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曰：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居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国譬若琴瑟，其不调者则解而更张”。夫更张难行，而拂众者亡，是故贾谊以才逐，而晁错以智死。世虽有殊能而终莫敢谈者，惧于前事也。
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人，县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有怯弱，犹勉而行之，此为听人自理而无复法禁者也。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赎罪。如此，则仇怨自解，盗贼息矣。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书奏，不省。
“译文”
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桓谭，拜议郎、给事中，上书陈述当时政事应注意事宜，说：
我听说国家的废兴，在于政事；而政事的得失，决定于辅佐是否得人。辅佐贤明，贤俊之士充满朝廷，而治理能与世务相吻合；辅佐不明，议论的事不合时宜，举措就多失误。作为国家的君主，都想兴教化建善政，然而政事不能治理好，是由于贤者意见不一。
从前楚庄王问孙叔敖说：“我不懂得如何搞好国事哩。”叔敖说：“国家有事不能定，是大家厌恶的，恐怕大王不能定吧。”楚王说：“不能定是由于君主呢，还是在于臣子呢？”叔敖说：“君主对臣子骄傲，说臣子们离了我就无从富贵；臣子对君主骄傲，说君主离了臣子就无从安身。君主有的到了失国的地步还不醒悟，臣子有的到了无衣无食的境地还不能进身朝廷。君臣不合，国家大事就无从定了。”
庄王说：“好。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家大事。”那些善于处理政事的人，根据风俗施教，发现哪里有失误就设法防止，威德兼施，文武交错使用，政事调节得切合时宜，这样那些焦躁不定的人就可使之定了。
以前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好比琴瑟一样，如调节不过来就应改弦更张。”改弦更张难行，违反众人要求就必亡，所以贾谊因才高而被逐，晁错因智多而死。世上有特殊才能的人之所以不敢讲话，就是怕蹈前人的覆辙。且设立法禁，并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人，也不可能都合于众人的心意，大体采取便于国，利于事的就可以。设置官吏，以治理众人，悬赏设罚，以区别善恶，恶人受到诛灭挫伤，好人就得到了幸福。
现在人们互相杀伤，虽然已经伏法，但私下里却结了仇怨，子孙还要报仇，后来的仇恨比以前更深，以致全家被杀、家产被灭，但风俗上还称他为豪侠健士，所以有些人虽然怯弱，仍勉强去复仇，这是听人自理没有法禁的缘故。
现在应当申明旧令，如果已被官府处决而私相杀伤的，虽然自己已经逃跑了，还应将他的家属迁到边境地方去，相伤的，加常二等，不准许雇人上山伐木赎罪。
这样，仇怨就自解了，盗贼也自息了。
治理国家的道理，是加强本业而抑制末业，所以先帝禁人从事二业，禁锢商贾不准做官，这就是抑制末业养廉耻的方法。
现在富商大贾，大多放高利贷，中等之家的子弟，为他们做保信的劳役，像臣仆一样勤劳，而他们收的利钱与封邑的贵族一样多，所以众人互相羡慕效仿，弃农经商，不耕而食，以至于奢侈浪费，尽情享受。
现在可令诸商贾互相检举揭发，如果不是自己劳动所得，都没收用来奖励揭发有功的人。
这样，就会只靠自己的劳力，而不敢雇请别人，一个人事少，力量单薄，就必定要弃商归农。
田亩得到修治，粮食就会增收而地力就可充分利用了。
又看到现在用法令来决定事情，轻重各不相同，或一件事几种法，罪相同而论处各异，这就给奸吏们以可乘之机，想让人活就搬出活命的法律，想致人死就以死刑论比，这样就为刑法开了两扇门。
今可集中一批通义理熟习法律的人，对法律条文逐条进行分析比较，统一法度，颁发到州、郡，把旧条文统统废除。这样，天下人都知朝廷的政策，刑狱就无滥施怨恨了。
书奏了上去，没有见纳。
“点评”
桓谭是东汉哲学家、经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哀帝、平帝间，位不过郎。王莽时任掌乐大夫。刘玄即位，诏拜太中大夫。
桓谭的老爸在成帝时为太乐令。桓谭“以父任为郎”；或说桓谭入任，是由于宋弘的推荐。桓谭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擅长音乐，善于弹琴。宫廷举行宴会，皇帝往往命他弹琴助兴。并且，他博学通达，遍习《五经》，堪称通儒。他还很会写文章，尤其喜欢古学，多次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还喜欢歌舞杂戏。穿着简易，不修威仪。另外，他还有一个显著的性格特点，那就是对俗儒轻视讥笑，也很喜欢有个性、能谈出自己见解的人，因此多受排挤。人们就是这样，好听的话，谁都爱听，就算那好听的话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有害。不好听的话谁也不喜欢听，哪怕那话字字珠玑，是善意的提醒和忠告。
西汉末年，桓谭官位不高，不过当个郎官而已。他与傅晏的关系挺好的。傅晏是什么人呢？这个傅晏就是傅皇后的爹，起先颇为得势，可是稍后董昭仪受皇帝宠幸，其兄董贤因裙带关系而用权，傅皇后日益被疏远，傅晏因失势而闷闷不乐。
桓谭告诫他要防宫廷之变，注意董贤的动向，要收敛、谦退，以避祸殃。
桓谭非常有洞察力，他对傅晏说：“过去武帝想立卫子夫，暗中搜集陈皇后的过错，陈皇后终于被废，卫子夫被立。今董贤受宠而且他妹妹尤为受宠幸，可能又有‘卫子夫’之变，可不忧虑吗？”傅晏惊动，说：“是的，怎么办呢？”
桓谭说：“刑罚不能加在无罪的人身上，邪气枉道不能胜正人。士以才智侍君，女以媚人的方法求主。皇后年少，还没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有人在内驱使巫医，在外求方技，邪门歪道，这些，不可不加防备。又君侯因是皇后的父亲受尊重而通宾客，宾客必然要借此增强自己的威势，这样就会招来人们的讥议。不如谢宾客遣散门徒，一定要谦恭谨慎，这是修己正家避祸的方法啊。”傅晏说：“好。”于是如桓谭所讲的那样罢遣宾客，到宫中去告诉皇后。
后来董贤果然暗示太医令真钦，搜集傅氏的罪过，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审讯中没有抓到罪证，案子得到消除，傅氏在哀帝时期得以保全。
之后，董贤当上了大司马，闻桓谭之名，要与他结交。桓谭是正派人物，先奏书劝告他“以辅国保身之术”，未被接受，就不与他往来。
王莽掌握大权时，天下之士大多数对王莽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以求升迁。桓谭则不然，“独自守，默然无言”，故他这时仅为掌乐大夫。农民大起义时，桓谭参与了活动，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刘秀当上了皇帝（称光武帝），桓谭被征召待诏，上书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他呈上《陈时政疏》，论说时政，主要内容是：
首先是任用贤人。他说皇帝的辅佐，乃治国之本；国家用了大才，犹如长了翅膀，就可以腾飞。他认为贤才有“五品”，最高级的是“才高卓绝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说，大贤的主要特点是能为国家出谋筹略，建功立业。他指出，自古以来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难：一是贤才少，而庸才多，“少不胜众”，贤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贤才特异非凡，往往不被人所认识，“乃世俗所不能见”；三是贤才往往被谗、被疑，还往往受害。故他强调：“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尹）、吕（望）之见用，傅说通梦，管（仲）、鲍（叔）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君）如不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意思是，君主招贤，能否使用并发挥其作用，关键在于勿疑且信任，采纳并施行其策。
另外，在他的思想体系里，还有重农抑商的思想。他说：“理国之道，举本业（农业），而抑末利（商贾）。”打击兼并之徒和高利贷者，不让商人入仕做官，令诸商贾“自相纠告”，即互相揭发奸利之事，除了劳动所得，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赏给告发者。这样，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贾盘剥百姓，劝导百姓务农，多生产粮食而尽地力。
他还认为，应该统一法度。法度不统一，就会有活动的余地。比如，有人托关系，走后门，想让某个罪犯生，结果就拿出最轻的处罚依据来，而想要哪个罪犯死，就拿出处死的法律依据。这样的不统一，就会滋生腐败，形成冤屈。
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讲求科学、实事求是的人，这表现在他对谶纬强烈的批判上。
当时光武帝刘秀正迷信谶记，多以它来决定疑难。所谓谶记，就是预言未来事象的文字图录。刘秀起兵夺权和巩固统治，就以它来笼络人心，作为思想统治工具。桓谭针对这件事情，上《抑谶重赏疏》，劝谏光武帝。他说：儒家的传统，“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孔子难言天道性命，子贡等人不得而闻，后世俗儒岂能通之！他指出，谶纬的预言“虽有时合”，然如同占卜一样只是一种偶然性，不足为信。他希望光武帝听取意见，“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他深信自己的观点正确，有益于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时，桓谭还向光武帝建议，在进行统一战争时，应当重赏将士，使其尽心效力，不可听任他们勒索百姓，“虏掠夺其财物”，使兵民各生狐疑，而不得早日安平。基于上述观点，桓谭还反对灾异迷信。他说：“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对于怪异现象，只要明君、贤臣等能够修德、善政“以应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尽管他还保留了天人感应思想的因素，但在当时仍具有进步意义。后来的无神论就受到过他的影响。
还有他的形神明论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桓谭于《新论形神》篇，专论形神关系，对战国以来社会上流行的神仙方术迷信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
他以蜡烛与烛火的关系，作为形体与精神关系的比喻，论道：“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就是说，蜡烛点燃而有烛火，蜡烛烧尽，烛火就熄灭，不可能凭空燃火。人老至死，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气索而死，为火烛之俱尽矣”。桓谭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脱离形体单独存在的唯心主义观点，其反对方士的长生说带有反对一般宗教迷信的意义，对稍后的王充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其论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
然而，说真话，坚持独特的个人见解，有时候是有风险的。
桓谭上书指出皇帝听纳谶记是错误的，光武帝看了很不高兴。心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呢？当年我起兵的时候，就是有谶语说我要当皇帝，结果我就当了皇帝。现在我用这个方法来管理天下，决断大事，肯定错不了的！简直是不懂事！
中元元年（56年），东汉皇朝“初起”灵台。当时的灵台，是观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对于建筑灵台十分重视，事先诏令群臣开会讨论灵台建造在什么地方，并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沉默了一会儿，说：“臣不读谶。”意思是，我对谶不感兴趣。光武帝追问他什么缘故。桓谭又极言谶之“非经”，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戏。光武帝大怒，指责桓谭“非圣无法”，当即下令将桓谭迁出为六安郡丞。桓谭受此打击，内心“忽忽不乐”，忧郁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约死于初起灵台的中元元年，终年七十余岁。
俗话说，歪嘴和尚会念经。有些时候，我们身边的一些歪嘴和尚念的歪经大受欢迎。比如王莽时期，那些说奉承话、说假话的歪嘴和尚们，一个个活得光鲜快活，步步高升，而不肯念歪经的桓谭就是得不到提拔重用。
到了后来，他在刘秀那里也坚持念真经，说真话，说有深刻而有见解的话，但是屡屡碰壁。人家刘秀不喜欢听所谓的真经。真经不好听啊，人家喜欢听歪经。所以，就造就了桓谭最后的悲剧下场。然而，正是他的这种坚持，造就了他一世的威名。他这种敢于针砭时弊、敢于念真经说真话的精神，让我们深受启发和教育。
当然，在我们敬佩桓谭勇于念真经说真话的精神的同时，也在思索，假如他的真经换种方法念，是不是效果会好一点呢？有时候，直接说真话，对方会反感，接受不了，那么，说得委婉一点，艺术一点，效果会怎样？相信，通过技术改进，方嘴和尚一定能打败歪嘴和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