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是中国东北边境乌苏里江上的一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不仅对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一定的震荡。
中国和苏联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在珍宝岛打这一仗呢？这要从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和边境争端的由来说起。
中国和俄罗斯曾是两个不相邻的国家。公元9世纪，居于欧洲东部地区的斯拉夫各族以基辅为中心结成“基辅罗斯”大公国。15世纪末，形成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18世纪正式称“俄罗斯帝国”。历代沙皇在对国内实施残暴统治的同时，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据统计，罗曼诺夫王朝期间（1613年至1917年），老沙皇以平均每天15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张，攫取别国的领土达1670多万平方公里，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有领土被其侵占。至20世纪初期，沙皇俄国已成为地跨欧亚两洲的多民族的大帝国。
沙皇俄国对中国一贯奉行侵略扩张政策。1858年它强迫中国签订的《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0年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1864年签订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巴尔哈什湖东、南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881年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又割占了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沙皇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中国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1914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又派兵侵占我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沙皇俄国还曾染指我国东北地区：1896年攫取了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1898年强租我旅大地区，1900年强占我黑龙江左岸的江东六十四屯，并直接出兵我东北，妄图把我东北变成“黄色俄罗斯”。由于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沙俄才被迫于1902年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撤出东北。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一直主张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时，苏联政府曾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1924年5月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规定，在双方商定的全文上，明确“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及1919和1920两年苏联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订条约、协定等项”，并“将彼此疆界重新划定，在疆界未划定以前，允仍维持现有疆界。”根据这一协定，中苏双方在1926年举行了会谈。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反动统治之下，双方没能达成协议。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断了中苏关系。因而，中苏边界问题一直成为悬案，没有解决。但在这段时间内，苏维埃政府对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积极援助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立即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于1950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友好的。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期起，中苏两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尊重、平等讨论、求同存异，是完全可以经过努力取得谅解的。然而，由于苏联领导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肆意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开始，由于发生了苏波关系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兴风作浪，赫鲁晓夫在困难时期，不敢和中国搞僵。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最后通过了经过重大修改的莫斯科宣言。如果苏联方面照此行事，中苏关系还有可能维持友好的状况。但是，莫斯科会议后，赫鲁晓夫背离了莫斯科宣言，采取了“对敌和、对友狠”的错误方针，特别是1958年赫鲁晓夫取代布尔加宁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便开始加紧挥舞他的指挥棒，并对有不同意见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发动了攻击。自此，苏联不尊重中国主权，要中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需要的事情不断发生。中国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和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遵循“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对此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其中突出的有以下几件事：
“共建长波电台”问题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说，为了指挥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苏联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信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中国国防部长6月12日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负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并建议两国政府就此签订一项协定。
然而，苏联政府对中国要拥有电台所有权的这一原则立场根本不予重视。它于7月11日向中方提出的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电台作为中苏所共有。
对此，中方提出修改意见，明确建议电台由中国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自行解决的，向苏联订货；技术方面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
后来，毛泽东主席会见苏联大使尤金，在谈到长波电台时，在座的彭德怀元帅说；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建设，我们同意，费用全部由我们负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我们，否则政治上不好。毛主席强调说：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与此同时，苏联还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要求中国向苏联订购新的海军装备。
考虑了苏联的意见，周恩来总理于1958年6月28日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帮助。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7月21日求见毛泽东主席，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与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主席听后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22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其他一些领导人继续同尤金大使谈话时，明确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新型的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毛主席认为，如同合资建设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舰队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他对尤金大使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7月31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到达北京，就上述两项建议向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他推托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问题，这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的。并表示同意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所有权是中国的。两国国防部长于8月3日签署了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后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由中国自己完成了这一长波电台的建设。关于建立共同舰队事，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因为尤金大使传错了话而造成的误会。在这次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没有再坚持他们原先的建议。但是，围绕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而发生的争执，给中苏关系投下了新的阴影。
阻挠我炮击金门、支持印度反华50年代后期，中苏在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由于美国对中国继续采取敌视政策，反对美国威胁中国安全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领导人却开始热衷于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特别是在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美国前后，苏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境冲突上捍卫自己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实际上持否定态度，力图使中国外交服从于苏联的全球战略。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之前，中国曾把即将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对此，苏联领导人深恐中国此举会破坏他们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甚至担心会导致美苏冲突。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到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马，并不是就要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军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了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尔后，虽然赫鲁晓夫曾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警告美国不要侵犯中国，但对中国的做法一直耿耿于怀。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印度挑起了第一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苏联不听中国方面的多次解释和劝阻，迫不及待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公然把他同中国的分歧公诸于世。
9月，赫鲁晓夫赴美国访问后，突然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他在同毛泽东主席等中国领导人进行长达7小时的内部会谈中，不但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整个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提出“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独立。此外，他还就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对中国进行了毫无道理的指责。
从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炮击金、马和中印边境冲突所作出的反应，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不惜要求中国牺牲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赫鲁晓夫10月2日的谈话，充分暴露了苏联的大国主义立场，并由此引起了中苏双方的激烈争论。虽然他后来建议烧毁此次中苏会谈记录，但此事给中苏关系造成的巨大创伤，并不是烧毁记录所能愈合的。
撤走专家、撕毁合同 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内部的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与争论，求得认识上的接近和一致，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耐心等待，让实践来证明谁是谁非。但是，1960年6月，赫鲁晓夫却利用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策划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围攻，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当中国表明不屈服于这种压力的态度后，苏联就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对中国加大压力。它从会后第十天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国家关系的步骤。其中撤退在华苏联专家并撕毁有关的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是苏联领导人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一个严重的步骤。
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要把苏联专家和顾问从中国召回，而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300多名专家。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联方面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多月的短时期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些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教、科研等部门的20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在技术设计、工程施工、设备安装、产品试制和科学研究等方面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苏联领导人一下子把苏联专家全部撤回，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8月4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经济受损失是小事，对两国的友谊造成伤痕是大事，中苏两国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国际问题上有分歧可以辩论，但不能伤同志友谊，希望两国关系不再坏下去。
中国用依依惜别的心情送走了为中国建设事业作出贡献的苏联专家，但也严肃地向决定召回这些专家的苏联领导人表示中国决不屈服于苏联压力的态度。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尽管苏联召回了专家、撕毁了合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仍然号召全党全国要努力搞好中苏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0年冬参加莫斯科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之后访苏时，反复强调中苏友好团结的重要意义，指出任何损害中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中苏人民通不过的，中国仍然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日渐好转。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一些领导人仍然沿着使中苏关系再趋恶化的道路走下去。1961年，苏联又乘中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之机，采取逼债的毒辣手段，要求中国连本带息偿还在抗美援朝时支援中国的军事物资贷款，进一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阻挠中国发展核武器 新中国为了维护祖国的安全和世界和平，需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独立的核自卫力量。苏联曾答应为中国建立核工业提供技术援助，并在1957年10月同中国签订了有关协定。但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苏联政府于1959年6月20日片面撕毁了上述协定。
1962年8月，苏联正式通知中国说：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建议签订一项协定，其中规定：核大国将承担义务，不把核武器及其生产所需的技术情报转交给无核国家；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承担义务，不生产，也不向核大国索取这类武器，不接受核武器生产所需的情报。通知说，对腊斯克的这些建议，苏联政府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中国政府在1962年9月、10月和1963年6月，三次向苏联政府提交备忘录，指出苏联向美国承担义务，是苏联自己的事；但中国希望苏联不要破坏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然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这些劝告根本听不进去。1963年7月25日，苏联终于同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由于这个条约不包括地下核试验，苏美等国便可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其核武器，实际上是剥夺了中国等无核国家凹进行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权力。
苏联对美国提出的签订这个条约的建议，开始也持反对立场。直到1963年6月9日苏联还通知中国说，西方国家停止核试验的立场，目前不能为达成协议提供基础。可是一个多月后，苏联却突然把自己一直否定的东西全部接受下来，其背景是，中苏两党1963年7月5日开始进行的高级会谈失败，7月14日苏共公布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指名全面攻击中共及其领导人，把中苏公开论战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曼当时对记者说：这次三国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所以能够达成协议，第一个原因是目前的中苏分歧，赫鲁晓夫在这个时候非常想要有这么一个条约。
苏联宣传它的强大的“火箭——核盾牌”不仅保障着苏联的安全，而且保障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它对中国免遭帝同卞义侵略并有可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苏联既强调中国需要对付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威胁，却又反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其目的就是要中国依赖于苏联的“核保护伞”，从而听命于苏联这个“必不可少的保护人”。中国政府在1963年6月6日答复苏联政府的备忘录中尖锐地指出：苏联的那一套是要“保持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垄断地位”，“只许你们一家干，不许别的兄弟国家同你们一道干”，“只要大家服从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备忘录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终于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力量。后来，1969年中苏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时，苏联国防部领导人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强大威力，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进一步证明了苏联对中国发展自己核力量的仇恨心理。
在边境进行军事挑衅 中苏之间一直存在着边界问题，但在中苏两国友好时期，中苏边境是安宁的。中苏关系恶化后，边境争端也突出出来了。
1960年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嗣后，苏方不断破坏边界现状，包括向中国境内推进巡逻线，在中国境内修建军事设施，干涉中国边境居民的正常生产和通行，殴打、绑架中国边民，阻挠中国边防人员正常的巡逻活动，等等。
1962年，正当中国出现暂时经济困难，而台湾当局依仗美国支持大叫“反攻大陆”的时刻，苏联却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策动和胁迫6万多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甚至在当年5月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
从1960年苏联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起，小国就明确提出：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在未解决前应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8日，中苏双方终于开始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在谈判中，中方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同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但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任何一方违反那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作必要的调整。可是苏方不但不承认那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那些条约作为唯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要中国把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那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因而谈判没有取得结果。
1964年10月，赫鲁晓大被解除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中国出于改善中苏关系的诚意，立即主动派出由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并同苏联新领导举行会谈，希望以赫鲁晓夫下台为契机，通过两国领导人的直接接触，寻求消除分歧、维护团结的新途径。然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不但不肯在反华的道路上止步，反而越走越远。
1964年以后，苏联为加大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大举增兵中苏边境，并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把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前哨推进到距离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与此同时，苏联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1968年1月5日，大批苏联边防军人超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侵入中国七里沁岛地区，野蛮干涉中国渔民正常的捕鱼生产活动，用装甲车压死和撞死中国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9人。中国一再就此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但是苏联方面却置若罔闻，一再挑衅，最后在七里沁岛附近的珍宝岛地区挑起了大规模的边境武装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