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戴“帽子”生活中突然闯入女人，使我意识到我这样的“身份”还有女人垂青，我终于在第二年即1977年41岁时与同一生产队、同被管制的“坏分子”同居。
我戴有多重“帽子”，女方也戴有“帽子”，我们都属“另类”，两人只要你情我愿，又不举办什么婚礼，也没资格举办婚礼，搬到一间土坯房住在一起，生产队长点了头就算批准，连法律手续也不需办。这又是当“分子”的好处：“身份识别系统”中被管制的人相互“交配”，好像不需要什么“正式文件”。我用“交配”这个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这类人在“贵族”眼中和牛马差不了多少。
监视我的老汉搬了出去，土房中弥漫着温馨。四壁糊的报纸比今天进口的墙纸还漂亮，既美观又可帮助我牢记自己的“身份”。因为土炕靠头的墙上贴着大号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然而，我仅有的几件衣服：一件破棉袄，一件破军绿色单上衣，一件破衬衫，一条破棉裤，一条膝盖上烂了洞的单裤全都有了纽扣，破洞也都整整齐齐地补上补丁。补丁补得还非常艺术，边缘像缝纫机踏出的一样密集整齐。我20年来没有穿过内衣内裤，脱下外衣就是皮肉，和“坏分子”同居后竟然有了背心和裤衩。尽管是用日本尿素的化纤包装袋缝的，却很贴身。她又捡了好多作为劳保用品的旧白线手套，一根一根拆出线来，织了一双白线袜（我们没有购买袜子所需要的“工业品券”），使我20年来第一次穿上袜子。
中午或晚上加班，我的“坏分子”会给我送饭来。远远地看到她提着篮子从田埂上婀娜多姿地走来，还没吃到饭已感到秀色可餐。她偎依着我坐在田埂上替我从篮子里端出饭菜，在田野的风中，她的风鬟雾鬓，眉黛青颦一展无余。原来这就是女人，女“坏分子”也是女人，而且是出众的女人！
这就是“身份识别制度”的悖论：“身份识别系统”中“坏”的总是好的。
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当时农场每人每月只分配一小两（15．6克）食用油，即宁夏地区的胡麻油。她从来不舍得吃，每次都只在我碗里的面条上像滴鱼肝油似的滴一小滴。我过意不去，让她也要吃油，而她只在瓶口上舔一下，便算吃过油了。
还不到一年，1978年来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平反、大甄别开始了。她不过是在18岁时被她师傅诱奸的，1958年“反坏人坏事运动”（简称“双反运动”）中她反倒成了“坏分子”被押送劳动教养，因为师傅是共产党员，她只是个学徒工。她的案情简单，明明白白是“冤假错案”，很快就获得甄别：摘掉“帽子”回工厂上班，同时还补发了几百块钱。而那时因为我除“右派分子”外还有一顶“反革命分子”帽子。在为“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中规定：“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又有新的刑事犯罪的分子不在复查范围”，以致戴着多重“帽子”的我对未来也没有十分把握了，看来我的平反遥遥无期甚至根本不可能平反。这时，她的孪生兄弟来宁夏与她商量：已经受了20多年罪，宁夏没有什么可呆的了，不如回兰州老家，并且她兄弟也给她在兰州联系到好工作。因为她得到甄别后，我们的“身份”马上有很大差异，我现在的“身份”会影响她的前途乃至今后的命运。想到《庄子》中说的涸泽中的两条小鱼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即使我对她依依不舍，也不能阻拦她回到黄河上游，于是我们不得不洒泪而别。分别时，她把“家”中她手缝的被褥枕头和锅碗瓢盆（铁锅是她捡的废铜烂铁换来的，因为购买铁锅也要“工业品券”），还有一个自己钉的木箱，也就是说属于我们两人的“共同财产”都留给了我。
她和她兄弟乘上拖拉机的拖斗远去了，我在路边与她四目相望，一直看着她苍白的脸庞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雾霭似的黄尘中。
我又孤零零地回到小土屋。
“身份”、“身份”！一切都由“身份”决定！
若干年后，她回到宁夏我们一起生活过的生产队旧地重游，一些妇女怂恿她说，“你还不找张贤亮去！他现在出名了，又当了官又有钱，又娶了老婆，你跟他闹，至少闹几个钱回来！”
她却淡然地说：
“算了啵！过去你们把他整得够呛，也让人家过几天舒坦日子吧！”
虽然半生戴着“帽子”，辗转在劳改农场、农垦农场与“牛棚”之间，九死一生，而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是所遇到的女人全都是善良的女人。
这让我九死而不悔。
感谢上帝对我如此厚爱！
六
没想到，不到半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四封信》就在《宁夏文艺》（《朔方》的前身）发表，接着我就获得平反，并且“彻底恢复名誉”。
我们今天说“改革开放”起始于安徽小岗村23户农民写血书要求“分田单干”，从而启动了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据我看：一切改革都起始于人的解放！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后，先是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接着是为右派分子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平反甄别。1978年底，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终于在全国农村摘掉全部“地富反坏分子”帽子。这是遍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使数以亿计的人改变命运的大事。
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是紧锣密鼓却不是大张旗鼓进行的，所以在今天一般中青年人中印象并不深刻。而实际上，就其规模、人口数量、国土范围及解放的彻底性来说，“身份识别系统”与“身份识别制度”的取消，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才出现了一丝人权意识的曙光。由此开始，才有30年后的今天。
“身份识别系统”瞬间分崩离析，“身份识别制度”很快土崩瓦解。只有亿万人摆脱“身份”和“成分”的束缚，才有可能调动全体人民群众投入改革。试问，如果几亿农村人口中“身份”仍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帽子”仍然戴在数以百万计的人头上，农村人口中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怎能“分田单干”、“家庭承包”？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就行不通！我没调查就敢断言：那23户写血书的农民中肯定没有一户是“地富反坏成分”的人家。这些人家当时还被排除在外。
中国的经济腾飞起始于乡镇企业的崛起。你可以去调查调查，原先“地富反坏分子”的第二代、第三代，在乡镇企业中曾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他们当中许多人是乡镇企业的骨干。他们从地底下爬出来，拂去身上的泥污，积累了多年的智力和能力一下子迸发出来，这才造就了乡镇企业的辉煌。
民间经济的繁荣也是如此。从最早的“能人”、“个体户”、“万元户”直到今天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人物，看看里面有多少“身份”不好、“成分高”的人吧。如果不首先破除“身份识别制度”，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吗？
“不可接触的贱民”真正成了甘地说的“上帝的孩子”。他们是改革开放最早的受益者，从而也是改革开放的先锋。
1978年以前，编辑发现你的稿子可用，必须先去信征询你所在单位的意见，当然首先是核查你的“身份”。我之所以能重新执笔，就得益于到1978年向报纸杂志投稿再不需要“身份”证明。
曾被戴上“地富反坏右”、“反动学者”、“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种种帽子的知识分子及其第二代，只有摆脱了“身份识别制度”才有发言权，才能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力军！
今天的文学评论家可以说中国的“新时期文学”艺术性不高，甚至可以诋毁它是一堆“文学垃圾”，但正是“新时期文学”开创了今天文学繁荣的局面。今天的“80后”，不可想象我们那时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来闯一个又一个“禁区”。我们为后人开辟了道路。“新时期”作家曾是中国老百姓的代言人，我们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说不好的话。中国“新时期文学”可能在世界文学史上没有多高的地位，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推动作用决不会被抹杀。未来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将会把中国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作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中国文学最辉煌的一章。
我可以说，在中国作家中，我是背负“身份”“成分”担子最沉重的一个，经受的磨难也最多，所以对“身份识别制度”最敏感。1984年我的小说《绿化树》发表后，有同行讥讽我小说中“踏上了红地毯”这句话太“俗气”。那请你想一想，我这双跨过死人堆、20年之久没有穿过袜子的脚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难道没有特殊感觉？试问我同辈作家，虽然我们都是从艰难困苦中摸爬过来的，但有谁在20年间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
但是，我这双穿上袜子的脚并没有因为“踏上了红地毯”参政议政而自满，软化了我应有的锐气和勇气。
在《绿化树》发表之前的1983年，我就“踏上了红地毯”。一次，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集了十几位新增的文学艺术界的政协委员到中南海座谈。其中多数现在已经过世，今天仍健在的如我之辈，也垂垂老矣，记得有冯骥才、何士光、叶文玲等人。委员们在中南海富丽堂皇（今天想起来也很一般）的会议室中“分宾主坐下”。我刚从劳改农场爬出来不久，“中南海”这四个字对我来说是个可望不可即的、类似“皇宫”“朝廷”这样的地方，今天居然能在这里占一席之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云泥之别”，令我感慨万端。
阎部长先说了番客气话：请大家来随便谈谈，互相认识认识，然后礼贤下士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因为阎部长谦和的态度，众人也就不太拘谨了。当时，文艺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发言者大都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纷纷反映本地区本单位还存在的政策不落实、观念上还有“两个凡是”阴影的现象。阎部长都一一记下，时不时地插言询问。轮到我，阎部长和蔼地向我点点头：“听听贤亮同志有什么话说。”
没料到我一开口就说：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改造共产党！”
我完全不理会当前最紧迫的落实政策问题，而是直接捅到问题的核心。我说：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靠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党是无法完成的。改造共产党，主要是改变共产党的党员结构，要把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党改造为知识分子占大多数的党。我们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入党。只有知识分子在党内占了多数，我们才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与会者脸上都表情惊愕，我注意到阎部长也觉得意外。当时，“改造共产党”不但是离经叛道，简直可说是“大逆不道”的说法。
我接着说：
“我们共产党人有志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人的世界观，为什么不能改造自身呢？我们必须有改造自身的勇气。只有我们自身不断地自我改造，我们才有力量和能力去改造世界和社会。”
不需要激励，也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只要给我一个平台我便会口无遮拦地侃侃而谈，无所畏惧。自那时以后的25年，我连续任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直到今天超龄退出，从来如此。
“不可接触的贱民”变成“上帝的孩子”就向往“天堂”。
我以为在中南海的一席话说了也就说了，没怪罪我已经算走运，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刘德一同志给我来电话，叫我去宣传部“谈话”。到他的办公室，他很神秘地从抽屉里拿出份文件，在我眼前一晃，说，“你在政协会上说的话，耀邦同志做了批示了。”他只让我瞥了一眼，我只看到是一份发给各级党校的什么红头文件，有关我的话的批语头一句是：“这位作者的话值得注意……”我正奇怪为什么耀邦同志不称我为“作家”而是“作者”，他就把文件又收进抽屉里锁上。但不管怎样，知识分子入党成了当年的风尚，我与二十几位知名知识分子同时入党，新华社还发了消息。在上海复旦大学、西安交大、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只要是邀请我去讲话，我都大声疾呼：
“凡是希望改变中国的有志之士，都要争取加入共产党！因为只有你入了共产党才具有改变中国的位能和势能。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
“中国的民主将从党内民主开始起步”，这话今天已经证实。2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不仅知识分子在党内已占多数，市场经济中的主力军——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也大批入党，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有“自我改造”的大无畏的勇气。
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这些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已经逐渐替代了那些看起来颇为吸引人而实际上是反科学的空洞理想。人们需要理想，但必须是符合科学规律的理想。
但是，怎样在新的社会形态上重新收拾已被摧残殆尽的传统文化，吸纳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建构适合于我们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全社会营造符合时代潮流的人文精神，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同时，社会阶层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且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一种隐性的“身份”和“成分”的区别业已形成。我们怎样在阶层之间建立一种完全开放性的机制，并能在体制上，而不是再用空洞的说教来防止执政党不会变成新的特权阶层，在制度上保证“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进入领导集团，并能把无德、无能又无耻的官员及时罢免撤换，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
“风起于青苹之末”，30年前的思想解放风暴其实起始于人的解放。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自身才得以解放”，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绝不是再用暴力手段去“解放”其他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绝不是要永远保持自己“无产”的地位，而是要通过种种经济形式包括股份制，使自身及所有人都“有产”（共产主义“是在更高的形式上恢复个人所有制”——马克思）。黑格尔早就说过，“人权，说到底就是财产权。”只有全体人民都“有产”，人民才能普遍地享受人权和尊严。所以，“共同富裕”才是我们应为之奋斗的目标。
而在中国几亿农民尚未取得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我们还任重道远。
写于2000年
刊于《收获》2008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