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听说：法国向来超然物外，居住在大陆上的法国人，却要比居住在淫雨霏霏、荒僻寂寥的小岛上的英国人更加无比地富有“岛民性”。总之，法国人由于一向固执地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他们已经成了所有民族中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而且他们还成为目前大多数事端的祸根。
那么，为了彻底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追本溯源。任何一个民族的根都深植于其地理环境与灵魂当中。地理塑造了灵魂，灵魂也在改造着地理，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不能抛开其中任何一个，孤立地去研究另一个。如果我们真正把握了两者的本质，我们就有了一把开启任何民族的特性的钥匙。
对法国人的不断指责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他们毫无保留地大肆颂扬也是由此而来。因为，他们的美德与劣根性都直接产生于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他们的自以为是、自高自大的情绪源于他们占有的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优越的地理位置，这使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如果在自家后院就可以享受到宜人的气候与美丽的风景，又何必去其他国家寻求改变呢？如果只需乘坐几小时的火车就可以从20世纪返回到12世纪，或者从赏心悦目、满眼青翠的古堡田园，来到遍地沙丘苍松的神秘之乡，又何必奔波异国，学习不同的语言，熟悉不同的习惯与风俗呢？如果自家饮食起居和亲朋故旧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差，如果他们能把菠菜做成一道人人爱吃的菜肴，又何必去为护照和支票之类的事情烦心，又何必去忍受糟糕的食物、酸酒以及北方农民那僵硬的呆头呆脑的面孔呢？
当然，一个可怜的瑞士人可能一生除了山之外什么也没见过，而一个可怜的荷兰人，除了一小块平坦的绿草地和几头黑白花奶牛之外什么也没有见过，如果他们不经常到国外游览，肯定会无聊死了。一个德国人早晚也会厌倦自己一边听着美妙的音乐，一边吃着乏味的香肠三明治的用餐习惯。一个意大利人也不可能一生都吃空心面。一个俄国人肯定希望偶尔也能舒舒服服地吃上一顿饭，而不必为买半磅人造黄油去排六个小时的长队。
法国与他们相比，法国人真是太幸运了，他们简直是生活在一个人间天堂里。这个国家应有尽有，所要的东西随手可得，而不需要再换一趟车。所以，法国人会问：“我何必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你可以说他固执、片面，说他是不正确的。我希望我能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法国人从许多方面的确是得天独厚的，他们独享上天之恩赐，独占地理之福泽。
首先，法国有各种各样的气候——温带气候、热带气候以及两者之间的温和气候。它还拥有引以为荣的全欧洲最高的山，同时它还有在平坦的大地上四通八达地连接着法国各个工业中心的运河网。如果一个法国人喜欢在山坡上滑雪来消磨冬季，他可以去阿尔卑斯山西侧萨瓦的小村庄。如果他喜欢游泳甚于滑雪，那么他只需买一张去大西洋岸比亚里茨的车票或者去地中海之滨戛纳的车票。如果他对人感兴趣，想看看流亡中的君主和就要成为君主的流亡者，或者那些有前途的男演员和大红大紫的女演员，或者小提琴家和钢琴高手，还有那些让水银灯下的君主和普通百姓都神魂颠倒的倾国倾城的舞蹈演员，看看他们的模样，聆听他们的声音，那么他只需坐在巴黎的和平咖啡店里叫上一杯加奶咖啡，静静恭候。或早或晚，每一个曾成为世界报纸头版人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会经过这里。而且，他们的出现从不会引起任何特别的关注，因为这样的事情在15个世纪中每天上演，即使是一位国王、一位皇帝，甚至教皇本人，都不会比一位新生出现在校园里更为引人注目。
这里，我们遇上了政治地理学上的一个不解之谜。2 000年前，这片飘着共和国三色旗（这面旗帜日夜飘扬，因为法国人一旦举起一面旗帜就永远不会让它飘落，除非它已被时间与风雨磨损得无法辨认）的大部分土地乃是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西欧平原的一部分，何以有一天，这里会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最集权的国家？这里显然没有任何地理的因素。
有一个地理学派认为，气候与地理条件对塑造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两种因素是在发挥着这个作用，但不是绝对的因素。有时，情况会截然相反。摩尔人与西班牙人曾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1200年瓜达尔基维尔河谷上空的骄阳与1600年的太阳没有什么区别，可是1200年他赐福给人们一个花果乐园，而在1600年它诅咒的光芒却灼烧在废弃的水渠上、漫天的杂草上、干焦的荒野上。瑞士有四个民族讲着四种语言，但他们却能感到自己是一个家庭的成员。比利时只有两个民族，可是他们却相互仇视，甚至把亵渎对方士兵的坟墓当作每个周日下午的消遣。冰岛人守着他们的弹丸小岛，居然维持了1 000多年的独立与自由。同样的岛民爱尔兰人却忘记了什么是独立与民主。世事往往如此。不管机械、科学和各种标准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事情的总规划中人性却仍然是一切事物中最不可靠、最不稳定的因素，他要对许许多多不可思议、不可预期的变化负责，世界地图便是活生生的例证，而法国的客观情况刚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政治上看，法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国家。可是，假如你再仔细观察地图，你会注意到法国实际上是由两个背靠背的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东南部俯视地中海的罗讷河流域与西北方面向大西洋的广袤平原。
让我们先看一看这两部分中最古老的那一部分——罗讷河流域。罗讷河发源于瑞士，但这条不起眼的小河直到离开日内瓦奔向法国纺织工业中心里昂，才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在里昂它与发源于北方的索恩河汇合。索恩河的源头与默兹河源头只有几英里，后者与北部欧洲的历史是密切联系着的，就像索恩河（与罗讷河一道）对于南部欧洲的兴衰也曾起过重要作用一样。罗讷河不利于通航，当它注入利翁湾时，其落差已达6 000英尺，这说明它水流湍急，使得现代汽船一直无法完全征服这条大河。
尽管如此，它还是为古代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提供了一条进入欧洲心脏的便利通道，因为当时的人力——奴隶资源——是非常廉价的。船只必须依靠那些“古代伏尔加纤夫”（他们的命运一点儿也不比他们那些俄国同行好）逆流而上，如果只顺流而下，则只需几天时间。就这样，古老的地中海文明通过罗讷河河谷首次敲开欧洲内陆的大门。奇怪的是，那一地区最早的商业区马赛（至今仍是法国最重要的地中海港口）并没有直接建立在罗讷河河口，而是建立在向东有几英里远的地方（现在有一条运河与罗讷河相接）。但是，马赛作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早在公元前3世纪，马赛的钱币就已经流通于奥地利的蒂罗尔和巴黎的周边地区，不久这座城市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了。而且，马赛很快就成为这一地区及其北部地区的首府。
后来，这座城市遭遇到不幸。该城的公民由于受到阿尔卑斯山蛮族的压迫，便邀请罗马人来此援助。罗马人来了，而且按他们的一贯作风留了下来。罗讷河河口地区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provincia），即普罗旺斯省（provence）。它曾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它默默见证了一个事实：是罗马人，而不是腓尼基人和希腊人，认识到了这块肥沃的三角洲的重要性。
于是，我们又遇到一个历史学与地理学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普罗旺斯——融合了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拥有理想的气候条件和广袤的沃土，前有开阔的地中海，后有北欧广袤的中部大平原，具备一切自然的优势，似乎注定能够成为罗马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却失掉了这场竞争。在恺撒与庞培的斗争中，普罗旺斯站在了庞培一方，于是对方摧毁了这座城市。然而，这只是小事一桩。不久之后，马赛人又在同一地方做起了生意，而罗马的文学、艺术、科学和礼仪在罗马已经无处容身，便跨过利古里亚海，逃到普罗旺斯，将这里变成一个在蛮族层层包围之下的文明孤岛。
当富甲天下、大权在握的教皇也无法在台伯河上的那个城市（中世纪的罗马暴民比豺狼强不到哪儿去，和我们美国的强盗们一样凶残）维护自己的地位时，他们将教廷迁到了阿维尼翁。这座城市以最早修建的巨型桥梁而闻名（现在，这座桥的大部分已淹没于河底，但却是12世纪的一个世界奇观）。在这里，教皇们还拥有一座足以抗拒一百次围攻的城堡。自此而后的一个世纪中，普罗旺斯就是基督教的领袖们的家园，教廷的骑士们在十字军中非常显赫，其中一个普罗旺斯的簪缨世家还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世袭统治者。
然而，不知何故，普罗旺斯并没有发挥出造物主在创造这片可爱的、肥沃的、浪漫的河谷时赐予她的神力。普罗旺斯产生过抒情诗人，然而他们尽管被公认为是那种文学体裁的奠基人（他们创作的这种文学体裁至今在小说、戏剧、诗歌中仍占据着一席之地），他们却从未能使柔和的普罗旺斯方言成为整个法国的语言。是北方（与它的方言）——而不是拥有任何自然便利条件的南方——创立了法兰西，造就了法兰西民族，给全世界送去法兰西文化五彩缤纷的精华。16世纪前，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这片从比利牛斯山脉到波罗的海的大平原肯定将成为条顿大帝国的一部分。是的，那是一种地理上的安排，而人类对这种安排不感兴趣，所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莱茵河与默兹河及其三角洲 对于恺撒时代的罗马人来说，欧洲的这一部分就是遥远的西部了。他们称这里为高卢，因为这里居住着高卢人，一个长着一头金发的神秘民族，希腊人称其为凯尔特人。当时，那里生活着两支高卢人，一支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与亚平宁山之间的波河流域，这是最早的一支。当恺撒孤注一掷、勇敢地跨过卢比孔河时，这部分高卢人就被留在了那里，他们被称为“山南高卢”或“山这边的高卢人”。另一支是“山外高卢”或“山那边的高卢人”，在当时的欧洲，这一部分高卢人被排斥在外。但是，在公元前58—前51年恺撒那次著名的远征之后，这部分高卢人就与今天的法国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在这里征税不会遭到当地人的反抗，因此这里成为罗马强化殖民化的首选之地。
北部的孚日山与南部的侏罗山之间的山口有着很好的通道，罗马的军队（大部分为步兵）可长驱直入此地。不久，法兰西的大平原上就星罗棋布地分布着罗马城堡、罗马村庄、罗马市场、罗马教堂、罗马监狱、罗马剧场和罗马工厂。在塞纳河上有一座小岛——凯尔特人仍然在那里生活，他们居住在用原木搭建的房屋中，这个小岛就是鲁特西亚（巴黎古称）——它成为建造供奉朱庇特的神庙的理想地点。当年神庙的所在之地便是今天巴黎圣母院矗立的地方。
由于这座岛与大不列颠（公元1—4世纪罗马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可直接通航，并是可遏制莱茵河与默兹河之间动荡的一个优良的战略重心，因此这座小岛自然发展成为罗马帝国统治西方的大本营。
正如我在前面讨论地图的一章所述，我们有时对罗马人当时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寻路的本事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并不难理解。罗马人在选择精确地点方面有一种特殊的本能，无论筑港口、建城堡、设商埠，他们都没有失误过。一位细心的观察者在巴黎盆地中度过阴雨连绵的六个星期之后，可能会自问：“罗马人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么个破地方作为他统辖西方和北方殖民地的总部呢？”但是在你面前放上一幅法兰西北部地图，地理学家会告诉你问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