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等人的意见一统一，大臣们便以朝廷的名义向代王刘恒发出召旨，请他进京登临皇帝宝座。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以及精心准备，公元前179年，代王刘恒于长安代王府（非宫殿）中接受皇帝尊位。时年23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更是踌躇满志。刘恒打算大作为一番。
刘恒8岁被封为代王，在代国当君主已15年，稍微有点作为的人，都会形成自己的统治势力，而且代王刘恒是个德才兼备的君主，所以他手下已聚集起一批能力超群的权臣，最为有代表性的当数郎中令张武、中尉宋昌和刘恒的舅父薄昭等等。正是是在张武的建议下，代国一批权臣极力反对代王刘恒进京，认为这是朝廷官僚们的阴谋，只要代王刘恒进京，必定凶多吉少，那时刘家江山将彻底覆亡；而中尉宋昌则极力赞同刘恒进京。他身边也围绕着一批支持者，认为吕氏集团是天下人的敌人，大逆不道。现在他们已铲除，大臣们必然会迎立新皇帝，刘恒当然是最优秀的皇室，因此，进京接替皇帝宝座理所当然，并不用顾虑；而刘恒的舅父薄昭则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赢得了两方面的一致赞同，即：他先率一队人马进京打探情况，实施果然如诏书上所言，那他将在京城做要一切准备，迎接代王进京。如果有诈，自己舍了性命，也要回来通告，保护代王。
最后得出结果，朝廷上下果然一致要求委代王刘恒为皇帝。薄昭弄到的证据已是铁证，于是他一封信回去，请刘恒即日启程，接替皇帝之位。刘恒进京之后，中央政府大臣很快举行了皇帝登基大典。当天下午，刘恒入住未央宫。是夜，刘恒即封宋昌为卫尉，镇抚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最后，刘恒下发他登基以来的第一份诏书，即大赦天下。诏书内容是这样的：“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从这份诏书中能看出，文帝上台很仓促，但它首先将朝廷军功官僚和大臣盛赞一番，完全是迎合朝廷官员，而之后所提及的赦免天下，其实就是例行公事，或者说是走形式。文帝的诏书一出，让很多人发现，此届政权即是一个回归路线的政府，也就是彻底否定吕氏政权，转回到刘邦时代建立的刘氏江山权力分配制度。这次，军功集团再次为刘家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让刘恒很感动，但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刘恒痛恨宗室外姓能在朝廷有所作为，同样，他也看到军功大臣们对自己形成威胁。
文帝之所以会认为一向是刘家江山中流砥柱的军功集团会对自己产生威胁，主要是因为他们功劳太高。在高祖刘邦打天下时代，由于一批军功大臣与之出生入死，后来的建立国家制度中，大臣们处处为难高祖刘邦，甚至敢在他面前舞刀弄枪，有失体统。由于功高震主，出现了韩信、彭越和英布等外姓侯王的造反。这次，军功大臣再次创造出维护刘家江山安定的局面，刘恒很担心，像周勃、陈平这样的功臣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威。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刘恒在登基之前，就由舅父薄昭与周勃、陈平等人讨价还价，最终让周勃答应交出京城卫戍大权。刚刚登基，刘恒为了稳定皇族权力，迅速动手，让宋昌和张武掌管的京城卫戍大权。这是对周勃等人的一次无声宣言，表示皇家将不会让外姓染指京城军事大权。很明显，周勃在这一点的判断上显得有点颓败。早在刘恒刚刚进京，群臣在渭桥迎接时，周勃曾向刘恒要求，表示要与之单独谈话，但刘恒断然拒绝。周勃想与刘恒谈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他要确定自己的这次政变中的地位，并让他代表军功集团向新皇帝邀功。他失算了，或者，这就是刘恒的英明之处，周勃无言以对。
虽然周勃暗示了文帝刘恒，也让刘恒有所察觉，在诏书内容的排布上就是一个证明。但为了防止外姓军功大臣形成与吕氏集团差不多，或者是以吕后集团为翻版的情况，文帝刘恒可谓用心良苦。在大汉朝，朝廷中最重要的两个职位是郎中令和卫尉。郎中令领导宫廷中所有郎官，负责皇帝身边的警卫侍从，属宫廷内卫；卫尉则负责宫城各个殿门的警卫工作。这个职务都极其重要，关系到皇帝的切身安慰，自古以来，都是由皇帝最亲信的内臣担任。
文帝即位之后，第一个朝政安排就是任命郎中令和卫尉。刚刚接任郎中令的张武，关于他出身的记载全无，因此张武的前半生无人知晓，只知道从代国建立一开始，他就担任代国郎中令，这次刘恒被推举为皇帝，他很自然就成为皇帝身边的郎中令，在这个位置上，一待就是23年，文帝去世后，改任复土将军，负责文帝陵墓的建造和长期管理事务。可以说，张武一生都紧贴在文帝刘恒身边，是少有的忠臣。
接替长安卫尉之职的是宋昌，其人为西楚霸王项羽所杀将军宋义之孙。宋昌早年跟随刘邦，为刘家江山立功不小，属军功集团势力，但他长期跟随代王，不入中央政权，成为代王刘恒的心腹大臣。此时，刘恒任命他为卫尉，并统领南北军。按大汉制度，南军是负责守卫皇宫各处殿门的，其首领为卫尉，而北军则是负责守卫京城安全的，其首领为中尉。宋昌以卫尉的身份兼任中尉，实是控制了京城一切防务工作。可见，刘恒在代国的政府班底完全复制到了中央，原来代地上的政府要员已经在中央任要职。
以上还不是全部，文帝登基当年的六月，未央宫又发出召旨，封赏代国旧臣，称“从朕六人，宜皆至九卿”。这六人的姓名无人记载，但可以肯定，文帝刘恒已经成功将代国领导班子全完复制到中央皇廷，成为中央皇廷中的主干。同时也能看出，这六人是宫廷内部要员，而不是朝廷官员，因为在古代，爵至九卿的大臣大部分是朝廷官员，在史书上有详细列传，而这六人没有记载，却没有只字片语，说明他们是内廷人员，把持在皇帝身边。按照中国史书的写作规矩，皇宫廷僚是不能流传青史的。这件实事能充实地证明，文帝渴望加强皇权建设，更可贵的是，他渴望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将中央权贵和军功老臣束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就这样，文帝刘恒恢复了高祖刘邦当年确立的“白马之盟”，将三权——即皇帝、刘氏侯王和军功集团三股力量重新合理分配。事实上，这种确立与当年的“白马之盟”还有一定区别，因为此时皇权空前危机，侯王集团处弱势，只有军功集团实力强大，可以撼动前两方的地位。就文帝看来，当年的吕后集团势力何等强大，而且还掌握着京城中的南北军，皇统区军事警卫和军队力量全部在吕氏集团手上。但他们还是被无孔不入的军功大臣暗算，并落得个不得善终的结果。因此，为了刘家江山着想，也为自己皇位的稳固着想，文帝首先就大胆任命自己的两个亲信张武和宋昌为郎中令和卫尉，掌管京城警卫工作和南北军。
这一点，在文帝登基之前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大臣们都要求刘恒不要进京，凶多吉少，代国领导班子集体表示对军功集团的不信任，这些大臣居功自傲，除高祖刘邦之外，并无何人能制服他们，他们在导演一场军事政变。文帝是个善于察言观色之主，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加上宋昌等人积极斡旋，他还是带着大队人马进京了。但到文帝登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代国老臣班子对中央军功集团始终持不信任态度，处处设防。
这多少会对文帝产生影响，因此，文帝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平衡军功集团与皇权之间的力量对比。就表面现象来看，军功老臣们的功劳在天下人之上，皇帝只是个象征。但文帝绝不这样认为，他认为皇权是唯一的权力权威，一切功臣都要无条件服从，立功是他们的本分，并无什么情理。所以，汉文帝上台迫切要解决军功集团对皇权产生的威胁，不能让吕后的结果重演。于是，文帝就开始了一系列政治动作，目标只有一个，用唯一的皇权权威控制诸侯王和军功集团。其中，军功集团是重中之重。文帝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这是我们下面要谈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