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期间，适逢美国成功爆炸了原子弹，美国总统杜鲁门考虑要向斯大林搞核讹诈，但是对斯大林应该讲什么和如何讲呢？杜鲁门和丘吉尔周密计划，慎重商议。问题是既要显示核讹诈又要避免俄国人指责他们居心不良。
杜鲁门心想，如果将原子弹爆炸的细节直接了当告知苏联代表，只能加速他们参加对日作战，这会影响美英在远东的利益，最好是对俄国人保密，暂时不谈；但是这样后果也不好。两人再三考虑：如果拖延时间也不好，干脆等到从华盛顿发来原子弹试验比较充分的材料再说。但如何告诉斯大林和告诉他什么，始终是争论的主要问题。假如书面通过，那样会显得太正式并引起对此消息的过分注意；如果召开一个特别会议来告诉斯大林，那他会比西方领袖们预想的更慎重对待新武器的威力，并加强苏联军队在结束对日战争中的地位。
两人权衡各种可能性后最后决定：最好趁斯大林在考虑别的事情时，偶然地、猝不及防地、好像顺便地对他说一声爆炸的事。
杜鲁门作出结论：
“我认为最好是在我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后告诉他，我们有一种完全新型的特殊的炸弹，我们认为他将彻底打败日本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丘吉尔沉思半响语气沉缓地说道：
“我完全同意你的主张。”
等待几天之后，杜鲁门终于急不可耐了，他于7月24日全体会议结束后，立即按计划执行，他慢慢地走到斯大林跟前慢条斯理地对他说美国已制造出一种具有“异常”破坏力的新武器，丘吉尔则站在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两道锐利的目光凝视着斯大林……但是出乎意料，斯大林极为冷静且表情严肃，没有丝毫的畏怯之意。杜鲁门不由得有点垂头丧气，他断定斯大林没有听懂。事实上，斯大林完全理解了那句话的含义，但是他显然克制了自己的反应。在这一点上，杜鲁门的核讹诈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不过，杜鲁门和丘吉尔为此而作的如何传播的种种思考和方法，恐怕也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