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解放后，黄永胜南下广西，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司令；第十五兵团兼广东军区司令；华南军区副司令等职。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后继任中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此时的林彪为“中南王”，黄永胜仍为其麾下的一员大将。黄永胜的革命历史真是一本挺厚的功劳簿。
在二野时，黄永胜和罗瑞卿共过事，也许是这个原因，在林彪发起对罗瑞卿的打击时，黄永胜“作战”不力，不像李作鹏、吴法宪那样冲锋陷阵，林彪对此很不满意。叶群给他透了信。黄永胜很紧张，怕失去在林彪眼中的地位，赶快给叶群写信，信中说“我说得不好，跟得不紧，我不敏锐……你转来林彪的指示，我是蠢猪。”几个月后，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芳感觉到全国政治风浪有变，决不能再失去林彪这只大船了。他们设法靠拢林彪。正好他们的四个孩子到北京串联，开始住在贺龙元帅家。黄永胜得知后马上命令他们返回广州，夫妇俩联名写信给叶群：
……我们四个小孩外出串联，住在北京时，曾多次到林月琴（罗荣桓遗孀）和贺家。我们是11月26日才知道的，当晚即以项辉芳同志生病住院为名，叫孩子们立即回广州，他们也于28日离开了北京。
林月琴那里，我们曾给孩子们打过招呼，不让到她家去，但不好把内情告诉他们。贺的情况，我们十一中全会以后才知道，孩子们早已外出。当然，就是在家也不便告诉他们。所以，他们糊里糊涂，被人拉着，经常去小龙那里！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待回来后，再予查问。总之，孩子们幼稚，容易上当，今后我们一定加强教育。
黄永胜
项辉芳
1966年11月29日
当黄永胜的孩子们一回到广州，黄永胜就教训了他们一顿，同时叫他们给“林彪伯伯”和“江青妈妈”写了一封信，信中造谣说他们到林月琴家里，林月琴对他们特别好，并一再打听广州军区“文化大革命”情况，这是别有用心。还说贺龙的小儿子小龙搞秘密组织，准备秘密串联，找可靠的人，说罗家和贺家的人在调查、整理王任重的材料及关锋、戚本禹的讲话。告李井泉给贺龙打电话，薛明与秘书帮小龙修改材料等。林彪很欣赏这种全家式的效忠，不但原谅了黄永胜的不得力，还准备重用他。
事隔不久，发生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被打倒，黄永胜被扶上了总参谋长的位置。
叶群及时将这个“好消息”透露给黄永胜：让你当总参谋长是林彪提议的，林彪早已有内定。林彪让我宣传你的历史和大节好。
就这样，黄永胜后来居上，比另三大“金刚”上贼船晚，却最受重用。
黄永胜如此强烈地表白，要如何与罗荣桓家划清界限是最令人费解的。恐怕多数人还不知黄永胜与罗荣桓的关系，其实罗荣桓真可以称得上是黄永胜革命的领路人。在60年代之前，黄永胜对此不但不否认，还经常说在嘴上，写在文章里。1960年，黄永胜写过一篇《井冈山上红旗飘——连队生活回忆片断》的文章，文章的中心是歌颂当年他当班长时，连党代表罗荣桓对他的教导，文章情真意切，完全发自内心。估计现在已经很难读到这篇文章了。为了说明黄永胜当年与罗荣桓之间的关系，摘引最为生动的三节，供读者自己品味：
“难忘的一件事”：记得在1928年秋天，有一次轮到我担任连的采买。吃过早饭，我同连里的军需上士到墟上去买东西。那天上士泻肚子，快到墟上时，他交给我一块大洋，叫我先去买菜。我把钱随手往口袋里一放，便穿过拥挤的人群，直向菜摊走去。买好了菜，准备付钱，我往口袋里一掏，里面竟什么东西也没有了！翻过衣襟一看，衣服口袋不知什么时候扯了一个二寸来长的大口子。这一下把我急坏了。头上立刻冒出黄豆大的汗珠子。稍定了一定神，我便急忙瞪着眼睛沿着来路找去，一面走一面心里打鼓似的通通直跳。一直走到原来上士交给我钱的地方，哪里还有它的影子！以后遇见了上士，当他知道了这件严重的事情，便着急得没好声气地埋怨我说：“你怎么没有把自己也丢了呀？这是全连一天的菜钱，你这不是存心不叫大家吃饭吗？”
……在挑着担子往回走的路上，上士还是边走边咕咕噜噜地埋怨着我，我又急又气又难过，可就是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想，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怕要受严厉处分了；自从参加革命以来，自己还没受过任何处分呢！
回到连里，上士便同我去见罗党代表。我一见罗党代表便说：“报告党代表，我今天犯了一个大错误！”
党代表诧异地问道：“犯了什么大错误呀？”
上士插嘴说：“他把连里买菜的一块大洋丢了！”
党代表皱了皱眉头。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他听了之后便对我说：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呀？你不知道公家现在困难得很吗？别说一块钱，就是一毛、一分钱也来之不易呀！”
我惭愧地说：“我也知道丢了公家这么多钱叫公家受了损失，太可惜了。这只怪自己太不小心，以后一定注意改正。我现在请求党代表给我处分；丢了公家的钱，就从分给我的伙食尾子里慢慢地扣吧！”
党代表看着我那惶愧不安的样子，便笑着问道：“你想受什么处分呢？扣你的伙食尾子，这要扣到哪一年才能扣得清呀？”
“连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伙食尾子什么时候扣清什么时候算。”
党代表见我十分认真，便既严肃又和蔼地说道：“算了，这次不给你处分了，伙食尾子也不扣。不过错误可不能再犯，这次你虽然是偶然不小心，也是要不得的。衣服口袋破了，为什么不早点补好呢？这样不经心是会坏大事的。你已经当了这么久的班长了，要处处给大家作模范才行，以后可不能那么孩子气了！”
上士问道：“这个亏空怎么办呢？”
罗党代表略考虑了一下，便说：“想办法从连的办公费里挤一挤吧！大家的伙食一定想办法办好！”
从连部出来，我心里十分激动。罗党代表既没处罚我，又没扣我的伙食尾子，是为了使我今后更好地改正错误，是对我的一次有力鞭策；正因为如此，我也越发为自己的过失而羞愧不安。我暗暗地责备自己，今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再不能这样粗心大意的了。不然就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那就太对不起党代表对我的教育和期望了。
“党代表的启示”……这里我想起我当班长时第一次打人的事。大约是1928年初冬的一天，傍晚时分，我们班完成了军士哨，回到连的驻地。天气特别冷，又刮大风，我们回来晚了，来不及上山拾点干柴，所以无火可烤。大家钻进加盖了稻草的单薄的被子里，无论怎样也不能入睡。一个俘虏过来的永新籍士兵要求把屋里老百姓的稻草烧点取暖，我考虑到这既违反群众纪律，同时稻草又少，不能解决问题，也没多作解释，便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耸着肩膀，缩着脖子，把两只手放在嘴边哈着气，无可奈何地出屋去了。过了不大会功夫，忽然见他高高兴兴地从外面抱着一捆干柴进来了，一面大声地吆喝着大家起来烤火，一面蹲在地下，抽出一把柴烧了起来。当我弄清楚这是拿了老百姓的东西时，便叫他立即送回原处去。他蹲在地上一动不动，还是继续往火上加柴。我生气地从铺上爬起来，把他手中的柴一下子夺过来丢在地上，再次命令他把柴送回去。他蹲在地上呆呆地看着熄灭了的火堆，还是不动，也不响。我越发生气，便骂了他几句；这次他却不肯示弱，站起来同我顶了几句。我气急了，便向他脸上打了一巴掌。他没有还手，在一旁像小孩子似的伤心的哭了起来。一时屋子里的空气十分紧张，几个劝解的士兵都说那个永新士兵不该既犯了群众纪律，又不听班长的命令。他们都没说我什么，但是从他们的惶惑的目光里，我感到他们对我打人是有些不满的。
第二天一早，点过名之后，因下雨没有出操。连部的小传令兵忽然到班里找我，说罗党代表要我到连部去。我到了连部，党代表见我来了，把他坐的板凳让出一节叫我坐下，然后问道：“你们班昨天晚上出了什么事情呀？怎么深更半夜还吵吵嚷嚷、哭哭啼啼的？听说你还打了人？”
当时，旧军队的作风影响还没完全消除，我并不认为上级打部属是一件什么严重问题，何况说被我打的人又是咎由自取呢！我把事情的经过情形同党代表讲了一遍，最后理直气壮地说：“他犯了群众纪律，又不执行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唔！这么说你打人是对的喽？我提一个问题，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办法把全班管理好呢？”
这倒是一个新问题，我一时竟无法回答。
“怎么？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当士兵犯了一点错误，班长把你打骂一顿，你的心里会怎样呢？”
我一声不响，心里却在想着党代表提出的问题：是呀！如果我的上级把我打骂一顿，我的心里怎么会好受呢？我打人家不也是一样吗？
党代表接着说：“毛委员教导我们，用打骂来代替管理教育，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弟兄们有了缺点错误，要反复地向他们讲清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做到自觉地遵守纪律。今后无论如何也不准打人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我原来一肚子的理由，被党代表这么一说，都不知道那里去了。我终于在党代表和连长的面前承认了错误。这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从那以后，我一直牢记着这件事情。那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30多年来最后一次打人。
“诚挚、友爱”：罗荣桓同志对于士兵和下级极为关心爱护，令人难忘的，不论谁遇到什么困难，都会随时随地地得到他的帮助。有一次部队从山下的茅坪返回山上的茨坪，我们每人除了全副武装之外，还背着一条10多斤重的米袋子。那时我正在打摆子（发疟疾），走起路来十分吃力；再加上年纪又比较小，当爬越陡峻的黄洋界时，慢慢地落到队伍的最后面了。我因为怕给班里的弟兄们添麻烦，有病的事谁也没有告诉。我一面尽力地走着，心里一面发急：自己既是班长，又是党员，落在大家的后面可像什么话！但是不管怎样着急，两条腿就是跟不上去。正在这时候，忽然一只温暖有力的大手从后面攀住了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罗党代表。党代表问我：
“你怎么掉队了呀？是不舒服吗？”
我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没有什么，只不过刚打过摆子，走得慢点就是了。”
“来！把你的枪给我。这个山没多高了，你再加上把劲就爬上去了。不要掉队，一掉下来就不好赶了。”
一面说着，他就伸手来拿我的枪。我见他的身上已经背了许多东西，便紧抱着枪不肯给他，一面说：“我扛得动！我很快就会赶上去的。”
不管我怎样说，枪还是被他抢走了。在这种友爱行动的感动鼓舞之下，我咬紧牙关赶上了我们班的行列。像这样的事情，我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连里一些年小体弱的同志，罗党代表差不多都曾帮他们背过东西。
……患难之中的友情最为可贵。
事情过去30多年了。30年，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就在这一瞬之间，发生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变化呀……我觉得，每个革命者如果能经常回忆一下往昔艰苦岁月的生活，对自己那是非常有益的。
说得何等好啊。一个充满着无限感激之情的黄永胜，不到10年，竟变得像害怕瘟疫一样怕接触“老领导”的遗孀，急忙割断哪怕是下一代之间的联系。而当林家要选婿时，也不管儿子愿不愿意、合适不合适，黄永胜夫妇带着儿子的照片就到林家求亲，虽说未成，心意可表。这是一种多么快速而强烈反差的变化？政治扭曲了人。这不能不说是黄永胜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