中的翘楚范例。
另有一些投机家选择去投机起义军、革命军的队伍，积蓄力量，一俟机会来临，便图谋叛变，成为残杀起义军、革命者的侩子手。这类人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唐末农民起义里的风云人物——朱温，他本是一个横行乡里的小角色，偶逢机缘投身于农民起义队伍，积攒了一点本钱后，就先叛黄巢，后灭李唐王朝，谋权篡位爬上龙椅。但他作了天子也脱不掉白蚁的躯壳，骑在臣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最后在军阀混战中覆亡。
朱温、王建、钱镏，早年都有作江湖营生的出身背景，而且同样生得逢时，投机成功，一朝得势杀入上层建筑，掌握了皇权神器，但他们自己的所有作为却令自己失去了号召力。
如同趟着混水过河的烈马猛兽一样，他们只能把乱世的混水搅得更加浑浊，却始终不能让混浊的河水平静、沉淀下来。他们，永远都是一群没落乱世里的催化剂或者添加剂，不论蹿进任何阶层都改变不了破坏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