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办公室。叶群忙着向林彪汇报：“罗瑞卿于6月1日打报告，要求把他那条腿锯掉。看来他是忍受不了了。哼，他也有今天。腿一锯，他就永远站不起来了。专案组写了个报告，昨天吴胖子把报告拿到会议上研究，江青、伯达、永胜都同意给他做手术……”
“你也同意了？”林彪虽然在问，他自信已料到答案。
“是的。我批了同意二字。”
林彪从沙发上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绕圈子。
“这条伤腿使罗长子很痛苦。”林彪自言自语道，“在这件事上，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不能让罗长子翻案！”
叶群有些愕然。“首长”考虑问题总是高人一筹，或语出惊人，叶群这一辈子只有佩服的份儿，容不得多少发明创造。她想问个究竟，林彪却已经在问她了：
“罗长子写的材料多吗？材料不少，有用的不多，对吧？做手术的时候他要是死了呢？人死了，没有材料也能翻案；人活着，有材料也等于让他死去。”
叶群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又照她一贯的做法报告着：“好吧，我这就去给吴胖子打电话。”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从叶群的脸上，林彪察觉到她的困惑。
“我明白。先突击审讯，搞出材料来，让他死了也翻不了案。”叶群真的明白过来了。
第二天，吴法宪把罗瑞卿专案组重新起草的报告送来了。上面写着：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将对罗的手术治疗推迟至秋凉之后进行……何时进行手术为宜，将另行报告请示。
叶群把报告看了一遍，很满意地在上面批道：“拟同意，请江青、永胜、法宪同志批示。”
有一天，吴法宪打来电话：“叶主任，罗瑞卿顽固得很，5个月来，专案组从他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
叶群满脸不高兴，她烦的就是吴胖子的办事能力，没有好气地问道：“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
“专案组考虑是不是趁他们外出调查的间隙，给罗瑞卿做手术？”
“这个我和林总商量过了。你们一定要给他根治，彻底根治，你明白吗？省得别人再拿这条腿做文章。”
“动手术的医务人员，我们准备挑选路线觉悟高，政治表现好的人。”
“当然啰，我们的医疗工作要为政治斗争服务嘛。”
不久，手术报告送来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切除，失掉了今后安装假肢的可能。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关于罗瑞卿后来进医院治脚，有一本书这样记载：1967年4月3日，罗瑞卿转到了三〇一医院住院。这是他的腿摔伤后第一次到这里来医治。按原来的规定，这位曾任过解放军总参谋长，被授予大将军衔的高级干部，应该住到医院南楼三层。那是他这个级别可以享受的待遇。但是他现在是已被定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企能享受老待遇？所以专案组将他安排到了医院外科14病室。这里是南楼的附属病房，是三〇一未修建南楼之前的高干病房。14病房位于外科的顶层，房间比南楼要狭小，室内设备也不如南楼先进。
专案组给罗瑞卿指定的病房是14病房南面的第二间，靠近走廊的尽头。他们给罗瑞卿起的化名叫“郝少平”，显然是从郝治平那里联想过来的。虽然外人难以知道病人的真实身份，但医院里认识罗瑞卿的人不少。有一次他看牙齿，就被曹家信副主任认出来。她看到站在他身边的监护人员，又看了看病历上“郝少平”3个字，深情地向罗瑞卿点了点头。罗瑞卿自然什么也不好表示，也是用点头向曹家信示意着。在罗瑞卿重新出来工作以后，他有一次在三〇一医院看病时又遇到曹家信。罗瑞卿坐在轮椅里握住她的手，说：“曹大夫，谢谢你为我治好了牙病。那时有看守人员在场，我什么话也不能说，现在再次向你表示感谢。”
如前所述，罗瑞卿的腿摔伤后，周恩来曾有过指示，在罗瑞卿住院治疗期间，不能拉出去批斗。但专案组并没有执行周恩来的指示。他在住院期间经常被押送到批斗会场。由于经常遭受批斗，罗瑞卿腿上的伤口一直不能愈合，总是流着脓液。医院诊断为慢性跟骨骨髓炎，股骨头坏死。先后在北京医院和三〇一医院做过几次手术，但均未达到预期效果。专案组有时还利用罗瑞卿的伤腿整他，使他痛苦不堪。
1968年6月1日，罗瑞卿向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做截肢手术。报告中说：“左腿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经常流脓水，又跌断了左腿的骨头，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在此之前，1967年11月20日到1968年2月11日，他曾经在三〇一医院住院治疗过腿伤。周恩来曾看过他骨折的X光片，并在办公室里拿给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看过。但是鉴于当时“文革”的复杂形势，周恩来没有叫卞志强参与罗瑞卿的医疗工作和手术问题。罗瑞卿要求做截肢手术的报告上送之后，专案组派人到三〇一看了病房，他们仍然将罗瑞卿安排到外科14病房。
直到1969年初，同意罗瑞卿做截肢手术的报告才转给了三〇一医院。医院开始为他做手术前检查和术前讨论。参加手术的医生都到罗瑞卿的病房看了他的伤腿。
1969年1月25日下午，罗瑞卿的截肢手术在三〇一医院外科手术室进行。由副院长曹根慧主持手术，骨科副主任党广博和主治医生王一德担任手术医生。周恩来对罗瑞卿手术的指示是：“保证治疗的效果和安全。”为了在发生意外情况时组织抢救，医院指定了外科主任陆惟善到手术室进行指导。
由于罗瑞卿和郝治平当时被关押在两地，子女们也不知下落，医院无法按惯例征求家属对手术的意见，就凭着中央对罗瑞卿的手术报告为依据了。
罗瑞卿平躺在手术台上，头对着门，脚对着窗户，虽然他患有心脏病和肺气肿，但手术进行顺利，术后的伤口恢复也很好。
一个月后，医院准备在3月2日为罗瑞卿做切除股骨头的手术，参加手术的还是原班人马。但在2月28日，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突发心脏病，邱会作打电话给三〇一医院领导，要他们立即带医生去参加抢救。这样，在3月1日清晨，副院长曹根慧和心肾科副主任黄大显乘飞机前往武汉。主持罗瑞卿手术的任务就交给了三〇一南楼主任李普。
3月2日，医院按原计划为罗瑞卿进行了第二次手术，顺利地为他摘除了已经坏死的骨头。手术后，又经过半年的治疗，罗瑞卿于6月6日出院。出院前，他一再向经治医生表示感谢。
罗瑞卿在自传中说的情况与前面所引的那本书所记述的不同。他在自传中写道：
此时我脚上的伤口不仅原有的未好，在它的附近又长了几个脓包，很快又成为新的伤口。原来已经封闭的老伤口又重新穿破流脓了。4月初的一天晚上，通知我去住院，说组织上要治好我的腿。第二天，医生在病房内为我做了一次手术，说是先肃清外围，然后治疗主要伤口。手术后医生说，我的脚跟骨里头是通的，好像一条小隧道。纱布可以从这一边通到另一边。说要用药使里面长好充实起来，也许伤口可以愈合，再后又到手术室动了一次手术把剩下的跟骨全拿掉，经过一段上药治疗，伤口仍不见好。医生说截肢倒很简单，可现不考虑此点。
约在4月底又通知我写政治自传。我写了。自传写好后，就不断将我从医院拿出去斗，也不断有审讯。直到9月，将我从医院拿出去一连斗了几天。晚上住的地方蚊子奇多，又不给挂蚊帐，睡不了觉，实在是疲惫不堪。一天晚上通知我回医院，我以为这下可以回去休息两天。谁知回到医院第二天就发高烧，重感冒。晚上起来小便时头晕脚软，重重地跌了一跤。看守人员将我拉起来，我觉得腿很痛。第二天医生来搬了两下腿，说没有关系。我说有些痛，医生说，跌痛了热敷几天就会好，骨头没有坏。再一天，我的热退了。医生下午还来试了一次表，证明已经没有发烧，于是看守人员就来通知我出院。我想原说将我腿治好，现在我的脚并没有治好，而且重感冒刚治好，腿还在痛。我在医院名义上住了五个月，但有近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住在院外。有一次开刀后不到一个星期，线都未拆，就拿我出去斗。当时我要求至少要拆了线。看守高声说，医生讲可以，你说那些干啥？我又说，这太残酷。看守自然更不满意，又大声吼叫了一通。
出院后又审问，叫我交代历史问题，要我写书面材料。我即写了，除了说明我的认识外，我申明我再没有什么问题可交代。
出院后我的腿大痛起来，一动作特别是上下汽车时痛得忍不住，晚上痛得睡不着觉。不仅不能向左侧卧，也不能仰卧，只能勉强向右侧躺，整个晚上连翻身也不行。去厕所也成了问题。我自己买了一个热水袋，每天热敷几次，皮肤都烫黑了，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以后队上医生要我自买一些四环素吃，说吃了就好了。我买了60粒，吃了10天，仍然无效。不久发现腿肿了。送我到附近一个部队的医院去拍了几张X光片子，大概就发现了是骨折。
11月中或下旬，又送我上三〇一医院，一检查是严重的骨折。两个医生似乎还发生了点争论。一个说上次出院时检查可能马虎了。一个说，上次确未发现。告诉我：先要减少疼痛，而且避免接骨开刀，采取牵引治疗。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特制的床上，把腿牵了起来，脚上吊着一块几公斤的铁砣，而且要逐渐加重。因此左脚上的伤口又肿又痛。有时忍不住打一针止痛药。腿牵引起来后，实际上已将人固定在床上，除睡觉外只能用两床被子垫着背坐着。说是要牵引十来个星期看要不要开刀接骨。可是只牵引了一个星期，又把我解下来，拉出去开斗争会。当天晚上送我回医院，可医生几天不来。后来来了，也不讲任何话，不检查，又把腿吊起来了事。
就在这个时候，又要我交代问题，写检查。并警告我说，是时候了，不能再丧失机会，如不采取主动，后果自负。但是当时我只能说真的，不管怎样，我也不能乱说。因此审讯过程相当紧张，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我受了相当大的折磨。这种审问，整天都干。有时要我写材料，早上要，晚上就得写好。一直继续到1968年2月，中间除过年、过春节外很少停过。
1968年2月上旬，医生来将我的牵引架子拆了，对骨折的左腿未再做任何处理。第四天看守又来通知我出院。医生则拿来了几包灰锰氧要我自己洗伤口。我说骨折你们还未治疗，至少应该再检查一下，回答说：以后再说。
原来，让我出院还是因为审讯，要交代“重大历史问题”，并说有人已经检举你了，逃不掉了。并说我在铁的证据面前仍然顽抗到底。我当时表示，我的腿并没有好就把我从医院里赶出来。我没有的我绝不承认，绝不乱说。这个审问有个把月，也是整天干，有时夜晚还干，并几次对我说：你逃得了上午，逃不了下午，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白天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夜战。这个场面你觉得不过瘾，我们还可以加大场面……
就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腿仍然痛得不行，脚的伤口也经常流脓、流水。因此，我写了一个报告请求再给我治治脚上的伤口和大腿的骨折，我并请求伤口如果治不好，就把腿锯掉。但我想，如果要治是不会治不好的。
1968年7月一个下午，审问完我以后通知我说：“毛主席亲自批准你再去住医院。”
第三次住院后又在那里接着审问，情况相当紧张，审问的人很多，有时多达十几人……
（引文均见点点：《非凡的年代——我的父亲罗瑞卿》）
罗瑞卿在那一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他一直在要求“组织上”给他治腿。但是林彪、叶群等人控制的专案组不仅不给他治，反而利用他的伤腿大做文章，作为逼供信的手段。
在林彪的明确指示下，医疗问题开始完全为政治斗争服务。专案组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以后，但是到了秋凉仍没有进行。而是拖到了1969年初。罗点点了解的情况是：1月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术前讨论的情况下，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临时换人。以致这些医务人员连病人都没见过。这次手术截去了父亲左腿小腿三分之一部分。五周以后又将父亲跌断的股骨头毫无道理地摘除。使得剩下的残肢失去了和身体的骨性连接。使父亲以后安装假肢都十分困难。被摘除的股骨头也没有按照常规送去做病理检查，而是被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人扔在焚化炉里烧掉了。
罗瑞卿再也站不起来了。
林彪一伙是这次阴谋的制造者和胜利者。他们从中得到了许多可供参照的办法，只要如法炮制，他们相信无往而不胜。于是，一个个过去碍手碍脚碍眼的“大石头”，现在他们都有了搬开他们的信心。他们的办法还是往他们身下插进诬陷的撬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