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篇鉴赏”
争臣，就是“谏诤”之臣。唐德宗时的阳城，原本隐居于中条山，因人品学识为人所敬仰，因此被荐举为谏官。然而上任五年，却唯唯诺诺，对皇帝无所规劝。韩愈因此写了这篇《争臣论》加以抨击。据说阳城受到此文的影响而改变处事态度，宰相陆贽被奸臣诬陷时，阳城极力“谏诤”，后又阻止皇帝任斐延龄为相。后来韩愈写《顺宗实录》时，对阳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经典句章”
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
“原文”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犹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译文”
有人问我：谏议大夫阳城，可以算作有道德的士人吗？他学识渊博，广见多闻，又不希望人们知道他的名声。他履行古人的道德准则，住在晋地的边境。晋地边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几千人之众。大臣听说后就推荐他，皇帝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人们都认为这是很荣耀的，而阳先生却没有欣喜的表情。他担任这个职务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好像与隐居在野时一样，他哪里会因富贵而改变自己的心志呢？
我回答说：“这就是《易经》里所说的，长期保持着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这对士大夫来说是有危害的。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易经·蛊卦》的‘上九’中说：‘不愿侍奉王侯，只求自己的节操高尚。’《易经·蹇卦》的‘六二’爻辞中又这么说：‘做臣子的不避艰难去直言进谏尽忠于君主，是由于他不顾自身的缘故。’那不就是因为所处的时间场合不一样、所实践的准则也不同吗？就像《蛊卦》的‘上九’爻说的那样，处于没被任用的地位，却去表示奋不顾身的节操；再如《蹇卦》的‘六二’爻说的，处在君王之臣的职位，却把不事王侯的节操当作高尚，那么冒求仕进的祸患便会产生，玩忽职守的指责也会兴起。此种志向不当效法，而且最后将不可避免地获得罪过啊。现在阳先生担任职位的时间，不能算是不长久了；了解国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确与失误，不能算是不熟悉了；皇帝对待他，不能说不重视。然而他未曾说过一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话。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胖瘦一样，毫不在意，他心中没有喜悦和忧愁的波动。问他担任什么官职，就说是谏议大夫啊；问他有多少俸禄，就说是下大夫的品级啊；问他朝政情况，就回答说我不知道。有道德的人，原来是这样的吗？况且我听说：有官位职守的人，不能称职就该离去；有进言任务的人，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见就辞去。现在阳先生认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批评没有呢？能够提出批评而不提，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议批评而不离去，这两种态度没有一种是对的啊。阳先生是为了俸禄而做官的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家贫，但有时是因为贫困的。指的是那些为俸禄而做官的人。’应该辞去高位而担任低下的职务，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生活，当个守门、巡夜之类的差使就可以了。孔子曾经做过管理粮仓的小吏，又曾做过管理畜牧的贱职，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总是说‘一定做到会计准确无误才算完成任务’，总是说‘牛羊顺利成长才行’。像阳先生的品级俸禄，不算低下和微薄，那是明明白白的了，可是他的行事却是这个样子，难道可以吗？”
“原文”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昭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兹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之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译文”
有人说：“不，不是这样的。阳先生是憎恶诽谤皇上的人，厌恶那些作为臣下却用公开揭发他的君主的过失而出名的人。所以，他虽然向皇帝提了意见和建议，却不让别人知道。《尚书》中说：‘你有好的计策和谋略，就去告诉你的君主，你到外面告诉大家，这个计策智谋是我们君主出的。’阳先生的用意也是像这样的。”
我回答说：“假如阳先生的用心是这样的，那他可谓更糊涂了。进去为君主献策，出来又不使别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那阳先生，本来以平民身份，隐居在草野之间，皇上赏识他的品行道义，提拔他担任这个职位，官为谏议大夫，他实在应该做出成绩来，奉行自己的职守，使全国各地和子孙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讳、刚正不屈的臣子，君主有不滥赏和从谏如流的美名。这就可能使山野间的隐士听到了而对此产生羡慕之心，束好腰带，挽起发髻，愿意进身到宫门之下陈述他们的言论，使我们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使他伟大的名声流传千古。像《尚书》所说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阳先生所应该做的啊。况且阳先生的想法，将会使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吧？这就是在这方面启发君主啊。”
“原文”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砣砣，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译文”
有人说：“阳先生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保持着一贯的操行准则而不改变，为什么您对他责备得如此苛刻呢？”
我说：“自古以来的圣人贤士，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他们怜悯自己所处的时代动荡，民生不安定，有了道德和学问之后，不敢独善其身，一定要经世致用，普济天下。勤恳努力，终身不懈，到死才罢休。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也不进去看一下；孔子周游列国时，连坐席也来不及坐暖就又出门了；而墨翟从不安居一地，所住之处灶上烟囱不及熏黑，就离家了。那两位圣人和一位贤人，难道不懂得自己过安逸生活的快乐吗？实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而且怜悯人民的穷困啊。上天将圣贤的德才和能力授予这些人，哪里只是让他们自己有余就算了，实在是想通过他们来补充别人的不足。耳目对人来说，耳管听，眼管看，听清是非，看明安危，然后身体才能安全。圣人贤人，是世人的耳目；世人，是圣贤的身体。再说阳先生要不是贤人，那就应该被贤人所遣使来侍奉他的君主；如果确实是贤人，本当敬畏上天的意旨，而怜悯百姓的穷困。怎么能够只顾自己的闲适安逸呢？”
“原文”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昭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憎恶那种把攻击别人当作正直的人。像您的议论，直率是够直率的了，未免有点损害道德并且浪费口舌了吧？喜欢直言不讳地揭发别人的过失，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害的原因啊，您大概也听说过吧？”
我说：“君子有官位，就应有以身殉职的思想准备；未得到官位，就考虑修饰文辞来阐明他掌握的道理。我是要申明道理，并非自作正直而指责他人。况且国武子个有道德的人，又喜欢胡乱批评他人扰乱国家秩序，这就是他被杀害的真正原因。《春秋外传》说：‘只有善人才能够无保留地接受批评。’这就是说他听到别人规劝后能改正自己的过失。您告诉我说：‘阳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阳先生虽然现在未能达到，难道他将来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