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孟子语录（十二则）
《论语》《孟子》《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系儒家经典，影响巨大。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孟子》，儒家经典，主要记载孟子的言行，由孟子和他的弟子万章等编撰。全书风格统一，行文自然流畅，反复论辩，引譬谈喻，说理极其透辟，对中国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一）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二）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四）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兕也。（《论语·子罕》）
（五）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六）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七）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八）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
（九）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十）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十一）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先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十二）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
这篇课文所选取的十二则孔孟语录，内容主要侧重在人格修养方面。
孔子的不为富贵违仁、从善如流、松柏后凋、身正令行、杀身成仁等思想，孟子的为民父母、推善及人、与民同忧乐、得道多助而失道寡助、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民贵君轻等思想，都是社会经验和渊博学识的结合，充满真知灼见，作为“孔孟之道”的精华，两千多年来一直为后人广泛传诵。
孔子强调“仁爱”，孟子重视“仁政”，从“仁爱”到“仁政”，从修身到治国，仁义之心一脉相承，说明儒家学说一贯把人格修养看做是经世治国的精神基础和先决条件。
这些语录精辟警策，富于哲理，读来发人深思。比喻、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增强了语言的练达和说理的气势。
《货殖列传》序
司马迁司马迁（约前145—前90），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的代表作《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自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始出年间3000余年的历史，共130篇。其中“本纪”12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表”10篇，“书”8篇，共52万余字。《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穀、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虞不出则财匮少，商不出则三宝绝。”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国，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曾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史记·货殖列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
本文为《史记》中《货殖列传》的开头部分，是司马迁阐述其经济思想的主要论文。《太史公自序》：“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以时而息（孳生）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这几句话说明了司马迁作《货殖列传》的用意。在汉武帝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情况下，司马迁能够注意社会的经济生活，并且清楚地认识到生产、交易、财富等的重要性是难能可贵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马迁治史的独立思考品格和创新精神。诚如他自己所言，《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历史著作中写入经济问题的人，他的经济观点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平准书》中。
在此序中，司马迁以他独立治史的求实精神，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现象，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他认为：1.肯定物欲是人的本性，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统治者因而只能因势利导、教育规范，不能人为地阻碍或禁止，更不能与民争利。2.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有社会分工，农、工、虞、商都是社会所需，不可缺少。3.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经济繁荣是人民生活安足、国家强盛的基本条件。4.认为经济因素决定人的道德水准及社会地位，掌握经济权的人可以操纵社会舆论，从而揭露了统治阶级所标榜的封建道德的虚伪性。
诫子书
诸葛亮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三国时蜀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千百年来，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故事为世人传诵。诸葛亮的著述，在《三国志》本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目录》，共二十四篇。后人所编，以清人张澍辑本《诸葛忠武侯文集》较为完备。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隆中对》等。诸葛亮韬略娴熟，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10箭；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写给儿子诸葛瞻的这封信，中心是要求儿子培养品德，增长才干。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初，亮未有子。”后来才有了儿子，但对他并不溺爱。亮在与兄谨的信中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了解深刻，虑其成长，这是诸葛亮爱子、教子的出发点。本文和“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不同，提出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教育观点，从德才两方面都提出了严格要求。尽管这些有封建内容，但其精神仍可借鉴。本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多用偶句，但不呆板；音调铿锵，朗朗上口，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
祭十二郎文
韩 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汉族。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谥号“文”，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他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年月日，季父愈闻汝丧之七日，乃能衔哀致诚，使建中远具时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灵：
呜呼！吾少孤，及长，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殁南方，吾与汝俱幼，从嫂归葬河阳，既又与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后者，在孙惟汝，在子惟吾，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嫂常抚汝指吾而言曰：“韩氏两世，惟此而已。”汝时尤小，当不复记忆；吾时虽能记忆。亦未知其言之悲也。
吾年十九，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来省吾；止一岁，请归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来。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罢去，汝又不果来。吾念汝从于东，东亦客也，不可以久；图久远者，莫如西归，将成家而致汝。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吾与汝俱少年，以为虽暂相别，终当久相与处，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诚知其如此，虽万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辍汝而就也！
去年孟东野往，吾书与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来，恐旦暮死，而汝抱无涯之戚也。”孰谓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
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汝去年书云：“比得软脚病，往往而剧。”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为忧也。呜呼！其竞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书，六月十七日也。东野云：汝殁以六月二日。耿兰之报无月日。盖东野之使者，不知问家人以月日；如耿兰之报，不知当言月日。东野与吾书，乃问使者，使者妄称以应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
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终丧，则待终丧而取以来；如不能守以终丧，则遂取以来。其余奴婢，並令守汝丧。吾力能改葬，终葬汝于先人之兆，然后惟其所愿。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自今已往，吾其无意于人世矣。当求数顷之田于伊、颍之上，以待余年，教吾子与汝子，幸其成；长吾女与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
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呜呼哀哉！
尚飨。
——选自《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作，许凌云，张孝美，曹日升译，岳麓书社，2005年版
此文是韩愈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在长安任监察御史时，为祭侄子十二郎而写的一篇祭文。
韩愈三岁时就死了父亲，而后由兄嫂抚养长大。长兄韩会无子，次兄韩介有子韩圭成，是韩愈的侄子，名老成，他在韩氏族中排行第十二，故称为十二郎。按封建社会的规矩，十二郎过继给韩会为子，因此，韩愈与十二郎自幼相守，历经患难，“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感情深厚，虽为叔侄，却感情深厚。成年后，韩愈仕途不顺，二十五岁方登进士第，后做官又触犯权贵，触怒唐宪宗，多次遭贬，因四处漂泊很少与十二郎见面。后唐穆宗继位，韩愈官运好转，叔侄二人能够相聚之时，突然传来十二郎病亡的噩耗，使韩愈悲痛欲绝，也勾起他辛酸的回忆，于是写下这篇祭文。
汉魏以来，祭文多仿《诗经》雅颂四言韵语，或用骈体。韩愈此文破骈为散，不拘常格，气势飞动，另具风采，写得别有天地，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诚为祭文中情文并茂的名篇，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祭十二郎文》全文共14自然段，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1～3）写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第二部分（4～9）写十二郎之死；第三部分（10～14）写对十二郎及其遗孤的吊慰，交代迁葬及教养遗孤等事。全文14段环环相扣，以悲痛之情为线索组织全文，体现思路的发展。先回忆叔侄相依为命，感情至深，这是前提；接着围绕侄儿的死叙写自己的惶惑、痛悔和强烈的感情震荡，为高潮奠定基础；最后诉说自己的心迹，在恸哭长号中表达了伤痛之情。
本文的阅读要点：一是在深沉的叙事中倾泻情感；二是汝吾相称，如对谈面泣，真切感人；三是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和语气词的运用，增强全文的感染力。本文读来似叔侄二人之间、生者死者之间的无尽交谈，语言形式独具特色。文中多用重叠的语句和排比句，增强了语势，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文言虚词，特别是语气词的使用也增强了全文的感染力，多处接连不断地连用“而”、“邪”、“于”、“也”、“矣”，起到了加重语气、强化情感的作用，并使这篇形为散体的祭文，含有了韵味，节奏也更加顿挫有力，从而更能打动读者。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是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的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校书郎、任监察御史。参与了当时王叔文等的政治集团，主张改革政治，任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
柳宗元与好友韩愈共同推进当时的古文运动，散文与韩愈齐名，世称“韩柳”，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文学上以散文成就最大，所作散文峭拔、矫健。其诗风格清新、峻峭，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中，《永州八记》被视为古文运动中的典范之作，传诵不息。柳宗元的文章众体兼备，尤以山水游记和寓言成绩最为突出，是中国古代游记文学的完成者，被称为“游记之祖”。有《柳河东集》。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偻，隆然伏行，有类橐驼者，故乡人号之“驼”。驼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驼”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驼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早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缀饔飧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
传其事以为官戒也。
——选自《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本文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文章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指责中唐吏治的扰民、伤民，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革新政治的要求。
本文通篇运用了类比和对比的方法。首先，在总体上利用种树类比治民，用种树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类比治民要顺民之性；用种树要“其莳也若子”类比做官要爱护百姓；用种树要“其置也若弃”类比治国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用他植者种树“爱之太殷，忧之太勤”类比“见长人者好烦其令”；用“木之性日以离”类比百姓在繁琐政令下的“病且怠”。层层类比，环环相应，说透了种树的原理，也就是把治民的道理讲透了。而在文中阐述种树道理时，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将郭橐驼和“他植者”在指导思想、态度、方法和结果等方面都构成了对比，阐明了郭橐驼的种树经验，突出“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重要性。文章最后点题“问养树，得养人术”，说明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传其事以为官戒”，整篇文章的深刻寓意到此表现出来了。
这种借传立说，因事出论的写法，别开生面。文章先以种植的当与不当作对比，继以管理的善与不善作对比，最后以吏治与种树相映照，在反复对比中导出题旨，阐明事理。
文中描写郭橐驼的体貌特征，寥寥几笔，形象而生动；记述郭橐驼的答话，庄谐杂出，语精而意丰。全文以记言为主，记言中穿插描写，错落有致，引人入胜。
童心说
李 贽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明代杰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曾任云南姚安知府，未几辞官，讲学各地。在文学创作方面，反对复古模拟，主张抒发己见，并重视小说、戏曲，曾评点《水浒传》，今传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忠义水浒传》。著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李温陵集》等。
龙洞山人叙《西厢》，末语云：“知者勿谓我尚有童心可也。”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非若学者反以多读书识理而反障之也。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从外人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
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虽工，于我何与！岂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场阿辩也。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
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腐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为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腐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论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呜呼！吾又安得真正大圣人之童心未曾失者，而与之一言言哉！
这是明代李贽提出的文艺美学理论，在中国文论史上正式提出了艺术真实性的问题。所谓“童心说”，就是主张文学创作要有真心，要表现作家的真情实感，如儿童那样纯洁自然、坦白直率，不带偏见。只有保持纯真的童心，才能接近美，认识美，创造出艺术美。他还进一步指出：艺术创作要出于真情，只有情真意切，感受深刻，作者不吐不快，由此所创造的艺术作品才能强烈地打动读者的感情，引起人们的美感。李贽的“童心说”把真与美联系了起来，明确地提出真是美的基础，这对我国古典美学理论是一个重大的发展。“童心说”作为一种创作基础和方法，为注重个性心灵解放的浪漫主义艺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童心说”包含着对人性的自觉，它反对封建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在古代文艺理论、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间词话（节选）
王国维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中国近代著名文论家。他的批评理论及美学观点，对中国近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学识博大精深，著述宏富，通日、英、法诸国文字，先后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古器物、商周史、汉晋木简、汉魏碑刻、汉唐史、敦煌文献及西北地理、蒙古史、元史、图书管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多学科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和《人间词话》，尤以《人间词话》的影响最大。其著述刊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104卷。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选自蓬莱阁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在探索历代词人创作得失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艺术鉴赏和艺术创作的切身经验，从西方美学和文艺学思想中汲取营养，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提出并阐释了“境界”说。“境界”说具有完整的理论结构和丰富的内容，是王国维艺术论的中心和精髓。第一境是打好基础，专心致志。所谓“独上高楼”，便含有闭门苦读，心不旁顾的意思。“望尽天涯路”，便是指博览群书，学习各种知识。第二境是刻苦钻研，矢志不渝。“衣带渐宽”、“人憔悴”，为做学问而付出许多，却“终不悔”。只有这样，才可能达到第三境界，那就是豁然开朗，获得成功。“众里寻他千百度”，为成功历尽艰辛，“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达到了。这三种境界，是做学问所必经的三个阶段。
板桥题画（三则）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早年是个“贫儒”，曾经教馆卖画为生。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绩，因得罪豪绅而去职。郑板桥兼擅诗、词、曲、文、书、画、联、印，饮誉清代文坛艺苑，是“扬州八怪”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画以兰、竹见长；书法自成一格，号“六分半书”。现存文学作品有诗一千余首、词近百首、曲十余首、对联一百余副、书信一百余封，还有序跋、判词、碑记、横额数百件。作品今人辑为《郑板桥全集》。
（一）
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新篁初放，绿阴照人，置一榻其中，甚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鼓声。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二）
江馆清秋，展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
（三）
余种兰数十盆，三春告莫，皆有憔悴思归之色。因移植于太湖石黄石之间，山之阴，石之缝，既已避日，又就燥，对吾堂亦不恶也。来年忽发箭数十，挺然直上，香味坚厚而远。又一年更茂。乃知物亦各有本性。赠以诗曰：兰花本是山中草，还向山中种此花。尘世纷纷植盆盎，不如留与伴烟霞。又云：山中兰草乱如蓬，叶暖花酣气候浓。山谷送香非不远，那能送到俗尘中？此假山耳，尚如此，况真山乎！余画此幅，花皆出叶上，极肥而劲，盖山中之兰，非盆中之兰也。
中国画历来讲究画面与题跋相互补充，相映成趣，文人画家的题跋多有佳作。郑板桥的题跋一向为人称道，主要原因有二：题词由画面而生而又不局限于画面，往往立意广远深长；文笔亲切自然而又爽净隽秀。
所选第一则写极普通的生活经验，寥寥数笔，使人如置身其间。而由此引出的艺术理论则十分深刻。第二则写创作体会，分别剖析胸中、眼中、手中的联系与差异，触及到文艺学源于生活、精于生活的根本问题。对晨起看竹的景象、感受的描写，堪称传神妙笔。第三则有象征意味，借种兰经验表达社会理想：摆脱强加于人性上的种种束缚，才能使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可与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并读。
郑板桥的同时代人已认识到：（板桥）在闲言戏语题幅中多寓妙趣（见林苏门《邗江三百吟》）。语似闲语、戏语，实则妙趣深长，这是板桥题画的主要特色。
论毅力（节选）
梁启超梁启超（公元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举人，康有为弟子，与其师并称“康梁”。他的散文热情奔放，流利畅达，文笔华美，气势凌厉，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创造了一种“新文体”，开起了近代文体解放和“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河。著述丰富繁多，有《饮冰室合集》148卷。本文选自乙丑年（1925年）重编的《饮冰室文集·新民说》。
天下古今成败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败？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
盖人生历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顺境亦居十三四，而顺逆两境又常相间以迭乘。无论事之大小，而必有数次乃至十数次之阻力，其阻力虽或大或小，而要之必无可逃避者也。其在智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为天下事固易易也，其骤尝焉而阻力猝来，颓然丧矣；其次弱者，乘一时之意气，透过此第一关，遇再挫而退；稍强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强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难，非至强之人，未有能善于其终者也。
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则小逆之后，必有小顺；大逆之后，必有大顺。盘根错节之既经，而遂有应刃而解之一日。旁观者徒艳羡其功之成，以为是殆幸运儿，而天有以宠彼也；又以为我蹇于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讵知所谓蹇焉、幸焉者，彼皆与我之所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与否，即彼成我败所由判也。更譬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间风潮之或顺或逆，常相参伍。彼以坚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过之，而后得从容以进度其顺。我则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终不可达也。
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成败之数，视此而已。
本文开门见山提出“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这一中心论点，然后分三个层次逐一论证，既有普通而典型的人生规律，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还引用儒家经典作理论依据，因而论据充分，论证严密，说理透彻。
其间紧紧围绕“有毅力者成，反是者败”这一中心论点的有正面论述，也有对反面意见的批驳，立中有破。一正一反，鲜明对比，不仅强调了毅力的重要，而且使论点极为醒目，既使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又具有强烈的说服力。
文章虽短，由于作者运用了逐层论证、正反对比等方法和恰当的比喻、流畅的语言、简洁的文字，因而显得短小精悍，中心突出，生动活泼。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毅力的作用，而忽略了客观因素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