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景荪《樵隐昔寱》卷十四《书望溪集书左忠毅公逸事后》云：“篇中自‘史前跪’以下数行文字，奕奕有生气。然据史可法《忠正集》崇祯乙亥十一月祭忠毅文云：‘逆珰陷师于狱，一时长安摇手相戒，无往视者。法不忍，师见而颦蹙曰：尔胡为乎来哉！’忠正述当日情事，必不追讳，岂易以一言哉。《龙眠古文》一集左光先《枢辅史公传》亦只云：‘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按《戴南山全集》卷八《左忠毅公传》记此事云：“光斗呼可法而字之曰：‘道邻，宜厚自爱！异日天下有事，吾望子为国柱。自吾被祸，门生故吏，逆党日罗而捕之。今子出身犯难，殉硁硁之小节，而撄奸人之锋。我死，子必随之，是再戮我也！’”又与史、左两文所记不甚合。然《望溪文集》卷九《左忠毅公逸事》中此节文自佳：“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无愧平氏所称“奕奕有生气”。盖望溪、南山均如得死象之骨，各以己意揣想生象，而望溪更妙于添毫点睛，一篇跳出。史传记言乃至记事，每取陈编而渲染增损之，犹词章家伎俩，特较有裁制耳（参观《管锥编》117页又《宋诗选注》论范成大《州桥》）。刘子玄读史具眼，尚未窥此，故坚持骊姬“床笫私”语之为纪实，只知《庄子》、《楚辞》之为“寓言”、“假说”而不可采入史传（参观《管锥编》165页、1297页）。于“史”之“通”，一间未达。譬如象之杀舜、子产之放鱼，即真有其事，而《孟子·万章》所记“二嫂使治朕栖”、“郁陶思君尔”、“圉圉焉、洋洋焉”、“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等语，断出于悬拟设想。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儒宗“传记”（参观赵岐《题辞》），何减“园吏”“骚人”之“伪立宾主”哉。当吾国春秋之世，希腊大史家修昔底德自道其书记言，早谓苟非己耳亲聆或他口所传，皆因人就事之宜，出于想当然而代为之词，信不自欺而能自知者。行之匪艰，行而自省之惟艰，省察而能揭示之则尤艰。古希腊人论学谈艺，每于当时为独觉，于后代为先觉，此一例也。（363—365页）
《毛颖传》词旨虽巧，情事不足动人，俳谐之作而已。唐人却有以与传奇小说等类齐举者。李肇《国史补》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评小说而比于《史记》，许以“史才”，前似未见。《山谷外集》卷十《廖袁州次韵见答》云：“史笔纵横窥宝铉，诗才清壮近阴何”，自注：“干宝作《搜神记》，徐铉作《稽神录》，用意亦同。”李卓吾、金圣叹辈评《水浒》“比于班马”，“都从《史记》出来”等议论，阿堵中已引而未发矣。（384—385页）
《望溪集》卷二《书〈刺客传〉后》论太史公“增损”《国策》本文，不啻金针度人。读其《左忠毅公遗事》时，当解此意。参观《管锥编》166页《增订之二》。（《钱锺书研究》11页）
这里讲到传记、历史散文与传奇小说有相通处。这是三种不同的文体，钱先生认为从不同文体中可以看到相通之处。平步青为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叫好，说文字“奕奕有生气”，不是凭空虚赞，而是与史可法的祭忠毅公文和左光先的《枢辅史公传》、戴名世的《左忠毅公传》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很有说服力。
左忠毅公是明代著名的诤臣左光斗，遭到阉党魏忠贤的诬陷，死于狱中。他是人中的伯乐，在史可法还是书生时，便发现他是个人才，给以提携和训导，史可法后来终成抗清名臣。
钱先生举引戴名世、方苞、史可法、左光先四人所写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光斗一段，目的就在于说明不同才力的人运用不同文体所产生的不同效果。现比较如下：
史可法祭文：“法不忍，师见而颦蹙（忧愁不乐）曰：‘尔胡为乎来哉！’”左公只说了这样一句感叹的话，可以看作是史可法亲身经历的真实记录。
左光先《枢辅史公传》：史可法在狱中见到左公，左公说：“予已至此，汝何故来死！”这是弟弟为兄作传时代言的话，提到了“死”，多了一点危险的内容，进了一步。
戴名世《左忠毅公传》：史可法去狱中探望，左公竟说了六十二个字的话，把入狱的前因后果，都说得有条不紊，并对史可法作了日后的交代。显然这些都是戴氏构想中代左公立言。这个写法在当今的作品中常见运用，是作者生怕读者看不明白，才虚构得头头是道，句句是实话，可惜没有顾及到当时危急的情势，是否有条件说这些话。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最为生动感人。“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仅用九个字，形象地写出史可法探监之难，左公已遭酷刑之惨，都见于言外。接着写左公听到史的声音，却睁不开眼，“乃奋臂”把眼睛拨开，“目光如炬”，怒斥史，说了四十七个字的话：“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把左史的关系，彼此的情感，以及两人不可一世的气概和会见的气氛，都写得“奕奕有生气”，感人至深。
对此，想到以下几点：
（一）方、戴都掌握到史、左狱中会见的实情，好比骨头架子，各人需以自己的揣测和想象附之以血肉，方苞更妙于画龙点睛，更能把握环境，传达史、左两人高贵的品质和情操，以及埋在人们心里对史、左两人的崇敬之情。因此，方苞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环境气氛的渲染，都使人觉得合情合理。戴名世则对这些方面把握得不够。
（二）文学作品，无论反映历史事件，还是现实生活，都离不开写人与事，而怎样写才能给人以真实感，从戴《传》、方《逸事》的写法可以得到启示：琐细的表面现象不等于真实，而与所写有关的入情入理之言与事，则不可有所遗漏。如《管锥编》117页写禽言之“拟声达意”，即出于想象。又如《宋诗选注》范成大《州桥》注：“确确切切的传达了他们（沦陷区人民）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我们读来觉得入情入理”，这也靠想象和体会。不仅文学作品如此，中国工于记言的史籍也不例外。如《管锥编》166页：“《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又如《左传》写骊姬床笫私语，介之推与母亲偕逃前的对话，皆是“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所谓“记言”，皆由史家“悬拟设想”，“揣想生象”，虚拟合情合理的言与事，使其达到“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的效果。所以说文学作品和史传作品，在写法上有相通之处，就在于摆脱不掉虚构和代言。
（三）韩愈为毛笔作传，虽以“传”名，实则是以传记文学的手法写作的一篇警世讽时之寓言故事。韩愈把毛笔人化，以戏谑的文词写出，引人大笑，发人深思，柳宗元认为司马迁的《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若壅大川”，“必决而放诸陆”（《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李肇亦认为韩愈此文“不下史迁”，“真良史才”（《国史补》），白居易也赞韩愈“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这些评论皆意在说明文学传记、寓言故事与史传的写法有相通之处。
（四）不仅中国有文学作品通史的看法，希腊大史学家修昔底德也称自己书中的记言，并非亲耳所听或他人相告，而是“因人就事”，根据自己的设想揣摩，代为立言。因此，这里指出史家与作家不能自欺欺人，自己应当首先明白这一点。《管锥编》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录于此作为补充。钱先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并举例说：“《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左传正义·隐公》）真是切当宏伟的高论。
（五）由此，联想到《管锥编·全宋文卷三四》的一段话颇有深意：“据此以订史，是为捕风捉影，据史以订此，是为煞风景。”又云：“吾国子书（笔记小说类）所载，每复类是。均姓名虽真，人物非真。有论《庄子》中膺篇《盗跖》者，于其文既信伪为真，于其事复认假作真，非痴人之闻梦，即黠巫之视鬼。”可惜，《管锥编》出版迟了，早在一九七五年批儒评法之际，闻知某院校正在新编文学史，其所谓新者之一，便是增加了没有作品的作家盗跖的章节，显然是上了《庄子》的当。由此可见，钱先生所指出的，对治史治文者均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