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生滨是宁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我重回母校进修，有幸聆听李老师讲课，听课的时候禁不住为李老师这样一个看起来高大威猛的男性常有灵巧细腻的本色情怀所感动。也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机缘，接受李老师的指导，回归久已隔膜的文学世界。有幸读到李老师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本著作：《雕虫问学集》《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前者2007年1月面世，是部分研究成果与读书教学心得体会积累而成，2008年荣获北方十五省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奖；后者2008年3月出版，是教授现当代文学选修课多年积累的成果汇集，供学生参考使用，2009年12月获“宁夏第八届文学艺术奖”文学评论类一等奖。两本书各具特色，自成体系。李老师在多年积累感悟的基础上，终于推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蕴含着不为人知的辛苦与辛酸。《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以史料为基点，延伸了自己的学术理念，而《雕虫问学集》展示了个性化的读书写作历程，阅读中深深被李老师“于细微处见精神”的严谨缜密所感染，借以表达体悟，共享收益。
《雕虫问学集》共分六章，第一章思潮与文体，重点在散文与小说的流变，兼及诗歌批评，对台湾文学作为一个分支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在《中国现代散文的概念范畴及其流变》中，对散文的概念、内涵、外延、源与流的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散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散文始终持一种朴素的观点：“从真实的生活信手拈来，平平实实，却娓娓动人，自有一种神闲意定、从容不迫的舒畅，散文的冲淡至味正是在这里。”（《一个田园牧歌的小品文时代——散论郭沫若20年代文艺性散文》）
更多倾向以散文化的笔法表达关于学与思的感觉，这是一个学者独立思考的结晶。读这篇文章，能感受到散文源于生活，而生活也正是散文某种意义上鲜活的范本。李老师将书命名为《雕虫问学集》，可以感受到一个学者的谦逊，与古代刘勰宏伟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为文之心犹如雕龙”的审慎虔敬有所不同，但读者还是能从中感受到李老师对读书求学的谦恭态度。
第二章鲁迅研究。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后代学人或多或少地产生着影响。《近代中国与鲁迅的文化选择》指出：从中国文学史发展和寻绎鲁迅的思想文化个性来说，鲁迅是真正的小说家，或者说是现代文学在近代萌芽以来真正相信文学的纯粹的小说家，而且是以相当的勇气选择了这样的学术道路和人生追求，而且贯注了他历史文化批判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思想。梦想着“摩罗诗力”的反抗权威和专制，“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文化思想。鲁迅研究是个热点问题，各代学人有趋同的主张，也有不同的见解，李老师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对鲁迅的个人界定，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识。因为历来对鲁迅的夸大与夸小，常常让读者莫衷一是，但李老师在这点敢于担当，这也正是一个学者必备的气度。李老师依据深厚的文学积淀得到自己的研究结论，给学生展示了敢于表达观点的范本。
第三章为郭沫若研究专题。从读硕士至今，李老师可能一直与这位文人气质极浓的诗人相依相伴，赞赏郭沫若先生的“文艺性散文数量虽然不多，但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认为散文“只要我们品味一二，就会更深切地理解一颗伟大而朴实的美好心灵。”归结于散文文体自身的魅力，“散文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和情趣，是一切文学形式中最自由活泼、最能反映作家操守和人格的文体，它总能把作家亲切的感受和独特的个性展现在读者面前。”这就是李老师倾心郭沫若散文研究的因缘，因文而深入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时世相隔，心灵思想与感情的共鸣成为学者与作家之间唯一的沟通桥梁。通过对郭沫若散文研究的细致阅读，读者也能够从另一条路径上领略其对“京派文人”作品的学理剖析，始终秉持着人本关怀，但两者又和而不同。这种差异还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他对汪曾祺作品感悟的独特之所在。
从现代文学先贤到当代文坛的创作概况，李老师都有自己的梳理线索。一个学者独立思考的结晶，对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有提供新视角的价值和意义。汪曾祺《晚翠文谈》中说“我认为作家的职责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到活着的美好，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李老师在现代文学课上解释此名称源于深冬季节，南方其他的树木叶子都凋零了，只有枇杷树的叶子还保持着苍绿，伴有夕阳照映，名之曰“晚翠”，这一段寄情于景的寓意颇有韵味。汪曾祺出身大家，历经坎坷，遭遇过风霜雨雪洗礼之后仍然坚持写作，是从现代到当代笔耕不辍的第一人，“晚翠”与他晚年的散文成就相得益彰。李老师这一段解说融入了汪曾祺对散文的观点和文集命名的匠心独具，体现每一位作家对作品视如孩子般的谨慎呵护。李老师的《雕虫问学集》也凝聚着他对作品的另一种深情——真心付出的珍重。
李老师批评的关注点从未离开当代文坛和西部作品，有对毕飞宇“玉米”系列的跟踪研究与批评，还有对西部文学与地域特色文学作品的关切。石舒清的《果院》风格“清新自然，节制内敛”“石舒清的小说创作，在体现出自己个性化审美写作的同时，也表现了他坚定的人生信念和人文精神”，这些评语极中肯，让读者领略石舒清创作的精神主旨，更容易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郭文斌的《大年》他也进行了细致阅读并致以品评。
李老师教学读书写作，用两位师者的语言可以概括：“在一个恰当的时空，碰到一个契合你心境趣味的阅读对象，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及知识准备来仔细品尝，这样的机遇并不常有。”李老师在《后记》中说他非常认同陈平原先生的这段话。另用京派批评家李健吾的话言明自己在处世方面的不苛求，“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与其耗费于无谓的营营，不如用来多读几部作品。”李老师是在阅读中享受与自我性情相契合的人生况味。最能体现李老师是性情中人的典型范例，当属讲授京派文人作家中一枝独秀的林徽因女士。她出身革命大家庭，革命先烈林觉民就是她的叔父。抗战时期美国友人邀请她去国外做研究工作，她说我的祖国正遭受着苦难，我必须和我的祖国在一起。李老师每一次重复这句话，都会哽咽着说不下去，眼睛里闪着盈盈泪光，台下学生的眼睛里也都涌着泪花，这是我所见过的最感动的课堂瞬间。在这一瞬间，李老师温和细腻的情感，于细微处深深地感染着学生。文学课上，一个女生作业里把林徽因和张爱玲放在一起比较，李老师专门遴出来澄清，指出她们才华横溢各具特色，抗战时期两人对国家与民族命运，不同的态度，异样的选择，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不能苛求历史人物，但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只顾及身家利益的人，诟病或赞美，总该有分别。看得出李老师是生气了，仍然坚持给予两位女作家客观公允的评价。李老师就是这样性情外显的一位学者，在文学的世界里，又含蓄地给学生传达了知识分子于国于家的底线和节操。读他的《雕虫问学集》也能感受到来自天然的一种性情，文如其人，有迎风驻足的坚韧，有学者开阔的胸襟，有师者典雅的风范，还有理解普通人生活艰辛的悲悯。
李老师文章体现的性情之美在精微处，《雕虫问学集》愈读愈有滋味的地方在于细节。比如《语言的艺术写意与绘画——贾平凹散文〈邻院的少妇〉赏析》“如果仅止于此，也就是一幅‘美人画’了，可是，天才的贾平凹让他的‘少妇’倚在书架上和他说话，让其跃然破纸而出的情态映照‘窗外的阳光’，让漂亮少妇欲燃的风韵魔鬼般地罩上一层阳光的明丽，又让画面宁静了许多。贾平凹还嫌美中不足，又借中国艺术的心领神会，落上了一枚小小的闲散印章——‘一只麻雀又落在了窗台上’。”这一段评析，将李老师多年在音乐、绘画、书法等领域综合的审美情趣全都展露无疑，或许用摄影和雕塑的艺术形式照样可以描摹出“少妇”的妩媚情态，语言文字之美在于无限扩充了读者的想象空间，其综合性远远超过单一的感觉印象。正如李老师戏言，女人是用来欣赏的，男人是用来教育的，这样一段文字，与欣赏唐装仕女丰润之美，及发乎情止乎礼的距离之美如出一辙，终究是真性情感动了读者。
李老师的真性情令人敬重的另一缘由是他在《沈从文与京派文人的魅力》最末章，以附录的方式收有郭沫若先生的一篇驳论《斥反动文人》，并撰写了按语。作为读者能从中体悟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保持一份独立和清醒是多么难能可贵，在隐忍与突破中兢兢业业地走着。沉稳，踏实，矛盾，困惑，“冲淡平和不掩人性的光芒，拘谨狭小不伤做人的本分。”沿着京派文人踩在大地上坚实的脚印，踽踽独行是为问学之美。
（《宁夏大学报》2010年5月17日
《宁夏文艺家》2012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