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缨花，马缨花，”保管员推了推门，接着压低嗓子又叫，“马缨花，马缨花……”
她没有立即回答，停了一会儿，才用懒洋洋的腔调问：“谁呀？”问完了，昂起脸朝我皱起鼻子笑了笑。
“我呀，马缨花，是我。”
“睡下啦！”她拖长声音说，她的声调和她的表情恰恰相反，“我困得很，要是还有营生，等我睡起来再干。”
“哎，不是叫你干活。你起来，羊圈靠西第三根柱子上头，我还给你藏着一副羊下水哩，你起来去拿。”他给她东西，可那语气，倒仿佛是求她施舍给他一些东西似的。
“那好呀，”她又朝我做了个鬼脸，“等会儿我起来去拿。”
保管员仍舍不得走，左右地捯着脚，在门外磨蹭着。在他们隔着门对话的那一刻，我比上一次更加紧张。上次我和她之间还有一截距离，现在，她紧紧地贴在我的怀里，一面调侃保管员，一面用手指头玩我棉袄上的扣子。虽然我为了要弄点吃的，曾经冒过许多次险，被人发现的可能性要比这次大得多，但这种充满暧昧意味的尴尬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不安得有点发冷。她朝我笑，朝我做鬼脸，我却笑不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好玩。恍恍惚惚地不知有多长时间，保管员才拖着一轻一重的步子怏怏地走了，门外再没有一点声息。
“嘻嘻！”她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把正面向着我，“那个傻熊还想打我主意哩！呆会儿我去拿，不吃白不吃。”
“唉！”我说不出什么话，叹了一口气。生活的美丽的色彩又渐渐褪色，而褪了颜色的生活是十分难看的。
“你看你，冷成这熊样子。”她摸摸我的手，把我的一双手分开，围在她的腰间，撩起棉袄下襟，将我的手插在里面。“来，让我给你焐一焐。”
隔着薄薄的布衫，我能感到她肉体的温暖，甚至是灼热。那柔软的富有弹性的腰肢，就在我两手之间，然而这却激不起我的一点情欲。我怀疑我把人、把生活又整个地看错了。她刚才的冷淡和现在的爱抚，到底哪个更为可信？
“傻狗狗，你咋这么傻唦！”她仰着脸跟我说，“啥‘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好’！你不想想，咱们成了家，你就得砍柴火，你就得挑水，家里啥活你不得干？有了娃娃，你还得洗尿褯子，一天烟熏火燎的，苦得你头上都长草咧！你十八块钱，连自己都顾不住哩，还能再添半个人的吃穿？你还能像现时这样，来了就吃，吃完嘴一抹就念书？你呀，你这狗狗真傻！”
我这才恍然大悟。她说她自有主意，原来就是这种为了爱情，为了我的献身精神。而我在她面前究竟有什么价值，值得她作这样的牺牲呢？世界和人，和没有文化素养的体力劳动者，又在我眼前恢复了绚丽的色彩。我想，我之所以难于理解她，恐怕就是因为在我身上，从来没有过为了别人，为了所爱的人而献身的精神，从来没有！
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即使想“超越自己”也是为了自己。这就是我和她之间最大的差距。
我把她搂进怀里，我现在才觉得我是真正地爱她，不是感恩，不是感激之情。我热情地喃喃地说：“马缨花，我们还是结婚吧！别人怎么过，我们也怎么过；让我来分担你的负担不好么？”
“‘怎——么’，‘怎——么’！”她略略推开我，深情地凝视着我的眼睛，而用嗔怒的口气说，“我不能让你跟别人家男人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最是个没起色的货！你是念书人，就得念书。只要你念书，哪怕我苦得头上长草也心甘情愿。我要你‘分担’啥？你能‘分担’啥？咱们一结了婚，那些傻熊还会给我送东西来么？你看，我不出手，羊下水就给我搁在那儿了。你呀，傻狗狗，你就等着吃吧，这还不好么？……”
她还是要我念书，而为什么要我念书，她始终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在她脑子里，似乎认为念书就是我的本分，我的天职，像养着猫一定要它捉老鼠一样。我心里蓦然有种幽默感，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这种想法倒很现实。“女人的心计啊，女人的心计啊……”我默默地念叨着。
可是，这无疑又是我的耻辱。难道我能靠一个女人的姿色来过比较温饱的生活？来“念书”？这样做，我就更降低了我自己。“不！”我重复地说，“不！我们还是结婚吧，我不能让你那样做！我们还是结婚吧……”
“哎，傻狗狗。”她说，“我又没有说不跟你结婚，我早就想着哩，要不，我这是干啥呢？等这‘低标准’一过，日子过好了点，咱们就去登记，让那些傻熊看了干瞪眼……”
“不，不……”我执拗地说，“我不能让你那样做，那你不等于骗了人家？”
“谁骗谁呀？傻狗狗。”她安抚我，“你不想想，他们给我的吃食，哪些是他们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我不要，他们拿回去自己吃了，还不如咱们吃掉哩。告诉你，这个队上，管事的就谢胡子一个人是好人，连那个烧饭的伙夫都不是好熊！”
我被她独具匠心的、现实的、冷静的盘算弄得晕晕乎乎的：我究竟应该遵循哪种道德规范来生活？她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要照她那样的安排来度过困难，我就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在她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可以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我，身体恢复了健康——正是在她权宜之计的安排下恢复的健康，并且重新“念书”之后，我的羞耻心和道德观都强烈地阻止我这样做。
“不！”我仍然固执地说，“不！你别那样做。我们还是结婚吧，谢队长也同意了，我们马上就登记去。”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怕我跟了别人？”她说，口气和神色都带着少有的严肃。显然，她把我今天迫不及待地要求结婚领会错了。于是她又钻进我怀里，踮起脚尖，用脸颊摩擦着我的脸，柔声地说：“要不，你现时就把它拿去吧，嗯，你要的话，现时就把它拿去吧。”
她忙碌了一夜，现在脸色还是疲倦的。美丽的大眼睛下那一圈淡青色更深重了，她这种行动，纯粹是女人为了爱情的一种献身的热忱，一点也没有个人的欲念。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心酸的、致命的幸福。是的，是致命的幸福！我胸中陡然涌出了这种情感，像一首弦乐合奏的无词歌从心里汩汩地流淌出来：不是情欲，甚至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而是一种纯洁的、神圣的感情。有限的爱情要求占有对方，无限的爱情则只要求爱的本身。神是人创造的，在人创造神的过程中，一定曾经怀有过这种感情因素吧。我谦恭地吻了她一下，然后轻轻推开她。
“不，”我说，“我们还是等结婚以后吧。”
“那好。”她即刻从我的怀中离开，仰起脸，用清醒的、决断的语气说，“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
“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有什么优雅的海誓山盟比这句带着荒原气息的、血淋淋的语言更能表达真挚的、永久的爱情呢？
啊，生活啊生活，艰辛的和美丽的都使我战栗！
三十六
睡到中午，我被一个组长叫醒了。这个组长就是头一天领我们出工的那个面目阴沉、总像是郁郁寡欢的农工。他简单地告诉我，谢队长叫他套上毛驴车送我到场部去，带上自己的铺盖，大概是春节期间场部忙，要我去干几天活。
我匆匆爬起来。铺盖没有什么难收拾的，一卷就行了。我去马缨花家拿她给我做好的鞋，推推门，她还睡着哩。没关系，回来再穿吧，我脚上这双棉鞋还能凑合穿几天。那个组长又给了我四个稗子面馍馍，说是谢队长叫他去伙房领的，让我带着路上吃。我和他坐上毛驴车，颠踬着向场部跑去。
我还是头一次到场部。场部不过比我们一队大一点，有几幢砖瓦房，还有一个粮食加工厂，一个比较大的商店。我还看到一个拖拉机站。车库外面有两个银色的油罐，横卧在雪地上。那个组长赶着车，把我送到一间办公室前面。“吁——”他吆喝毛驴停下来，回过头对我说，“就这搭儿，你把铺盖拿进去吧。”
屋里已经有了五个人，看样子全是各个队抽调来的农工，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蹲在地上，身旁都放着自己的行李。见我进来，也不跟我搭话，各自埋头想自己的心思。不知怎么，我突然感觉到室内有一种不祥的气氛，我不安地望望窗外，那个组长早把毛驴车赶走了。
一会儿，一个场部干部拿着一张纸走进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驾驶员模样的小伙子。干部皱起眉头看着单子把名字点了一遍，对小伙子说：
“好，都齐了，你送他们去吧。”
我们夹着行李随小伙子走到车库前面，在一辆“德特—24”轮式拖拉机旁边站住。小伙子拍着沾满油污的无指手套，挨个儿打量着我们，最后朝我问道：
“喂，你们谁是在省干校教书的那个‘右派’？”
我向前跨了一步：“我，不过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知道。”小伙子会意地笑笑，头一摆，“你坐在驾驶室里边。其余的，喂！听着没有？统统上车，都给我坐在斗子里！”
那五个人纷乱地爬上车斗，骂骂咧咧地用芨芨草把子扫下盈尺厚的积雪。我坐进铁皮焊成的驾驶室里，把一卷棉花网套塞在座位后面。小伙子等他们安顿好，检查完挂钩，在车头用一根油腻腻的皮绳拉燃发动机，爬上车来，突突突地开着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