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鄞南乡民进城请愿，遭知县冯翊不作理睬之后，在狱中抢出了周祥千。部分乡民在砸了鄞县县署之后，又一把火烧了宁波府署。
这把火的点燃，使这一请愿事件更加带上了暴力行动的色彩。
如果说请愿乡民因愤怒所致砸了鄞县县署，在县衙门口焚烧县署物品还只是闯下了小祸的话，那么火烧宁波府署却是闯下了弥天大祸了。
那么，为何东乡乡民的进城事件未酿成暴力行动，而南乡的请愿行动却导致了鄞县县署被砸和宁波府治被烧呢？
而且在南乡的乡民进城之时，在美“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的眼中看来，也是“算是有纪律”的。
他还以县衙银库门前有人值勤，并宣称“皇帝的钱是碰不得的”这一事实，来说明南乡的进城乡民不仅是有组织的，而且也不是想造皇帝反的。
这内中究竟是有着何种原因呢？要想搞清它并非是一件易事。
不过从当时宁波的社会局势方面去分析，或许还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从当时的宁波城内的社会局势来看，其实在鄞南乡民进城时，还有着一支原惯于制造动乱，趁机而浑水摸鱼，实施阴谋抢劫的队伍在。
这支队伍就是那刚被巡抚大人收降的海盗人员。
从相关资料上来看，那“绿壳”海盗于上一年的年冬被收降，收降之时，曾“招安广匪千数百人，收盗船数十只，洋炮八百余尊”，处置的方法是“船配各营，炮署城内”。
据记载，海盗头目布氏兄弟原纵横四海多年的坐船，即“金宝昌”号被分配给了定海水师，其他的“绿壳”海盗原有所在的船队，则被泊停在宁波近郊的内陆河上。
那些被收降人员的处置方法是“盗党给资遣回，其不愿回籍者，许以收营吃粮，于是盗党之未遣散者，常数百人，分居城内，既未资遣，亦未收编”。
又据记载：“广人本滥吃滥用，而盗党尤甚。自布兴有兄弟及头目数人尚衣食丰足，不足为非，余者罄用一空，又不肯守穷苦，盘踞城中，肆行不法”，且“此辈不法行为日甚一日”。而官府则以为“此时乡人为乱尚不能治，敢问此辈强徒乎”？
由此可见，这些放任惯了的海盗收降人员虽被官府收编了，但积习难改，匪心仍在，常制造事端，为害地方乡民。而官府的放任，又助长了这些人的犯罪气焰。
有史料记载，这些人常常上岸骚扰，做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并在宁波城内盐门附近还开设了一家大商行，专门从事转手赃物的买卖，将盗抢来的财物变为现钱，以供使用。
城内有着这样的一批人物在，人们也就有理由这样地认为，当南乡乡民进城请愿遭拒，情绪激动而导致失控之时，这些本来已在城中游手好闲，唯恐社会不乱的归降海盗人员，怎会不前来插上一脚，从中干些趁火打劫之事呢？
人们也可以这样地认为，这些海盗人员在刚归降上岸时，因官府许以收营吃粮，发有月供，积有盗财，初时也不敢胡作非为。然当南乡乡民入城请愿时，这些海盗归降人员在城内已有数月，手中钱财罄用一空，在不肯守穷苦之下，想抢劫点钱财之物以供奢华所需，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
再者，府治衙门内住着达官贵人，内中的钱财宝玩肯定是不会少的。抢后再烧上一把火，这本来就是这些海盗从前常干的拿手好戏。
他们觉得如此一来，既可消除抢劫痕迹，又有着南乡乡民这一替罪羊的存在，何乐而不为呢？
再加上南乡前来请愿的乡民虽有组织人员，但人多员杂，难以控制，且来自各地乡村，并不全部相熟，缺少像东乡李芝英、俞能贵那样有权威性的领导核心人员，能使乡民听从号令，统一行动。
此时周祥千尚被关押在狱中，周祥千的两个徒弟周维友和翁烈松即使是这次请愿事件的组织者的话，那也不过是能起些发起者的作用而已，是不具有较大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难以对请愿事件的整个过程实施有效的指挥。
一旦出现这些归降海盗人员混入乡民，唆使乡民，领着乡民前去抢烧府台衙署之事时，被蒙骗跟随行动的乡民说不定还将这些归降人员视之为请愿行动的领头人呢！
再从官府角度而言，他们即使是在事后知晓这次砸县署和放火燃烧府治事件的，是这些归降海盗人员暗中所为的话，那也巴不得掩盖住事件的真相。毕竟是治百姓易，治这些归降海盗人物难呵。
当然在史料的记载中，也有着一种多数人所认同的看法。认为自鸦片战争后，官府在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大降，百姓的眼中已看不起这个欺软怕硬、缺德无耻的政府了。
在东乡乡民的劫狱救出张潮青的事件中，巡抚号炮，竟难调营兵。乡民的心中出现了一种误导心理，以为“官既不足以服民心，兵又不足畏”，省最高长官在时尚且如此缺少权威，那还用去怕什么呢？
综上所述，南乡乡民在请愿中出现了火烧官署这一暴力行为，是有着几种可能因素存在的。
从事例上分析，这一事件有可能起自于归降海盗人员的暗中恶性参与；也有可能因社会地痞流氓人员的介入而起；当然还有可能是参与请愿的乡民内鱼龙混杂，一些不安分之人的胆大妄为所致。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火烧府治的暴力行为已经超过了组织者所进行的组织请愿事件的初衷，也是绝大多数的南乡乡民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
然而这一事件却是确切无疑地发生了，其所造成的后续影响，给东南乡的乡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更使正直善良、为民请命的监生周祥千背上了黑锅，并在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在宁波府治大火烧起之后，深知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后果越来越严重的请愿乡民均惊恐得匆匆撤离城区，逃归返乡。
被乡民协裹到郊外，又被乡民放回的鄞县巡道罗镛，返城后急忙找到了知县冯翊。
两人惊魂未定，稍经商量后就立即动身前往省府告变，汇报鄞县东南两乡“农民造反”之事，请求在省府主持政务的常大淳巡抚派兵前来镇压……
当冯翊与罗镛俩赶到杭州，常大淳巡抚也同时收到了来自宁波府的急件。
此文由宁波府知府毕承昭发来的，函中详述了南乡农民因“平粮价”之事而起的情况，并告之了已经烧毁府、县两级衙门官署的严重后果。
宁波府署认为这完全是由冯翊失职所致，且冯翔也已难控鄞县的局势，提议选派新知县到鄞县上任，并要求迅速派兵前来镇压这帮造反的草民……
在这里懂宁波历史的人可能会问，自雍正四年（1726）以来，按清朝行政区划规定，在宁波设置有一个宁绍台道行署，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增辖定海厅。直到民国初时才废。
这个辖三府一厅的道台衙署就设在宁波城内，怎的鄞县知县冯翊与罗镛巡道和宁波府署等官员，在事发之后不向近在咫尺的宁绍台道行署作禀报，而越级向在杭城的省巡抚大人处作禀报呢？
这内中似乎是有着问题在的。
从相关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到，宁绍台道行署虽设在宁波，然此时似乎是没有一位道台大人在履职的，估计是在此段期间正是道台要员换任之际，可能是换任后的道台大人还未前来宁波接任之故，也可能是此间的道台大人因事不在宁波。
在宁绍台道行署内没有道台大人统领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民众骚动事件，那冯翊知县与罗镛巡道急赶杭城禀报，宁波府署也急派吏员向省抚台处送去函件也就理所当然了。
还有人可能会问，按照清朝那个时代的官员编制而言，在巡抚之上还有总督。若是如此的话，那省总督又是何人？在杭城主持政务的为何不是总督，而是巡抚。同时，巡抚有权决定知县的任命和省内官兵的调派吗？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说说总督与巡抚之间的职任关系。
在清朝时候，总督与巡抚的职任不是同一级别的，而是有着上下职之间的区别存在，一般说来巡抚是听从于总督领导的。
大凡总督之职，除个别的直隶总督管理一个直隶省的军事等政务，或是专业型总督，例河运总督主管黄河的政务、漕运总督主管运河运盐的政务等外，一般主管有两个省、甚至主管三个省的军事等政务事。
在总督的下面则设有巡抚之职，一般为一个省设一个巡抚。因而在一个总督的下面，是配设有一个或是两三个巡抚职的。
所谓巡抚之名，取“巡行天下，抚军安民”之意。故而巡抚之职实为巡视各地军政、民政的大臣，是主管一省军政、民政大事的。
也就是说，巡抚虽然也主管任职所在省内的军事，然还主管与百姓之间的军民关系，有着巡视处理省内民事的职责所在。当然凡属重大之事，巡抚均是需要听命于总督的。
时主管浙江的总督为闽浙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福建、浙江两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之一，掌管着福建、浙江两地的军民政务。
这位闽浙总督叫季芝昌，江阴桐岐人，字“云书”，号“仙九”。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卒于咸丰十年（1860）。系清代军机大臣。
季芝昌于道光元年（1821）中举。任国子监（京师最高学府）助教。
道光十二年中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次年适逢大考，又荣获第三名，升为皇帝讲学，不久出任山东学政。
道光十九年大考，年近半百的季芝昌又考得第三名。
从此，季芝昌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升为詹事府少詹事、詹事，并奉旨主持江西乡试，担任浙江学政，曾国藩、田雨公、钱振伦、杨重雅等一批名宦大家皆出其门下。
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季芝昌由礼部侍郎出任安徽学政，后又调任吏部侍郎，代理户部左侍郎，充武英殿副总裁，经筵讲官、仓场侍郎、山西巡抚，直至军机大臣等职。
道光三十年（1850），季芝昌又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掌监察、弹劾全国官吏和参予审理重大案件之权。在道光皇帝病危后，又作为“顾命大臣”，扶持咸丰皇帝登基。
咸丰元年即1851年三月，季芝昌出任闽浙总督，并代理福州将军等职。咸丰三年因病辞职归里。咸丰十年（1860）病逝，谥号“文敏”。
然而，这位总督大人季芝昌虽则极受咸丰皇帝的器重，身系闽浙总督重任，但此时的他已是风烛残年，有病在身。
季芝昌于咸丰元年三月十八日，从都察院左都御史职上被朝廷改任之后，于九月初二日方才到地方上接任闽浙总督之职。然刚上任十一天，就于当月十三日又因病被朝廷赏假休养。
据清廷《放缺档》记载：“咸丰元年九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季芝昌着赏假一月，安心调理，闽浙总督著裕泰（福州将军）暂行兼署。”
季芝昌赏假休养归职后身体较弱，又加上闽浙总督常住地是在福建省福州，而不是在浙江省杭州。因而这位总督季大人对浙江政务之事，也就多依赖于主管浙江一省的常大淳巡抚的意见行事了。
平时，想是因身体健康原因，这位季大人一般住在福州，不来杭州。
从相关资料来看，即使是收编海盗如此重大之事的处置与后来的海盗受降如此重要的仪式，他也没有来宁波，而是交由常巡抚作了全权处理和代表。
所以宁波南乡的粮案事发之后，冯翊与罗镛去杭城奔省告变，以及宁波府毕承昭知府所发来的急件等政务事的处理，当然不是由闽浙总督季芝昌调处与定夺，而是由常大淳巡抚作承办处置了。
虽则这里面有着一个常巡抚向季芝昌总督进行文书禀报和批准的过程，但对于不了解当地情况的季大人而言，对主管浙江一省军政、民政事务的常巡抚的意见，哪有不予以高度重视而言听计从的道理呢？所谓的禀报和审批过程也不过是一个公文例行的形式罢了。
对于常巡抚来说，为收编海盗，曾在宁波待了不少时日，情况较为熟悉；且在宁东乡“盐案”的闹事事件中，又经历了“号炮调拨营兵，营兵无一至者”的尴尬。
即使常巡抚心地再怎么善良，在接警后也不能不大动肝火、大发雷霆了。
本来常巡抚对鄞县县署的冯知县等官员不善处事早有不满，对当地乡民的强悍之风也已有所认识。
一接到告警文书和冯翊与罗镛两人的禀报之后，就决心大动干戈，下一帖猛药，出一记重拳，来治一治鄞县的局势，惩治惩治他心目中的不服管教的“劣民”与“歹徒”了。
常巡抚在与季芝昌总督作了联系，并征得这位季大人同意之后，将这次事件定性为暴乱事件，并以闽浙总督和浙江省署的名义做出了三项决定：
一、以渎职罪革职查办冯翊，急调江山县令段光清改任鄞县县令上任。
二、急令浙江按察使孙毓桂和盐运使庆连率兵奔赴鄞县镇压暴乱。
三、在新任知县段光清未到任期间，暂指定一鄞县吏官代理县令，处理鄞县县内事务。
随着闽浙总督大人和浙江省署的一纸调令下，主管全省刑事、治安的浙江按察使孙毓桂大人和浙江盐运使庆连大人俩遂紧急调集兵马，亲自督兵前来平定鄞县所谓的农民暴乱之事……
原曾奉命在鄞县勘查过盐政的慈溪知县段光清，返慈溪县后，于道光二十八年九月，又被派往海盐任知县。他在海盐知县任上干了两年之后，又于道光三十年，即咸丰元年九月，再被上司派往江山县任职。
段光清在这一江山县知县职任上干了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又被“八百里文书”调令所传，紧急赶往宁波城，前来任鄞县知县职了。
摆在鄞县东南两乡乡民面前的局势倏地紧张起来。
先不说浙江按察使和盐运使统帅的一千五百名官兵开到了宁波，在城北和义门外驻扎了下来，单说那官员段光清在江山县知县的任上，接“八百里文书”的加急调令之后，也紧急赶来鄞县赴任。
途中，段光清感到十分沮丧。
自从奉命勘查鄞县回转慈溪县后，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先后从慈溪县调到海盐县，又从海盐县调到了江山县，职务还是知县职，并没有提升过什么，所干的也多是些维稳与救火兵之类的地方事。
虽则为所到之地上的安宁作了点努力，然吏途劳累，穷于奔波，心理上总是觉得没有过上一时的安宁日子。
段光清屈指算了一下，自己在新调任的江山县知县任上实则干了还不到半年的辰光，可就在这半年的辰光里，通过亲往贼巢拿捕盗牛巨贼，相帮民户勘定争议山界，及向省店移挪钱粮和向民间采取寅支卯粮法，艰难地解决了上司催逼解省征粮等难事难题，政局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值此任期刚开始步入顺利之时，原以为可以松口气的自己又被调任鄞县，不仅对江山县有着恋恋不舍的感觉，更有着一种又将经受新的磨难、令人伤悲的酸楚出现。
对于奉调令将前去的鄞县，段光清心知自己对此地并不陌生，过去也曾因勘查盐政之事而去过该地；并知这鄞县是个大县、要县、望县，在任上干得好是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的。
然而那年在鄞县勘查盐政的往事历历在目，对鄞县“诉争引地”之案未能得以解决，而怀有的“日久慝作”，“贻他日之忧”不仅已成为事实，且依据加急调令文书中所提到的，鄞东南地区现时所闹成的暴乱事件来看，已大大地超过了自己原有的担忧程度。
现时闹成的暴乱事件竟会如此之大，如此之凶，实使段光清难以预料。他原只知官府对盐政的改变，使东乡人吃不上价廉的食盐，有可能会因此而酿成事变，却实未想到还有着另一个粮案事件的出现。
他从省署的公文来文中看到，鄞县闹成的粮案事件虽则还未闹出命案，然据县、府两级衙门被砸了、烧了的情形看，这一事件确是非同小可，极其重大。
自己在过去时经勘查后对鄞县的日后局势曾有过担忧，然实难想象会出现眼下如此严重的局势。可见这鄞县，已不是一个平安之地，更不是一个可享清福之所了。
段光清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又将是一个充满艰难险阻的吏程，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不仅自己心中清楚，就连接到调令之后，江山教官及本地绅衿也皆劝（自己）勿往，以事不可治也。
一路上段光清感到心凛、心悸，忐忑不安。
上命难违，不去履职是不行的，前去之地虽然说不上是匪巢贼穴，敌顽重地，然那磨难断然是不会少的。
要想当个太平官的日子怎的这般难呵，段光清的心中是乱糟糟、烦躁躁的。
段光清明白自己此去鄞县已不像上一次那样，当初是在慈溪知县任上去作单一勘查的，而现在是受总督大人的调遣，不仅负有去鄞县平息事态的重任，还得去鄞县任地方县令。
自己的这一次前去，不仅充满着凶险，充满着变数，且还得至少在鄞县这一知县任上，待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或者说需在那里待上数个年头，是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走了事的。
段光清想到眼下的省署和府台虽则看重自己，但鄞县的局势却是如此的动乱与糟糕。这是一把双刃剑的局面，搞得好自己还有往仕途上升的可能，搞不好就会身败名裂，在鄞县葬送仕途。
自己此去鄞县啊，需得加倍地小心，既要虑及到上任后的开局走法，更要深思到日后的前程。
在对待鄞县暴乱事件的处置上，自己也就不仅要想好处事的方法和平息事态的手段，更要兼顾好事后的效果与后续的处理步骤。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陷入困境，不处于被动的状态。
段光清又想到在自己前往鄞县任职的同时，省署还派出了另一支人马。而这支人马前去鄞县，行动的目的是与自己的前去所不同的。
自己所去的主要职责是去治乱处政、稳定局势，安抚民心的；而这支人马的前去则非是为了别的，而是专门前去抓人的。说直了也就是以武力治乱，是前去镇压的。
应当说这支队伍的前去对自己的任职是有利的，如果说自己的前去是以文治乱的话，那么这支人马的前去则意在动武扬威了。
若是双方间能配合默契的话，不仅可以惩处闹事的头儿，平息闹事的事态，还可以给乡民一个强硬的震慑作用，使鄞县的社会秩序能恢复正常，社会环境能得以安定，自己的前去履任知县的职能就会顺利得多了。
然而能达到这一点吗？段光清的心中是无底的，甚至还有点怀疑的。
他想到自己此行鄞县，与这支人马的前去所处的处境，及采取的方法与处事的着眼点则是完全不同的。
自己去了之后，在治乱之后尚须留在鄞县，这就要求在行动中不仅要虑及到治乱时的方法和步骤，更要兼顾到日后局势的稳定。
而这支人马去了之后，则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任务和负担，他们前去鄞县在抓了人、杀了人，治了乱之后，是可以在向上峰报功的同时，一拍屁股而不顾后事走人的。
由于双方间前去的目的和任务的不同，在采取行动时就会有可能出现不同的想法和意见，这就有了一个需要协调的问题，说白了也就有了一个谁领导谁，或说是谁需得服从谁的问题。
段光清觉得从处事务实状况来看，自己前去因任务重，任期长，须要站在高处，立足全局，在治乱处政与谋事筹划中应处主导地位。而去的这支人马，镇压任务单一，则应处于配合地位，在行动上是需要服从自己指挥的。
但这可能吗？结论是否定的。因为这支队伍的统帅人物非是别人，而是省按察使和盐运使两位大人。
段光清心中清楚，且不说地方上常有官府与驻军之间文武不洽，兵勇多不服地方官调遣之事，单从上下级关系与官衔而言，这两位统帅大人的级别与官衔是大大高于自己的，不用说自己想去指挥，就是想让这两位统帅大人能来听取一下自己的意见也是不大可能的。
他已看到要想让这两位统帅大人来服从自己的指挥，确是异想天开，不可能的事。说确切点，若是要想指挥这支人马，不仅是自己，就连宁波府的府台大人，或是宁绍台道的道台大人，均也是有难度的。
段光清凭着多年来在从政中对兵勇状况的熟悉，知晓由这两位统帅大人所带来的兵勇，实是由各地临时抽调而来的。而这些由各地抽调而来的兵勇，又多是一些素质差劲，沾有偷鸡摸狗陋习的不良之人。
他想到如若要依靠这些兵勇来镇压闹事的乡民，听从于自己，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并服从自己的调派，有效地配合自己惩处不法之徒，安抚乡民、安定社会秩序，实也是不可能之事。
段光清看到自从鸦片战争和长毛造反之后，江南的空气中弥漫着骚动的、人心思变的气息，官府的表面威风和实际威慑能力已在不断下降，百姓闹事的胆量也大了起来。
他曾记得自己在出仕为官之前，大凡省城等地，见到军官们在上街行走之时，均会带着顶子，骑在马上，以张扬威风；然而战争过后的今天，却再也威风不起来了。
百姓们常会在街道路间对行走着的军官们指指点点，笑话军官们的无能。说他们遇到洋人扔了顶子逃命，见到百姓就戴上顶子扬威，使得军官们上街不再戴顶子以致招骂了。
又加上鸦片战争赔款和长毛造反动乱，政府内忧外患，财政拮据，被迫削减马粮，至今军官们上街连马也不大想骑了。
但段光清也知，这些平时被百姓们贬损得不再威风的官兵们，虽则是见了外夷心惊胆战，见了那未被收编前的像“绿壳”海盗那样的人物，也是软得被吓破了胆，然而一有机会到来，对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这些人干起事来还是心狠手辣的，常会干出抢掠、杀人、强奸、放火等恶事来。
而今省署令这些官兵前来镇压闹事的乡民，有了这一尚方宝剑在，那官兵们更会胆大包天，趁火打劫，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而自己又没有能约束这些人的权力，若想掌控动态局势，实施引导更是不可能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百姓中已在不断滋长的不怕官兵而敢于闹事的胆量，也有可能会铤而走险，闹出更大的事端。
段光清想到广西附近已有数不清的长毛在造反，若在鄞县境内也闹出一两个、甚至更多的长毛式的人物来，那岂会是好玩的。
此去上任难啊！段光清凭着自己在建德、慈溪、海盐、江山等几地知县任上的从政经验认识，已是十二分的担忧和不安。
他已看到从维护自己的官威和统治百姓的手法而言，民间中出现单个的、少数人的闹事是不可怕的，无论闹得多凶、多蛮，只要官府一动手，将为头的人抓起来砍去头就完事了，毕竟权力是掌握在官府手中的。
作为一个地方县官，段光清是不会心痛去斩杀几个闹事乡民的，且也觉得以武扬威，采取高压手段，是统治乡民的一个十分简单而有效的措施。
然而在鄞县，眼下虽则已经出现了暴乱事件，但据自己看来，这一暴乱事件的起因还是涉及盐与粮这一关联民生中的两件事。
而盐与粮这两件民生事却又关联着百姓的想法与人心的向背，涉及的是整个鄞县的百姓，内中的有些事理，似乎也不在官府的这一边。
段光清觉得在民心动荡，事件真相还未完全搞清之前，若是过早地、过猛地动用兵力，搞不好会适得其反，会激起更大的民变，给自己的此去上任带来更大的隐患。
段光清边行边思，总是觉得前程艰难，吉凶难卜。
自己此去鄞县，实是比三年前的那一次前去不知又要难上了多少倍啊！
他想到这次的前去上任，虽说是由省署衙门的点名指派，有着上宪看重自己的因素在。但若是自己到任后应付不了局面，不能控制住局势，或是再出现更大的民事动乱，那最终倒霉的也还是自己……
舟过绍兴，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规定，绍兴府与宁波府、台州府以及定海直隶厅四地同属宁绍台道，且宁绍台道行署设在宁波，故绍兴府听说宁波府下的鄞县新任知县过路，也就尽地主之谊，派书役迎之。
绍兴府内，段光清虽然知晓绍兴府与宁波府因辖地的不同，绍兴府是顾不了也不能去管鄞县之事，但是他还是因思虑过多、心事重重地向绍兴府的府台大人谈到了自己来途中的疑虑。他认为此去“用兵恐非上策”，能否请府台大人将自己的想法向领兵前去的臬（即臬台，按察使的简称）、运（即盐运使）两宪大人转达。
到了宁波城，时为上午，因宁绍台道行署的道台大人不在，段光清就先去宁波府署拜见知府。
宁波知府毕承昭又因夜中出巡，刚刚睡下，段光清知悉后也就不想打扰了。他在衙门吏员处留下上任文书作了报到后，就又转到了鄞县县署的驻地，与代理知县高县丞作了相见。
在移交印章、账簿、文册、案卷、户籍等相关交接事务之后，段光清顾不上沿途的劳累，又与高县丞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交谈了很久，细论了鄞县近日所发生的一切，也顺便了解了一些当地宁波府台大人对粮案与盐案处理的想法。
因县署被砸后尚未修复，当晚饭后，段光清只得回住公馆处。入夜之后，段光清睡在床上难以入眠。高县丞日间细论的一切，更加重了他原已极度担忧的心情。
鄞县面临的局势，实是比自己来途中所想象到的还要艰难困苦，还要凶险万分。
民风凶悍尚且不说，官府的报复心切，欲和前来的兵勇在鄞县趁机抢掠一番的意图也十分明显。所有这一些，必将给鄞县的未来政局带来更为复杂，更难以预见的不稳定。
显而易见，这次前来鄞县又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差事。
段光清记起了那年在勘查盐政时监生李芝英所说的一番话来。他记得李芝英曾说过“若是官府不给肩贩们一条活路的话，恐鄞县的百姓众怒难犯呵。”自己在勘查结束后，也有着“日久慝作，事不可知”，及“案终不定，贻他日之忧”的感叹。
段光清感到原以为自己完成了勘查任务之后，虽见上司未对自己的意见引起重视，对‘诉争引地’之案不作处理，仍安于现状，鄞县之事留有隐患。然毕竟是自己未留在鄞县为官，日后的“事不可知”与“贻他日之忧”，对自己而言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而想不到的是自己今日又会被上司差遣，前来这个自己早有估计的麻烦的鄞县之地上任来了。
更想不到的是，自己原来的担忧只是限于对‘诉争引地’之案的认识，而今不仅这一盐案事件发展到了劫县狱抢人犯的地步，又发生了因粮案而起的这一烧毁府县两级衙门的惊动省署的暴乱大事。
看来这一因粮案而发生的暴乱事件，加之盐案的滞留和后续劫狱事件的扩大，鄞县的社会局势更为复杂严峻了。
段光清想到这两起事件已涉及鄞县的东南两地。
他凭着对鄞县地理状况的熟悉，知晓鄞县的东南两地又是鄞县的粮仓与钱仓，因而是鄞县的富庶之地，也是鄞县的重地。而如今这重地上乱象迸发，这将对鄞县全局的局势与社会稳定是具有极其严重影响的。
段光清更是想到若是此两地长期动荡不安的话，那自己要想控制好鄞县的局势，维护好社会的稳定，履行好鄞县知县的职责也就颇为艰难了；更不用去说有所作为，有所建树，顺着仕途往上升了。
不过段光清苦恼归苦恼，烦躁归烦躁，然还是觉得只能面对现实。自己既然听从了省总督大人的调遣来到了鄞县，那么再苦的果子也只能由自己来品尝了。
眼下的局势该如何来应对？下一步的路又该如何走啊？
段光清躺在公馆的床上，思绪纷杂，不得不对眼下的局势和自己所应采取的行动细细想来。
日间，高县丞已是说到省中来的臬、运两宪已屯兵千余名，不日将大举向南乡进发，宁波府的毕承昭大人可能对此也十分支持。
他感到一旦用武，虽是能征服那手无寸铁的百姓，但也必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结局，搞不好事后的屁股还得要由自己来揩的。
段光清觉得省里来的兵勇若是能前去惩处那砸了县署、烧了府治的为首歹徒，自己是打心眼儿表示赞同的。
然而他总是觉得若一旦动武，凭着这些兵勇们的德性，必会扩大事端，滥捕无辜，事后会给自己留下一个大大的烂摊子。那留下的后遗症，就足够自己有得头痛，有得忙碌了。自己要想在鄞县的知县任上平安地渡过任期，也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了。
有办法阻止上宪用兵吗？
段光清想起了在上一次勘查盐政时曾见过一面但留有深刻印象的李芝英，他很是想再听听这位聪明的监生的想法。
然而在白天里，段光清在与高县丞的细论中已获知，东乡所发生的冲击县狱、劫走卖盐郎之事件，从相关信息传来认为，极有可能就是监生李芝英在幕后策划指挥所为。
高县丞虽又说到，这盐案与这次闹成暴乱事件的粮案本属两码事，时间上又有着两个多月的间隔。但盐案事件又毕竟是触犯到了朝廷的律法规定，是犯下有国法不容、难以饶恕的罪行的。
段光清看到这次省总督府所作出的三项决定中，尽管只是急令臬、运两宪率兵前来鄞县镇压暴乱，并没有提及是来镇压盐案还是粮案。但从盐案发生时巡抚大人放号炮欲调兵镇压不成后，似乎也没有再采取过特别行动的这一迹象来看，这次上宪调兵镇压的重点，意在处置因粮案而起的暴乱事件，而不会是早些时候发生过的盐案事件。
然尽管如此，段光清还是感到在对盐案还未得以处理的情况下，自己前去找见李芝英并与之见面，那是极不妥当的。对于盐案主角人物的李芝英，自己需避些嫌疑，不作相见为好。
再说自己与李芝英的上一次见面是在道光二十八年的六七月间，而今已是咸丰二年的二月里，相隔也有近三年了。
虽说是这近三年来的时间并不长，但也难保这一李芝英对人生、对世事的看法有了新变化。
段光清想到已卷入到盐案中的李芝英，很有可能已不是自己原所想象中的迫切想与官府靠近的李芝英了。若是他已没有了与官府共同语言的话，那还有可能会给自己想出好主意吗？
看来这回想去找李芝英也是会没有戏的。
段光清只得放下了去找李芝英的这一念头，又不得不回到了将如何应付眼下局势的思索上来。
那么无论是单处粮案，抑或是粮盐两案并处，段光清在辗转不眠的反复思索中，总是觉得“用兵恐非上策”。尤其是在案件内情还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更应如此，他还是坚信这个理。
段光清想到自己的这一想法虽然已在路过绍兴府时向该府的府台大人有过谈及，但因绍兴府与宁波府是同级别的官署，绍兴府的府台大人当时在听了自己的请求转告之说后，也只是笑了笑算是回答。
现在静心想来，绍兴府的府台大人的回答是正确的，绍兴府的府台大人是不会傻到去随意干涉兄弟府台所管辖之事的，换了自己也会如此。
眼下自己的府台大人听高县丞所说是支持用兵的，而领兵前来的臬、运两宪又官高于自己，那自己是没有任何能力可改变这一局势的。
想到此后，段光清又一次感到了十二分的沮丧。
臬、运两宪的任务是领兵前来镇压暴乱事件的乡民，又受到了府台大人的支持，而自己的这个小人物却去要求他们不要用兵动武，无论从官位高低悬殊来看，还是从各负其责、各司使命的要求而言，都是难以说得通的。
即使是自己换个说法，从地方职任的角度去建议臬、运两宪少用兵，或慎用兵有些效用的话，但那些意欲前来鄞县捞一把的下属和兵勇们能甘心罢休，听从于自己的意见和说教吗？
段光清觉得自己实是太可笑了，确是有点太自不量力了。说句好听的是有点太不合时宜了。
用兵之事已不可避免，那自己还能干点什么呢？
对用兵之事可否听之任之，不作理睬呢？段光清经过一番认真思虑之后，还是觉得这只是一种消极对待而实不可行的想法。
他认为自己既然有“用兵恐非上策”的想法，如若自己事前商讨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想法和理由，那么事后无论将出现何种不良情况，自己也就没有说话的份了。
再说自己此来不是来跑龙套、看热闹的，也不是来看臬、运两宪如何运兵布阵、斩杀乱民的，而是被省总督府特调委任鄞县知县职的。从某一方面来说，实是前来处置事件的主角人物，日后无论事件的演变与处置的结局如何，到时自己也将逃不了责任的。
段光清想到若是在用兵中一旦出了大乱子，或是用兵后给鄞县的社会带来更大的动乱，使自己的担忧成了现实，那这后场书还得由自己唱下去，所带来的麻烦事更得由自己来收拾，还有可能这由此而引起的后果也得将由自己来全部承担。
反对用兵无济于事，而不反对又将会有可能对自己的日后任期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患。段光清觉得左也难，右也难，在床上辗转反侧，反复思索。
有时他不得不干脆披衣下地走动；或下床后手捧茶罐，找一把椅子仰坐斜靠，闭目静思，未能有一刻的平静。
段光清想得头痛欲裂，却久久地想不出个良策来。
室外，已属春初时季的寒风还是吹得那瑟瑟巨响，被寒风刮打下来的残枝枯叶和那满地乱飞的枯草杂物，也在不时地击打着公馆睡房上的顶瓦和墙边上的窗棂。
因为心事重重，在静谧的寒夜里，段光请的听觉十分灵敏。哪怕是室外极微弱的响声，在今夜听来，也显得格外的清晰和烦人。
耳听着那水漏计时器中，水滴盈盆所发出的“滴答”、“滴答”单调而沉闷之声，以及那室外不时传来的枯物飞扬所击打屋瓦的清脆之响，段光清越益加重了对事态发展的忧虑愁绪。
让他们用兵去吧！不出事最好，出了事自己反正已在绍兴府有过“用兵恐非上策”的说法，到时至少是能推卸一下自己责任的。
至于事后场面的收拾和度过任期的艰难，那也只能是听天由命，走一时算一时了，谁叫自己官级小、地位卑，是个能让人随意挈东放西、任由摆布的角色呢。
想到这些，段光清原已十分沮丧、郁闷的心情更为阴郁沉重了。
不过在天夜过半之后，段光清还是想出了一个法子来。他觉得这几日若是待在公馆内，或是前去县署的临时办公处，再抑或是前去找那毕知府，所谈的必是会涉及用兵计划之事。
而自己呢？说支持，违背心意；说反对，又无济于事。再说要反对，那理由何在呢？
说自己只是凭从政感觉而已，尽管这是大实话，但这能向上峰们说得通吗？
说担心官兵们下去会骚扰乡民，引起乡民的反抗，会引发出大的事端。虽则这一担心是实在的，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可是这能说吗？说了这一些还不如直接去打那臬、运两宪的耳光，说这些下去的兵勇不像是官兵，而是匪兵就行了。
可以说自己实是到了无论说什么都是难的地步。
与其这不好，那又难，段光清觉得倒不是多个小心眼，耍个小聪明，趁着刚来上任之间，暂避一下那用兵计划商讨时的尴尬，何不前去乡下民间走一走。
段光清感到上任伊始，作些勤政亲民的姿态，作一番民间的勘查，那也是符合官场常理的，只不过是下去走动早了些时候罢了。
再说眼下是非常时期，早一点下去做些社会调查，也能使自己找寻些用兵不是上策的理由来，更主要的是得给事后留有些可供说话的余地。
他觉得这一躲避之策，虽是消极的，也是无奈的，但于眼前来说，却是一个极好的应对之策。
想到此，段光清感到心里有一股清爽之气顿起，身心也一下子觉得舒畅了不少。
不是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自己是何许人也，眼前出现的这点困境怎能难得了自己，段光清有点得意之情了。
想是焦虑难入眠，心宽瞌虫来。对摆脱困境有了个应付法子之后，段光清觉得心地宽松了，也感疲倦了。
一阵睡意袭来之后，段光清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