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君[516]
在成都近代中学教育中，私立中学占有很大比重，它们的存在填补了公立中学发展的不足，促进了中学教育的发展。成都私立中学教育萌芽于清末，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发展的高潮，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笔者试图通过探讨近代成都私立中学教育发展的轨迹，使我们对成都乃至四川近代私立中学教育发展概况的了解有所裨益。
（一）私立中学教育的萌芽
中国随着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开展，开始出现私人捐资设立新式学堂和私人捐资新学，并以较快速度扩展，产生了相当于小学、中学程度的私立学校，但还称不上近代中学。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其中一条是下令将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这使中学堂得以大量涌现，但随之面临的问题是书院改中学堂后学什么，既没有明确的概念，也没有统一的标准。直到1904年1月颁布《奏定中学堂章程》，才使得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中学堂从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中摆脱出来，有章可循。1904年，成都出现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新式中学——成都府中学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私人捐资设立的新式学堂。1905年，17个行省设在四川的会馆为旅居四川客籍人（外省人）的子弟共同捐资开办了四川客籍学堂[517]。同年，刘藜芳、王国先捐资在温江西街城隍庙设立了私立储才学校[518]。教会在成都设立的学校最初没有明确划分中、小学，1909年，华西教育会认为“察目前中国官立、民立诸学堂，其规则、课程，可取之处甚多，故基督教学堂可取法其课程、规则、等级之合圣道者”[519]，此后基督教所办学堂的等级逐步与中国所办学堂大体相同，完整意义的教会中学开始出现。1908年，基督教会在华西后坝创办了“华西高等预备学堂”，后来根据清政府的“部章”，更名为“华西协合中学堂”。该校由教会创办的华英学校、华美学校和广益学校三校组合而成，后来明德和育德两所学校加入，又改名为华西协合中学校。[520]
清末，成都私立中学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学校数量较少。由于新式教育刚刚起步，因此公私立中学教育都不发达。清末，成都城区先后创办的中学堂有10所，1911年时存9所[521]，这其中还包括有官立和公立中学。成都的教会中学也只有一所，即成立于1908年的华西协合中学堂，如表1所示。
第二，学生数量不多。成都各私立中学由于系初办，远未达到清末政府规定的中学堂学生数额“应以四百人以下，三百人以上为合格；其经费充裕、学舍宏敞，可增至六百人”[522]的标准，甚至连四川总督“部堂”规定，不满80人以上者，不能成立的要求都未达到。
尽管清末的私立中学尚处于萌芽时期，但为民国时期私立中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拉开了新式中学教育发展的序幕。
（二）私立中学教育的初步发展
民国成立以后，教育部承继清末关于私立学校的某些政策，依然任由私立学校在放任的教育政策下自由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加强了对私立学校的管理，除要求各私立学校按公立学校的各项教育法令办理之外，还专门制定了私立学校法规，以加强对私立学校的管理。1927年2月，大学院颁布《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12月又颁布《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立案条例》，对私立中学的设立、立案、校董会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1929年，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规程》，对私立中学的规定更为明确详细，1933年、1943年、1947年对该规程先后作了三次修正，逐步完善了管理私立学校的法规。在教会中学方面，民国初期沿承清末的政策，任其自由发展，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督。1925年“五卅事件”后，全国性的反帝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要求收回教育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政府开始强制教会学校接受管理。1925年11月16日发布《外人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凡外国人捐资设立的学校，遵照教育部所颁布的各项学校法令规程办理者，得依教育部所颁关于请求认可各项规则，向教育行政长官请求认可；学校名称上须冠以“私立”字样；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校长原为外国人者，必须以中国人充任副校长，作为请求认可时的代表人；学校设有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名额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学校课程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课目列入必修课。[523]1926年2月4日，政府又公布强制性的法令，规定：国内私立学校及外人捐资所立学校，关于一切课程训育管理事项，须按照部章，如有违反者，就即停办[524]。1933年的《私立学校规程》还规定：“外国人设立之私立中等以上学校，须以中国人充任校长或院长”。[525]成都各教会中学迫于压力，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分别完成了立案手续，学校校长也逐渐由中国人担任。
政府以政策法规作为手段，将私立中学纳入自己的管辖之内，使私立中学得以规范发展。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成都的私立中学教育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民国成立后，成都相继兴办了一批私立中学，特别是1922年“新学制”的颁布，增加了地方设立中学伸缩的余地，私立中学的数量急剧增加。成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兴办私立中学的热潮，到1936年，成都有普通中学32所，其中公立中学仅有7所，剩下的25所全为私立中学。[526]除了国家为私立中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外，四川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私立中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1913年起，四川境内的战火就连绵不断，先有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后有16年各大小军阀的混战，此起彼伏，多达四百余次。连年的战争，使府库空虚，政府投入公立中学的资金有限，公立中学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以省立成都公学为例，1932年有学生1797人，1937年下降到426人；1932年学校有经费74605元，1937年减少到47514元[527]。此外，成都公立中学的数量有限，因而容纳学生的数量受到限制，许多公立中学无法收容的学生，便涌向了私立中学。第二，四川省幅员辽阔，各个学区内应该办理的公立中学，没有办齐，许多地区的小学毕业生无中学可进，他们便纷纷选择到省城上学，在成都的公立中学难以容纳的情况下，私立中学便应运而生。第三，在这一阶段，四川主要处于各大小军阀的统治下，这些军阀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是社会资金的主要拥有者。出于各种目的和利益的考虑，军阀中有不少人捐资兴办中学，例如，蜀军政府都督夏之时创办锦江公学，孙震创办私立树德中学，杨森创办私立天府中学，刘文辉兴办私立建国中学等。军阀办学是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特有的风景。此外，还有各种政治派别为了宣扬自己的主张兴办的私立中学，如复兴社创办私立荫唐初级中学，青年党创办私立中华中学和敬业中学。
这一时期私立中学发展具有以下两个明显趋势：第一，发展较快，数量迅猛增加。军阀们纷纷投资办学，给社会各界人士树立了榜样，政府也比以往更为积极地鼓励私立中学发展。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从1935年起，四川省政府设立专款补助私立中学，并制定了《四川省政府补助私立学校及文化团体暂行规则》，以补助办学成绩优良而又确有经费困难的私立中学。虽然政府补助的数量不多，但这一举措本身具有较大的精神激励作用，推动了私立中学的发展。第二，私立中学的发展很不稳定，不少学校旋生旋灭。对这种现象，我们一方面可以从政府关于中等教育的政策方面寻找答案，一方面，我国的中等教育在1922年新学制实施以前，中学常常兼设师范科和职业科，新学制实施以后废除了综合中学制度，中学、师范和职业三类中等学校都以各自独立设置为原则。政府采取这种先是放宽，后是限制的政策，对私立中学的影响很大，在政府政策的一张一弛之间，使得停办的学校较多。另一方面，私立中学发展不稳的根源还与私人办学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有密切的关系，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私立中学的生存基础就非常脆弱，难以承受外界的各种打击。
这一阶段，私立中学有如下特点：第一，私立中学呈急剧发展的趋势，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公立中学。“成都方面，私立中学之多，竟占公立中学二倍以上”[528]，但数量的激增并未伴随着质量的提高，一些私立中学的办学水平低劣。教育部督学李文熙在1916年视察四川省学务报告里面就指出：包括私立中学在内的各校，管理未尽认真，教职员资格未能尽合，教程预算未能实行，学生不辨字体错认者多等等[529]。第二，尽管存在着滥竽充数的学校，但也不乏办学认真，质量较好的私立中学。政府的放任政策固然为质量低劣的私立中学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同时也为严肃办学的私立中学提供了自由成长的土壤。由于政府的整顿控制，加上法规的日趋严密，成都的私立中学步入了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出现了一些办得较好的私立中学，树德中学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教会中学中，华美女中也办得较有特色，1934年，无锡侯葆三先生考察四川教育后指出，中学以成都华美女中最好：此校有共同生活之表现，教师时与学生接近；管理严格并注重服务及主烹饪家政等科。[530]
（三）私立中学教育的持续发展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成都虽然不处于抗战前线，但也频遭日本飞机的空袭，为使教育免遭大的损失，四川省政府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要求各中学外迁。1938年10月，四川省政府发出训令称“时局紧张，空袭甚虑”，要求“各公私立中等学校，应克速于市外或附近县镇，觅定相当场所（尽量利用庙宇），或租借房屋设置分校”，并为外迁的中学提供一定的资金援助。除了少数校址在城郊的学校，多数私立中学在1939年向城外进行了疏散。在外迁的过程中，私立中学虽然遭受了较大的损失，但都得以保存下来。成都私立中学在抗战期间和战后能持续不断地发展，与政府采取的这些政策和有力措施息息相关。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社会局势相对稳定，许多学校纷纷选择内迁到成都。对于内迁的中学，政府也给予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如1937年11月，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从上海到四川设分校，四川省补助5万元作迁移费。[531]政府的有力支持使成都的私立中学在抗战期间不仅得到了维系，而且又创办了一些新的私立中学，使私立中学呈现持续发展的态势。抗战前夕成都市有32所中学，在抗战时期一直保留下来的有28所，新增中学14所。到1945年，成都有普通中学42所，其中公立11所，私立31所，另有一度复办不久又停办的私立西蜀中学未统计在内，在校学生有25000人左右，出现了一些千人以上的学校。[532]到1948年成都有中学38所，其中私立30所，有学生19717人。[533]成都解放时，共有中学43所，公立11所，私立32所。[534]
该时期，私立中学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趋势。四川省在抗战时期经济没有遭受大的破坏，社会局势也较稳定，加上政府对私立中学的宏观管理延续了先前的政策，采取积极扶助的措施，使私立中学得以持续发展。此外，大量的战区青年流落到成都，他们对接受教育的需求，促进了私立中学的蓬勃发展；不少省外的私立中学内迁到成都，壮大了中等教育的规模。
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946年的私立中学规模远远超过了1935年。大部分学校的教职员数都有较大的增加，学生人数和学级数成倍增长，岁出经费数除去通货膨胀的因素也有较大增加。总的看来，1946年私立中学的规模比1935年扩大了近一倍。这一时期，私立中学在总体上确实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
第二，私立中学发展的整体实力相对有所下降。许多私立中学在抗战期间外迁的过程中，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私立华英女子中学因战事所受的损失为3万元。[535]在学校外迁的过程中，都存在校舍校具损坏严重的情况，而且外迁后的学校校舍狭小，设备简陋，疏散较远的中学学生来源也相对减少。由于通货膨胀，政府补助私立中学的经费无异是杯水车薪。私立中学普遍存在经费不充足的状况，导致学校的办学水平相对有所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