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上午9时，调查“跃进”号的舰船编队从上海吴淞码头起航了。
这是一支庞大的编队，其中有护卫舰、扫雷舰、猎潜艇各两艘，还有4艘潜水作业打捞救生船和一条油船。全编队出海人员多达千余人。组织这么大的编队阵容，到较远和较深的公海作业，在人民海军建军史上还是第一次。正因为如此，指挥员的心情是沉重的。
“成都”舰成为编队的旗舰。陶勇等主要将领都坐镇在“成都”舰上。
天公不作美。编队起航不久，海面上的雾气越来越重，最后竟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海天不分。那些可以作为航海依据的水面目标和天空里的日月星辰，都被浓雾遮住了。就是站在指挥台上向前瞭望，也只能模糊地看到舰首的轮廓。陶勇下令抛锚。
到下午13时左右，雾稍微小了些，但视距仍小于0.5海里。
“怎么办？”指挥所人员都注视着陶勇。陶勇站在指挥台上，他正紧锁浓眉，左手举着望远镜凝视前方，右手捏着手绢不时地擦着望远镜的镜片。他明明知道雾在加重，但仍希望能在浓雾中看到自己的编队。他看了一下表，命令道：“拔锚起航！不能再等老天了！”他知道，新华社已经发布了关于我编队赴济州岛西南海域调查沉船的公告，必须按时到达作业区。
舰队慢慢地起航。
安舰长仿佛知道陶司令的心思，大声命令下级：“舰桥舰首增设瞭望室，按原航行计划前进！”
陶勇走上前去，朝他点点头。看得出，他对安舰长的安排表示赞成。
过了一会儿，在对诸种情况进行认真分析后，陶勇向整个编队下令：“各舰保持编队，必须在预定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当当！当当！”舰首附近海区抛锚船只的钟声此起彼伏，唯有这支编队各舰船不时地发出雾号，仍在顽强挺进。
“我说小安哪，你说我们这样做有危险吗？”陶勇突然问起安立群。不等他回答，陶勇又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同困难险阻作斗争！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就是一个十足的孬种！”
陶勇是有感而发的。他给安舰长他们讲起一件事：
那是5月12日，周总理乘飞机赶到上海来指导调查“跃进”号的头一天。当时也是浓雾遮天，陶勇等领导到虹桥机场迎接总理，大家都以为飞机无法降落，总理不会再来了。可正在这时，有人前来通知：总理的座机改在龙华机场降落。陶勇他们恨不得立即赶到龙华机场。可是由于雾大，汽车不得不减速行驶。好不容易到了龙华机场，却只听到有飞机的声音，怎么也看不到飞机的影子。大家的心，一下悬到半空中，直到飞机安全着地，心还在怦怦地跳着。
说到这里，陶勇情不自禁地感慨起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真不简单！我陶勇第一个要向总理学习！”
夜已很深了。大海上除了舰船上的灯光外，就是不绝于耳的涛声。陶勇还没睡，他在舰上到处转悠着，从航海室到轮机舱、锅炉舱，连只能容纳一人的狭小的罗经室也挤进去看了看。他看到水兵们个个精力充沛，十分专注地工作着，甚至有人走到他们身边，都没有发觉。陶勇对此很是欣慰，连连问候：同志们辛苦了！
最后他来到驾驶室，见安立群还站在那里，就催促他：“小安哪，你也该休息了！”未等安舰长回答，他似乎想起什么，有些歉意地说：“我睡了你的舰长室，占了你的窝，你在哪里休息呀？”
安立群指了指驾驶室尾部的一个小仓库，说：“我睡那里面。”
陶勇有些不放心，走过去瞧了瞧，见这个小仓库连门都没有，进去要爬才行，连说：“委屈你了，委屈你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航行，编队顺利到达了“跃进”号出事地点。
第二天开了一天会。晚上，忙了整整一天的陶勇把安舰长叫到舰长室，让他坐下，把首次去寻找“跃进”号的经过一五一十再讲一遍。这个情况其实陶勇早已知道，但他为什么还要再问呢？安立群琢磨，可能是陶司令为即将开始的搜寻工作做进一步的论证。于是，安立群把经过又说了一遍：
“5月1日，我舰担任战备值班任务。下午2时多，无线电班长徐国兆报告：我国的‘跃进’号发出国际求救信号‘SOS’。我们立即向上级作了报告。傍晚，我们‘成都’舰和‘昆明’舰一起，奉命驶往南朝鲜的济州岛以南海区搜寻。翌日凌晨到达‘跃进’号失事海域。天刚放亮时，值更信号兵发现一艘汽艇。我们立即接近汽艇，发现小艇确属‘跃进’号的救生汽艇，但未发现有人。这艘汽艇的缆绳仍联结着‘跃进’号，不一会儿，‘跃进’号继续下沉，那艘小艇也不见了。又过了一会儿，声呐兵报告，发现水下有金属的回音。”
陶勇问：“是在什么位置？”
“当时航海长记下了这个位置，是北纬31度58分，东经125度15分。后来上级来电说：‘跃进’号的船员已被日本的‘壹歧丸’救起，让我们向佘山海面搜寻，找到‘壹歧丸’把中国船员接回来，我们就返航。”
“北纬31度58分，”听完安立群的叙述，陶勇沉思着说，“东经125度15分，如果这个数据准确的话，那就是说发出金属回音的地方离苏岩不远！看来，我们应该首先找到苏岩礁！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说。”
第二天，天气依然被浓雾紧锁着，能见度很低，只能看到100米左右。但为了迅速找到“跃进”号沉船的位置，弄清情况，编队不顾大雾中作业带来的困难，立即投入了搜寻工作。陶勇命令猎潜艇“金州”、“兖州”在雾中以双艇编队搜索“跃进”号可能碰上的苏岩礁。
苏岩礁如果在陆地上会像一座山，万吨级的远洋轮停靠在它的身边会显得很不起眼。然而它沉睡在深深的海底，完全依靠水声设备去找，这就犹如大海中捞针一般。
这天下午，“金州”艇的声呐首先发现可疑目标，接着“兖州”艇的声呐也发现可疑目标。经过鉴定还不能肯定是苏岩，便又令扫雷舰“沙家店”号和“周口店”号参加进一步搜索。在扫雷舰的搜索区内，不久也发现了目标，但仍不能肯定是苏岩。这时，天也黑了，无法继续搜索了。
苏岩礁的发现，引起了张智魁与“跃进”号二副之间，在推测者与亲历者之间言辞平和而实质尖锐的争论。
“你认为船沉在什么地方？”张智魁发问，因为初步的判断关系到在礁石的何种方位进行重点探察的问题。
“应该在苏岩礁以南，因为海图标着距苏岩礁15海里转向，我们没转向便沉没了，可见离苏岩礁还远。”
张智魁问：“那你们认得苏岩礁吗？怎样知道没到苏岩礁呢？”
二副默然。他原以为苏岩礁是突兀水面向人们警告的一个标记！
悲剧的发生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而潜伏在海底并无露出水面的岩礁更可怕！
第三天上午，根据猎潜艇发现的目标回音音质和幅度以及水深变化判明，终于发现了苏岩礁。
找到了苏岩礁，群情振奋，陶勇就跟战争年代一样，只是狠狠地抽吸，早忘记了疲劳，立即与其他领导一起，研究划定了搜寻沉船的区域。
5月21日，在苏岩以南，以4艇编队进行搜索。因雾大，后改为2艇编队分区搜索。大约经过3个多小时搜索，“金州”艇声呐发现有金属回音，并看到海面上有大片油迹和气泡等。该艇反复通过目标上方，测出水深从50米突然变为32米，用磁性水托鉴别时感觉有吸力拉不动。这个情况，报告指挥舰后，陶勇命令指挥舰“成都”号加速前进，到达目标区后，也用声呐对目标进行反复的鉴别。
站在指挥舰上的打捞局长张智魁扒掉外衣，要下小艇去看个究竟。
“不行！”陶司令员阻止他：“你是作业的指挥，不可离开位置！想想还有没别的办法？”
“可以拖兜！”拖兜，就是将一条钢缆的两头由两条船牵引，成“U”形在海底拖拉，搜寻目标。这是张智魁惯用的土而实在的找船方法，它经常在现代化仪器、设备无计可施时高奏奇功。
“海设”、“救捞1”号在张智魁的导引下缓缓搜寻，突然看见钢缆一绷，两船都感到水下沉沉地一拉，拖住了！
在拖扫中，有两艘艇的小锚刮有白色和绿色油漆。13时左右拖到了沉船，“海设”号起锚时，锚上夹有玉米。再次抛锚时，锚钩住了沉船。至此，肯定了“金州”艇发现的目标就是“跃进”号。
陶勇他们接到报告很是高兴，陶勇在报告电文上激动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通过总参和海军迅速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总理。周恩来回电鼓励编队继续努力，一定要把“跃进”号沉没的真正原因搞清楚。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陶勇和其他编队领导一起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用3艘调查作业船继续对苏岩礁和“跃进”号进行潜水探摸；3个舰艇分队一面担任警戒，一面探测该海区的水文气象地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