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琰琪
我居住的城市，有件奇怪的事。这两年每到情人节，便有人抱一大捧玫瑰花，等在十八路三元巷站台上，每对候车的情人都可能得到枝玫瑰，甚至有人为这枝玫瑰而专在那里等车。
人们只知是花店受人之托来做这件事。情人节这天的玫瑰，总要十元以上一枝，送一天，花销一万，可是没人知道是谁，为什么？
我的一个学生刘力山告诉我这件事，我又闲聊时转述给别的朋友。故事总是这样传播开来。
年底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刘力山的电话，说他抓到了大新闻，幕后的那位送花人出现了。
这是本市新开的一家临终关怀医院，环境幽雅，铺着优质的英格兰草皮，三层的小楼显得格外宁静。
刘力山说，送花人是他曾经采访过的一位款姐，在苏州做窗帘生意，开了六七家连锁店。老城区改造时，她抓住机会拓展业务，半年不到就垄断了当地的批发和零售市场。当她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就搬回老家。
刘力山说，她今年三十二岁。大夫说，癌细胞已经扩散，最多还有一两周的时间。我们走进病房时，心情沉重。
她深陷在白色之中。四壁的白墙和包裹着她的白被单，使她显得格外瘦小赢弱。脸色极差，身上插了好几掇管子。她的眼睛很大。
“我只有养父母，没其他亲人。临走，就想找个人说说。做生意这几年，没什么谈得来的朋友。找你，是把你当朋友，别搞得像什么似的。”
她断断续续地说，既像和我们攀谈，又仿佛自言自语。她的故事出乎我们的意料，竟如此简单。
“我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除了去苏州的那几年。养父母对我很好，宠得我特别任性。大学毕业，我找了家合资企业，没服从学校分配。”
“我在大三谈了男朋友。他很普通，高中毕业就工作了，没两年因为打架被厂里开除——他打了他们厂长。他在街上晃悠，有帮兄弟跟着他。偶尔也帮他舅舅做些小生意。因为有主见，人又‘棍气’，挺有号召力。”
“有一次他来学校跳舞，他的一个小弟兄偷我的包，被抓到校卫队。他出来顶，结果两人一起给送到派出所。临走时他看了我一眼，那种满不在乎又若有所思的眼神令我难忘。
“就这么认识了。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他的舅舅。我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我，反正我是不顾一切地爱上他了。”
“他这个人不喜欢说话，永远是一种无所谓的表情。但我知道他深爱着我。在我的坚持下，他渐渐和弟兄们疏远，不喝酒、不赌钱，甚至悄悄地读起电大课程来。其实他根本不是那块料。我太任性，后来回过头想，他当时一定很痛苦，因为他向往的是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在公司的业务很忙，经常要加班到晚上。公司在郊外，只有十八路中巴通宵往返。我在公司两年，无论刮风下雨，寒冬酷暑，下班时他都会到三元巷站台接我。‘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每次车到站，我都能看到他斜侧身子、玩世不恭的样子。”
“我们已经在打算结婚的事。养父母仍然反对，坚持要他找个工作。后来联系到一家商场，做仓库保管员，总算有工作了。其他的事，我们也开始忙着筹备。”
“那天又加班到很晚，九点多钟上了车，突然下起大雨来。我想，他肯定会带伞来车站的。可他没来。我在站台上等了好久。”
“后来我知道他被一辆货车撞死了，就在来车站的路上，还有十几步了。是他的错，他无视交通规则横穿马路。”
“他死的时候手中握着两把伞。他舅舅说，突然下雨，他赶回去拿伞，怕来不及，走得很急。”
刘力山的眼圈红了。她停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
“我没哭。养父母以为我傻了，一个劲儿叫我哭出来。我恍恍惚惚的，两天后才有眼泪。”
“我辞职了。没办法，每次经过那个车站，我仿佛都能看到他站在那儿，斜侧身子，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已经习惯了在夜色中走下车梯，靠向他的怀抱。我只能提前一站下车，我受不了。后来我离开这个城市。”
“再后来我有钱了。我总忘不了那个车站，我想祝福所有活得快乐和不怎么快乐的有情人……
走出来的时候，我头号刘力山，还想写吗？他摇摇头。我叹了口气，下一个情人节，站台上不再会有人送玫瑰花了。
几个月过去了。每欢经过那个站台，我都会下意识地向窗外看去，站牌下依稀有个斜侧身子的青年……
情人节那天，偶然经过那里，竟发现又有人抱着玫瑰站在那里。惊讶地告诉刘力山，他平静地说，是他买了一百枝……
我一直不敢写这个故事，怕有一天经过时，看到车站上堆满了玫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