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6日以前,庐山会议还是开得比较轻松的,确有“神仙会”的味道。根据会议的安排,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或跳舞,星期天休息。开会之余,有人游览风景名胜,有人做诗填词。特别是毛泽东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由周小舟、胡乔木二人传出后,山上更是诗风大盛。
毛泽东的心绪也是平静而轻松的。他甚至怀揣着一个多年的愿望:那就是能否秘密会见一下阔别已久的贺子珍。
贺子珍是1947年从苏联返回中国的。据说毛泽东当时准备让她仍回到自己身边,说这是历史造成的,还是要按中国的老传统解决。可是后来组织上又决定不让她进北京。在行动上,她无疑要服从组织,而思想上她仍对主席一往情深,思念不已。在1954年9月全国第一届人大期间,她打开收音机,照例收听每日新闻,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她凝神细听,这不是毛泽东在说话吗?是他,是他……砰的一声,她昏倒在沙发上。经过抢救,她虽然苏醒了,而精神上的健康,再也无法恢复。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贺子珍在上海时,时好时坏,她提出到江西南昌住些日子,仍不见好,复发的症状越来越重。发病时,她疑虑、恐惧,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总认为有人要谋害她。厉害时,不吃不喝,木然而坐,两眼发呆。她的体质完全垮了下来,与年轻时挺拔秀丽的模样相比,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她若不发病时,仍然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脑也清醒,但不能谈得太久……
毛泽东对此多少有些耳闻。他又是个怀旧念情的人,心里总不免想起她。1954年,贺子珍听到他在广播里的声音发病的事他也听说了,轻易不落泪的毛泽东流泪了。贺子珍到江西后,毛泽东让他俩的女儿娇娇(李敏),多次到南昌来看她,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毛泽东还多次给贺子珍写过信,有时是让李敏带信,信的开头总是称呼贺子珍为桂妹,因贺子珍生在桂花飘香的季节,小名就叫桂花。据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分析,毛泽东词作中《蝶恋花·答李淑一》中的杨、柳都有所指世人皆知,而“吴刚捧出桂花酒”中的“桂花”应是贺子珍。(以下参见水静:《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江苏文艺出版社)
7月7日中午,杨尚奎回到家里郑重地对水静说:“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
“什么事,这样急?”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毛主席要见她。”朱旦华是毛泽民的原夫人。
水静几乎叫了起来:“啊,这可太好了!”她一直希望有这样一天。她也曾就此事问过杨尚奎:“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杨尚奎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水静以后就不存指望了,当事情真的要发生时,她都不敢相信了。
“你听我说,”杨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水静大声说话的手势,说:“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他又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贺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以免她过于激动而触发旧疾,他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第二天,水静将贺子珍接到车上,便向庐山飞驰。到了庐山涵洞左侧的28号房,贺子珍住下,水静就和毛泽东联系。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在电话里问,声调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水静报告。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
次日中午,趁贺子珍午睡,水静到了毛泽东住的“180号”,即“美庐”。她进去时,毛泽东正在抽烟,等着水静。水静将如何将贺子珍接上山的情况简略汇报了一下,告诉主席,大姐情况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毛泽东点点头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
毛泽东继续说道:“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水静想起朱旦华,问:“要不要找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就可以。”毛泽东已有所考虑,他想尽量缩小知情面。
水静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毛泽东紧锁眉头,使劲吸着烟,心事重重。他没有直接回答水静的问话,而是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晚上9点,一辆吉姆轿车径直开进“180号”院,缓缓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泽东卫士封耀松,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贺子珍,水静在另一面扶着,一起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泽东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泽东的卧室。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封耀松送贺子珍进里间时,水静就在值班室休息。一个多小时后,毛泽东召唤卫士的铃声响了。一会儿,封卫士把贺子珍扶进值班室,让她坐下,然后对水静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水静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泽东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对水静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水静盯着毛泽东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毛泽东夹着烟的手朝水静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毛泽东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
水静陪贺子珍回到住所,一直想着毛泽东要她办的事。当贺子珍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水静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贺子珍说道,“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安眠药,水静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是呀,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尚奎也是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水静乘势说道:“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贺子珍不及多想就把药瓶递给水静:“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没见过哩。”水静接过药瓶。“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贺子珍爽快地说。
水静暗暗嘘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她给封卫士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这天下午,贺子珍返回了南昌。此次相见,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延安别后的第一回,也是此生的永诀。本来毛泽东是抱着热望的,可结果令他失望。这种心情上的落差,不知是否也影响了他对庐山会议的期望值?