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学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及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中医学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为中国人民保健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对人类健康和世界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医药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至公元16世纪，一直居于世界医学的先进行列。早在3000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字中就有关于疾病和医药卫生的记载。在周代，已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医学分科，并开始进行除虫、灭鼠、改善环境卫生等防病活动。成书于春秋战国的《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是最宏伟的典籍，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书中许多解剖、生理、病理学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医学水平，其中血液在脉管内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的观点，比英国哈维氏在公元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早1000多年。1800年前写成的药物学专书《神农本草经》，总结了汉以前的药物知识，书中记述的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麻黄治喘、海藻治瘿瘤、水银治疥疮等，是世界药物学上的最早记载。公元2世纪时，华佗首先使用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施行剖腹手术，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外科手术记录；他倡导的“五禽戏”，成为体育疗法的先驱。晋代葛洪研究炼丹术，著《抱朴子》，详记了无机物炼制金丹的过程和服用方法，应用了升华、蒸馏等制药法，成为现代化学的先驱。公元659年，唐政府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1247年）在法医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著作还早350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大约在公元11世纪，古人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为“人工免疫”预防接种的发明开创了道路。16世纪中叶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集中了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经验，编写了闻名世界的《本草纲目》，该书不仅丰富了我国药物学的内容，而且奠定了植物学的基础，被誉为“东方医药巨著”。由此可见，中医学有着辉煌的历史成就。
一、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中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门具有独特理论体系的学科。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五个时期。
（一）先秦、秦汉时期
先秦、秦汉时期，中医学发展的特点是对历代医家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人体结构、生理、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方剂和中药等各个领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有以下四部。
1.《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分《素问》、《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黄帝内经》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医学成就，同时也初步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源泉。
《黄帝内经》以当时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说理工具，从整体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因、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预防、治疗等，同时书中蕴含了社会医学、气候医学、时间医学、心理学等丰富内容。该书的许多方面处于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例如在形态学方面，对人体骨骼、血脉的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已相当接近现代医学的认识，如食道与肠的比例是1：35，现代解剖学是1：37.在血液循环方面，已认识到血液在脉中是“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在发病学上，强调人体的抗病力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并提出了“治未病”的论点。在治疗方法上，已有药物疗法、针灸疗法、推拿疗法、导引疗法、物理疗法、手术疗法、饮食疗法、心理疗法等丰富的手段。
2.《难经》又名《八十一难经》，成书约在秦汉之际，作者不详，托名秦越人撰。本书用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方式，阐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因、病机、诊断、治则和治法等，尤其在脉诊、经络、命门和三焦等方面，补充了《内经》之不足。
3.《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年张仲景所著。宋代林亿等整理出版时，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张仲景继承了《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结合前人和同代医家的临床经验，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使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辨证论治的著作。其中《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载方剂269首，使用药物达214种，这些方剂一直被后世医家所沿用，故《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方书之祖”。
4.《神农本草经》成书于汉代，托名神农所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该书总结了汉以前的药物学知识，共收载中药365种，根据功效和有毒无毒，分为上、中、下三品，并将药物分为寒、凉、温、热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奠定了中药理论体系发展的基础。书中记述的黄连治痢、常山截疟、麻黄治喘、海藻治瘿瘤、水银治疥疮等，均是世界药物学上的最早记载。
（二）晋隋唐时期
晋隋唐时期，中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有着显著发展。晋代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总结了秦汉三国以来的针灸学成就，为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深入地阐明了脉理，确立了寸口诊脉法，首创“三部九候”及脏腑分配原则，为我国最早的脉学专著。隋代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病因、病机和证候学专书，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源和症状，如指出寸白虫（绦虫）病是吃了不熟的牛肉所致。唐代王冰潜心钻研《内经》，对《黄帝内经素问》重新编次和注释，对中医理论有所发挥。唐代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两本以记载处方和其他各种治疗手段为主的方书，《千金要方》一书载方5300首，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自《黄帝内经》以后至唐代初期的医学成就，尤其是在脏腑辨证方面有了较大的发挥。
（三）宋金元时期
宋金元时期，医学家们在前代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中医学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宋代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阐述了“三因致病说”，把复杂的病因分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大类，发展了张仲景的病因学说，使中医病因学说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宋代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系统地论述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提出了以五脏为纲的儿科辨证方法。
金元时期，学术争鸣气氛活跃，涌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最具代表性的医家是刘完素、李东垣、张从正、朱丹溪，后人尊之为“金元四大家”。刘完素（河间）提倡“火热论”，认为外感“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甚”，因此治病多用寒凉方药，故后世称他为“寒凉派”。李杲（东垣）倡导“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治疗上善用温补脾胃之法，故被称之为“补土派”。张从正（子和）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革新观点，批评当时“强补”之风，倡导“攻邪论”，主张治病应当首先以驱邪为要务，善用汗、吐、下三法，后世称之为“攻邪派”。朱震亨（丹溪）倡导“相火论”，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治病时善用养阴方药，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藏象理论得到不断丰富，临床各科的辨证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尤其是温病学理论迅速发展。
明代赵献可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阐发了“命门学说”，强调命门之火的重要生理作用。明代医家张景岳深入研究《内经》，先后用三十年时间编写《类经》，以类分门，详加注释；晚年结合毕生临床经验，辑成《景岳全书》，他在阴阳学说及藏象学说等方面的学术观点对后世医学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明代李中梓在总结前人对脏腑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清代医学家王清任重视解剖，著《医林改错》，改正古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发展了淤血理论，并创立了一系列活血化淤的方剂。
温病学说的理论渊源于《黄帝内经》、《难经》和《伤寒论》，明清时期已逐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明代吴又可著《温疫论》，创立了“戾气”学说，提出了传染病的病因是一种被称为“戾气”的致病物质，传染途径是从口鼻而入。清代叶天士在总结前人学术成就及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察舌、验齿、辨别斑疹和白的方法，故被尊为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吴瑭进一步总结并发展了温病学说，著成《温病条辨》，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创立了三焦辨证方法。三焦辨证与卫气营血辨证一纵一横，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温热病辨证论治体系。此外，清代薛生白的《湿热条辨》、王士雄的《温热经纬》，对温病学的发展均有一定的贡献。
（五）近代和现代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由于中西两种医学体系不同，在长期论争过程中，中西医双方在学术上逐渐沟通。一些有识之士，率先提倡中西汇通，唐容川、恽铁樵、张锡纯为中西医汇通派的代表人物。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从医理、临床各科病证以及治疗用药各方面，均大胆地引用中西医理互相印证，并大胆并用中西药物，对后人有较大的影响。同时，西医界也不断吸收和研究中医，如麻黄素、延胡索乙素等都是西医药学家研究中药取得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956年之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中医院校，各版本的中医学统编教材相继问世，使中医理论体系得以不断完善与提高，达到系统化和规范化。近三十年来，中医理论的研究发展迅速，涌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学者们应用传统的方法，对阴阳、五行、藏象、气血、经络、诊法、治则等中医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整理出版了500余种中医药古籍，同时还出版了大量的理论专著。学者们还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对中医药基本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研究，促进了中医药学与现代科学的沟通，特别是在中医藏象、证候和经络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
（一）整体观念
整体，就是指联系性、统一性和完整性。整体观念认为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事物和事物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医学的整体观念既重视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又认为人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整体观念是古代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在中医学中的体现，它贯穿于中医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1.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其结构上不可分割，生理上相互联系，病理上相互影响。因此，在诊断与治疗疾病时，必须从整体出发，才能诊断明确，治疗得当。
在生理上，构成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九窍等具有各自不同的生理功能，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作用，组成了以心、肺、脾、肝、肾为中心的五大功能系统，五个系统又在心的主宰之下，构成一个表里相连、上下沟通、密切联系、协调共济、井然有序的统一整体，并且通过精、气、血、津液等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脏腑之间，既有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又有相反相成的制约作用，维持五大系统间的动态平衡。这种五脏一体观、动态平衡观在中医生理学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对疾病病理机制的分析时，中医学十分重视机体的整体性。脏腑发生病变，可以通过经络反应于体表、组织或官窍；体表、组织、官窍有病，也可以通过经络影响脏腑；脏腑之间亦可以相互影响。如肝火旺盛，肝火上炎于目，可见目赤肿痛；肝热移胆，胆热循经上冲，则耳鸣耳聋；热灼肝经，筋脉失养，则出现手足抽搐。肝火可传入心，而见心肝火旺，症见烦躁易怒；传入肺，为肝火犯肺，出现胁痛咯血；传入胃，即肝火犯胃，而见脘痛泛酸，甚至呕血。由此可见，整个机体在病理状态下也是密切联系着的。
中医在诊断疾病时，亦从整体出发，采用“察外知内”的方法，通过观察五官、形体、舌脉等外在变化，了解把握内在病变。如舌诊是中医望诊的重要内容，人体内脏腑的虚实，气血的盛衰、津液的盈亏，以及疾病的轻重顺逆，都可呈现于舌，故察舌可测知内脏的功能状态。另外，切脉、望面色、观毛发、望爪甲、听声音等，也可推测脏腑的状况。这些都是整体观念在中医诊断学中的具体运用。
在治疗疾病时，中医更强调整体观念，既注意脏、腑、形、窍之间的联系，也注意五脏之间的影响。如心开窍于舌，心与小肠相表里，所以可用清心泻小肠火的方法治疗口舌糜烂。中医常以调整整体的方法治疗局部的病变，这是中医治病的特色。
2.人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
外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者均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及社会有着密切关系。
（1）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性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正如《灵枢》所言“人与天地相应也”、“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季节对人体的影响非常明显。在一年四季之中，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气候变化，自然界的生物随之发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相应的适应性变化。人体也必须与之相适应，如《灵枢·五癃津液别》说“天暑衣厚则腠理开，故汗出……天寒衣薄则腠理闭，气湿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则为溺与气”，这是说在天气炎热时，人体就以开泄腠理、出汗散热来适应；而天气寒冷时，为了保温，皮肤就密闭而少汗，多余的水液从小便中排出。人体四时的脉象也随之有相应的变化，春夏脉多浮大，秋冬多沉小。不同的季节，多发病及流行病也不同。此外，一些慢性疾病，往往在气候剧变或季节交替时容易发作或增剧，如慢性咳嗽、哮喘、痹证等。不同季节，治病用药和饮食调养也应有所不同，炎热的夏季，应少用热药，饮食应以清凉为宜；寒冷的冬天，应慎用寒凉之药，饮食应以温热为佳。
昼夜晨昏的阴阳消长，对人体亦有影响。《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昼夜的变化也影响到疾病的过程，一般病证，大多是白天病情较轻，傍晚加重，夜间最重，故《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这是因为早晨、中午、黄昏、夜半，人体阳气存在着生、长、衰、入的规律，从而影响到邪正斗争，病情也呈现出慧、安、加、甚的起伏变化。临床对疾病的观察和治疗时，必须注意昼夜变化的规律。
不同地区的气候、土质和水质不同，对人体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江南地势低，气候温暖而湿润，故人体的腠理多疏松；北方地势高，气候寒冷干燥，故人体的腠理多致密。人们生活在已经习惯的环境中，一旦异地而居，就会感到不适，习惯上称“水土不服”，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也就会逐渐适应。由于地域不同，人的体质不同，所患疾病亦有差异，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疾病，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时，应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
中医学认为，“人与天地相应”，所以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成为中医治疗学上的重要原则。但是，“天人相应”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人类不仅能主动地适应自然，更能主动地改造自然，和自然作斗争，从而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2）人和社会关系密切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人能影响社会，社会的变动对人也发生影响。如社会的安定与动乱、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与滞后，以及人的社会地位变动，都可以引起人体身心机能的变化。
社会的治与乱，直接影响着人的心身健康。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人们丰衣足食，生活有规律，抗病力强，患病较少，故寿命也较长，如《论衡》所说：“太平之世多长寿人。”反之，社会动乱，战火纷飞，缺衣少食，民不聊生，抗病能力下降，各种疾病皆易发生，常瘟疫流行，故死亡人数多，平均寿命短。社会的进步，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如经济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文化的提高使人们掌握了更多的预防保健知识。因此，人类的寿命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越来越延长。但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的健康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如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的精神过度紧张；噪音的强烈刺激使人心神不宁；水、土壤及大气的污染成了新的致病因素。此外，个人的社会地位改变，也势必带来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变化，甚至可影响健康，导致疾病。
（二）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核心和灵魂，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辨证论治不同于辨病论治和对症治疗，病、症、证三者内涵不同。
病，即疾病。病是指有特定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病理过程，如感冒、咳嗽、呕吐、头痛等。而能被觉察到的客观表现则称为体征，如面黄、目赤、舌紫、脉数等。
证，即证候。“证”与“症”在古代文字上曾通用，但目前已被严格区别。证是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和邪正关系，能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
症，即症状，指疾病过程中单个出现的表现，如肢体麻木、流鼻涕等。
病、证、症三者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症是病与证的个性表现，病是以症的形式表现出来，证也是由症所组成。每一个病有不同阶段的病理变化，因而可以出现不同的证。由于病是疾病的全过程，而证是反应疾病在某一特定阶段的病理变化本质，所以证比病更具体，更贴切，更具有操作性。证是病理本质的反应，而症仅仅是疾病的个别表面现象，因而证比症更能深刻和准确地揭开疾病的实质。
辨证论治，分为辨证和论治两个阶段。辨证，即辨别证候，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即治疗疾病，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和论治，是诊疗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辨证是确定治疗方法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辨证的目的，通过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是否正确。
中医在认识与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既辨病又辨证，由辨病再进一步辨证，尤重于辨证，只有从辨证入手，才能正确地进行论治。例如，患者临床表现为恶寒发热、头痛、鼻塞、咳嗽、流涕等症状，初步诊断为感冒（病），再根据患者寒热的轻重、流涕的清浊、咳痰的颜色与稀稠、口渴与否、脉象、舌象等情况进行辨证。若患者恶寒重，发热轻，无汗，头痛，流清涕，咳嗽痰稀薄色白，口不渴，舌苔白润，脉浮紧，其证为风寒表实证（病因为风寒，病位在表，病性为寒，邪正关系为实）。若患者身热较著，微恶风寒，头胀痛，咳嗽痰黏稠而黄，咽喉肿痛，鼻流浊涕，口微干，舌苔薄白微黄，脉浮数，其证为风热表实证（病因为风热，病位在表，病性为热，邪正关系为实）。风寒表实证治疗方法为辛温解表；风热表实证治疗方法为辛凉解表，然后分别根据不同治法进行处方用药。这就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全过程。可见辨证论治既区别于那种不分主次，不分阶段，一方一药治一病的辨病定治；又不同于见痰治痰，见血止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治疗。
个体化诊疗是辨证论治的特点和优势，符合现代临床医学发展的趋势。同一种疾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区以及患者机体的反应性不同，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表现的证不同，因而治法也不一样，这叫做“同病异治”。如麻疹因病变发展的阶段不同，因而治疗方法也各有不同。初起麻疹未透，宜发表透疹；中期热毒蕴肺，治宜清热解毒；而后期则为余热未尽，肺胃阴伤，则又须以养阴清热为主。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发生了相同的病理变化，出现了具有相同性质的证，因而也可采用同一方法治疗，这叫做“异病同治”。如久泻之后，出现脱肛，属于中气下陷证；而产后调理不当，引起子宫下垂，也属于中气下陷证；这两种病都可以用升提中气的方法治疗。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采用不同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髓。
（三）中医学的主要思维方法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由现象到本质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同时代，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不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不同。在古代缺乏现代科技手段的条件下，中医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直观察验和理性思辨，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思维方法，最具有特色的是以表知里、比较、演绎、取象比类、试探与反证。
1.以表知里
以表知里，又叫司外揣内，是通过观察事物的外在表现，来分析判断事物内在状况和变化的一种思维方法。事物的内外是一个整体，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有诸内，必形诸外”，内在的变化，可通过某些效应在外部表现出来，因此通过观察表象，可一定程度认识内在的变化机理。这一认知方法是中医学常用的方法，藏象学说就是以此方法论为根基的，它借助于对外在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分析，来推知判断内在脏腑的功能变化。例如见咳嗽、喘息、鼻煽则知为肺病，见纳差、腹胀、便溏则知为脾病。
2.比较客观
事物之间，既具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比较法就是考察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同与异，以认识事物本质与特点的方法。比较法被所有科学广泛应用，在中医学中也是用得最多的方法之一。如藏象学中的比较，五脏“藏而不泻”，六腑“泻而不藏”；肝主疏泄，肾主封藏；脾以升为健，胃以降为顺。辨证学中，寒证与热证，虚证与实证，亡阴证与亡阳证等，均是在比较中进行鉴别。
3.取象比类
取象比类，又称“援物比类”、“类比”，是将两个特殊的事物（或两类事物）进行比较，根据两者有一系列的共同点（属性相同），推论和证明它们在另一些特性和规律上也是相同的。这是一种由一事例推到另一事例的推理方法。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康德曾指出：“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常以自然界的事物来和人体内的事物相类比，由此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理论。如自然界的风可以使树枝摇动，故认为人体四肢抽搐、震颤、眩晕、突然仆倒等动摇不定的病证是由风邪所致的。类比法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同一性提供了类比的逻辑依据，差异性则限制着类比结论的正确性，如果要推导的内容正好是它们的不同点，那么此时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因此，类比法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对于类比的结论，必须通过反复的实践加以验证。
4.演绎演绎
又称“推演络绎”，是由一般性的原理推出特殊性结论的推理形式。人们以归纳所得到一般的共性结论为依据，去研究个别的尚未深入研究的或新出现的事物，再探讨新的结论。如五行归类，肺属金行，肺与大肠相表里，肺开窍于鼻，肺主皮毛，所以大肠、鼻、皮毛等便随肺被纳入金行。“金曰从革”，具肃杀、收敛、沉降等特性，秋季万物萧条故属金，秋季气候干燥，所以燥也随秋季而纳入金行。又如脾胃属土，脾为阴，胃为阳，故脾为湿土，胃为燥土，湿土喜燥，燥土喜润，因而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临床治疗时，常用香燥药健脾化湿，用滋润药养胃和中。
5.试探与反证试探
古代又称“消息法”，是对研究对象先作一番考察，尝试性提出初步设想，依据这种设想采取相应的措施，然后根据实践的结果再作出适当调整，完善和修改原设想，以决定下一步措施的一种认知方法。反证，是以结果来追溯和推测原因，并加以证实的一种逆向思维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相同之处，是它们都从结果来进行反推；不同之处，试探法要事先采取一定的措施后观察结果，而反证法则不必采取措施。这两种方法在中医学中被广泛应用。
古代医学家常借助试探法来审视病由。东汉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写道：“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为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这里“少与”小承气汤便是进行试探。临床常用此种试探性治疗。反证法也在中医学中被广泛应用，骨折病人在服用补肾药后痊愈加速，耳鸣、耳聋病人服用补肾药后症状逐渐消失，由此反证，骨、耳与肾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说“肾主骨”、“肾开窍于耳”。又如中医认识病因的“审证求因”法是典型的反证法，它通过对症状和体征的仔细审辨甄别，从结果出发而追索反推病因。
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相比，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有较大的不同。了解中医学的思维方法，有利于对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学习与理解，更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实践能力。
（刘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