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事情没有完。
因为那是个特殊的年份，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哪一个人特别是“当权派”想不介入也不行，因为处处有两派，非彼即此，“中庸之道”是“文革”中被批判得最厉害的一个词。
依照政治派别的分野，部队文艺团体也分裂为两派。1967年5月初，其中的一派打着庆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旗号，串联了驻京部队几个持相同观点的文艺团体，要搞联合演出，实际是完全排斥另一派的派性演出。这一派人认为只有他们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只有他们才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上，并自称“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另一派则扬言：他们胆敢搞联合演出，我们就去冲，砸会场。结果，5月13日晚，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时，遭到了另一派的冲击，两派发生严重武斗，伤了数十人。这在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件大事，被称作“五一三”事件。“五一三”事件反映了政治派别间的矛盾。为联合演出那一派在背后撑腰的，正是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另一派则坚决反对他们。
事件发生后，林彪立即表态支持吴、李、邱一伙。5月14日，叶群带着关锋到医院代表林彪慰问了演出一派的伤员，对砸会场的那一派的伤员根本未予理睬。6月9日，林彪亲自观看了所谓“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文艺团体的演出，新华社专门为此发了消息。这些用意明显的举动，大长了邱会作所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与之对立的另一派的威风。在那个年代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若是明确支持二派中的一派，即意味着另一派政治生命的结束。果然，林彪表态后，冲击演出的一派很快土崩瓦解；而邱会作则与吴法宪、李作鹏一起，成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也就进一步加固了他们与林彪叶群同生死共患难的关系。
1967年7月，邱会作被拉进“军委看守小组”，成为该小组核心成员之一。这个小组是负责看管总政治部的（总政在“五一三”事件后不久即被林彪集团“彻底砸烂”），并负责驻京部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为邱会作日后更积极的配合林彪集团整人害人提供了方便条件。
邱会作把“五一三”事件看成是他们一伙胜利的纪念日。他把“五一三”和“一·二四”同样看作是林彪保他活命的“再生日”，因而多次在这两个日子里向林彪、叶群写效忠信，送效忠礼。邱会作曾亲自选定一个用象牙与有机玻璃制成的台屏献给了林彪。此后，邱会作对林家的衣食住行，包括药品、毒品等全力保证，曾动用大笔外汇为叶群进口两部高级轿车和摄像机。对毛家湾的房屋施工，邱会作做批示的原则是：让怎么修就怎么修。
据说林彪怕风怕到了连他的手下人走路带起的风都怕，因为怕风，后来连厕所都不去，要大小便就在屏风后面进行。邱会作听到此事，马上叫人特制了一张“拉屎屙尿椅”，用红绒包扎，以防久坐受风着凉，真是“用心良苦”，邱会作也成了林家称职的“总后勤部长”了。
这些献媚举动，是为了向林家报再生之恩，也表明邱在极力向毛家湾靠拢，他认定了林彪这棵大树好乘凉。邱会作在“五一三”事件之后不久写给叶群的一封亲笔信中说，要借“五一三”这个东风，作为改变我们形势的伟大力量。在“五一三”事件三周年时，邱会作与吴、李联名给叶群写效忠信说：“‘五一三’政治流血事件，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它揭开了砸烂总政阎王殿斗争的序幕。”
邱会作坐回总后部长的宝座，顿时又神气起来。他要报仇，要反扑，像当年反对过他的人开刀。被他整倒的人不计其数。
叶群看到邱会作忠心耿耿，特意题诗一首，诗名曰《咏菊》：“繁霜冷雨独从容，晚节尤能看此工。宁可枝头抱蕊老，不能摇落坠西风。”
叶群拿着这首诗，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那一天，把些好同志都打成那样子，我还去医院看了被打伤的同志，我感到很难过。”其实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正是她们一伙挑动群众斗群众，给部队和地方造成极大的混乱的损失。
“今年是‘五一三’三周年，”叶群抖着手中的几封信说，“你们看，这是黄、吴、李、邱他们几位老总寄给我的信，唉，他们把我说得太过分了。怎么办？一一回信不好处理，全写成一样的信也不像话，一人写一个样子，又太费事，我想来想去，就写首诗吧，三个人都有了，不就行了？”
邱会作接到叶群的题诗，这一喜非同小可，他把这首《咏菊》诗精心刻在菊花砚上，回赠叶群。
林彪也更加旗帜鲜明地支持着邱会作。
1967年8月9日，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负责人时发表讲话，突出地提到了邱会作，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府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是正常的。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二、坏人斗坏人；三、坏人斗好人，像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损失，但这是内部矛盾，容易解决。只有第三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好人挨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如果是坏人整好人，就不要怕，顶多就是邱会作……那样，要顶住，要沉住气。要看到形势对我们有利，这是个百年大计……”
林彪的“八九”讲话为乱中夺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尤其为邱会作等干将撑腰壮胆，提供了保护伞。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干得更为卖劲，他不仅向叶群报告，提供黑名单，还加紧直接对总后的干部群众进行迫害。邱会作为了在总后实行彻底的“改朝换代”，给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强加罪名，肆意迫害。邱会作把反他的人通通诬为“走资派与坏分子相勾结，在总后进行反革命夺权”，说“凡是走资派、坏分子都有黑线、三反言行、叛徒、特务等问题”，因而先后给总后五名领导和军职以下457名干部强加“叛徒”、“特务”、“三反分子”、“现行反革命”、“坏分子”等等几十种罪名。他大搞以我划线，层层站队，把斗争矛头首先指向妨碍他彻底夺权的总后领导。为了达到目的，邱会作罗织罪名，制造冤案，丧心病狂，手段卑鄙到了极点。
为了把总后原副部长饶正锡定为反党分子，邱会作指使人非法搜查饶的文书笔记。搜查中发现饶正锡在1953年全军卫生工作会议期间，听取原东北军区卫生部部长彭方复汇报时的记录中，有一个“彭”字，邱会作同伙喜出望外，立即把这“彭”字翻拍成照片，这就成了饶正锡接受所谓彭德怀黑指示的罪证。总后原副部长汤平，早年在红三军团工作过，与彭德怀、黄克诚常有工作联系。1959年汤平回家乡接老人来京，回京后向黄克诚汇报时，顺便谈到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邱会作便硬说是黄克诚派汤平回农村搜集情况，作为庐山会议上发难的炮弹，四次写信向叶群报告，并立案审查，非法关押，致使汤平囿于囹圄，含冤身死。邱会作还把领导与群众上挂下联，制造集团冤案，成批地诬陷迫害干部、群众。他说：“敌人一定是一帮一帮，一伙一伙的。”还说：“总后的叛徒、特务可以挖一窝子，不是一两个。”煽动各个单位制造集团冤案。光他直接支持、批准制造出的“反革命集团”、“特务集团”等冤案就有17个之多。他伙同陈宠等人在总后机关制造出《特务叛国外逃集团》冤案，就株连了总后原政委李聚奎等26名军职以上干部和269名师职以下人员。
邱会作不仅跟眼前的同级或下级过不去，还把矛头对准高层，往那些德高望重的共和国元老身上泼脏水。
1967年6月，邱会作指示总后“文办”主任王希克等人编造诬陷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的材料，7月又用革命组织名义印成传单，公开地、肆无忌惮地诬陷徐向前是“埋在党内军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是个标准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煽动打倒徐向前。这张传单是在“打倒拿枪杆子的刘邓”的历史背景下炮制出来的，因而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抓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组成部分。邱会作将这一举动叫做“追上线”、“挖后台”，很受林彪欣赏。
于是，在邱会作眼里，除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可能一时半时也动不了，其余人都要“烧一烧”，烧对了是功劳；烧错了是对其考验，自己总是对的。于是连人们心目中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也在所难免。1968年底，邱会作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全体（扩大）会议上，颠倒历史，硬说朱德“在井冈山开始就反对毛主席”，“他那个总司令一天也没有总过”。特别是邱会作诬陷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更是恶毒至极，其用意仍是抬高林彪在历史上的地位，将所有人排斥在毛泽东、林彪之外，同时将自己与那些过去曾共同战斗过、现在成了批斗对象的人划清界限。
1968年3月24日“杨余傅”事件之后，吴法宪曾对邱会作说：“别人说你同杨成武的关系密切，同叶帅的关系也不干净。”邱会作听了后，立即打主意，要证实自己是“干净”的。
其实叶剑英一生的为人邱会作是清楚的，长征时他就在叶帅身边工作。五十年代初，他同叶帅在华南军区共过事。“文革”初期他在西山躲藏时，叶帅有时一天两三次去看他。
1968年3月27日，军委办事组搞叶帅材料时，黄永胜在会上说：“今天要讨论一下整理叶剑英的材料问题，看起来他的问题不少，要把材料搞起来。”
接着，黄永胜提出要成立专门的材料组，分工李作鹏管材料组的日常工作。由于李作鹏临时有事，邱会作来组织材料组开会，批准调军委办公厅档案查阅，邱会作还批准了材料组整理叶帅的黑材料。
他曾两次攻击叶剑英元帅，又在军委办事组指使李凯、韦业功等搞叶帅的所谓罪行材料。同年12月，根据李作鹏传达的江青的旨意，邱会作又布置李凯组织人搞所谓“二月逆流大事记”，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邱会作还伙同黄永胜、吴法宪拘留审讯二医大学员钱信莎和利用叶向真专案挖“后台”，矛头指向叶剑英。
也算几经“考验”，邱会作已义无反顾地成为林彪线上的人。他与其余几个干将成了毛家湾的座上客。平日静悄悄的毛家湾也因这几个常客的到来，热闹起来。
主人自然是叶群。她喜欢将这些人邀到毛家湾看电影。只要一看东院的庭院里停放着一排小轿车，就知道西院的会客厅里坐满了“观众”。由于每一场只能容纳一二十人，加上主人有意使某些“观众”之间彼此不致“碰面”，所以常常分几场放映。所映的影片，也大多是进口的外国片，也有一部分“文化大革命”前的老片子。这些片子有的客人尽管看过了，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影片本身，最主要的是，来的人都明白，这是“林副主席”给予的最高待遇，能走进这个客厅，便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证明，所以凡是进出这个客厅的人，都有一副春风得意的姿态。按“纪律”，此事不得外出，但其得意之情可以在内心里“传”，也可在享受同等待遇的人中间“传”，那感觉一定是既感激又刺激。
前面说到，这里的常客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陈伯达；有时专门请他们的夫人和子女，也有时是请林立果在空军党办的战友。
常跟林立果来看电影的人，后来也多半成了林彪死党。有一次，林立果把他的亲信周宇驰、王飞、刘沛丰等人连同家属小孩，一同被邀到林家。叶群亲自招待这些人看了四部电影，给大家分糖吃，还送了纪念品。连林彪也亲自出面，又是讲话，又是照相，当事者莫不受宠若惊。
还有一次，叶群邀请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黄夫人项辉芳、李夫人董其彩、邱夫人胡敏，还有他们的子女，见过林彪，看过电影之后，已经快半夜了。这时，叶群正在兴头上，又带着客人乘一辆辆小车到三座门招待所去吃顿“忆苦饭”。
这顿“忆苦饭”第一桌上是叶群、陈伯达、黄、吴、李、邱等几员大将，第二桌是各大将的夫人；以下各桌是各大将的儿女和工作人员，一共坐了六、七桌。
只见在每张桌子上，都摆着一盘比大拇指稍大一点的精制包米面窝窝头，这就是“忆苦饭”的主食，虽然是粗粮，但做得细致，吃起来香甜可口。除此之外，还有八大盘新鲜味美的凉共，大米绿豆粥和新做的油酥烧饼。
黄、吴、叶、李、邱经常进出三座门招待所，笔者有一个在那里工作的一位战友，在当年“四大金刚”红极一时，曾与我私下议论过他们的丑态，他还学着吴法宪一边往外走一边口里嚼着猪蹄的样子。要知道，我这位同学战友对工作的地方一向是守口如瓶的，竟忍不住说出他们的表演，可见其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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