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同宾
一
饥饿的滋味，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四十年前，高中毕业，我考入一所专科学校。学校在南阳卧龙岗，环境清幽，宜于读书。第一学期，尚能专心上课，听老师讲《离骚》讲得动情。越明年，饭菜开始定量，量很小，肚里成天饥着，任是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也不能把注意力从腹中引到书上。时时想着吃。吃罢上顿盼下顿。肚里老是发烧，那可真是饥火如焚，老是咕咕叫，那可真是饥肠辘辘，不管饭菜好坏都想吃，那可真是饥不择食。白天长，夜更长，分分秒秒都难过，在书本里看到了“馍”字，也馋涎欲滴。读《红楼梦》读到“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一节，真想代替刘姥姥，把那么多珍馐美味统统啖掉。梦中老是弄到饭，老是还没吃进嘴，就醒了。在地方小报上发表一首小诗，得到二元稿费，立即去黑市上买一斤热红薯，一大一小两个。本想慢慢享用，可很快就吃完了。红薯下肚，如两粒小石子掉进深潭，顷刻无影无踪，不仅不饱，反倒更饿，好似再有几十斤红薯也填不满空洞的肚子……
长期挨饿，造成一种顽固的饥饿意识。吃，不只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即便肚子撑得鼓胀，仍有饥饿感，仍然想吃。饥饿销蚀人的理想，当时的最高志向是，毕业后有了工资，去黑市上饱饱地吃一次热红薯。饥饿销蚀人的尊严，当时曾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密谋，日暮时溜进一个果园偷桃子，被守园人发现，骂我们是贼，没能得逞，空流了许多口水。饥饿把人变成小人，饥饿使人斯文扫地。
那时，我的父老乡亲也正挨饿。比起他们，我的饿其实算不了什么。我毕竟每顿可得到一个不大的馍，一碗不稠的糊糊。他们啊，正苦苦地挣扎在死亡线上。
二
家，是农村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家做饭，古来如此。有锅有灶，才是家，一口锅里搅稀稠，才是一家人。农家院落的缕缕炊烟，把乡村生活的宁静平和熏染成千古不变的风景，很古典，很诗意。不管饭好饭赖，饭稀饭稠，每人端一碗，慢悠悠吃着，边吃边说些平平淡淡的话，便吃出了温馨，吃出了安适，吃出了长长的滋味，吃出了融融乐乐的亲情。
突然有一天，各家各户不再做饭，也无法做饭。屋里没了米面，连盛粮食的筐篓盆罐都已收走。也没了铁锅；铁锅都被集中，打碎，扔进了炼钢炉，同时扔进炼钢炉的，还有铁饭勺、铁锅铲儿、灶膛里的铁炉齿，以及铁秤砣。门钌铞儿、纺棉线的铁锭子、钉在地上拴羊的铁橛子。土坯黄泥砌成的炼钢炉，烧光了村里的大树小树，家里的箱柜桌椅、板凳木墩。家中只剩四堵墙。全村房屋也都成了公共财产，村干部说谁住哪里，就住哪里。常常换住处，处处是家，处处不是家。除了衣服和饭碗，别无私物。村里办起大食堂。食堂占用村里唯一一座瓦屋。那原是村中唯一一户财主的房产，土改时分给了两户贫农。此时，两户贫农已另住别处。瓦屋里盘了锅灶。大锅直径五尺，锅沿向上又用青砖白灰砌了五尺高。搅锅的工具，原是一根横绑在两棵树间拴牛的枣木棍。炒菜的工具，原是一把用来铲土铲粪的长柄铁锨。烟囱磨盘粗，从房半坡拱出，高高地伸过屋顶，冒烟黑而浓，直蹿而上，熏脏好大一片天空，常带着火星子，像能把白云烧着。食堂门口，吊半个铁轱辘，当钟敲；一敲，全村人都集中来，乱哄哄挤一大片。木瓢舀饭，铁铲分菜，窝头、红薯堆在柳条笸箩里，随便取食。那么多人或站或蹲，或就地坐下，形成一个亘古未有的大饭场，喝稀饭一片吸溜声，喝稠饭一片呼噜声，只能吃出热闹，吃不出温馨，只能把肚子填饱，绝对品不出滋味。只在雨天，才准许把饭端回家里，家只是大人领着孩子睡觉的地方，即便家人坐一块儿吃，从大锅饭里也难吃出舒舒服服的家庭味。
那些天，说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标志就是吃饭不要钱。不要钱的饭，吃起来却是那么别扭。
三
全村人可着肚子吃，吃了不很久，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一个窝头，而且越来越小，一直小到驴粪蛋儿那么大。后来，那么小的窝头也没了。饭倒可随意喝，但越来越稀，一直稀到一锅清水煮一筐榆树叶。清汤不限量，连老太婆也能喝五碗六碗。大肚汉留成，最多时一连喝十二碗，喝得肚子突出，像扣了一口锅，尿几次，就瘪了。再后来，清汤寡水也限量，因为挑水需要力气，挑水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大力气了。
一场饥荒，正在乡村蔓延。
那年春节，每人分得二十个饺子，一个馍。饺子以黄豆面、玉米面混合作皮，从野地扫回的红薯叶做馅；馍是红薯面、麸皮混合蒸成（因为要过年，才蒸成馍状，若是平日，就捏成窝头了）。紧接着，就断粮了；其实还有，只是太少，不够村干部吃。于是，乡亲们便吃秕糠，吃榆皮，吃田里遗留的已经变坏的红薯。到三月，草木发芽，就吃野菜、树叶。历史上荒年吃过的东西，全都吃了。过去吃，是小锅煮。如今是大锅熬汤，大锅太大，再多的糠菜扔进去也不稠。历史上没吃过的东西也吃了。比如干红薯秧、玉米秆、麦秸，都碾碎，筛下面粉状的东西，取名“淀粉”，可以下锅，可以蒸成刺猬模样的团子。那团子，是当时的最好食品，嚼着有甜味，很好吃，但难消化，人的肠胃毕竟不是牛驴的肠胃。
家家都自己煮野菜。没锅，就用脸盆；铁盒、陶罐代替。麻二爷找不到别的物件儿，就用便壶煮。留二奶信佛，藏一尊铜铸的半尺高佛像，佛像中空，饿急了，竟把它倒吊起当锅，边煮边说“罪过，罪过”。干部眼尖，白天，看见谁家冒烟，夜晚，看见谁家有火光，就去把煮菜的器皿砸碎，还要拉到群众会上批斗。
饥荒中，人心比铁还硬，人情比纸还薄。
人人都学会了偷。当然是偷集体，私人已无东西可偷。一是偷豌豆秧。豌豆秧比刺角芽、毛妮菜、麦楝子好吃。从出苗不久就偷，一直偷到开花、结荚。再是偷红薯。有一窖红薯，本打算做种，开春后育苗的。大家都去偷。干部派人看守，看守人也偷。干部亲自看守，干部也偷。四狗去偷，刚扒出三个手指那么粗的，干部发现，边打他，边拉他去大队部。打他也不丢下手中的吃物，边走，边把沾满泥土的红薯往嘴里填。走到大队部，已经喀喀嚓嚓全部吃光。干部说，全村男女老少都不要脸。
饥荒中，道德和脸面已无足轻重。
五爷是个老直杠，从不沾集体的光。一直当饲养组长。他养的五头牛，个个好膘，在全公社的牲口评比会上，五头牛头上都缠了红彩绸。他每天给别的饲养员发牛料，直接倒进料水缸，防止拿回家人吃。后来，他自己就把牛料装进口袋带回家；拍成饼，放火里烧吃。再后来，牛料没了，牛草也少。他的五头牛和别人的牛一样瘦棱棱的，卧下，须人掀着尾巴才能站起。那天夜里，他竟用镰刀活活地在牛胯上割下一块肉，牛疼得哞哞叫，一直疼死。干部去时，他已经把那块肉挂在裤带上，藏在裤裆里。问他肉在哪儿，他说，已经生吃了。干部扇他两耳巴，拖走了死牛。他自己溜回家，堵了窗户，拔下房檐上苫的干草，点火烧肉吃。
饥荒中，正直善良的人也变得自私、残忍。
几乎家家都分家。分家不是分家产，而是分开吃饭。弟兄分家，父子分家，两口子也分家。谁弄来吃物谁吃，只顾自己，不顾家人。八怪女人和八怪分家后，带着五岁的女儿。每当从食堂打来饭，八怪总哀求女人给他倒半碗，女人从不给他。那天，每人分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菜团子。八怪几口就把自己那个吞下，看女儿手中还有半个，夺过来就吃。女人骂他，女儿骂他，还没骂完，他已全部塞入嘴里。拴娃在麦秸垛底扒出两把麦粒，拿回家，用瓦缸片焙焦。正格格嘣嘣嚼，他爹看见了，说：“娃，给我吃点儿。”拴娃说：“你叫我亲爹我也不给你。”
饥荒中，亲情已淡得几近于无。
没粮，也没柴。野菜草根煮了才能吃，秕糠树叶蒸了才能填肚子。食堂的灶口屋门那么大，牛腰粗一捆柴塞进去，顷刻就烧光。村里已无大树，连手指粗的小树也砍了当柴，连灌木的榛刺也砍了当柴。大车、木锨、扫帚也烧掉，人睡的床，床上铺的高粱秆，连同装了草的枕头，统统填进了灶膛。接着就扒房。三间草屋的山草和木料，仅够烧两锅汤。接着就扒墓，扒出棺材烧锅。扒墓都在夜间，晦暗中看不清死者的尸骨、面目，免得害怕。扒墓者每人事先可喝两碗“淀粉”熬的汤。趁着肚里有股热劲儿，刨开坟上土，砸开棺材盖，而后，众人合力叫声“一二”，把棺材抬起倒扣，像脱坯一样，把尸体倒出。草草撂上几掀土，就抬上棺材回村了。老宽他妈，十年前去世，棺材最好，柏木的，顶部盖的那块板足有一尺厚。干部派十八个人去扒。扒开后，棺材砸不开，砸到天亮，仍如铁罐一样坚固。干部说，谁能砸开，多给一瓢汤，再加一个菜团子。最后，是老宽砸开的，攒足劲，一镢头就把棺材盖劈成了两半。别的棺材，两口能做一顿饭，这口棺材，一口烧了两锅汤。棺材板似浸满油脂，烧着嗞嗞响，煳臭气刺鼻，全村处处都能闻到。烧出的汤里，也有一股尸骨味。但喝的时候，想不到墓中的先人。
饥荒中，对祖宗的尊崇，对死去的亲人的眷念，都彻底澌灭。
房子越来越少，每间屋里都住十人八人。生活用品都简单，不过是一条被子，一把铺草，一只粗碗而已，人再多也不拥挤。常常是叔嫂同屋，兄妹同屋，公公媳妇同屋，光棍寡妇同屋，男女混杂，挨身而睡，再没了“男女之大防”，都不知羞耻和避讳。老庆的儿子去黑头山修水库，老庆和过门刚刚一年的儿媳妇伙盖一条仅有的被子，没人说三道四。群儿的女人原和柱儿相好，他碰上过，打了女人，要和柱儿拼；如今，他两口子就和柱儿住在一间屋子里，各喝各的汤，各睡各的觉，三人之间，好似谁也不认识谁，没恩爱也没仇恨。
饥荒中，祖辈恪守的伦理秩序都不复存在。
长时间的饥饿，饿掉了几千年教化对人的影响，饿掉了人的人性，只剩下动物性，只剩下动物性的一半——食欲，想的只是吃，吃是为了活。吃是自己吃，活是自己活。吃是一切，活是唯一目的。动物性的另一半——色欲，已被饿得衰竭。夫妻不再共枕，更绝无伤风败俗的丑事发生。那年头，没一个女人怀孕，更没人嫁闺女，娶媳妇。
饥饿使人人都变得极端自私。饿死事大，别的都顾不得了。
四
前面这些，都是听说的。我没有和乡亲们一块儿挨饿。
二月底，茅草还没出土时候，我回过一次家。一路哀鸿遍野，满目荒凉。进村前，看见乡亲们正在东岗修渠。人人都浮肿，老少都拄拐杖。艰难地铲两锨土，就躺下，喘粗气。都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眼光是死死的。只有不浮肿的干部大声吆喝着豪言壮语。只有两面红旗在春风中十分活泼。村中，没有人影人声，没有牛叫羊叫，鸡叫狗叫。因为没有树，也没有风声。一只鸟儿、一个虫儿也看不见。连风吹起一片羽毛、一根草梗的景象也看不见。没有一个会动的东西。只有东一座西一座没了门窗的破屋，空对着白日蓝天。村庄像沙漠中前朝留下的废墟。夜里，看不见一星灯火，听不到任何声响，只有无边冰冷的死寂……只住一夜，我就回校，因为食堂不给我饭。所谓饭，就是清水煮酒糟，放几片霉了的红薯叶，每人每顿可分一瓢。母亲去哀求，几乎给干部跪下，才多给半瓢。离家前那顿早饭，父母把碗里能捞出的东西都捞给我吃，怕我饿着没劲，走不回学校。父母都只喝了一碗黑黄的清汤……
回校后，我竟写了一组歌颂人民公社的诗。当时正盛行民歌体，诗就写成了“赶五句”。其中一首题为《修渠》：
战歌声声动云天，
社员修渠引清泉。
肚里越饿越有劲，
誓死建成米粮川。
——一天三顿吃干饭！
五句当中，只第三句里那个“饿”字造出一点儿真实，其余全是谎话。这首诗在地方小报发表时，第三句被编辑改为“胸有壮志身有劲”，连那一点儿真实也没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诗稿被搜出，因为那个“饿”字，几乎把我斗死）。
五
稀汤寡水，糠糠菜菜，也难以为继，食堂常常不冒烟。到临近清明，就开始饿死人。这时候，人们才知道饿死是很容易的事，比病死、老死快得多。饿死是明知不该死又不能不死，是直挺挺地等死，比病死、老死更难受得多。
“大洋马”最先饿死。他个子高，肩膀宽，两条胳膊像屋檩。当年，去财主家当长工，头一顿吃饭，东家给他拿四个馍，他说不够。问他能吃几个，他指着一条长凳说，能吃这一长凳。东家把白面、高粱面各半蒸成的馍在长凳上码了一排。“大洋马”顷刻吃光，还喝了两碗面条。财主一看，大喜，就派他领工。力气吃食换，能吃才能干。他比头牛还有劲，领着两个长工耕种两顷地，庄稼活做得干净利落，一直干到财主的地被穷人分掉。在生产队干活，他一次能扛两布袋豌豆。去黑头山修水库，他两肩能排八筐泥土。就这么个人，活活饿死了。死时，食堂还没断炊，一天三瓢稀汤救不了他的命。
五冒是善人，从来不杀生。村人都说，他死后要成仙。饿极时，他却爬水沟边挖土里的蚯蚓吃，挖出青蛙、癞蛤蟆也吃。还捉自己身上的虱子、跳蚤吃。最后，捉屋里的老鼠吃。他屋里老鼠多，都是他的伴儿，相处多年，并不怕他。饥荒中，老鼠也瘦，不能剥皮，剥了皮就没肉了，就将老鼠捏死，放火上烧，烧掉毛，烧成黑黢黢的，连骨头带内脏一并吃了。刚吃几只，满屋老鼠全吓跑。再没东西可吃，五冒就死了。死后，老鼠全部返回，一夜间，吃光了他的肉。
三贵饿得走不动路，躺屋里，由他儿子打饭。一瓢菜汤能盛半个瓦罐，可提到他面前，罐里的稀汤只能盖了罐底。他捧着瓦罐喝罢，又举起，仰脸张嘴，让罐里残留的汤水滴进嘴里，不小心，瓦罐摔破。儿子再也不给他打饭。他的饭儿子全吃了。三贵饿急了，就抠头下枕的土坯吃。一块土坯吃了不到半块，三贵死了，死时肚子上鼓起一个坚硬的大疙瘩。
五奶奶有个闺女。闺女叫小改。小改很孝顺。饥荒开始时，小改从婆家给五奶奶拿回三个窝头，是用玉米芯磨面蒸成的，很耐嚼。那时，五奶奶每顿还能领到一瓢稀糊糊。如今，稀糊糊也没了，闺女反倒不回来。老人家睡门口叫闺女：“小改，妈饿呀！小改，妈快饿死啦……”叫了一天，又叫一夜，声音渐渐小了。最后，没了声音，人也死了。
八光子到处找吃的。在村头地角，发现几十片霉成黑色的红薯干，应是头年晒红薯时掉下的。捡起就吃，吃罢就叫肚疼，边叫边向村中爬。还没爬进村，大叫一声，死了。
九勾子夜里偷偷溜进食堂，把专给干部蒸的红薯面窝头吃了一肚子。天亮时，炊事员发现他死在灶台边。他是撑死的，不算饿死。
二福撕棉被里的旧套子吃，咽不下，噎死了。六成死前，爬水坑边，喝一肚子污水。
……
更多的人只是直直饿死，死得简单，没有故事。
开初饿死人，还有人哭，有人叹息，有人评说死者是好人，不该死，还要用高粱秆织的箔卷了，用白麻披扎一扎，送进祖坟。后来，死了就死了，没人哭丧，没人戴孝，没人送殡，村人和亲人都没了悲伤，甚至没了感觉。谁死了，今天死了几个，也没了关心一下的精力和心情。只村干部派几个人，每人喝一碗“淀粉”汤，把遗体拖到村外，挖一个浅浅的坑，草草埋掉。大桂男人死了，她本想送到坟上，干部说：“你去也不能喝汤。”她就不去了。只在丈夫被拖走时，朝门外看一眼，而后又躺下。老成死了，他儿子竟把他的裤子扒下自己穿，让老人家赤身裸体被拖走……
旷日持久的饥饿中，人的善心、爱心、同情心、恻隐心统统消失殆尽。
我可怜的奶奶也是那时去世的。父亲说，不是饿死，死前一天，食堂还开饭，每人半个菜团子，一碗稀菜汤。奶奶是因为亲眼看着她的棺材被抬到食堂烧掉，精神受了打击，才死的。那桐木棺材，做成已十年。那是她人生的最后唯一需求，死后躺里面才安然。精神打击固然重，可那菜团子稀菜汤确也难以维持衰病老人的生命。奶奶死前，一再叫我乳名，咽了气眼还没闭。我没能回去见她。父母不让我知道，不只怕我回去没饭吃，更怕我看见奶奶的悲惨结局伤心。老人家一辈子吃苦受累，一辈子积福行善，临了竟是如此下场……
饥荒中，乡亲们一直在村里苦熬，等死，没人外出讨饭，没人聚众造反，也没人想到去粮库抢粮食。
空前的饥饿，也没能把农民的忍耐力饿掉。
六
那年暑假，不许学生返乡，让留在学校，半日学习“反右倾”文件，半日休息。这样做，不是怕学生回家挨饿，而是怕知道了那些惨象影响思想。
秋期开学不久，母亲去看我，因为长时间得不到音讯，不知道我已饿成什么样子。家乡到学校，将近一百里。母亲是用一双小脚，一步步走到学校的，五更上路，黄昏时走上卧龙岗，进了校门。见到我时，她的鞋底已经磨透。本来可以顺路坐五十里汽车，她不，为了少花四角钱。为看我，父母三天当中只喝稀饭，省下六个比墨水瓶稍大的玉米糁窝头，让母亲路上做干粮。那时，饥荒已经减轻，每人每天可分得一个窝头。见到我时，窝头还剩两个。为看我，母亲出发前，偷偷挖出埋在当院捶布石下的黄铜茶壶。那祖传的物件儿已经埋了两年；因为埋了，才没搜走，干部为追出茶壶，多次威逼、训斥父母。母亲用旧衣服把它包严，悄悄出村，走到半路的一个集镇上，作废品卖掉，卖了八角五分钱。路上，母亲连二分钱一碗的开水也没买，把钱全都给了我。为看我，母亲给我准备了一兜儿晒成半干的熟红薯。那红薯，都很小，最大的也没有擀面杖粗，显然是在地里捡拾的。捡拾这些红薯，必须避开干部；干部碰上，不仅收走，还要批斗。蒸熟这些红薯，也要躲过干部的眼睛。晾晒这些红薯，更不能让别人看到。为了积攒那一兜儿红薯，父母一定度过很多个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母亲解开那个兜了红薯的旧土布包单，对我说：“这东西，不要多吃。吃多了，难消化。”我当即吃了一个，很甜，越嚼越甜，似乎从没吃过这么甜美的食物。我问村里情况，母亲只凄然一声叹息，不愿多说。她不忍让我知道，我的爷辈、叔辈、同辈的乡邻近半数都在饥荒中死去……
只住一夜，母亲就要回去。她怕多住一天我的饭票就少一天。走时，只带了来时剩下的那两个窝头。两个小小的窝头要支撑她走一百里路。我要用饭票换两个馒头给她，她坚决不，说，走到晌午，到哪村的食堂里都能要来一碗稀饭。我想让她坐五十里汽车，她坚决不，说，能走来，就能走回去。我想送她一程，她也不同意，说，不要耽误上课。她离开学校时，天正下毛毛雨，地上已经有了泥。她淋着雨，顶着风，用那双穿着透了底的布鞋的小脚，一步步走下卧龙岗，走进风雨迷蒙中。临别时，她嘱咐我：“好好上学，别挂家。”我估计，按来时的速度，要摸半夜黑路才能到家。路上，要过一条没有桥的河……
送走母亲，我心乱如麻。回到宿舍，看见那兜儿半干的熟红薯，直想哭，却不敢哭。暗暗想到，参加工作后有了收入，一定要让父母吃顿饱饭，要让母亲有坐汽车的钱。
七
饥荒过后，乡亲们还常常提起挨饿的事，提起饿死的亲人，提起来总是流泪。当时，已经饿得麻木，心早死了。这时，固有的感情已经复活，哭一千次也难冲淡当初的愧疚。饥荒的阴影，久久地罩在心头，想起来就后怕，仿佛自己这条命是白捡来的。端起饭碗，就想起饿死的亲人，叹惜他们没熬过那段难熬的日子。有一阵儿，时兴忆苦思甜，常常让老贫农回忆旧社会的苦，教育群众，热爱新社会。往往，老贫农一说，不由得就说到吃食堂，饿死人的事儿，哭得泪流巴巴，使组织者十分尴尬。
通常听人说，闹饥荒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可乡亲们说，那几年风调雨顺，没旱也没涝。
这些年，吃饱了肚子，当初挨过饿的人不少已老死。仍然活着的也不再提那档子事。偶尔说说，年轻人只当作故事听。即便是撕心裂肺的伤痛，也能被时间抹平。时间造成淡忘。忘了也好，免得想起来伤心。乡亲们受苦太多了，好不容易才吃饱了肚子啊……
我不能忘记那段惨淡的日子，虽然我挨饿的程度远没乡亲们重，虽然我现在的饭食远比乡亲们好。
我想，历史也不能忘记那惨淡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