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原名耆年，字寿昌、守常，笔名李钊、剑、剑影等。河北乐亭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13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6年为参加国内的“讨袁”运动，辍学回国，任北京《晨钟报》主编、《甲寅》日刊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7年应聘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校评议委员会评议员，经济系、历史系教授，参与编辑《新青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接受和积极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的论文。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五四”运动。1920年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见共产国际代表，讨论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9月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劳动者》周刊，向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和专题，并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论文，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中共北京市委和北方区委的工作。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秘书、学生事业委员会长，中共中央委员等职。1923年2月参与组织和领导“二七”大罢工。同年6月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赞成国共合作，会后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进行会谈。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6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5至1926年积极参加和领导北京“五卅”运动、“三·一八”运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主要论著收入《李大钊文集》。
今日所要和诸位商榷的，是史学及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主体是讲史学。
凡一种学问，必于实际有用处，文学、史学都是如此。但是，用处是多方面的。得到了一种智识，以此智识为根据去解决一种问题是用处；以所有的学识成一著作与学术界相商榷，以期得到一个是处，也是用处。但是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都有极大的关系。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文学都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从不同的研究，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与我们以不同的修养。哲学、文学在我国从前已甚发达，史则中国虽有史书甚多，而史学却不发达。这不但中国为然，外国也是如此。因为史学正在幼稚时代，进步甚慢。但他于人生有极大影响，我们不但要研究他，且当替他宣传，引起人们研究的兴味，以促史学的进步。
历史一辞的意义
《说文解字》说，史是记事的人（即是书记官），“史”字从“中”从“又”，“中”是中正的意思。文字学家说，“又”字是象形字，“中”字不是中正的中，乃是“册”的象形芋。“史”字有书役的义，即指掌记事者而言。日本训“史”字有ヮヒト，以之为归化的人而专从事于文笔的事者的姓。此“史”字遂辗转而有记录的意思。英语称历史为History，法语为His—tore，意语为Storia，皆由希腊语及拉丁语从Historiai而起，本意为“问而知之”；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出来，即为记录，即是History。德语称历史为Geschichte，荷兰语为（Gesohiedenis，原皆指发生的事件或偶然的事变而言。各国文字的本义都不相同，今日使用的意义也复各异，所以发生了混乱错杂的见解了。
我们日常泛言历史，其涵义约有三种：（一）譬如说吾汉族有世无与比的历史，这并不指记录而说，乃指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所以四千年的历史一语，可以说是文化进化的代名字；（二）又如说吾国无一可观的历史，其意乃指见识高远、文笔优美的历史书籍而言；（三）又如问一友人，以君所专考的科目是什么？答云历史。此“历史”二字，乃指一种科学的学问而言。中国并不没有普通的记录，而专考历史，以历史为一门科学的，却是没有。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就是成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究是什么？
二、历史的定义
关于史的定义，史家不一其辞。因为各人目光不同，定义也因此各异；而现在史学又不十分发达，所以完全妥当的定义，竟是没有。今且举出几个定义中，我们或者能得到一个史学的概念。
Felint的史的定义
弗氏谓历史学即是历史哲学。他说：“历史哲学，不是一个从历史事实分出来的东西，乃是一个包蕴在历史事实里边的东西。一个人愈能深喻历史事实的意义，他愈能深喻历史哲学；而于历史哲学，也愈能深喻于其神智。因为历史哲学，只是些历史事实的真实性质与根本关系的意义，合理的解释、知识罢了。”这里他所说的历史哲学，史学也包括在内。
LamPrecht的史的定义
郎氏在他的《什么是历史》一书中说：“史事本体无他，即是应用心理学。历史乃是社会心理学的科学。”
Vanloon氏的史的概念
万龙氏作有《人类史》一书。他的序文中有几句警语：
“最善的点，乃在环绕吾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观，当吾们返于吾们日常的事业的时候，与吾们以新鲜的勇气，以临将来的问题。”
又说：“历史是经验的伟大楼阁，这是时间在过去世代的无终界域中建造的。达到这个古代建筑物的屋顶，并且得到那全部光景韵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青年的足是健强的。这事才能做到。此外，绝无人能登临。”
内田银藏博士的史学的要义
内田银藏博士是日本的史学者。他说：史学有三要义：
（一）随着时间的经过，人事进化不已。研究历史，当就其经过的行程而为考察。社会一天一天不断的发达进化，人事也一天一天不断的推移进行。就其发达进化的状态，就是就其不静止而移动的过程，以遂行考察，乃是今日史学的第一要义。
（二）当就实际所起的情形，一一搜察其证据。考察历史，须不驰空想，不逞臆测，应就现实发生的事例，依严密的调查考察，证据的手段，以究明人事的发展进化。这是历史的研究的特色。
（三）不把人事认作零零碎碎的东西去考察他，应该认作为有因果的、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现在的历史的研究。不能单以考察片段的事实为能事。须把人事看做整个的来研究，就其互相连锁的地方去考察他，以期能够明白事实与事实间相互的影响和感应——即是因果。但零碎的事实，也很要紧的。没有零碎，便没有整个。所以当就一个一个的零碎为基础，而后当做一个整个的而观察他的因果的关系。不过此一个一个事实，必须考查精确。假使是假的，差误的，那么由此而生的整个，也靠不住了。但太致力于烦琐的末节，而遗其大端，那也是不足取的。
梁任公氏的史的定义
最近梁任公氏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在那本书里所下的史的定义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的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资鉴的是史。”
以上所举的，不过是供吾人参考的资料。我甚希望诸位参考诸家的说，自己为史学下一个比较的完全确切的定义。
三、史学与哲学及文学的关系
讲到史学与哲学、文学的关系，最好把倍根的分类先来参考一下。关于人生的学问，本不能严格的分开，使他们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人生是整个的。但现在为分工起见，所以不得不分成多种专门的学，以求深造。但学问虽贵乎专，却尤贵乎通。科学过重分类，便有隔阂难通之弊。所以虽然专门研究，同时相互的关系也应知道。专而不通，也非常危险，尤以关于人生的学问为然。史学和哲学、文学的来源是相同的，都导源于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虽然我们分工之后，同源而分流，但也一样可以帮助我们为人生的修养，所以也可以说是殊途而同归的。
倍根的分类，见于他所著的，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及以拉丁文著的The Dignity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23）。这二书都是讲当时的思想的发展的。在此二种中，他把学问分为三大类：（一）历史；（二）诗；（三）哲学。这是按照心的能力而分的。因为心的能力也有三：（一）记忆；（二）想象；（三）理性。记忆所产生的是史，想象所产生的是诗，理性所产生的是哲学。这个分类，在今日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他只是指他那时代的学问状况而说的，但我们正好藉用他的分类，说明史学、文学、哲学三者的关系的密切。
他把历史分为自然史、人事史，而人事史又分为宗教史、文学史等。
哲学也分为三类：（一）关于神明的；（二）关于自然的；（三）关于人的。哲学二字的意义，也与现在不同。他所说的哲学，是穷理的意思；此外又有第一根源的哲学，包括三部的本源的普遍的学问。
诗也不是专指诗歌而言，凡想像、假作而叙事的文学都是，不必定为韵文。
诗与史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要考察希腊古代的历史，必须读荷马的《史诗》，因他的诗中包蕴很多的史料。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是史，他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也可见史与诗间大有关系。即如《诗经》一书，虽是古诗，却也有许多许多的史料在内。要研究中国古代诗，不能不把此书当作重要的参考书。郎氏（Lamprecht）谓：“史有二方面：（一）取自然主义的形式的——谱系；（二）取理想主义的形式的——英雄诗。谱系进而成为编年史，英雄诗进而成为传记。”这都可证明诗与史的关系密切了。
哲学与史的关系的密切，也很容易证明。譬如老子是哲学家，但他也是个史学家，因为他是周的史官。班《志》说：道家出于史官。可见哲学与史学也是相通的。
倍根之后，孔德、斯宾塞、冯德诸家，各有另立的分类。不过倍根的分类，与我们以特别有关系的材料，所以藉来作史学、哲学、文学的关系的证明。
四、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
以历史为中心，史学可分二部：记述历史；历史理论。记述的历史的目的，是欲确定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而以活现的手段描写出来，这是艺术的工作。历史理论的目的，是在把已经考察确定的零碎事实合而观之，以研究其间的因果关系的，这乃是科学的工作。
此外，又有历史哲学一项，但从系统上讲起来，宜放置哲学分类之下。
五、哲学与史学的接触点
哲学与历史相接触点有三。即是：哲学史、哲理的历史及历史哲学。
哲学史是以哲学为研究的对象，用历史的方法去考察他，其性质宜列入哲学系统中。哲理的历史，是用哲理的眼光去写历史，是属于史的性质的，但太嫌空虚。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是于科学所不能之处，去考察宇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理的。历史事实是宇宙现象的一部分，所以亦是史学所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
六、哲学与史学的关系
哲学仿佛是各种科学的宗邦，各种科学是逐渐由哲学分出来的独立国。哲学的领地，虽然一天一天的狭小，而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
科学之所穷，即哲学之所始。两者的性质上区别虽经确立，不容相混了，然而两者的界限，却并未如长江大河为之截然分界。二者之间有一中区，譬如历史与哲学虽各有领域，而历史哲学便处于二者之间，不能说完全属诸史学，也不能完全属诸哲学。
立在史学上以考察其与哲学的关系，约有四端：
（一）哲学亦为史学所研究的一种对象。史学的对象，系人生与为人生的产物的文化。文化是多方面的，哲学亦其一部分。所以哲学亦为史学家所认为当研究的一种对象。
（二）历史观。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社会现象，史学家可以拿自己的历史观来考察之，解释之。譬如现在的女权运动和打破大家庭的运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都可以一种历史观观察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观的一种。他以为社会上、历史上种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其原动力皆在于经济，所以以经济为主点，可以解释此种现象。此外，圣西门有智识的史观，以为智识可以决定宗教，宗教可以决定政治。此外，还有宗教的史观、算术的史观等等。或谓史学家不应有历史观，应当虚怀若谷地去研究，不可有偏见或成见，以历史附会已说，才可算是好史学家。或者说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洋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这话是很对的。史学家当有一种历史观，而且自然的有一种历史观，不过不要采了个偏的、差的历史观罢了。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受海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就是历史观是从哲学思想来的明证。
（三）就历史事实而欲阐明一般的原理，便不得不借重于哲学。
（四）史学研究法与一般理论学或智识哲学，有密切关系。
现在再从哲学方面来考察他与史学的关系：
（一）历史是宇宙的一部分，哲学是研究宇宙一切现象的，所以历史事实亦属于哲学所当考量的对象之中。
（二）人生哲学或历史学，尤须以史学所研究的结果为基础。
（三）哲学可在旁的学问中，得到观察的方法和考量的方法。所以哲学也可以由历史的研究，得到他的观察法和考量法，以之应用到哲学上去。
（四）要知哲学与一般社会及人文的状态的关系，于未研究哲学之先，必先研究时代的背景及一般时代的人文的状况。所以虽研究哲学，也必以一般史识为要。
（五）研究某哲学家的学说，必须研究某哲学家的传记。
（六）哲学史亦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故亦须用历史研究法的研究以研究哲学史。
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的。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人类的行动是有预定轨道的，还是人生是做梦一般的？我们所认为历史事实的是真的呢，还是空虚的？人类背后究竟有根本大法操持一切的呢，还是历史上种种事实都是无意义的流转，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呢？人类自有史以来，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人类进化果然是于不知不识中向一定的方向进行呢，还是茫无定向呢？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其兴衰荣枯，是人造的，还是人们无能为力的？种种事实，纷纭错杂，究竟有没有根本原理在那里支配？这都是历史哲学的事。因为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为止；科学所不及的，都是哲学的事了。
七、史学、文学、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
我们要研究学问，不是以学问去赚钱，去维持生活的，乃是为人生修养上有所受用。文学可以启发我们感情。所以说，诗可以兴，可以怨；又说，兴于诗。文学是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的。哲学于人生关系也切。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很多的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史学于人生的关系，可以分智识方面与情感方面二部去说。从情感方面说，史与诗（文学）有相同之用处，如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的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这是关于感情的。其关于智识方面的，就是我们读史，可以得到一种观察世务的方法，并可以加增认知事实和判断事实的力量。人名、地名，是不甚要紧的，能够记得也好，不记得也不妨事的。二者帮助人生的修养，不但是殊途同归，抑且是相辅为用。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
此外，历史观与人生观亦有密切的关系。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三者交相为用，可以使我们精神上得一种平均的调和的训练与修养。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人生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贺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们的新时代，全靠我们自己努力去创造。有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便可以得到一种新的人生观。前人以为人们只靠天、靠圣贤豪杰，因此不见圣贤出来，便要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叹声；因此生逢衰乱的时代，便发出“吴天不吊”或“我生不辰”的叹声。在此等叹声中，可以寻知那听天认命的历史观影响于人们的人生观怎样大了。现在人们把历史观改变了，这种悲观、任运、消极、听天的人生观，也自然跟着去掉；而此新的历史观，却给我们新鲜的勇气，给我们乐观迈进的人生观。
从前的历史观，使人迷信人类是一天一天退化的，所以有崇古卑今的观念。中国如此，西洋亦然。他们谓黄金时代，一变而为银时代，更变而为铜时代、铁时代，这便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这种黄金时代说，在十七世纪时为一班崇今派的战主攻击的中心。当时，今古的争论极烈，一方面说古的好，他方说今的好。倍根等都是赞成新的、崇尚今的。他们说：以前的圣贤的知识，并不如我们多，今世仍旧可以要出圣贤豪杰的。二者相争甚烈，在法、意等国两派都有极烈的争论。诗人的梦想，多以前代、过去的时代为黄金时代。中国的《采薇》、《获麟》诸歌和陶渊明一流的诗，都有怀思黄、农、虞、夏的感想。黄、农、虞、夏之世，便是中国人理想中的黄金时代。新历史家首当打破此种谬误的观念，而于现在、于将来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因为黄金时代，总是在我们的面前，不会在我们的背后。怀古派所梦寐回思的黄金时代，总是些草昧未开、洪荒未阔的景象，没有什么使我们今人羡慕的理由。我们试一登临那位时先生在过去世代的无止境中，为我们建筑的一座经验的高楼绝顶，可以遍历环绕我们的光荣的过去的大观，凭着这些阶梯，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现在，并且可以眺望将来。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新鲜的勇气；在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乐天迈进的人生观。这种娱快，这种幸福，只有靠那一班登临这座高楼的青年们，长驱迈进的健行不息，才能得到。这是史学的真趣味，这是研究史学的真利益。
[说明]此文是李大钊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讲演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七日——十九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署名李守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