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彤笙不仅是一位标高卓立、风范超群的教育家，同时又是一名才华横溢、目光非凡的科学家。
新中国一建立，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建国大业。1950年8月18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盛彤笙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两个组织，明确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政治方向，就是实现《共同纲领》，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盛彤笙分别当选为第一届全国科联理事，第一届全国科普协会理事。
1951年5月，“甘肃科普协会”和“甘肃省科联”成立，盛彤笙分别当选为甘肃省科普协会主任，甘肃省科联副主任。在他的领导下，两个组织的工作很快开展起来。“甘肃省科联”以学术活动为主，“甘肃科普协会”以科学普及活动为主，它们互相配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与提高。仅两年多的时间，20个分会开展全省性的学术会议76次，会员发展到1162人。更多的活动是结合生产建设的实际进行的。如地理学会组织的部分会员对兰州市政建设和定西、皋兰两县农村水源进行调查；医学、兽医、生理等学会结合临床、教学、治疗的实际开展了学术活动。
1955年，盛彤笙被推举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就是后来所改称的院士。在这里我们顺便回顾一下新中国“学部委员”的来历。
1666年，法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国家科学院院士。
1948年9月23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北极阁召开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院士大会，诞生了81名院士。他们几乎全都是中国科技界的精英、中国现代科学学科的奠基人。这些人中，有50多位没有去台湾，为新中国准备了最早的一批院士。
1949年11月，新中国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内部设有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代表着我国科技队伍的水平和声誉，全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才能当选为学部委员。
当时为什么没有称“院士”而称“学部委员”，其中还有一番缘由。据《中国青年报》1997年4月 在《中国院士诞生记》这篇文章报道说，为了“院士”这样一个名称，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还专门召集郭沫若等高级知识分子商议。许多人认为“院士”来自西方，有“资产阶级味道”，不能用；郭沫若提出，“那就叫翰林吧”。因为翰林是古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是通过先选秀才、后举人、再进士，层层严格甚至严酷的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出来的；而翰林，又是从进士中选拔的。但毛泽东觉得太陈旧了。后来，认为当时中国科学院设立院士条件不成熟，既然设立了学部，那就称“学部委员”，实行过渡性的“学部委员制”，并在全国科学家中进行普查和推荐，严格按照学术标准进行筛选。直至1994年，为了与世界接轨，国务院决定将学部委员改称院士。
1955年6月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公布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共233人名单，在1956年6月中科院学部成立大会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毅、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出席。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亲自宣布了经国务院第十次会议批准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名单。
盛彤笙当选为生物学地学学部委员，他既是全国畜牧兽医界唯一的学部委员，也是大西北唯一的学部委员。这一命令，使他跻身国内科学大家之林，奠定了他的科学家地位。
1956年盛彤笙被推举为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会长。这些职务的推举，奠定了他在全国农业科技界的学术地位。
1956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年代。这年6月，全国第一次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召开，各路科学精英云集北京，制定和讨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是首次全国科学家的盛会，盛彤笙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时，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邓小平、陈云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拟订全国长期科学规划的全体科学家，并合影留念。中央领导的关怀，给盛彤笙以极大的鼓舞，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他对今后的发展充满信心，以百倍的努力投入西北科学分院的筹建工作。
作为我国畜牧兽医领域杰出的科学家，盛彤笙此后还多次参加了全国的科学会议以及国际学术会议，为党和政府提出了许多关乎战略全局的意见和建议。
早在1949年初期，盛彤笙就以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界兽疫发展变化的动向。他多次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严防新的兽疫传入中国！并指出：
“欧美诸国虽然没有了牛瘟和马鼻疽的威胁，可是欧美的兽医们却正在烦恼于另外几种兽疫的防治，其中最重要的有牛结核、牛传染性流产、马传染性贫血、马传染性脑脊髓炎和鸡白血病等，但这几种在我国却很少。现在全国已经解放，在今后的建设中免不了还要输入外国的家畜，而我国国界极为绵长，海禁又素来松懈，家畜的交易运输和行旅若不慎于检查，便随时都有传入新的兽疫的危险。务望政府从速制定家畜入口检查的法规，在海关和国境要冲普遍设立兽医检疫的机构，严格管制家畜的输入，以确保人类和家畜双方的健康。”
他的这些提议，后来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家畜进口的检疫工作逐步建立并完善起来。
“青山有雪存松性。”即使在落难时期，他也没有沉寂，而是以他睿智的大脑思索如何改变我国畜牧业落后的现状，并在全国性的科学规划会议、有关学术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建议。1963年，他呼吁重视发展南方山区畜牧业；1973年，又向政府进言，重视发展城市畜牧业，改善人民生活。20
世纪80年代初，他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兽医部分、《中国畜牧兽医辞典》《德汉动物学辞汇》这三大著作的主编和审校工作；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大畜牧业”这一振聋发聩的构想；提出了解决黄土高原的土壤侵蚀与农业格局问题的思路和措施。甚至在晚年，他还敏锐地预见到我国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兽医事业发展的需要，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以提案方式建议国家在华东地区设立动植物的病毒研究中心。这一建议得到农业部的高度重视，拿出了580万元经费筹建。1981年，农业部领导何康还亲自来到南京，找盛彤笙谈建立中心的事情，并说“这件事情要干，你一定要出面挂帅”。盛彤笙表示：“我当后台，让青年人在前面干。”后来，促成了在浙江省农科院设立了这一机构，但与他的初衷相距甚远。南京农业大学教授陆承平回忆说：“盛老当年就敏锐地预见到了若干年之后，城市规模扩大，农村也会实行集约化养殖。从食品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的角度考虑，在大城市设立病毒研究中心，可以有效应对和处置疫情的发生。以后的事实表明，现在人类的公共安全方面发生的问题，例如食品安全的问题，许多来自于畜牧和兽医方面，涉及大城市就会产生突发性的社会事件。但他的一些远见卓识一开始往往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甚至被人曲解为异端。”
盛彤笙作为一名科学大家，即使在一些小问题上，也体现了他的渊博知识和不凡身手。
“文革”后期，兰州兽医研究所办了一份《兽医科技资料》的刊物，盛彤笙在翻译兽医科技情报资料的同时，还担任该杂志的顾问。当编辑人员请教他如何办好这一刊物时，他当即提出了三点中肯的建议：（一）所谓杂志，要体现一个“杂”字，兽医科技杂志也不例外，它所设置的栏目要包涵兽医学科的方方面面，要让大家都能开卷有益，各得其所；（二）既然杂志要“杂”，办杂志的人自然也要成为“杂家”，虽然他们不一定都非要是本学科的专家，但必须具有本学科的基础知识，不然稿子看不懂怎么行；（三）杂志不是教科书，读者不要老生常谈的内容，要常见到新鲜的东西，对稿件如何择新选优、慧眼识金，光靠几个编辑人员不行，建议发挥本所优势，聘请一支精良的专家审稿队伍把关、作后盾，就能办好一份高水平、有权威性的兽医科技杂志。
想不到对这样一份普通的专业性杂志，他都能讲出许多道道来，编辑人员赞叹不已：到底是中科院院士，水平就是与众不同。他们在多年的办刊过程中都遵循这一原则，使改版以后的《中国兽医科技》成为一份广受国内畜牧兽医界欢迎的重要专业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