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亚楼将军临终前说的“四条”，虽然“死无对证”，但据说上面有“刘亚楼”的签字，虽然人们半信半疑，但这个“四条”在无中生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林彪、叶群就是据此向罗瑞卿发起进攻的。那么这个“四条”究竟有没有？如果没有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
作家许晨对此事作了调查，写有一篇长文（载《浩劫初起》：《空军上将刘亚楼遗言之谜》，团结出版社），其中写道：
历史选择这两个人主持操办刘亚楼的后事，不是偶然和盲目的。他们一个国防部长（林彪），一个总参谋长（罗瑞卿），都是负责军队事务的，此乃分内之事。但由于脾气性格、作风气质、人生追求大相径庭，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碰撞以至冲突了。与他俩都相熟、刚刚去世的刘亚楼，自然成为林彪手中一张可以致对方于死地的“王牌”……
公祭大会之后，刘亚楼的骨灰盒由他的子女捧着，在数百名解放军战士的护卫下，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至此，追悼刘亚楼的活动告一段落，善良的人们以为：从此刘将军的英灵大概会安静下来了。
然而，非也……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翟云英回到家里，感到到处都是空空荡荡的……
几位热心肠的老大姐，邓颖超、林月琴、薛明、郝治平等，十分理解此刻翟云英的心情，纷纷前来看望她和孩子们，劝慰她节哀保重……
这些宛如一股春风，给翟云英冰冷的心中增添了些许暖意。可没想到，那位一直对刘家恭敬有余的空军二把手吴法宪却弹出一个不和谐音。
葬礼刚刚结束，吴法宪派他的秘书何汝珍来找翟云英：“吴政委说了，送灵的人准备回去，是不是在你家搞一个小宴会，请请他们？”当时，上海空四军政委江腾蛟等人陪送骨灰到京。
翟云英尚沉浸在失去丈夫的悲痛之中，一家人几天来都吃不下饭，哪有心思请客？一口回绝：“我们家死了人，又不是办喜事。请客不是有招待所嘛……”
“那……”话不投机，何汝珍又转弯抹角谈起另一件事：“翟医生，我听说刘司令病重时给你说过，将来空军让吴政委挂帅，是吧？”
“我没听说过。这么大的事情由中央研究决定，哪能个人乱许愿。”
这位善于逢迎的何秘书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同时也为翟云英将来的厄运埋下了伏笔。“文革”中，翟云英以“莫须有”的罪名蒙难，这个抱上吴法宪粗腿的何某人专门跑到门诊部，恶狠狠地上台批斗：“翟云英一贯反对吴司令当空军司令……”
身材臃肿的吴法宪，见到翟云英及刘家的孩子们，还是一脸笑纹，只是功夫大减，不像过去那样经久而不衰了……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人物：敦厚与奸诈、聪明与愚蠢、胆小怕事与狂妄自大，在他身上十分鲜明地混合在一起。
吴法宪这样一个人，不能说他没有为人民做出过贡献。尤其在担任空军政委期间，表现出少有的谦虚、诚恳与勤勉。他对空军刘亚楼司令员极其尊重，一切以刘司令的意见为准，甚至号召空军人员都要采取这个态度。“因为刘司令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是经验丰富的优秀指挥员。”以至人们私下议论他是“提包政委”，意即时刻提着司令员的公文包在后边跟随的角色。
当无情的病魔把刘亚楼将军击倒在病床上之后，吴法宪确实十分难过。他亲率空军党委常委们，日夜守护在病房里，忧心如焚，好像自己的亲人不可救药一样……刘亚楼去世了，他除了跑前跑后，帮助处理后事以外，还怀着悲痛莫名的心情，在《解放军报》上亲笔撰写了一篇题为《痛悼刘亚楼同志、学习刘亚楼同志》的文章……
很难想象，写出这样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的人，一年后会疯狂地迫害被悼念者的遗孀。人啊，就是这样复杂；生活啊，就是这样非理性。当然，这是后话。
尽管翟云英顶了他的秘书，令他不快，但他这时没有发作，甚至还常到刘家看看，关切地对翟云英说：“刘司令不在了，你们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会想办法解决的。现在人事很复杂，好多人都往老帅们那儿去了，你最好也别去，弄不好受牵连……”当翟云英谈到罗总长很关心她们一家，常打电话来问候，或让夫人郝治平大姐前来看望时，吴法宪却板起了面孔，不阴不阳地说：“你呀，别拿罗瑞卿当好人。他往医院里写那封信，实际上是想让刘司令生气，早死。”
啊？翟云英睁大了眼睛，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
本来，吴法宪跟罗瑞卿没什么宿怨，见面从来就是一张谦恭的笑脸，只不过这时他已死心塌地地上了林彪的贼船，一切唯主子旨意是从。
在中央召开的解决“罗瑞卿问题”的紧急会议上，林彪指挥各路亲信一齐上阵，形成对罗瑞卿的密集火网。已经成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果真没有辜负林总的“厚望”，紧跟叶群做了长篇发言，诬蔑、诽谤罗瑞卿“向党伸手”、“夺取军权”、“想当国防部长”云云，主要论据就是前空军司令刘亚楼反映的那“四条”意见。用林、叶的话说：这是一颗置罗瑞卿于死地的“原子弹”。
不妙的是，这种谎言太拙劣了，明眼人很容易看出破绽。传话人已于半年前去世，是真是假，谁说得清？难怪当林彪私下里问叶群：“罗瑞卿承认了吗（指揭发批判材料）？”时，叶群气哼哼地发牢骚：“他能承认吗？他只承认他有缺点错误，其他一概不承认。特别是我揭发的他让刘亚楼转告我逼你下台的‘四条’，他根本不认账。刘少奇他们也直摇头，说是难以置信。”
“唉！”林彪叹口气。看来“四条”一事编得太不高明。“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到底，决不能让罗长子翻案！”
“这个我明白。我让吴法宪去找翟云英，让她证明听见过这‘四条’，再让吴胖子从侧面证明一下，让罗长子有口难辩。”
就这样，矛盾的焦点突然转移到刘亚楼的未亡人——翟云英身上。冷落了半年之久的空军19号小楼立时热闹起来，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后，三番五次地前来缠磨翟云英。
“刘司令讲那‘四条’时候，你不是在身边嘛，一定听到了。”
“不！我没听到。”当时翟云英并不明白这“四条”的重要性——关系着罗瑞卿将军的命运和林彪一伙的大事。她只是凭良心说话，没有就是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那天叶群去看望刘司令，临告辞时，他说的，是吧？”
翟云英摇摇头：“他只跟叶群谈了豆豆（当时在《空军报》社工作）的情况。”
吴法宪搞不到证明，急得抓耳挠腮。叶群得知后，骂了他一声“笨蛋、草包”，当晚便直接给翟云英打电话：
“云英同志嘛，你好吗？孩子们都好吗？有这么回事，吴司令给你说的那‘四条’的事，你知道就直说嘛！不用怕，有我和林总呢。”
“叶群同志，我真的没听到。我记得你们只是谈了谈家常话。”
话不入耳。叶群“啪”地放下了电话。
隔了几天，吴法宪又带着秘书来到刘家，客气地说：“翟医生，我想起来了。刘司令讲‘四条’你没听到。他临终时老是晃动四根指头，你准看见了吧！”他说着，还伸出香肠一样的手指摆了一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亚楼谈话有个习惯，爱挥着手打手势，这你是知道的。”
“是呵是呵，挥四根指头，就是指‘四条意见’，让人们别忘了，对吧？”
“我没看清是五根，还是四根。”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这样吧，是叶群让我找你了解这个情况的。我跟你谈没谈，她不清楚，你是不是写个东西证明一下。”
翟云英拒绝了，“我现在身体不好，脑子很乱，写不了……”
吴法宪眨眨小眼睛，恨得直咬牙，心说：这笔账先给你记下，起身悻悻而去。第二天，他叫秘书代写了一张纸条，拿来让翟云英签字。
后来笔者查到这张纸条的内容，纸条上写着：
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翟云英接过纸条，见上面写着：证明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刘亚楼同志的夫人翟云英谈过“四条”一事。她觉得这里面没什么，是有这么回事，便没多加考虑，提笔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唉！单纯的翟云英走了一步大错而特错之棋，此后无数个不眠之夜，她都深深地为此而感到愧疚。因为林、叶一伙正是在这个签名上大做文章，置罗瑞卿于招架之力的……但能单单责怪翟云英吗？不！她的心地太纯真了，太善良了，她哪里想得到阴谋家们是什么事也能干出来的。
秘书拿回去那张纸条后，吴法宪等人立即做了加工，在上面添加了刘亚楼挥动“四根指头”表示四条一说，并且也签上“吴法宪”的大名送上去。
叶群一看，如获至宝，马上报送林彪过目。
林彪毕竟老奸巨猾，翻来覆去看了一遍，说：“你们还要搞得圆满一点。这个样子送上去，人家会说：中央在上海开紧急会议，是保密的，翟云英怎么知道？还写出了证明？”
叶群心领神会，马上打电话与吴法宪商定：如果有人问翟云英为什么和你吴法宪一起写证明，就说是因为翟云英经常去罗瑞卿家，听到他出问题的风声，为了及时反映情况，找到吴法宪一起写的。至此，大功告成。一个不明不白的死无对证的“四条”，硬扣在罗瑞卿头上了……
1966年3月，党中央和军委，再次召开批判罗瑞卿大会，一些人动不动就把那“四条”搬出来，迎头泼一盆污水。吴法宪更是有恃无恐，又是发言，又是向中央写信，肯定罗瑞卿讲了“四条”，据此指控他“妄图夺取军权的野心暴露无遗……”刘亚楼夫人签字的证明材料赫然在案，罗瑞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从而在劫难逃，坠入了苦海深渊……
许晨认为，“文革”之后，他看到过一些材料，说是翟云英被吴法宪逼得没办法，只好主动承认“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为林、叶整罗提供了假证。事实并非如此，翟云英本人也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阴谋对阴谋家来说，犹如孩子手中的七巧板。”
以上引述虽出于一人之笔，但不能说是一家之言。经空军编审委员会审定的《刘亚楼将军传》也认为：翟云英不失为一位坚强、正直的女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叶群、吴法宪为整倒罗瑞卿，捏造出刘亚楼临终时有什么“四条遗言”，并强迫翟云英提供假证。叶群、吴法宪多次亲自出面，对翟云英软硬兼施，耍尽了花招，但翟云英始终坚决不从。她凭着党性，凭着对丈夫的忠诚，凭着自己的良心说话：“亚楼生前没有说过的就是没有说过！”为此，翟云英和家人长期遭到迫害，全家被扫地出门，翟云英被叶群列入所谓的以罗荣桓元帅林月英为首的“寡妇集团”的重要成员，而被赶到农场“劳动改造”。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翟云英和家人才重见天日。
事实是，自从刘亚楼病重以后，罗瑞卿总参谋长十分关心，经常打电话问候，并专门从北京给刘亚楼写信，叮嘱：“你要好好休息，工作要放开，多想身体的事，安心养病……”
1965年5月3日，罗瑞卿赶到华东医院，护士给他送上一个口罩，他却摇了摇头，示意不愿戴口罩去见生命垂危的老战友。他疾步走进刘亚楼的病房。
是回光返照？还是心有灵犀？陷入昏迷的刘亚楼突然清醒过来，望着兄长一般的罗总长来到身边，嘴角现出一丝笑纹。
罗瑞卿俯下高大的身躯，凑近刘亚楼的耳边，轻声说：“亚楼，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都很关心你的病情，你一定要坚持，要斗争啊！”
刘亚楼非常吃力地说：“感谢……毛主席、中央首长……关怀，请他们……多保……重。现在……工作……很紧张，你们都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关心……爱护……自己的……身……体……”说完又昏迷过去了。
第二天下午，罗瑞卿在上海锦江饭店召集吴法宪、王秉璋、曹里怀、徐深吉、张廷发、王辉球、余立金、聂凤智等空军和南空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还有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
罗瑞卿心情沉重地说：“刘亚楼同志病到这样的程度，看来是好不了啦，这对我们是个大损失，是个打击……他患的是不治之症（在肝硬化基础上发生的肝癌），这是没有法子的事。谁都不愿意他离开我们。但这是现实，我们只有按照共产党人的办法，化悲痛为力量，把工作搞好。空军是集体，亚楼同志在要把工作搞好，亚楼同志不在也要把工作搞好。亚楼同志已经病成这个样子，我们只有把责任承担起来……”会议最后研究了刘亚楼的后事安排。
5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讣告，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因患重病，医治无效，于1965年5月7日15时1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
虽然因那个所谓的“四条遗言”而备遭磨难，罗瑞卿却是个大度的人，并不因此嫉恨谁。
1977年的清明节，一个雪冬之后的春天，翟云英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瞻仰了丈夫的照片后，心中泛起一丝苦涩。她知道，在社会上，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认为是她证实了刘亚楼的“四条”，才把罗瑞卿打翻在地的。她出门上街，时而有不明真相的人对着她的背影指指点点……
离开灵堂，翟云英打听到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罗瑞卿，正住在西山某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当即决定带着孩子们前去看望这位蒙难多年、刚正不阿的罗大将军。
历史被撩开了沉重的一幕：背着“揭发”黑锅的翟云英和被揭发者罗瑞卿见面了……
“啊，是你们，云英同志，快进来坐。”被凄风苦雨折磨后的罗瑞卿仍是那样开朗乐观，他放下正在看的书，笑着招呼走过来的翟云英和孩子们。
翟云英望着平素总是挺立在那里，与他谈话总有一种仰着头的感觉的罗瑞卿，如今却再也站不起来，除了面容已老了许多，最扎眼的是那条空荡荡的裤筒……翟云英的心像被刀剜了一下，眼泪涌满眼眶。稍微平静之后，她说出了压抑在胸中多年的话：
“罗总长，这些年我就是想见见你，跟你说一说，他们说亚楼讲了你什么‘四条’，可全是造谣啊！说我签字证明，也是他们耍的鬼把戏。我绝没有做那个假证，我不会干那种事的，请你相信我……”
罗瑞卿努力挪一下身子，摆摆手说：“这件事不要提了。云英同志，你也别背包袱。我很了解刘亚楼同志。关系一直很好，怎么可能冒出个‘四条’来呢？我根本不相信。我心里清楚，这完全是林彪为了搞我编造的谣言，这笔账应该算在他身上。”
罗瑞卿不愿再回忆那难以回首的往事，仍像当年关心部下一样地询问着：“我听说你也吃了不少苦，你现在生活怎样？有什么困难没有？”
“罗总长，这……”翟云英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她心中多年的重负也随着这落下的泪光消失了。当她走出罗瑞卿休养的地方，觉得眼前的阳光从来没有这般灿烂。
以后，胡耀邦总书记为澄清事实，请总政治部调查了解。总政治部经调查后，专门派人登门向翟云英转达胡耀邦总书记和总政领导的关心：“中央对刘亚楼司令员评价很高，当年的悼词没有变。至于那个‘四条’，完全是林彪一伙故意制造的谎言。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至此，所谓刘亚楼遗言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