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盛彤笙“老骥伏枥”之时，1984年初，夫人邹东明复发脑溢血突然去世，这对晚年的盛彤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邹东明女士出生于1923年，江苏无锡人，1943年考入中央大学师范学院艺术系，师从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张书旗、陈之佛等学国画。她为人热情开朗，美丽大方，气质不凡，是一名书画出众的才女。1947年，邹东明从中央大学毕业，辞别锦绣江南，离开故乡和亲人，来到大西北的兰州与盛彤笙完婚。
常言道，好女人是一所学校。为了成就丈夫的一番事业，邹东明女士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们曾经采访过盛彤笙的胞妹盛佩芝老人，谈到对邹东明的印象，她甚至有“我嫂子嫁给我哥真是可惜了”的感叹。她回忆说：
“我嫂子长得很漂亮，有一种气质，是中大的校花，专业上也学得好，有造诣，她的家境也好，教授之家，父亲邹钟琳是中大教授。她在中大有不少追求者，但她的父亲死活就只看上了我哥，认为他很有才气，将来一定有出息。1947年到兰州来完婚，那年我哥已36岁，嫂子才24岁。到大西北真是吃苦来了，兰州交通不便，冬天很冷，生的煤炉子，吃水要到黄河去拉，回来后用明矾沉淀才能吃。嫂子来后没有工作，因为当时社会上很乱，外出做事不安全，1954年我哥到中科院后嫂子才出来工作，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以后到兰州兽研所也是管管资料，专业也丢了。但嫂子生性乐观，能吃苦，不计较这些。解放前环境险恶，每个学校都派了特务，再加上师资、经费的困难，办学非常艰难，我哥自尊心很强，压力大，心情不好。打成“右派“后，很消沉，特别是在”文革“中，成天遭批斗甚至毒打，我哥一度感到人生毫无意思，甚至有轻生的想法，这个时候，总是我嫂子开导他，用乐观的天性和贤惠的温情感染他。嫂子考虑问题也周全，在每次拉出去批斗前，让他穿一件棉短大衣，为的是准备挨打时少受些皮肉之苦。有嫂子陪伴在身边，总算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嫂子是我哥的精神支柱。”
盛彤笙的儿媳马晓玲对婆母也有一段深情的回忆：
“我婆婆是大家闺秀，在众人的眼里她是江南美女。她非常乐观、开朗、豁达，她的气质影响着我们大家。在她身上看不到娇骄二气，心理的承受能力很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到了婆婆那里就没事了。她总是在努力化解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尽量减少别人的痛苦，是一家人的主心骨。我们的儿子小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医生一会儿说是脑炎，一会儿诊断为败血症，我们急得不得了，婆婆一直安慰我们，还帮助我们分析孩子的病情，安慰我们‘别听他们胡说，不会是败血症，孩子的病会好的’，后来儿子的病果然好了。公公平时很少说话，家里的气氛全靠她调节，什么事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上世纪40年代末，婆婆随公公从南京到了兰州，当年兰州的生活条件与南京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为了公公能在艰苦的大西北开创出一番事业来，她完全牺牲了自己的一切，特别是自己的专业也放弃了，很多人为她感到惋惜。当初她如果不离开南京，一直搞专业的话，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画家。”
说到邹东明，不能不提到她的父亲、我国杰出的农业昆虫学家邹锺琳。他早年留学美国，先在明尼苏达大学学习昆虫学和昆虫生态学，获硕士学位；继而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国立中央大学执教，创建了昆虫研究室，曾受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之聘，任农学院院长。解放后任南京农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务处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国家一级教授。他是我国水稻螟虫防治的先驱，在昆虫生态学的研究、应用和果树害虫防治上有突出贡献，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昆虫生态学》著作。从教63年，更是滋兰树惠，桃李芬芳。作为书香世家，他膝下的两儿两女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老先生的眼力自是不凡，由于同在中央大学执教，彼此又比邻而居，盛彤笙经常往来于他家，老先生非常欣赏他的人品和才华，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虽然家境贫寒，虽然年龄差距较大，盛彤笙到他家中，邹东明见了一直称他为“老兄”，有时甚至笑呼他“叔叔”，可老先生就是在女儿众多的追求者中，认定了盛彤笙，为自己的女儿选中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佳婿，成就了女儿的美满姻缘。1947年女儿大学一毕业，他又以博大的胸襟，支持女儿来到大西北，与丈夫度过了很长一段甘苦与共、相濡以沫的岁月。
流年似水。盛彤笙从1947年在兰州完婚，到1978年冬夫妻俩悄然离开兰州，来到江苏省农科院，31年弹指一挥间。这个他曾经创造过辉煌的地方，却没能容下一位博古通今的学者，终至他在这里难以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难以对社会有所贡献，在逆境中忍受歧视和诽谤，落得劫后余生，留下了无限伤痛，相扶以归，令人感慨唏嘘！
邹东明退休来到南京后，因照料丈夫的疾病，频繁往来于医院与居室之间，疲于奔波，终致脑血管宿疾复发，于1983年12月22日住进医院。之后病情加重，呕吐昏迷，甚至用呼吸机帮助呼吸，行气管切开术，并插入胃管，终无力回天。1984年1月13日，对盛彤笙来说，这是一个“黑色星期五”，是一个痛彻心肺的星期五，他特意将这一天的日历撕了下来，贴在记事本上并写下了这样几段话：
“1月13日下午1时40分东明的心脏停止跳动，人天永诀，痛哉！”；
“1月14日下午向遗体告别，火化，6时30分骨灰回家，魂兮归来！”
他最亲爱的人就这样走了！年轻和中年时的相亲相爱、相敬如宾，苦度了36年的艰难岁月，刚刚迎来云消雾散的日子，正欲携手老年相濡以沫、颐养天年，却不意撒手西归。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老年失伴，痛苦之情，不可名状，这一巨大打击，不知何时才能恢复。”盛彤笙常常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不说一句话，老是在沉思，在无尽的怀念之中。
是啊！36年多来，这个家都是她在支撑着。来兰州不久，当时社会上很乱，外出做事不安全，他没有让她出来工作，她安心在家相夫教子，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精致入味的菜肴，光鲜得体的衣着，使一家人在外总是显得体面而精神。每当他从事著作或译著时，她就在一旁帮助抄写、整理稿件。解放后，她才出来工作，先是在西北畜牧部搞收发。以后到兰州的中科院西北分院，也只是在院图书馆管管图书资料，与她原先所学的专业毫不相干，但她从未在工作上提一点个人要求，虽然她也是徐悲鸿的弟子，虽然在国画上也很有造诣，虽然她也十分喜爱写字作画，但她更知道丈夫身上的担子很重，她不愿因自己的事干扰丈夫的工作。即使家中的事情，亲友间的事情，都是她在全力张罗，没有分散他的一点精力。就连该男子汉出面的事，她也一力承当。他清楚地记得，解放前在小西湖时，一天傍晚时分，两个持枪的劫匪闯进家中，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他从德国获得医学和兽医学博士学位回国时，德国科学院奖给的一块钻石怀表，进门便抓住他说，你把从德国带回来的那只怀表拿出来！他说，你们要我家的任何东西我都可以给，唯独这块怀表不能给。盗贼见文的不行便要来武的，她怕丈夫吃亏，冲在前面将他与劫匪隔开，大声说：“放掉他，要杀杀我，我管钱，他不管钱。”她的气势，一时把劫匪镇住了，虽然最后还是抢走了怀表，但她的勇气令人刮目相看。
她的热情大度也是满院皆知。当年创办兽医学院，招聘来的教师，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从南方到大西北路途遥远，交通阻隔，西兰公路经常有土匪出没，打劫行人，他怕来的教师路途不安全，往往前去西安接应。从南京请来的教师，只要是坐飞机来的，他也要亲自到兰州东郊机场迎接。来了以后，就在他家中吃饭，她倾其所有，热情接待。中央大学的章道彬、胡祥璧、高行健及朱宣人、蒋次昇、任继周夫妇等许多人都是如此，直到将一切安排妥当才离开他家。1947年毕业于上海南通学院的谢念难，是盛彤笙召唤来的，他考虑一个女孩子独身在外不安全，就一直安排在家里吃住，直到结婚才离开。有一年，南京大学教授郑集应邀到兰州讲学一学期，就一直在他家中，吃住都由她照应。修了教授楼也是安排其他教授先住，自己住的土坯房，她从来没有怨言。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更使他觉得自己的妻子深明大义。无端的受辱，非人的折磨，不公的遭遇，他内心曾数次愤愤不平，也曾闪现过轻生的念头。他不是圣人，想当初立志教育救国以不负所学，奔赴西北以展鸿愿，而今翼羽丰满却不可以高飞，大鹏折翅，翱翔不得；骐骥伏枥，志在千里，却被缰绳所系，驰骋不得。现在又是日日批斗，夜夜声讨。昔日之名师，今成改造对象；往日座上宾，今成阶下囚，何错之有！那么多的不幸和磨难，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巨大的反差吞噬着他的心灵。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士可杀而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他们活则顶天立地，决不苟且偷生。邹东明对丈夫知之甚深，明察秋毫，虽然她自己也受了多少委屈，担了多少惊吓，但却反而劝慰他：“大丈夫当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世乱必有终了之时，你胸怀报国之志，定会有实现之日，而今一些人不堪受辱以自杀抗争，以死明志，反而落得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以叛徒定性，称其死有余辜，又累及家室儿女亲友，实在不值得。”这些话如醍醐灌顶，使他一下清醒了许多。他觉得一人之死，死不足惜，若使亲朋故友因己之死而触祸端、遭株连，那真成罪过，对人不起。再看看面前贤惠的妻子和一双熟睡的儿女，盛彤笙为顾及自己名声的一念之私而感愧疚。妻子和亲友的屡屡开导，使他心情慢慢释然，重归自信。他的心中又升起了一轮新的太阳。以后，他在受批挨斗之余，倾情于翻译外国学术名著和科技资料，作为解脱之道，心中也增加了几分淡定与自如。
现在，相倚相伴、风雨同舟的夫人先自己而去了，顷刻之间阴阳两隔，怎不令他悲痛欲绝，肝肠寸断！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盛彤笙经常手抚骨灰盒，连声呼唤着“魂兮归来！”每日三餐，座旁总要摆一副碗筷，一张座椅，犹如夫人仍陪伴在身边。在每年的清明、邹东明的忌日、生日这三个日子里，还要为他奏一曲安魂曲，以慰亡灵，直到1985年5月因身罹癌症住进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