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装一直追逐潮流，领风尚之先，其趋新、求奇、求美的特性在这一时期更是表现得异常活跃。中国的女性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服装，而是追求时髦、追求服装的美学效果，因而其审美观念也由原来的贤妻良母型而变为突出女性的个性、曲线美和娇娆美，“经历了由淳厚转向浇漓的历程。”[577]中国传统服饰一向以宽大重长为特点，而在近代中国却出现了“竟尚紧小窄袖，细腰，伶俐可喜”[578]的新趋势。类似的变化反映在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服饰的局部改良。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其宏观文化要求，西学的东来，对中国的冲击很大。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提倡兴办实业的口号，向西方学习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而为服装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新的品种、花色和质地的布料为女装的改革提供了基础，也为女装审美意识的变化创造了条件。她们不再青睐传统纺织品的厚重、粗糙和色调的单一，而是开始体验西方纺织技术品的轻盈、美丽与贴身合体，以彰显女性体态美。中国大地上也渐渐兴起一股崇洋风，从洋油、洋车、洋楼，到洋布、洋绉、洋帽、洋装，一时成了时髦的东西，真是“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579]西方大量人士的来华，以其自身说法为中国女性作了活体模特广告。西方女性服装借助紧身胸衣、裙撑、臀垫的使用表现出胸、腰、臀三位一体的女性特有的性感特征，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新艺术运动流线型造型样式的影响，女装进入曲线美审美时代。在民国初年，由于人们思想的开放和眼界的开阔，受西方这种服饰变化的影响极大，中国女性亲眼看到西方女性服装衬托下的健康、婀娜的姿态，其曲线之美是中国传统服装无法望其项背的，因而无不仿而效之，赶而超之，其对美的阐释和演绎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趋势。大批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也给中国女装审美意识带来新的信息。辛亥革命前及后，大批青年学生怀着救国和求知的热切愿望，不辞辛劳，远渡重洋，留学异域，他们回国后，对西式服装身体力行，“社会趋新的风气扩大了，不仅男子穿西装的现象多了起来，而且妇女穿西式服装的现象也多了起来。”[580]20世纪初，赴日留学的女性，几乎全是东洋服饰。1903年梁启超游历北美收集到三位中国女留学生照片，照片上三个人一律连衣裙装扮。这些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回国，不但带来了异域的服饰审美文化，而且也是中国新服饰审美意识的倡导者，因为有她们的领导，使得中国女装审美意识带有西化的倾向，为中国女装审美意识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反映了她们对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的认同，同时也显示了她们对女性群体特征的深刻认识，有解放女性，召唤女性独立的时代特征。
不仅如此，她们还把中国传统的旗袍加入了现代的元素，摒弃了传统服装宽袍大袖的样式，吸取了西方的审美情趣，大胆体现女性的曲线美，成为上流社会女性的时装。服装审美成为现代人精神状态的体现，成为美化生活、美化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衡量个人生存方式与社会生活方式的主要尺度。
四、近代妇女社会实践活动的增加和解放运动的兴起对女装审美意识的激荡
近代社会变革，使女性逐步获得了部分社会权利：正规教育权的获得，职业的发展，参政权的突破，婚姻自主权的实现，缠足陋俗的废除，部分财产权与继承权的获得，改变了自古以来权利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这是调整社会性别制度最有力的杠杆。使中国女性角色也随之出现了多元化趋势，除了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之外，还获得了“女国民”、“新女性”、“革命女战士”等新角色、新称号，相夫教子和宜家善种成了贤妻良母的新标准。她们对于服装的审美意识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的高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妇女参政意识提高，参政的呼声也日趋高涨，她们从新的角度提出了服饰改革的要求，从而对她们的审美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鸦片战争后的百年中，中国女性开始大量的出现于现代产业中，19世纪70年代起，随着清王朝民用企业的创办、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以及外国列强在华设厂的增多，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中出现了女工人群。甲午战争前，产业女工已有3.5万人，约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不含矿山工人）的35%。[581]“清末民初，社会上开始出现女教师、女医生、女看护、报刊女主笔等以及从事宗教事业的女性，有些女性还尝试创办女子工艺厂、贫民实业工厂、女子商店等实业。”[582]“1916年全国女工已达24.4万余人，占工人总数（约63.76万）的38%多。”[583]由于经济的独立，视野的开阔，对她们的审美意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使女子教育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女子教育权利的实现，女性知识阶层的出现，为数千年来女性生活的死水注入了新鲜活力，也促进了她们民族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觉醒。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也随之兴起，她们在提出解放的口号和运动中，把服饰看成是妇女处于奴隶地位的标志，对服饰改革的要求，鲜明地体现了她们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在中国古代，对女性来说，自我妆饰实际上是自我摧残，以适应社会的所谓“女为悦己者容”的审美标准，女性只是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没有自己的审美自由，服饰是尊卑贵贱的醒目标志和封建礼教的重要体现。当时的服装，无论身形，衣长均要过膝，腰大而无裆，袖遮手尺余，小脚，整个一个头重脚轻，削肩平胸，丝毫体现不出女性形体的曲线美。因此，传统社会下的女性妆饰，完全吞没了她们的个性和人格尊严。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新的政权形式的建立，妇女的眼界更开阔，社会地位有所改变，她们或在外企中工作，在经济上独立了，或受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思想上解放了，或参加革命，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独立了，这些都使她们意识到自身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而要求解放自身。而服饰是民族之徽识，要想求得自身的解放，必须先从冠服的革新开始，于是她们强烈要求变革传统服饰对女性的束缚，创造出能顺时应景的服装，以显示女性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加之辛亥革命后掀起了一场剪辫易服潮，以此为标志，社会风尚发生了普遍的转变，妇女的变化更是令人瞩目，她们掀起了一场更新服饰，简化女装的革命。由于妇女思想的参差不齐以及政治和地域的原因，其审美意识的多元化，导致在服装上也呈现出多样性。她们有的向往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男性的阳刚之美，创造出具有阳刚美的服饰审美文化。如女革命家秋瑾，希望改变服饰使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性，她曾表示：“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的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584]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女性对自由平等的呼唤，同时也反映出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的更新，女性在服装审美意识上的转变，即向往从柔弱美到阳刚美的转变。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在戊戌维新时期即投入妇女解放运动，她要求并身体力行研究改进女子服装，对女子服装提出“美善”的审美标准等。这些都对民初女装的审美意识的转变起到了巨大的激荡作用。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代，它不仅根植于特定的时代，而且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因此，在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特别是近代中国处于自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考察才能见其原貌。
由《新新新闻》报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都饮食原料的变迁
梁刚[585]
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是成都城市早期现代化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随着1935年防区制的结束和川政的统一，成都的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获得了新的发展。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时期随着大批党政机关、工商企业、文化团体和大量人口的内迁，进一步推动了成都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在三四十年代成都的现代工商业、城市规模与城市建设得到了较大发展与此相适应成都的饮食生活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农耕文明下的饮食生活范式向工业文明下了饮食生活范式的转型加速。本文以1950年以前成都报界发行量最大、经济效益最好、影响面最广的民办报纸——《新新新闻》日报1932年到1945年所登载的有关成都饮食生活的文章、广告作为基本史料，对在这一时期成都饮食原料变迁的具体情况进行考察，以期由此窥见这一时期成都饮食生活变迁的范式转移。
一、主食加工技术的变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四川和成都本地近代食品工业的发展，近代食品工业的产品从主食、副食到调料更加普遍地进入了成都人的饮食生活中。近代成都的粮食加工仍然使用传统的水碾、土砻、石磨等加工工具，以手工劳动的方式进行。这种传统的粮食加工方法劳动强度大，粮食加工量低，且不能除尽稻米的皮膜和小麦的麸皮，虽能较好的保存稻米和小麦表皮中的营养价值，但去糠去麸不尽，色泽不白，口感不佳，比较粗糙。机器粮食加工业在四川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抗战前，四川地区相继出现了机制面粉厂和碾米厂共约10余家。这些机制面粉厂和碾米厂主要集中在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如重庆的新丰面粉厂资本额15万，日产面粉80包；瑞丰麦粉厂，资本额30万元，年产面粉75000袋；复兴面粉厂，资本额9万元，年产面粉24000袋；惠丰碾米厂、年产精米12600担，民生碾米厂，年产精米15000担，这些厂均为使用机器加工小麦和稻米。[586]由于成都是四川省会和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人口，各厂在成都纷纷设立销售中心。如1933年宜宾江安县的济民机器面粉厂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为推销其产品特在成都设立分批发处：“本厂开办近于十年，面粉之色与质久为各界人士所脍炙，近又从而选择其莓芜，洗涤其垢，于色泽益见皎洁，质素更觉精醇，于卫生大有裨益，惟是江安僻壤，远道购取多有未便，兹为推广销场起见，特于本市设一分批发处，以应顾主之需求，成都总经理处设上中东大街34号，向家祠内批发处”[587]，由于交通运输条件有限，进入成都市场的机制面粉和大米数量有限。抗战前成都本地的粮食加工厂仅有兴业精米厂，年产精米36000担；民有精米厂，年产米9000担；利华改良面厂，年产麦粉1800担[588]，这些厂均为手工生产的小作坊，规模小、产量低。[589]1936年成都市出现了本地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兆丰机制麦粉厂。建厂之初该厂即在《新新新闻》报纸登启事，详述机制面粉的优点推销其产品：
“成都兆丰机制麦粉厂启事，本厂为改进民食起见，不惜巨资，就本城新东门外建筑四楼T屋，特向上海名厂订购最新式制粉机器，全部现已装置完竣，即日开幕，谨将本厂制粉八大特色开列于后：一、质料精良，二、颜色洁白，三、颗粒细腻，四、养力富厚，五、水分全无，六、发头极大，七、保存耐久，八、口味新鲜；本厂价目：零售每斤一角一仙，一角（正副号）正副号每袋重49磅，折合新秤44斤，零售法币4元8角。”[590]
与传统手工磨制面粉相比，机制面粉以其去麸彻底、研磨细腻、口感好、营养丰富、保存耐久等特点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角一斤的零售价在当时也属价格低廉能够为广大市民所购买。[591]该厂位于外东痘疹蓭，创设初期即有工人30人，年产麦粉75000袋（一袋为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