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
最近，我曾经去香港探亲：去会晤我的至今还留在台湾的妻和孩子——我们分别已快三十年了。
我是在1955年从台湾只身回归内地的。
分别的时候，我三十一岁，妻二十七岁。我们的大儿子刚满五岁，而小儿子只有一岁半。
现在，那个小儿子，已经长得和我一般高，并且今年也是三十一岁了。这次，就是由他陪着他的母亲，从台湾到香港来和我见面的。
不过，他们不得不取道一条曲折的路：参加一个由台北去泰国的七天旅游团，按照日程安排，从曼谷返台途中，将在香港停留三天。
于是，在这之前，我赶到了香港。
分别三十年，朝思暮想，好不容易得见一面，而会晤的时间却又是如此之短——只有三天！
这离合悲欢的三天啊！
三天！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
在还未见面之前，我曾经把一定要讲的事、一定要谈的话，一件一件地记在一张纸上。结果是越写越多，越写越长。
我一定要告诉我的亲人：多年来我的忧虑，我的思念，我的负疚的心情和我的执着的心愿……
当然，我也知道，他们一定要告诉我的，要告诉我，甚至更多更多……正如妻在信上所说：“三天三夜也摆不完。”
三天！为了这三天，在海峡两岸，我们曾等待了三十年！
当然，当彼此真的见面了：我紧紧地而又久久地握住妻的手，默默地注视着那温柔的泪水，顺着伊的脸颊，缓缓流下——这是辛酸的泪，也是幸福的泪。此时此刻，又觉得，什么言语，都似乎是多余的了。
是的，三十年的分别，妻和我都老了。由于人生的坎坷，我们的外貌，也许甚至比我们的年龄更老。
但是，人还活着，孩子也长大了；在任何情况下，彼此都一直没有忘记。而且，在分别三十年之后，我们一家三口：两个来自台湾，一个来自内地，今天，又在祖国的另一块领土上会晤了！——这在几年以前，甚至是连做梦都不敢去幻想的事，此时此刻已成为现实。
我久久地而又紧紧地握住妻的手；默默地注视着那温柔的泪水，顺着伊的脸颊，缓缓流下——这是辛酸的泪，也是幸福的泪啊！
我真想，时间和思维，都在这儿停止。
但是，当我们提着旅行袋，从铜锣湾的酒店，搭乘通过海底隧道的巴士，在九龙红磡下车，沿着那繁华的夜市街一同向我借住的朋友家里走去的时候，我仍然不能不想起一些难忘的往事。
在1955年离开台湾之前，我曾在台北一家洋行里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当我从写字间回来迟了，妻总是带着两个孩子，常常到我们居住的仁爱路二段的巷子口来等我。一当远远望见，在下班的人流中，我正骑着单车，沿着林阴大道奔驰而前时，两个孩子就像两只小鸟一样，争先恐后地从他们母亲身边飞出，不顾一切地向我迎面跑来，并且，一个比一个叫得更响更欢地在喊着我。于是，我连忙跳下车子，把单车交给妻推着，然后，我一手抱着一个孩子，就这样，说说笑笑地一同走回家去……
现在，我是多么希望再像往日那样，和我的妻、我的孩子，说说笑笑地，一同走回我们的家去啊！
然而，现在，却还不能。
虽然，今天，我们又在香港会面了；但我们的“家”，仍然是分离的——被分离在海峡的两岸。
在那边，还有我的大儿子、大儿媳和两个小孙女，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的妻和我的小儿子，在三天之后，也还不得不随着旅游团回到台湾去。
这一次短暂的重逢，又将是另一次长久的别离。
想到这里，我的确止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虽然，在这次见面之前，我也曾一再叮嘱过自己：要坚强一些，要冷静一些，不要想得太多了。而且，我早已是个饱经忧患的老人，并不是任何不幸都可以触动我的感情的。
然而，现在，我还是哭了！——悄悄地。
为了不至于被妻发现，以免又引起她的伤心，我借此走进路边的士多店里，去买了一包香烟。
但当我掏出打火机，正要点燃一支烟卷，妻忽然把手伸出：“也给我一支吧……”
我发现，她的眼眶也是湿润的。
在香港，我和留在台湾、而这次又未能相见的大儿子，通了一次电话。妻先告诉他，已经安抵香港，见到了我。接着就说：
“现在你爸爸和你讲话。”
我接过话筒，突然感到它是多么沉重。
分别三十年，作为“爸爸”，我是对不起孩子的。
早在信上，妻就不止一次地以悔恨的心情说起：“没有让他们把书读好，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这个责任，完全在我。
当我弃家出走的时候，大儿子才五岁，还不到上国民小学的年龄。以后，由于生活的艰难，他也只读完商专。而小儿子，甚至中学还未毕业，就不得不出来谋生了。
在那样一个竞争的社会，又由于我的离台所带来的麻烦，他们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仍然挣扎着站了起来，一直到现在，大儿子每礼拜一、三、五的晚上，还去补习英语，小儿子则通过自学，成了一名装潢设计师。
“孩子是争气的。”妻第一次带着欣慰的笑容，“他们是正派人，这你可以放心。”
我还有什么说的呢？作为“爸爸”，在欣慰之余，我只有惭愧——但我相信，孩子是会理解的。
“很对不起你们……”这是我一定要说的心里话。
“爸爸！我们不会怪你……你好好保重身体吧，下次还会见面的……”
电话非常清晰。我甚至可以听见隔海传来的他同样沉重的呼吸。
放下话筒，我感到有股暖流，仍然在我的心头奔涌。
“下次还会见面的！”他讲得那样自然，而又那样自信。这个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好像突然给了我一个启示：是的，为了这一次的重逢，我们曾经等待了三十年。但形势是在发展的，有时甚至比我们所能预料的还要更快更早。不是吗？从1981年第一次收到远方来信，到这一次彼此见面中间也不过，也只有三年！
我不否认，当我为思念所苦的时候，也曾产生过悲观的念头。
就是在从广州来香港的途中，当我走过横跨深圳河上的那座木桥时，我也不禁想起：在1955年的春天，作为一个向往新中国的台湾青年，我正是从这座木桥，闯过港英当局的封锁，而踏上被解放了的国土的。
三十年过去了。这座桥还在，但我当年那种壮志豪情，那种敢于冒险犯难的勇气，似乎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地消失了……
这次，我重到香港，去和久别的亲人会晤。在我想来，这不过是有幸了却一个今生今世的心愿而已。我没有敢奢望“下次还会见面的！”
现在，我的孩子，却比他的父亲想得更远：“你好好保重身体吧，下次还会见面的！”他讲得如此自信，而又如此自然。这次他没能同来，是个遗憾，但他并不认为，这就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过头来对妻说：
“孩子是争气的……下次，你就带老大来吧！通了电话，我更想见见他。”妻的回答，非常干脆：
“都来。还有大媳妇和两个小孙女……”
三天！三天毕竟是很短暂的。
妻和我，都尽量避免提到时间。
因此，许多次谈兴正浓的话题，就像一条条缠绵的小溪，由于渗入沙地，而突然中断了。
我沉默着，妻也沉默着。
但我们并不感到寂寞——我们各自沉浸在共同的回忆之中。语言，有时，也许真会是多余的。
三天！三天毕竟是短暂的。
妻又像当年我离开台湾的前夕那样，在忙着替我收拾东西：她把旅行袋留给我了。里面装着从台湾带来的她一针一线编织成的两件毛衣，还有小儿子从身上脱下的一套灰色的西服——他长得和我一般高，大小也还合适。
她发现我上装的一颗纽扣脱落了，立刻替我钉好，然后又一件一件地检查一遍：
“记住，要学会自己照料自己……”三天！三天毕竟是很短暂的。
从早到晚，小儿子一直在翻读着香港出版的报纸。他还是第一次出外旅行，但是在香港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因为，从报纸，他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更为新鲜的世界。
我把我写的那本散文集《海行记》带来了。妻是流着泪读完的。虽然，其中的许多简化字，她并不完全认识。小儿子也读了。我问他懂不懂？他说：“懂。”在想了一会之后，他又说：“你走的时候，我还太小。别人说你‘投匪’了。现在我懂得了，你是去寻‘根’的……”——他的确已经长大成人了。妻说得对：“他们都是正派人。你可以放心。”
可惜，我现在还无法让他们把这本书带回去。
说来惭愧，我没有什么珍贵的礼品送给我久别的亲人。
但我还是在香港给两个儿子各买了一双皮鞋——这还是三十年前当我离开台湾时曾经给他们许下的一个诺言。两个儿子，一个五岁，一个一岁半，一直都是穿着木屐的。他们多希望能有一双走起路来“橐橐”作响的皮鞋啊！但是从台湾到了香港以后，我接着就回到大陆去了。一别三十年，这个诺言，始终未能兑现。它在我的心上，也始终是个负担。现在，他们也许早已忘记此事；并且，皮鞋对于他们，也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了。但我一直没有忘记。现在，我终于可以兑现这个诺言了。虽然，他们也许并不十分需要。
但是，还有一个诺言，至今仍然是我思想上的负担。
我的那个未见过面的小孙女，曾经听她奶奶说起，而她奶奶又是听我讲的：在祖国大陆，新春佳节，常常下雪。一片一片白色的雪花，从天空飘落到地面，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银色世界。孩子们穿着新衣，在雪地上打滚，还玩打雪仗、堆雪人的游戏……而在台湾，是见不到真正的雪景的。小孙女听得入迷了。她要我带她去看那银色的世界，她也要在雪地上打滚……
可惜，我现在还无法给她兑现这个我已经答应了的诺言。但我会记住的，永远。
旅游团即将离开香港了。
我不便到机场去送别我的妻和孩子。于是，只好在他们下榻的酒店分手了。
天气很好，晴空万里，维多利亚海湾像一面闪光的镜子。
但是，在我的眼前，美丽的香港，那些高楼大厦，那些车流人流，突然变得朦胧了。
两三个小时之后，我和我的妻、我的孩子，又将分离在海峡的两岸，只能相思，不能相见。
此时此刻，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
我再一次把手伸出，紧紧地而又久久地握住妻的手。
她没有流泪，只轻轻地说：
“也许，我们还要算是幸福的……在分别三十年之后，我们总算又见到了……三天……现在又要分别了……你也不要太难过……”
说着，她把头转了过去。
这时，小儿子穿上我给他新买的皮鞋，走到我的面前。他没有同我握手，却突然跪了下来：
“爸爸！你好好保重身体……我们还会……还会见面的！”
我，是怎么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