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释自力更生好处
大寨受灾严重，“整整修了十年的土地给冲毁了，几辈子的庄窝塌光了”。对于灾后如何战胜困难，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等待外援和国家救济？当时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些社员主张向国家要救济，找到陈永贵说：“咱这可不是修修补补就能渡过去的灾，土地得重修，房屋得重盖，上级给咱帮助少了可不行啊！”一些塌了房的社员说：“几辈子闹腾的家业都给糟蹋光了，这一次国家可得多给些救济款哩！”有的人掰着指头算，说至少得国家救济三万元钱。陈永贵却不这样认为。灾后不久，中央和省、地、县各级领导就派来了慰问团，各地的慰问信、慰问电也接踵而至。随后，国家又及时拨来了救灾款、救灾粮和救灾物资。但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支援和救济，陈永贵一次又一次地谢绝了。
暴雨过后的头一天，公社打来了电话，说国家给大寨下拨了80元的医药补助费。陈永贵答道：“我们这儿没有伤病员，把这笔医药费给其他村吧。”第二天，公社又打来电话，给大寨拨了100元安置金，陈永贵说：“我们能安置得了，把钱给别的队吧。”第三天，公社担心他们没房住，拨给大寨50领席子。陈永贵又谢绝了：“我们大寨有芦苇地，也有钱来买席，救济别的兄弟队吧。”
县委书记张润槐来了，询问陈永贵最需要什么帮助，还说他要到阳泉帮助联系木材，用以受灾社员重建家园。陈永贵还是那句老话：“其他地方也遭了灾，还是帮助其他地方吧。”
又过了几日，陈永贵正要上山检查扶苗，有人叫他接电话。电话是大寨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打来的，说公社决定给大寨1000块的救灾款，让陈永贵带上公章上公社领取，并说这是上级统一给灾区发放的。陈永贵对上级的关爱深表感谢，但还是坚持不要国家的救济。
不几天，一辆马车满载着一批救灾物资进了大寨，陈永贵和几位干部招待来人吃了点便饭，对他们说：“情我们领了，你们吃了饭也就算完成了任务。东西嘛，你们该拿回去还是拿回去。俺大寨的灾倒是不小，可是这么大的灾没死人，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民国九年就遭了一场旱灾，俺村死了几十个人，卖了十几个。现在就不一样了，大队还有10000元钱。其他地方既没有存款，劳动日分红又低，还是救济他们吧。”救灾车没卸货，一车寒衣原封不动地又拉回去了。
此时的陈永贵在反复考虑一个问题：大队遭了灾，国家不会不管，可是要国家怎样的帮助呢？到底要不要救济？为这事，他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是啊，从未有过的灾情，从未经历过的恢复建设任务，处处都需要钱，需要物资，贾承让、梁便良也曾告诉他说武家坪、留庄等邻村已经向上级写了求援报告，而他们的灾情不见得比大寨严重。然而，大寨历来是注意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历来是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大寨作为先进单位，受灾不能光看到大寨，也要看到别的地方，不能光看到本公社，也要看到全县、全省、全国的情况。思来想去，陈永贵最后决断：建设新大寨不能依靠国家的救济，要靠自力更生。
在一次支委会上，陈永贵向大家摊了牌，提出了“三不要”的主张。他说：“这次遭灾，昔阳县很普遍，而全国还有更困难的地方，他们比我们更需要钱和物资。我们要像以前那样，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自力更生，战胜困难，重建家园。遭受严重灾害，我们要做到‘三不要’：不要国家的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资！”
自然，对于这“三不要”的主张，干部中有不同意见，社员中更有不同看法。大家的共同理由是：当前困难重重，国家给予的支持，遭灾队家家有份，并非大寨伸手要。再说，大寨是重灾区，送来的钱和东西正好能弥补大寨建设之不足。陈永贵了解到这些思想动态后，认为有分歧并不是坏事，正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认识水平的好机会。
为了解决大家的思想问题，为了给大家一个不要外援的理由，给大家阐明自力更生的重要意义，陈永贵主持大寨党支部一连七天召开了七次座谈会。会上，他反复摆事实讲道理。他说：“受灾后，党和人民给我们送来了最大的鼓舞力量，中央来慰问了，省委、地委、县委都来慰问了，晋中平川、东西山到处都来慰问。这不是党和国家对咱最大的支援和关怀吗？国家给钱给粮，吃了花了就没有了，可党和国家在精神上给我们的力量，却永远也吃不完，用不尽啊！这力量，不是几万块钱能买到的。”他又问大家：“过去遭了灾谁来慰问过？”大伙说：“死了也没人问。”他又说：“你们看看现在，领导同志都来慰问咱们了，这和过去一样不一样？”大伙说：“那还能一样了？”陈永贵乘势利导：“既然跟过去不一样，咱们就得办跟过去不一样的事情，那就不能依赖国家，要自力更生，战胜困难，把土地和庄窝很快修起。”他又给大家鼓劲：“修窑修房修土地确实需要大笔资金。我们大队有那么多储备粮积累款，估算下来可能缺个万把块钱，可是等到了秋天卖了余粮就会有十几万元进项，修房修地还用不尽呢！大寨集体经济有这个实力，能够自力更生战胜灾害，为什么要向国家伸手？”陈永贵说得情真意切，不少人的思想开始转弯，都觉得陈永贵说的是道理。
这七天，是正面教育社员的七天，也是陈永贵自己绞尽脑汁苦思冥想的七天。最后一个晚上，陈永贵又睡在炕上不停地“翻烙饼”，思考自力更生的好处，终于凑出了十大好处。他自己觉得不错，又怕记不住，便半夜深更叫来了县里来的两位下乡干部李锦荣和孔庆忠，一条一条地念，让他们一条一条地记，把十条好处整理好，陈永贵才放心入了梦。
第二天，陈永贵把这十条好处拿到支委会上讨论，支委们听了，都觉得老陈会总结，站得高，看得远，一致同意。陈永贵又把这十条放到社员大会上讨论。社员大会在大寨俱乐部的大屋子里进行，会场前面的桌子上堆放着很多慰问信。陈永贵先叫会计念全国各地给大寨送来的慰问信，念完后他开始讲大寨的村史，讲困难时期大寨帮助周围社队的事，讲兄弟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的情形，用以激励大寨人自力更生、苦干实干的精神，还让老年人给大家讲述了1920年旱灾后的悲惨遭遇，并和今天遭灾后的情况做比较。然后，陈永贵把他想好的自力更生的十条好处一条一条地念给大家听，念一条，讲一条。听他这么一念，这么一讲，大家也就认识到这确实是大寨人的风格，思想也就开了，不再说什么了。
工作做通了，陈永贵把这自力更生十条好处的整理稿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第二天，正好省里的救灾慰问团来大寨慰问，还带着几位记者。当一位省领导看见这十条以后，问陈永贵是怎么回事？陈永贵把情况一介绍，这位领导说这十条很有价值。记者看后更是如获至宝，不几天，这十条就在《山西日报》上发表出来了，《人民日报》也作了转载，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后来陈永贵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当着上万人讲过它，在1964年5月向省委负责同志的汇报和9月3日在黄河中下游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过它，使自力更生十大好处成为大寨人艰苦创业的一笔精神财富。
陈永贵是这样阐述自力更生十大好处的：
第一，自力更生激发了干部和社员更大的干劲，调动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地是人修的，房是人盖的。国家帮助也得靠自己有干劲。大寨人在大灾之年能够以冲天的干劲进行生产自救，这干劲是从哪里来的呢？陈永贵认为就是从自力更生来的。他说社员们说得好：自力更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家园，谁也愿意建设得快一点，好一点；慢了，坏了，迟早也是自己的事，推迟建成，谁也不愿意。为了早日战胜灾害，原来积极的社员更加积极了，过去劳动差的社员也变得积极了。人们不依靠了，不等待了，脑子里就只留下多快好省，出勤率高了，效率高了，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做好。
第二，自力更生能使社员更加热爱集，依靠集体，自觉维护集体的利益。陈永贵说，十多年来，我们坚持自力更生搞建设的方针，把穷大寨变成了富大寨，一步一步地吸引着广大社员心向集体。1963年遭灾后，依靠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就看得更明显了，社员们损失了口粮补上，塌了旧房集体给修建新房。通过这些事实社员们更看清了集体的力量，把集体看成了自己的命根子。陈永贵认为，自力更生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如果没有自力更生，不去艰苦奋斗，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集体依赖国家，社员就不会热爱集体，集体经济就办不好。
第三，自力更生进一步增强了社员之间、干群之间的团结，形成了一种同心协力、克服困难的新风气。六三洪灾，集体遭了灾，社员家家户户也遭了灾。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战胜灾害，就得大家一个目标、一股劲。如果依靠国家救济，人们就会各顾各，集体闹不好，社员也闹不好。谁能单家独户在几个月内建起新房子？谁能单人独马战胜百年不遇的洪灾？坚持自力更生，就把社员们的心连在一起了。遭灾后，大队统一制订了恢复土地和房屋的计划。这个计划完成得好坏对每个社员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这就促进了社员相互团结，相互帮助。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也使大家养成了齐心合力想办法的习惯。
第四，自力更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当前，而且有利于长远。陈永贵说，自力更生战胜灾害，可以使干部和社员进一步看到自己的力量，看到生产中的潜力，因此，和自然作斗争的胆量更大了。天灾破坏了旧的，我们要建设起新的，过去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有胆量把它办好办成。遭灾前，大寨最大的地块是5亩，灾后，村里建成了15亩大的地块。遭灾前，大寨不少耕地的石坝石块小，地里缺少完整的排灌渠道。灾后，大寨人以更高的标准来建设农田，垒坝，小石头变成大石头；整地，小块连成大块，新增加了排灌两用渠。村民们说：灾害逼着咱们往高处走，咱要一年建成“永久田”，不光咱们这一辈子，下一辈子也不让它坏。陈永贵指出，自力更生战胜灾害，也增加了和自然作斗争的本领。过去，只有和旱灾作斗争的经验，这次遭灾后，从土地建设到耕作方法，又学会了和水灾作斗争的本领。过去，筑坝、垒堾等技术性强的活，只有一部分老农会干。灾后，锻炼出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第五，自力更生促进了勤俭办队，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陈永贵引用了村里人常说过的两句话：“顺手飞来的钱花一元也不可惜，自己劳动赚下的钱花一分也心疼。”坚持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办一切事业才能勤俭。靠自己的劳动积累，靠集体的资金来生产自救，大家才处处注意精打细算，尽可能地少花钱多办事。自力更生还培养了社员勤俭持家的好风尚。许多人说：集体的家业来得不容易，自己不能轻易给集体增加负担。过小光景和过大光景一样，平时不积累，遇上个天灾人祸，就感到困难了。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过光景要细水长流。
第六，自力更生考验了干部，锻炼了干部，增长了干部的才干。陈永贵认为，办法是困难逼出来的，本领是斗争中炼出来的。如果单纯依赖国家，拿上国家的钱买东西，谁还干不了！哪里还能锻炼出好干部？自力更生战胜灾害，就迫使干部在困难面前动脑筋，想办法。1963年遭灾后，大寨遇到了许多困难和矛盾，克服一个困难，解决一个矛盾，干部就有一次新的提高。其中，最重要的是，干部的思想水平提高了，在困难面前更沉着、更有办法了。大家认识到：灾害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被困难吓倒；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困难越大，办法越多。自力更生还能促进干部更好地参加劳动。因为干部不带头实干，就不能带动和影响群众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第七，自力更生能使干部和社员看到自己的缺点，找到差距，并积极想办法消灭差距。陈永贵说，不走长路，不知路远，不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困难，就不会深刻看到自己的不足。洪灾后，大寨的山流了，地冲了。山为啥会流？因为雨太大，也因为山上没有树。灾后搞建设，需要很多木材，不得不花许多钱去外边买。为什么？因为自己没有植下树。这件事使大寨的干部和群众认识到，生产发展不全面，造林工作没有赶上去。他们又进一步思考：为什么没有赶上去呢？党支部认为就是干部过去对群众的革命干劲估计不足，常说是劳力缺乏，没有认真地发动群众植树造林。自然灾害逼着大寨人抓这项工作了，结果第二年各项工作任务最繁重，可是造林成绩也最大，一个春季，全村共植树7500多株，荒山播种300多亩，等于前十年的总和。陈永贵据此认为，“工作上的差距，首先是思想上的差距，自力更生的要求，使我们认识了这个差距，也就有了消灭差距的可能。”
第八，自力更生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陈永贵说，刚遭灾，一部分人说：“国家不救济不行，大寨没有那么大力量战胜灾害。”可是我们没有要国家一分钱、一斤粮，依靠集体的力量，恢复了70%的土地，把大寨建设得更好，自力更生战胜了灾害，使贫农、下中农更加扬眉吐气，腰杆子挺得更直了，说话做事更理直气壮了。
第九，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给后人树立了好榜样。陈永贵认为，现在的青年人，都是富里生富里长，吃蜜糖长大的，没有经受过旧社会的苦，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大困难。将来他们接了班，碰到大风大浪、大苦大难怎么办？我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就让他们不仅从书本上、道理上，而且亲身尝尝困难是什么滋味，懂得应该怎样对待困难。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可以使青年人认识到：困难并不可怕，只要有革命干劲，靠自己的双手能把幸福争回来。只有自力更生，苦干实干，改变了农村面貌，才能让青年看到前途，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
第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有利于带动兄弟队克服困难，促进比学赶帮竞赛。陈永贵说，大寨大队能成为先进单位，是因为按党的指示办事，走自力更生之路。通过灾后的生产自救，大寨周围的社队，更主动地和他们联系，互学互帮，积极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当然，自力更生不是不要外援，而是说不要依靠外援，是要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事实上，大寨在医治自然灾害创伤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和其他社队的支援和帮助。首先是大寨公社其他生产队的帮助，其次白羊峪公社、沾尚公社的许多生产队，也向大寨支援过工匠，支援过树苗等。阳泉市离大寨很近，阳泉市的工业企业，也向大寨输送过钢瓦和木料，但这都是在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下进行的。虽说接受这些援助也是必要的，为大寨顺利进行生产自救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从经济价值上分析，大寨人没有搞特殊化，没有占他人便宜。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在坚定农民信心、克服自身困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大灾面前，提出不要外援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陈永贵却不同凡响，在“三不要”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不少”的口号，即：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的库存粮不少。“三不要”大寨人已经做到了，“三不少”要到秋收以后才能兑现。公社党委书记卜鸿义对这个“三不少”也有些顾虑，主要是担心不减少些征购粮指标会影响到大寨人的生活。卜鸿义为此还专门找陈永贵谈话，劝他说，今年遭了灾，哪一家也完成不了征购任务，给你减一减吧。陈永贵不领情，他很干脆地说：“不减，保证完成，而且口粮和储备都不少。”
然而，摆在陈永贵和大寨人面前的工程是异常艰巨的。一向重视群众教育工作的陈永贵对思想工作抓得更紧，做得更经常了。他说：“思想抓得紧，生活苦一些，群众也不会动摇；生活再好，不做思想工作，群众也不一定拥护你。”在党支部强有力的凝聚作用下，大寨社员们一天四出勤，超强度劳动，日战大寨田，夜建新农村，谱写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民可圈可点的壮美乐章。
生产自救中，大寨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现。
重建家园离不开钱。大寨准备给社员盖新房，拿出了储备和积累，也动员塌了房的社员拿出自己的积蓄。没有塌房的李喜庆把自己的800元存款拿出来借给大队，陈永贵问他：“塌了房的拿出钱来，为的是早住家，你没塌房子为啥也往出拿钱呢？”李喜庆说：“没有集体，也就没有我喜庆。别人的困难，也就是我的困难。我不能看着别人借上债去修房。我有存款，愿意拿出来凑个急。”李喜庆是大寨村里日子过得最勤俭、最仔细的人，每顿饭的米面都要过了秤才下锅，连双筷子都舍不得买。他的高尚行为，感动了其他人，全村共83户人家，有57户借出了款，总额达12000多元。
灾后村里要大搞基本建设，修房、修地都需要很多石头。社员赵小素、李银良看到人手不够，主动购置了一套开山打石头的专用工具，跟着贾进才学习开山凿石的技术。随后，又有28名社员自己打了32把开山镢。修地、盖房要用铁质工具和大量的砖瓦，社员们便在大队的领导下自己学习烧砖瓦，自己生起烘炉打工具。快到施肥的时候，国家拨下化肥，队里没有现款，社员们拿出了3000多元存款，借给大队买回了化肥。
陈永贵后来在《再谈自力更生》一文中总结道：
1963年遭灾后，社员们不分农忙和农闲，不分好天和坏天，一股劲地为集体干活。全大队从事农业生产的105个男女全半劳力，从遭灾到1964年秋天，除按季节保质保量地完成一般的农活外，每人平均恢复、整修和新修耕地4亩9分，修建房屋每一个劳动平均投工40多个。
真所谓天道酬勤。大寨人的血汗没有白流，他们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忘我劳动，在大灾之年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秋后粮食获得大丰收！总产量达21万公斤，亩产达到372.5公斤，仅比上年减少了4%，卖给国家粮食12万公斤，社员人均口粮也达到200多公斤，皆达上年水平，成功实现了“三不要”和“三不少”的目标。
大寨在大灾之年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是陈永贵教育村民以国为重的结果，是大寨人艰苦奋斗，辛勤劳动的结果。陈永贵总结的自力更生十大好处，在当时的确起到了很大的引导和启迪作用。正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激励着大寨人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自救战斗热潮中。虽然这十条好处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当时我们的国家还很困难，事事依靠国家是不可能的。大家遇事都向国家伸手，国家将不堪负重，更无法集中有限的财力办急需之事。如果全国农村都能像大寨人那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国家的经济调整就能减去很多后顾之忧，调整的目标就很容易实现。陈永贵作为一个农民，能够以国为家，以国为怀，能够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的确难能可贵。
二、改变劳动管理模式
六三洪灾后，陈永贵不仅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还自主改变了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模式，提出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劳动管理办法。
1963年以前，大寨的劳动管理以包工制为主，有“三包一奖四固定”等一套定额管理办法。这套包工、包产、包投资、超产奖、减产罚的办法很有效，社员干多少活得多少分，对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起了较好的作用。但在后来不断要求突出政治的大背景下，这套劳动管理办法和大寨在长期实践中，尤其是六三抗洪斗争中已经形成的思想领先、政治挂帅的原则发生冲突。如有的社员“早上出勤问工分，到了地里抢工分，计算报酬争工分”，有些干部“早上催出勤，白天搞包工，检查验收闹纠纷，晚上回来吵不清”。在陈永贵看来，这些管理办法的烦琐，群众只关注物质报酬，干部整天陷于检查工作不能自拔、不能亲自参加劳动，以及不利于发挥政治思想工作优势的弊端，必须改变。
1963年洪灾之后，房子塌了，地冲了，庄稼淤的淤、倒的倒，当时，哪里也需要人，哪里也需要工。面对这种情况，社员们迫切要求进行生产自救，将损失减至最低，他们不再等定额，不再要工分，不再计较个人得失，男女老少一齐出动，白天干，黑夜干，你追我赶地重建家园。在这个空前的劳动热潮中，有时一人干两人、三人的活，有时一人一天做四五种农活，这给评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也给陈永贵改变劳动管理制度带来了契机。
那么，究竟采用什么样的记工办法？陈永贵决定让社员讨论。在讨论中，有些社员说：“评工记分也好，按件记工也好，都是为了带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把生产搞好。要是光为多挣工分，谁也会，可是不顾农活质量，生产怎么能搞好？”一些社员干部出了个主意：“咱们不是提倡开无人商店？号出价钱，自己丢下钱拿上东西就走了。咱们社员为什么不能劳动一天，叫个人实事求是地报自己应得的工分呢？都是劳动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谁不知道谁。”一些复员军人也向党支部提出建议，说部队上打仗并没有规定打死几个敌人给多少报酬，可大家也拼命地往前冲呀！只要人人自觉起来，要不要定额都可以把农活做好。
陈永贵认为大家说得很有道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他们一不为分粮，二不为分钱，拼着命地干，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什么不能把社员也教育成像八路军、解放军、志愿军那样呢？陈永贵感到，劳动管理的关键在于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任何制度都是只卡“君子”，不卡“小人”，如果不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再严格的制度也难免出现漏洞。他要借大灾后大寨社员表现出来的这种高尚无私、不计物质报酬的难得时机，取消在大寨人看来机械的定额管理制度，建立一种突出思想、强调政治表现的评工记分法。在他的主持下，大队党支部、管理委员会和社员共同总结了原来的计酬办法，通过反复对比，决定实行1960年就曾提出过并局部采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办法。
所谓“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具体做法是：在日常劳动中，记工员只记每个社员的工别、出勤天数（分早上、上午、下午、晚上或者加班）和备考。需要说明的情况，如谁有什么特殊贡献或者未完成任务、干活不讲质量等，都要写在备考栏，为评议提供依据。评工前，党支部先在党内外进行思想动员，以教育党员和骨干积极带头做好自报公议工作，对部分党员和社员进行初评，使干部心中有数，便于掌握评议。评工开始时，在一拨人里评一个标兵，以他的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和出勤天数为标准，确定出标兵一天应得工分，即标兵工分。然后开始自报公议，社员将自己与标兵比较，按照自己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劳动态度，自报自己一天应得的工分，再由众人来评议。如果大家对自报没有意见，就按自报记工，如果有意见，则由大家评议修改。对于以少报多的社员，就让他挨着标兵干几天，比比自己是不是劳酬一致。所以，不怕有人多报，陈永贵后来在介绍经验时说：“集体劳动是实打实地干，不是假干。一个一天本来可以做十个工分的劳力，他要是报成十二分，十二分的劳力就盯上他了。干活时，两个人二牛对头，摽着干，我干什么质量，你也干什么质量。干不了半天，那个多报工分的人就草鸡了……他就又做十分的活，报十分工了。这比我们批评作用大得多，他自己就教育了自己。”
“标兵工分”实行后，由于该方法突出了少数人，对多数社员“刺伤性太大”，1965年大寨党支部取消了评选标兵的做法，改成“标准活工分，自报公议”。做法是根据各个季节中最主要的活，选定标准活（即最重最苦的活），社员再根据自己在各个季节中所做农活的工种，对照标准活去自报工分。
实行标准活工分，又带来了新问题，就是为了选定标准活，必须登记社员劳动工种，这样记工麻烦，自报公议也复杂起来。为了化烦琐为简便，又改为“标准工分，自报公议”。
标准工分，分男社员和女社员。一般男劳力一天挣十分左右，最高11分至12分，50多岁的男劳力一般七至九分，女同志最多七分。评工前，先制定好标准工分，如1966年，男社员十一分，妇女六分、铁姑娘七分。随后，用晚上的时间召开社员大会，让社员根据“标准工分”自报自己应得的工分。自报以后，当场由社员民主评议，然后由支委扩大会进行审查。审查重点是干部和党、团员及其家属。审查后，公布审查结果，由群众讨论定案。对于中午、晚上加班的社员，在自报公议工分以后加记少量的工分。在林、牧、副等各业参加劳动的社员，与农业社员一起自报公议工分。
实行新的劳动管理办法后，最初是一两天评一次，十天半月评一回，评议间隔时间短，开会公议时间长。后来，随着评工经验的积累和避免烦琐，间隔时间渐渐拉长，公议时间明显缩短。1964年基本上是一月一评。1965年发展为三个月一评，后来又发展为半年一评、一年一评，“劳动一年用两个晚上就评完了。”
这套劳动管理办法与定额包工相比，更强调总体的劳动态度、劳动质量和数量，突出人的政治思想表现。陈永贵后来曾对这种记工办法的好处进行过归纳，将其总结为五条：第一，摆脱了烦琐的定额制度，腾出了更多的时间；第二，报酬不悬殊，更好地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第三，逐步改变了人们的自私心理，逐步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第四，干部不包办代替了，更充分发扬了民主；第五，检查验收省事了。
可以看出，陈永贵对这种新的劳动管理办法非常满意。那时，每天都有不少人到大寨参观，陈永贵也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因此这套新方法得以不断宣传。1964年3月5日，晋中地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榆次召开。会前，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专程到招待所看望代表，问陈永贵准备发什么言。陈永贵说准备讲讲劳动管理。地委的这位农工部部长听说过这种办法，认为它忽视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建议陈永贵还是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陈永贵没有听，在会上还是介绍了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对这种劳动管理办法，“全场轰动，反应不一。”
1964年3月25日，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阴发祥随陶鲁笳到邯郸汇报山西“四清”。在29日的汇报中，阴发祥向毛泽东呈递了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毛联珏写的内容为“生产队社员计酬，大体合理即可，不宜斤斤计较，把制度搞得繁琐复杂”的建议。毛泽东看过后，当即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根据地社会并不都是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多的时候有几十万，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的鼓舞。”毛泽东的话不胫而走，《山西日报》记者闻风而动，写了一篇报道，将大寨的劳动管理概括为九个“活”，于4月上旬见报。
这一报道引起了中共山西省委多数领导的注意，省委随即派出由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王林堂任组长的工作组到大寨进行调查。1964年4月30日，省委工作组写出《关于昔阳县大寨大队以革命精神改进劳动管理的考察报告》。5月10日，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省委的批语肯定了大寨大队的评工记分法，要求各地在整顿经营管理工作中应普遍学习和推广大寨生产大队改进劳动管理办法的基本指导思想。1965年12月，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又印发了《陈永贵同志谈劳动管理》的专题材料，全文共分11个部分，详细介绍了大寨“标兵工分，自报公议”遵循的原则、具体操作方法、积极作用、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这一材料在与会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
陈永贵的这一发明后来传到了陈伯达耳里。1966年2月，陈伯达派方纪到大寨。3月，陈伯达在武汉听取了方纪关于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汇报，并给予该方法极高评价。他说：“大寨干部带班劳动，劳动工分在社员中自报公议，是农民的一种自我教育，他们在政治工作上搞出了一套办法，这是用实际行动向农民进行教育，不是光靠开会。”他同意评定工分可以“日常经验”为尺度，代替定额。他说：“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自己管理国家，应该是很简单的。”他还指出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可以做试验，并指示方纪等把大寨的办法在天津小站的几个大队进行试验。陈伯达还建议用“标兵工分”取代“标准工分”，认为“标兵”是代表先进的意思，而“标准工分”有点儿平均主义的思想。陈永贵很快采纳了陈伯达的建议，将“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改回为“标兵工分、自报公议。”后来，在一些文化人的建议下，陈永贵又把“标兵工分、自报公议”改叫“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
就在陈伯达发表高论20天后，《人民日报》于3月22日头版发表了陈永贵的文章，题目是：《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大寨大队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集体经济的内部充满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每一项制度和办法的制订，都要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出发，时刻抓紧兴无灭资的斗争，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大寨大队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提高人的思想觉悟。集体经济的各种制度（包括报酬制度）和办法，必须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自私心理，有利于发挥集体主义思想。大寨大队的经验说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分配制度，必须正确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劳动报酬制度的确定，既要承认差别，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不能使差别过于悬殊；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又不要搞物质刺激；既要有一定的制度和办法，又不要搞烦琐哲学。总之，必须以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为原则，而不是只调动一小部分人的劳动积极性。”《人民日报》的文章，使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逐步成为中国部分农村及国外一些地方效法的楷模。
陈永贵在大寨推行的新的劳动管理办法，是在土地公有、集中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力争政治统帅经济而实行的按劳计酬的实践尝试。在当时的大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那时，大寨每年移动几十万土石方，粮食年年增产，都证实了这种政治挂帅的记工办法的实际功效。但是，也应该指出，这种记工办法只是在集体经济生产关系既定框架内分配方式的变革，并不适应生产条件千差万别的所有农村，也不能冲破集中劳动、统一经营给千家万户农业生产者带来的束缚，因而，也就无法从制度上，也即从根本上焕发全国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当然更难使七亿农民人人折服。
三、强调思想领先
陈永贵有句名言：“思想工作要见人，生产工作要见地。”从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陈永贵从来没有放松过政治思想工作，他坚信，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得不断提高社员的政治觉悟，只要有了正确的思想做指导，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就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大柳树下，饭场会上，虎头山上，处处都是他做群众工作的基地；党内党外，会里会外，田间地头，经常有他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声音。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陈永贵更是将政治摆在了第一位，“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成为他场前场后经常讲的话。
1965年4月，陈永贵在昔阳社教工作队指导员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 的讲话，他以“毛主席的话就是最大的政治”、“打铁先得本身硬”、“思想工作要扎两条根”、“相信群众要赛过相信自己”、“思想工作要做到户，做到人”、“坚持两个阵地”立论，大讲特讲政治挂帅。他的文章主要阐述了以下五个问题：
第一，突出两个首要地位。陈永贵说：“千条万条，突出政治第一条；这重要，那重要，毛泽东思想挂帅最重要。”这就是说，进行一切工作，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而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放在首要地位。抓思想、促生产、促技术是陈永贵治理大寨的三大法宝，从1964年开始，陈永贵领导党员、干部、群众大学毛泽东著作。为了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党支部成立了一个学习核心小组。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让大家懂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当真革命，不当假革命；兴社会主义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做政治思想工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如同盲人骑马，不保走到什么地方去。”
第二，依靠两方面力量。这两方面力量一是指党员、干部，二是指贫下中农。陈永贵说：“打铁先得本身硬。党员要成为社员的表率，支部委员又要成为党员的表率。支部是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核心，做人的工作的人反而不如别人，你再说得好，人家也不信。”政治工作从哪里着手？陈永贵认为“贫下中农是集体经济的台柱子，把台柱子举起来，眼就亮了，心也明了。所以，我们把贫下中农当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依靠对象和依靠力量”。陈永贵认为贫下中农在农村人口中占多数，依靠他们，把他们的思想工作做好，党支部就可以掌握绝大多数，就不愁做不好整个村民的工作。
第三，坚信两个基本观点。一个是相信群众自己可以解放自己，一个是思想工作不能一劳永逸。前一个观点，是要“摆正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制度和人的关系”，从而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发扬民主作风，坚持群众自我教育的原则。陈永贵以大寨的劳动管理为例，说明了这一基本观点。他说，1960年以前，我们搞劳动管理的时候，干部总是包给社员一宗农活，定上工分，限定时间，规定质量标准，这说明干部不相信群众，不相信政治思想工作。于是，进行了劳动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行了自报工分，主要依靠大家的觉悟。“因为我们看重人的作用，相信大家，依靠大家，大家越干越劲大……确实，现在自私自利的人，很少很少了。过去定10分，只能做8分，现在定8分，就能做10分。这会儿的集体主义，不是嘴里说爱集体，心里爱自己，而是嘴里说爱集体，心里更爱集体。社员们真的爱开集体了，什么事情还怕办不好！”后一个观点，是指事物不断发展，思想不断变化，因而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天天做，不断做，才能促进人的思想不断进步。陈永贵说：“人的思想比电还快，说话中就要变化，每天都有变不完的新花样，这就得不断抓活思想，就得把思想工作做到户，做到人，而且要就地取材，树立典型，让大家向典型学习。”为了及时、不断地做群众的工作，党支部实行了党员分户包干的制度，有的包三户，有的包两户，以通过思想教育和党员的模范言行，感染和鼓舞社员，完成好集体生产计划。党支部定期召开党员大会，让大家汇报社员们的思想状况，研究和交流做思想工作的方法。
第四，利用两个重要阵地。一个是田间，一个是饭场。坚持把这两个重要阵地的思想工作做好，就可以把思想工作渗透到生产生活中去，从而及时地抓住活人活事活思想，把思想工作做深、做细、做活。“思想工作必须见人，见人就得下地。在家里坐着是不会等到人的。干部下了地，做思想工作，有机会，也有针对性，大家也乐于接受”。因此，陈永贵说他非常重视生产第一线的思想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坚持了饭场会上的思想工作。过去的饭场会上，人们谈论的话题不是东家长，就是西家短。互助组时期，党组织占领了饭场这个阵地，将饭场变成了进行思想工作的舞台。“现在，我们的饭场，不是评论东家长西家短，而是议论好人好事好思想，坏人坏事坏思想。对集体有利的事和人，都要在饭场会上受到表扬，对集体不利的事和人，就要受到大家指责。好思想在这里得到传播，坏思想在这里受到批判。”
第五，坚持两个好制度。一个是党员分户包干联系群众，一个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党员分户包干、交朋友，既可以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又可以提高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最有力的思想工作。
陈永贵强调政治挂帅，不仅有一套宏论，而且，在实践中干得也有章有法。
“抓住苗头不放松”是陈永贵做思想工作的一句格言，也是他强调的“思想工作的及时性”。所谓“抓住苗头不放松”，就是思想工作要及时做，抓活人活事活思想，有问题就马上着手解决。有一次，陈永贵对社员说：“听说井沟社员的干劲可大哩，咱们可不能放松，要不，咱大寨就会落在兄弟队后面！”谁知，二队队长贾承富却说：“不怕，要说干活，咱大寨人伸出一只胳膊，也顶他们两个人！”党员贾承庆也随声附和。陈永贵一听，感到气味不对，当天夜里，就和党支部委员开会讨论这件事，决定让社员们到井沟大队看看，以克服骄傲自满的毛病。第二天一大早，大寨的50多个社员翻过虎头山，到井沟参观。他们在那里看见井沟人干得比自己还热火，质量也很高。回来的路上，贾承富和贾承庆才对别人说：“咱的眼光太短，只看到自己，看不见兄弟队长处，骄傲自满要不得！”算是向陈永贵承认了错误。
陈永贵做思想工作强调“各种机会不放过”，这就是他强调的“思想工作的随时性”。所谓随时性，就是不分时间、地点，随时进行思想教育。一日三餐的饭场会、一月一季的评比会都成为陈永贵做政治工作的好场所。有两道重修的石坝，青年社员李美叶垒了一道石堾，有的地方凸出，有的地方凹回，结果，一凸一凹，减少了两犁宽的耕地。而老贫农赵怀金垒的，不仅根子扎得深，而且垒得直。党支部发现这一情况后，饭场会上表扬了赵怀金，又组织大家谈论“为什么两道同样倒塌的石坝，两个人垒成了两个模样？”党支部还在每月、每季、每年进行评比大会。评比会主要是给每个人评功摆好，同时也勉励每个人改正自己的缺点。饲养员赵启富领着两个社员，负责饲养队里的牲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