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红碧[552]
1911年11月，重庆和成都先后成立蜀军政府和大汉四川军政府，四川脱离清政府独立。在新政权的支持下，各级政府机关、各党派、各群众团体和个人竞相办报，把报纸作为替自己宣传的舆论阵地。四川报业在民国初年获得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报刊数量大、种类多、范围广等特点。
据统计，从辛亥革命兴起到五四运动前夕这段时间，四川先后办报150多家。根据其主要内容，这些报纸大体可分为政治类报刊、经济类报刊和文教思想类报刊（详见附表）。
其中，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是政治类报刊。它包括新政权的各级机关办的报纸10多家、各党派创办的报纸30多家、军阀办的8家、群众团体和个人办的10多家。
在政府机关办的各种报纸中（附表中1～8），《四川军政府官报》是最重要的一家。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以后，新政府将原来的《成都日报》改为《四川军政府官报》，作为其舆论喉舌。根据《大汉四川军政府通饬》和《官报发行简章》的规定，该报专门刊载大汉四川军政府及省城各官厅所公布的法律、命令、重要批词和行政上认为必须布告的事项。四川统一后，新政府将该报改为《四川都督府政报》，作为发布命令、宣布各项文牍的机关报，后又改名为《四川政报》。政府官报纷纷出台，反映了新政府对报业的重视和支持。
政党办报是民初四川报业发展的一个热点。辛亥革命后，中国各主要政党在四川的支部以及本省建立的一些党派纷纷通过办报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形成一股政党办报热（附表中9～35）。其中，报刊业务发展得最好的是统一党的《公论日报》。该报由孙少荆主办，聘吴虞、刘申叔、谢无量、张梦余等人担任主笔。1912年，该报聘康心如等人为特派员，到北京、上海等地采访，及时向成都发回专电。康到北京后，从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为《公论日报》领到了第158号电报执照，开创了四川省向省外派特派员和从交通部领电报执照的先例。同时，该报还与英国路透社建立了联系，国际新闻由路透社向该报发专电，成为四川最早购买外国通讯社电稿的一家报纸。1912年8月，统一党、民社、民主党、演进党等七党派合并组成共和党。该党在四川成立支部后，《公论日报》和演进党的《演进报》合并为《四川日报》。
群众团体和个人办的报纸中（附表中44～56），许多报纸由于颇具特色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如：《四川公报》由于增加了一种文艺杂志——《娱闲录》，专门刊登当时的小说和娱乐文章，文字以警世、爱国、讽世的内容为主，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该报也因此而名声大作。又如：李劼人主办的《川报》，广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与陈独秀等人在北京掀起的新文化运动遥相呼应，在众多报纸当中独树一帜，深受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喜爱，是五四前夕四川很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经济类报刊以《商务日报》办得最好。该报是重庆总商会的机关报，其发刊词阐明了它的办报目的：“迩来商界复鉴于变迁之大势，知商务与国事，两有密切之关系，不可不寄耳目于报纸，于是遂倡议特办商务日报”；其宗旨“在于扩张商务，利国利民，命意立言，不涉党派，不尚偏激。”该报将消息灵通作为第一要义。为了能迅速、翔实地报道新闻，它采取了许多措施扩大新闻来源，如：向大城市派特派记者、订译外社电稿、建立地区新闻网、酬请其他单位的人员提供可发表的电讯稿……由于消息灵通、新闻丰富，该报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在政治立场上，该报早期站在爱国的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军阀内战和袁世凯复辟，声援过五四运动；1938年，被国民党控制，成为其反共宣传的工具；1942年，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中共党员成功掌握了该报的宣传实权，从此改变宣传立场，部分报馆人员还参与过策反活动。由于经费来源充足，该报一直办到1951年。
在文教思想类报刊中，有专门宣传文化艺术的（附表中62～65），有宣传教育的（67、68），有宣传某种思想的，如女权思想（69～72）、法政思想（73、74）、儒家思想（75）等等。其中，宣传女权思想的妇女报刊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四川新闻事业的突出变化。辛亥革命前，四川没有专门的妇女报刊。辛亥革命后，经过革命洗礼的四川人民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主共和也唤起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新思考，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资产阶级女权活动者，纷纷创办报刊，宣传妇女解放，提倡女学，抨击封建礼教。在这些妇女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是孙少荆等人创办的《女界报》。这是四川第一家妇女报纸，由女诗人曾兰（吴虞夫人）任主笔。其宗旨是反封建思想，为妇女争取正当权益。正如曾兰在该报发刊词——《女界缘起》中所说：“吾辈自当一扫从来屏息低首，宛转依附，深闭幽锢，卑鄙污贱之戮辱桎梏，发愤而起，以光复神圣之女权。”[553]该报出版后，引起当局和社会的广泛重视，经孙少荆等人的努力争取，都督府总政处开会同意让该报女记者列席会议采访；临时省议会开会时，还专门开辟了招待女记者的会议室；成都报界公会也吸收该报及其记者参加。妇女报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广大妇女对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四川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民国初年，除成都和重庆开办报纸外，泸县和宜宾分别办了4家报纸。这说明四川的报纸已经由成渝两地向四川省的其他城市发展，报纸的传播范围逐渐扩大。
民初四川报业的繁荣与四川革命形势的推动密不可分。四川保路运动中，为了能广泛宣传保路运动的意义，唤起广大民众对保路运动的支持，革命党人利用各种渠道宣传保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办报刊。“奉节邓慕鲁（孝可），时客成都，谓政治法律之观念，不能尽人而具，至于条约解释，更不能望于众人。若非白话报浅明剖晰，不能尽人皆知，若无杂志日报，亦不能搜罗宏富，印证明确。”[554]他当即向蒲殿俊、罗伦和川汉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建议，举办通俗报章杂志以广宣传。于是，由川汉铁路公司拨银4万两交邓孝可等人分别办《蜀报》《西顾报》《白话报》。保路同志会文牍部也从1911年6月26日起出刊《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专载四川保路斗争的消息和评论。由于这些报纸多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趣味性浓厚，形式多样，深受人们的欢迎。加上其宣传中心——“保路破约”十分鲜明，因此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进步舆论在四川空前高涨。“西顾报……每日销路最多有八千多份，七月初一罢市后，还卖至一万四、五千份。”《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因报道及时、内容通俗生动，又免费散发，其发行量更高、影响更大：“日出万纸尚不敷分布远甚”；“顷有数友人称其家妇孺每日望本报几如望岁，及得报展读，涕泗横流，且阅且哭”。报刊的宣传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四川保路运动很快由群众性革命运动发展成为反清的武装革命斗争。随着保路同志军的胜利，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很快土崩瓦解。1911年9月28日，吴玉章宣布荣县独立，建立荣县军政府。这是辛亥革命时期，由同盟会建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其建立影响全川，各州、县纷纷效法。11月22日，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中心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蜀军政府。随后，成都相继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和四川军政府。次年3月，成渝两军政府合并，四川统一。报纸在革命形势的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四川人知道报纸势力，就在这争路风潮时代”[555]。因此，新政权刚建立，经历过四川保路运动的政府官员们便纷纷重视报界、优待报人，从政治上为四川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发展的空间。
民初四川经济发展是四川报业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辛亥革命后的几年内，四川的工业、手工业和农业都有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1912年到1919年，全川新设的近代企业中可查出资本额1万元以上的共有22家，资本总额214万元[556]，四川的民族资本出现了投资热潮。同时，以手工工场、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为主体的四川手工业的发展更为突出。民国元年以前，四川有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3102家，到1913年达到3732家。当年全国有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21713家，四川占17.2%。同年，全国的家庭手工业共1713754家，产值249726万元；四川有173311家，产值99133万元，分别占10.1%、39.6%[557]。在农业方面，农副产品，尤其是一些经济作物的商品生产，在清末发展的基础上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据统计，1919年，四川土货出口总值从1911年的1007万关两增至1976万关两，增涨了近一倍，其中，98%～99%都是农副产品[558]。经济的发展不仅为创办报纸提供了资金来源，而且提高了人们购买报纸的能力，为报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因此，民初四川经济的发展为报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
民初四川报业的发展还与四川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紧密相关。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强调“兴学育才”。四川当局立即对此作出反应。1902年11月，川都岑春煊设立了省学务处，作为教育行政机关，专门负责全省的学堂事宜，四川近代学堂开始兴办。锡良继任川都后，继续推行“兴学育才”的方针，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教育，如培养、延聘新学师资，考察西学，完善新学规制，筹措办学经费，鼓励、督饬社会各个方面办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新式中、小学堂，高等学堂，军事类、法政类、师范类、实业类专门学堂，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四川近代教育迅速兴起和发展。1903年，四川仅有学校28所，学生1550人；到1907年已经有学校7775所，学生242782人，教员12824人；1910年，发展到高峰：学校11387所，学生411738人，教员15291人[559]。其发展速度、学生和教员的人数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科学文化知识的学生，形成四川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它还提高了其他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在广建新式学堂的过程中，川省当局还在全省各地建立了平民补习学堂和简易识字学塾，为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提供学习的机会。四川的简易识字学塾卓有成效，据1911年《教育杂志》报道，“7月，学部调查各地简易识字学塾成绩，以四川为最”，全川共有16300余塾、学生245000余人[560]。这样，教育的发展既培养了一大批具备创办报纸杂志能力的人才，又培养了大量读者。这就为报业的发展扫除了文化知识障碍，提供了发展的文化条件。而且，随着四川教育水平的提高，读报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进一步促进了办报质量的提高。因此，四川报业得以在民国初年迅速发展繁荣起来。
繁荣的四川报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在政治上，它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新政权建立后，新闻记者可以采访各机关；都督府总政处每次开政务会都有新闻记者列席；省参议会召开期间，樊孔周等人还特意办了《晚报》，专门登载会议的各种事项，批评会议中的不合理现象，成为会议最有力的监督阵地。在经济上，它广泛关注经济发展趋势，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分析市场行情，为本省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促进了本省经济的发展。《重庆商务日报》主要反映有关工商经济的内容，每日有《地方行情》专栏报道市场商品价格，及时发布有关市场经济的消息，为人们了解市场行情提供方便。同时，四川报纸的出现和发展，是四川文化进步发达的标志之一。它促进了印刷工艺的革新，产生了一批新式印刷企业，为后来四川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它影响和造就和一大批优秀人才。报业的发展为具有突出文化才能的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樊孔周，朱云石等积极从事报业活动，成为四川新闻界的杰出人物；吴虞、李劫人、曾孝谷、李宗吾……踊跃参与办报、撰稿等活动，在推动四川报业发展的同时在文化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