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颤抖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炉膛里的柴火。火苗和烟都朝着烟道蹿过去。一会儿，烟没有了，淡红色的火苗在烟道里呼呼地叫。又一会儿，火焰旺得像火山口喷出的岩浆，在炉膛里形成一个扇面，争先恐后地往狭窄的烟道口跑。这时候，我加上一铁锹煤，炉子里像施了魔法一般，腾起一股黑烟，但即刻被烟道吸了进去。火焰仍顽强地从煤的缝隙中往外冒。不到五分钟，火焰的颜色逐渐加深，由淡红变为深红，然后变成带青色的火红，这就是真正的煤火的颜色了。
下一步，就是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在房子里干什么。我找到办公室，瘸子恰好在里面像泥人儿似的呆坐着。我无暇念及有人干得满头是汗而有人却什么都不干这种现象是多么可笑，问他要了一把小钉子、几片破纸盒上的纸板、一把剪刀——只要不领吃的东西，他都会慷慨地给我，旋即急匆匆地跑回来。我把硬纸板剪成一条条长条，压住铺在窗户上的报纸，用钉子在窗棂上钉得牢牢的。
像个宿舍样了。按谢队长的说法，这就是“家”！
我干活的步骤是符合运筹学原理的。这时，炉子已经烧得通红了：烟煤燃尽了烟，火力非常强。我先把洗得干干净净的铁锹头支在炉口上，把稗子面倒一些在罐头筒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用匙子搅成糊状的流汁，哧啦一声倒一撮在滚烫的铁锹上。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锹，宛如一只平底锅，稗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着一瞬即逝的气泡，不到一分钟就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一上午辛辛苦苦的忙碌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煎一张，吃一张，煎一张，吃一张……头几张我根本尝不出味道，越吃到后来越香。趁稗子面糊在铁锹上煎着的空隙，我还把我草铺下的老鼠洞堵了起来。这里有老鼠，没有料到！劳改农场是没有老鼠的——那里没有什么东西给它吃，它自己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险。
土房里暖和了起来。我肚子里暖和了起来。我身上也暖和了起来。我坐在炉子旁边昏昏欲睡了。但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我从棉花网套里掏出“双鱼牌”香烟，抽出一根，转圈捏了一遍——还好，没有烟梗子——拣起铁条上掉下的煤渣把它点燃。我不让一丝烟从我的口腔和鼻孔漏出去，屏住气息，全部吞进肚子里。一霎间，一种特别舒服的陶醉感立即传遍了我的全身。
可是，不知怎么，我心中却蹿出了一阵扎心扎肺的酸楚……
不能多想！我知道我肚子一胀，心里就会有一种比饥饿还要深刻的痛苦。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总比心灵的痛苦好受。我小心地掐灭香烟，把烟蒂仍装进烟盒里。我要找点事情来干。收拾好工具后，我把剩下的稗子面包上几层报纸，在墙上挂起来。把炉子加足了煤，拿起我补了又补的无指手套，拍拍身上的土，走出了我们的“家”。
九
这几天天气非常好。高原上的黄土到处泛着柠檬色的辉光。村子四周没有什么树，几株脱了叶的白杨，如银雕一般傲然耸入暖洋洋的天空，把它们瘦伶伶的影子甩在脚下。太阳偏西了。昨天这个时候，正是车把势海喜喜引吭高歌的时候。现在，我肚子胀了，回味那忧伤而开阔的歌声，竟使我联想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中的几个段落。
我经常有些奇异的联想，既毫不着边际，但又有某种模糊的、近乎神秘的内在联系。当然，只有在肚子胀了的情况下，脑海中才会产生种种联想。这时，我就觉得，海喜喜土生土长的民歌旋律，似乎给我注入了聂鲁达所歌颂的那种北美拓荒者的剽悍精神。那歌声、那山鹰、那广阔无垠的苍凉的田野、那静静的连绵不绝的群山、那山的绵延就是有形的旋律……整个地在我的心中翻腾。一时，我觉得我非常美而强壮了。
于是，我心情愉快地向马号方向走去。我想看看马。我很喜欢马。它们总使我联想到英雄的事业：去开拓疆土！去开拓疆土！……
可是，马号前面却有一群农工在那里翻肥。我的组员——“营业部主任”、中尉、老会计和报社编辑几个人也在其中。我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家收拾好啦？”谢队长手拿铁锹，站在高高的肥堆上，一眼就看见了我。在白天看来，他比昨天矮小得多。
“收拾好了。”
“你来干啥？”
“我……”我总不能说我来看看马。马有什么可看的？种种异想都从我脑子里飞逃了出去，只剩下一个意识：我是一个农工！我只好说：“我来干活。”
“好。”谢队长高兴地咧开满布胡茬的嘴，“你刨粪吧，刨下来她们砸。”
他给我指定一个地点。原来这里还有妇女。
我从来没有跟妇女一起劳动过。四年劳改农场的生活，我几乎没有看见过妇女。我低着头，局促不安地走到她们中间，不知道干什么好。
“你拿镐头刨吧，你刨一块咱们砸一块。”一个妇女对我说，“也别累着，看你瘦鸡猴的，刨不动大块就刨小块的。”
她的音色柔软，把本来发音很硬的方音也变得很圆润，尤其是语气中的关切之情使我特别感动。我很长时间没听过“别累着”这样的话了；我耳边响着的一直是“快！快！”“别磨洋工”这类的训斥。但我没敢看她；我莫名其妙地脸红起来。我兴奋地想，我要好好替她刨，刨下来后还要替她砸碎。
我用眼睛在肥堆旁扫了一遍：这里没有镐。我忘乎所以地向谢队长喊道：“队长，没有工具呀！”
“你干球啥来的？！”出乎我意外地招来一顿训斥，“你吃席来还得带双筷子哩！”
旁边的几个妇女没有恶意地嘻嘻笑了。我脸涨得血红。我又羞愧，又痛恨这个谢队长：这是个喜怒无常的小人！
正在我手足无所措的当儿，那个妇女突然递给我一把钥匙：“给！你到我家去拿。就在门背后，有个好使的镐头。”
我窘迫地接过来，嘴里嘟嘟哝哝地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喏，就在西边第一排房子的第一个门。”她告诉我，“好找得很，一拐弯，头一间就是嘛。”
“就是门口挂着‘美国饭店’的呀！”另一个妇女吃吃地笑道。
“你这婊子，你门口才挂招牌哩！”给我钥匙的妇女并不气恼，对她笑骂着。
我转身走了，她们还在嘻嘻哈哈地对骂。
这是把自制的黄铜钥匙，磨得很光滑，还留有人体的微温，大概是她装在贴身的衣兜里的。我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感激地抚摸着它，仿佛它是她的手。
门口并没有挂什么“美国饭店”的招牌，和别人家一样，堆着一堆发黑的柴火，拉着一根晾衣裳的绳子。我开开门。这是间比我们“家”还小的土坯房，一铺火炕就占了半间。泥地扫得很干净。我从来不知道泥地经过加工，会变得像水泥地面一样的平整。屋里没有什么木制家具，台子、凳子都是土坯砌的。靠墙的台子还用炕面子搭了两层，砌成橱柜的式样，上层拉着一块旧花布作帘子。所有的土坯“家具”都有棱有角，清扫得很光洁。土台上对称地陈列着锃亮的空酒瓶和空罐头盒作为摆设。炕上铺着一条破旧的毡子，一床有补丁的棉被和几件衣裳——还有娃娃的小衣裳——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上面。炕围子花花绿绿的，我匆匆浏览了一下，是整整一本《大众电影》，还有《脖子上的安娜》的彩色剧照。
炕下面有个锅台，锅圈上坐着一个盖着木盖的铁锅！
我头一次只身一个进入一个陌生人的房间，我感到了被人信任的温情，但又有这样一种本能的冲动：想揭开锅盖，掀起帘子，看看有什么吃的——凡是贮藏食物的地方对我都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罪孽！
我赶快把门背后的十字镐扛了出来，回到马号那里去。
“门锁上了么？”我低着头还给她钥匙，她问我。
“锁上了。”
我开始抡镐。有一个妇女在旁边哼哼唧唧地唱起来：
尕妹妹的个大门上就浪三趟，
不见我的尕妹子好呀模样呀！
“我把你这个……”她转过身去，用最粗俗的话骂了那妇女一句。由于这话非常形象生动，几个妇女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了。
我不明白那妇女的歌怎么触犯了她，惊愕地抬起头，瞥了她一眼。她正和那妇女对骂，后背朝着我。我只看见系在一起的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打了补丁的花布棉袄上。
马粪尿掺上土，就是所谓的厩肥。冬天里冻得实实的。我们要把厩肥刨下来，砸碎冻块，翻捣一遍，再由马车运到田里卸下，一堆一堆地纵横成行，铲一层浮土盖上，等到开春撒开。我因吃了很多稗子面煎饼，又想帮她多干点，所以很卖力，一会儿就刨了很大一堆。
“你慢着。看你，你这个傻——瓜——瓜！”
她不说“傻瓜”，而说“傻瓜瓜”，声音悠长而婉转，我因感到亲切微微地笑了。我又瞥了她一眼，她低着头在砸粪，我没有看清她的脸。
“把稗子米先泡泡，再馇稀饭，越馇越稠……”
“要切上点黄萝卜放上就好了……”
“黄萝卜切成丁丁子，希个美！……”
“黄萝卜不抵糖萝卜；放上糖萝卜甜不丝丝的……”
“糖萝卜苦哩，得先熬……”
几个妇女笑骂完了，在肥堆旁边严肃地讨论着烹调技术，她又转过脸洒脱地朝她们说：
“干球蛋！我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梨半筐。要吃，就焖干饭！”
“嘻嘻！谁能比你呢，你开着‘美国饭店’……”
“别耍你的巧嘴嘴了，”她直起腰，“你们没球本事！稗子米照样焖干饭。你们信不信？”
“信、信、信！你做顿给咱们尝尝……”
“尝尝？只怕你尝了摸不着家，跑到别人家炕头睡哩！……”她又嘻嘻地笑起来。她很喜欢笑。
接着，再次互相笑骂开了。
这时，海喜喜威武地赶着大车回来了，“啊、啊……”地用鞭杆拨着瘦瘦的马头，挺着胸脯坐在车辕上。
“你这驴日的咋这时候就收工了？咹？”谢队长停住了手中的锹，冷冷地质问海喜喜。谢队长和农工一样干着活，我注意到他比农工干得还多。
海喜喜显然和我刚才一样，没有料到谢队长在这里，赶紧跳下大车，“吁——”他把车停下了。
“牲口累了哩，队长。”
“是牲口累了还是你驴日的不想干了？咹？”谢队长眯着眼，又用嘲弄的口气问。在我眼里，瘦小干枯的谢队长一下子高大起来，高大魁梧的海喜喜却干瘪了。我很同情海喜喜。现在他一副畏畏葸葸的神色，和昨日迥然不同。
“你驴日的是要我跟你算账不是？”我听出来谢队长的话里有话。果然，海喜喜比我半小时前突然见到队长时还要狼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瘦马在他背后用软塌塌的嘴唇拣食地上的草渣！
忽然，谢队长咆哮起来：“你去把牲口卸了，拿把镐头来！今夜黑你驴日的不把两方粪给我砸下，我把你妈的……”
谢队长的詈骂有惊人的艺术技巧。他怒冲冲地骂着，听的人却发出笑声，连海喜喜也抿着嘴偷笑，我当然更有点幸灾乐祸。原来谢队长对谁都这样粗俗地呵斥，刚才对我还算客气的哩。
海喜喜趁他痛骂的当儿，“驾、驾”地把大车赶进马号。一会儿，拿着一把十字镐出来了。
“哪儿刨呢？队长。”他的口气绝不是讨好，而是一副放在哪儿都能干的无畏架势。
“这搭儿来。”谢队长指了指自己面前，疲乏地说，“这搭儿有块大疙瘩，我吭哧了半天没吭哧下来。”
“啐！啐！”海喜喜响亮地朝两手啐了两口唾沫，“你闪开，看我的！”他哼地一声使劲地砸下镐头。
一转眼，两人又成了共同对付艰巨劳动的亲密伙伴，一个刨，一个砸，很是协调。
“熊，没起色的货！”我听见在我旁边的她低声骂道。不知是骂谁。
我还是埋头干我的活。我刨下的冻块，她砸不完，我就用镐头帮她捣碎，她用铁锹翻到另一边去就行了。在我们俩把面前的冻块都处理完，我转过身又去刨的时候，她闲下了。这时，她的下颌拄着铁锹把，轻轻地唱了起来：
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
我解了心上的急躁。
我心里急躁我胡喝呀。
哎！
你当是我高兴得唱呢！
在理论上，我知道她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曲调都属于所谓“河湟花儿”。这是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黄河、湟水沿岸的一种高腔民歌。不过过去我并没有听过。她今天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又有所不同。旋律起伏较小，尾部结束音向上作纯四度和大六度滑近。在西北方言中，“急躁”是“烦恼”的意思；“喝”在此处当“唱”字讲。这里没有开阔的田野，四面都是肥堆，而她全然没有经过训练的、带有几分野性的嗓音，却把我领到碧空下的山坡上去了，从而使我的心也开阔了起来。然而我又有点悲哀。她的歌词中没有什么向往与追求，但声调里却有一种希望在颤抖，漫不经心地表现了凄恻动人的情愫。对的，就是漫不经心。我的悲哀还在于，给我如此美好享受的人，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创造了这种美。比如说吧，海喜喜现在给我的印象就极没有光彩；而她呢，正低着头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没有一点自豪感。
我们一下午翻了不少肥，旁边堆了一大堆。谢队长围着粪场转了一圈，检查了所有人的成绩，对这几个妇女和我特别满意，喊了一声：
“收工吧！”
大家七零八落地往家走去。出于礼貌，我对她说：“谢谢你了。让我替你把镐头扛回去吧。”
她在擦锹，掉过头很诧异地看着我，似乎不习惯这种客气的言辞。随即，她慌乱地把镐头从我肩膀上夺下来，用倔犟无礼的口气说：
“你拿来吧你！看你个瘦鸡猴，脸都发灰了。”
十
回到土房子，我的几个组员对“家”都很满意。“营业部主任”首先把自己的脸盆坐在炉口上，他说这房子热得可以擦澡。
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火炉。有了火，彼此的关系似乎亲密了一点，话也多了。报社编辑没有忘记他的本行业务，这一天，他打听到很多情况。据他说，这个农场占的面积很大，从北至南，沿着山边分散着十几个队。我们这个队是一队。队与队之间至少有十里，到场部还有二十里。最偏远的队在山脚下，离这里竟有一天的路程。场部有个商店，但现在除了盐没有别的货物，农工们都叫它“盐务所”。想买什么东西，要上三十里路以外的镇南堡去，那里有老乡的集市，好像是这一带最繁华的地方。要进城，可以坐火车，朝东去三十里有一个慢车停一分钟的乘降所，每天凌晨四点钟过一班车。这个队没有书记，副队长害了浮肿病，躺在炕上，谢队长是政治生产一把抓。他还说，农工们反映：“只要不倒着摸谢队长的毛，这还是个好人。”最可怕的是山脚下的那个队。那里管得最严，进去出不来，农工们把它叫做“鬼门关”，是专治农场里调皮捣蛋的农工的。
报社编辑又说，这个队的农工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和甘肃、陕西跑来的农民。因为这个队的基础是公社的一个村子，谢队长本人原来就是公社的大队书记。别的新建队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浙江支边青年、复员转业军人、劳改劳教就业人员、工厂里精简下放的工人，等等。
“啧、啧！”老会计惊叹道，“这个农场比劳改队还复杂。”
“赶快离开这穷窝窝子。”“营业部主任”边洗脚边发牢骚，“劳改队还有期，呆在这儿简直是无期。这儿他妈比劳改队还劳改队！”
我没有精神听他们闲聊。我全身仿佛被掏空了一般，光剩下一种感觉——累的感觉，累得都不想呼吸，但是却睡不着。有时，为了多吃一口，要付出远比这一口食物所发的热量还要多的热量。想想真不上算，但人还是要盲目地这样做，于是就越来越虚弱。今天，我干了不少活，结果累得如那妇女说的，“脸都发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